第一节 台湾政党与政治史研究

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沿着“革命史范式”进行的，台湾史研究亦是如此。虽然改革开放带来文化观念多元化，“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持续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台湾史研究的思路，但至少到21世纪头10年，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并未走上“现代化范式”主导的道路，台湾政党与政治史研究始终是大陆地区台湾史研究的重点与重心。台湾地区的台湾史研究则受“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呈现出与大陆地区不同的研究思路与主体关怀。即便如此，政党与政治史研究仍是其无法忽略的部分。有关台湾政治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现象在大陆和台湾是基本一致的。在80年代以前，对于台湾政党与政治史的认识较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观性强，用词极端，这个趋势在80年代以后逐渐弱化，这种弱化并不意味着现实价值与时效性的弱化。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政党与政治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运而生”，是现实政治催生下的产物，且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交融，这也是台湾现代政治史研究的特点。

一 政党与政党政治

（一）国民党

国民党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后退据台湾，又连续执掌政权50年，2000年第一次被民进党取代执政，开始政党轮替，其间几经兴衰。

王建民认为，国民党接收台湾，其在大陆时代的统治体系及政治派系在台湾无法向地方延伸。随着台湾政治本土化的发展及本地精英与地方势力的逐渐结合，这种上层的政治派系在台湾没有发展空间与基础，加上国民党中央对党内的整顿，很快退出政治舞台。国民党退台后，起用大批在日据时代到大陆求学，甚至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台湾人即所谓的“半山人”，这些从大陆返回台湾的本省人，组成“台湾宪政促进会”，各自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并逐渐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与派系，而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地方派系的兴起。[※注]

国民党退台初期，曾发起一场大规模党务改造，整顿了党员队伍，奠定了治台基础。台湾地区虽自20世纪80年代即有相关专著[※注]，但多根据改造时期的会议记录和文件，对改造政策、措施和目标进行片面褒扬式的评述，改造实际进展情况和效果方面受到忽略。大陆学界亦有一些相关论文。[※注]冯琳的研究则将宏观研究推向微观与深入，且利用大量地方党部资料对改造实际效果和局限有了更多的探讨，指出改造的贡献是实现了蒋家党的确立与中央权力的加强，完成了党政关系的调整和各项制度的建立。[※注]学界不少研究认为，国民党通过20世纪50年代初的改造等措施，消除了派系争斗。[※注]但冯琳指出，经过改造，派系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并未消亡。在党内及“政府”部门派系现象依然存在，旧派系被削弱的同时，地方派系以新的形式出现，门户之见由公开转为相对隐秘。[※注]

此外，对于改造时期国民党所开展的具体党务和路线，近年来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改造运动对基层设置做了重大调整：以小组取代原区分部成为基层单位，改区分部为虚级等。但这些举措未收到健全基层的效果。国民党汲取过去办党和执政教训，试图走群众路线，沟通全党思想，了解民意，并使每个党员都成为反共防共耳目，而将社会调查列为党员基本工作。社会调查与特务工作不同，但在保密防谍方面存在相通处。国民党退据台湾后，为克服以往弊病，出现了一场反思热潮，倡导“群众路线”，其意在另起炉灶，在以前边缘化的统治区域站稳脚跟，赢得民众，建立所谓“模范区和复兴基地”。然而，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局限性，其“群众路线”所行不远，与民众之间仍有距离，在台湾根基的稳固尚不能实现。[※注]当国民党退据台湾后推行改造运动进行整肃时，毛邦初案与刘航琛案成为台湾岛新闻的焦点。尽管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很大，但阻力也很多，整肃贪污形同虎头蛇尾。此两案也使许多人对改造丧失信心，国民党改造成果大打折扣。[※注]

CC派曾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派系，然而到台湾后，该派系势力不再。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 CC 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最后通过，表明当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择一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仍不断发出不太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注]

除了退据台湾初期蒋介石推动了一场党务改造运动外，十几年后他再次推动党务革新。陈红民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蒋介石一再强调要推动革新，及时发现问题，对症下药，才有了后来的实效，同时也为后来全面推展的“革新保台”运动做了铺垫。这场革新所涉层面之广、程度之深，“是国民党到台后所仅见，不少方面已动摇了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根本”。当然，亦应看到，“十全大会”后的“革新保台”是在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国民党的统治、党外势力兴起的条件下制定的，目的是革新政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注]

甘观仕等认为蒋介石始终强调国民党“革命政党”的一面，实际上是“专制政党”的一面。蒋经国对“革命民主政党”的解释，在理论上更突出“民主政党”和“结合群众”。国民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在经历七八十年代的“党务革新”之后，从20世纪50—60年代所保持的“专制政党”的形态，向具有明显地区性特征的“民主政党”过渡。[※注]但亦有观点认为，蒋经国提出的“党务革新”和蒋介石逃台初期对国民党的“改造”在实质上相同，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长期形成的一党专制体制。[※注]

“政治革新”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社会日益多元化，民主化思潮风起云涌，主导台湾政治改革的国民党自身“一党独裁”“党国不分”的体制结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国民党“党治”陷入困挫的情况下，“党政分离和决策民主化”原则应运而生。[※注]为延续政治生命，国民党不得不调整政党体制和组织形态，由革命的、垄断型政党朝民主的、竞争型政党转化，由权力组织转变成选举机器。[※注]

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是关系到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性会议。李强认为，国民党十三大首次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中央委员，权力再分配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李登辉重用、依靠军事强人郝柏村的同时，又预伏了如何有效地扼制军方和行政元老派系势力膨胀的危机。经此次权力重组，蒋经国生前所搭建的李登辉统揽全局、蒋纬国协助李登辉监国、李焕主党、俞国华主政、郝柏村主军的过渡体制的框架，出现空隙，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势态发生了倾斜。[※注]

蒋经国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坐大，总裁权威削弱，政要、学者预言：国民党处在分裂边缘。一些人提出“国民党自民党化”的革新建议，希望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模式重建党内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国民党是否可能走向“派阀化”？藏志军、刘国深指出，其决定性因素是派系的内外条件，而非部分当权者的喜好。国民党派阀化具有有利因素，但这个结果并非一蹴而就，在当时情况下还存在三大障碍，首要一点是“宪政体制”究竟走向“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如果是走向“总统制”，则内造政党之途便难以实现。[※注]

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内争公开化、激烈化，李松林认为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干预。作为“一介书生”和无班底的李登辉，之所以能在政争中屡屡告捷，其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对台湾事务的干预与介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党高层权力争斗的进程与结局。[※注]

1993年，国民党“十四全大会”确立了“李登辉时代”的到来，是国民党彻底“台湾化”的转折点。此会规定国民党的性质由“革命民主政党”，改为“民主政党”，虽促进了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削弱着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全面控制力。[※注]此种转变牵涉到党内各派利益的调整，体制结构的转换，与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的处理等各种因素。因而，在转变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内外压力并重，给国民党的发展投下阴影。[※注]此后，党主席李登辉数次宣称，国民党已“老店新开”，变为“台湾国民党”。台籍私人资本成了国民党的主要经济基础；党地方派系化；台籍人为主的国民党主流派完全掌控了国民党，以大陆籍为主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被挤出决策圈；公开丢弃“国父思想”，以“李登辉主义”取而代之。[※注]

作为一个体制结构上深受“列宁式政党”影响的政党，当代国民党在组织结构、权力运作和政党理念等方面，仍留有“革命政党”色彩和苏维埃政党的特征。由于长期执政，国民党还积累了许多封建专制的政治包袱，如“党国一体”“以党干政”的现象普遍存在等。[※注]而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陷入政治迷途：对内在“宪政改革”下推行“本土化”“台湾化”等“实质台独”的种种行为；对外不断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推行以“两国论”为主轴的大陆政策。[※注]

到21世纪初，国民党拓展社会基础的能力的下降给“台独”带来膨胀的空间。国民党包袱沉重，机器老化，内部问题突出，改革力度无法满足民众，“本土论述”未取得突破，这些削弱了国民党、泛蓝军拓展社会基础的能力，客观上助于“台独”势力巩固基本盘。[※注]

2000年国民党丢失执政权，有人认为，李登辉的破坏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挑起的党争，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实力，致使国民党陷入组织系统混乱、实力人物出走、元老重臣、党的综合实力下降和支持群体的无规则重组状态，埋下国民党大选失败的种子。[※注]不少大陆学者认为，国民党2000年失去台湾政权固然有“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历史的遗患及自身腐败、黑金、派系等原因，但这一失败与李登辉的所为确有脱不开的干系。[※注]

2004年“3·20选举”挫败后，国民党陷入路线争议，党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认为国民党败因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必要先在党内“统一思想”。国民党中常会于8月完成名为《民主、和平、新台湾》现阶段基本论述草案，但草案中的基本论述已看不到国民党原本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反台独”“反公投”“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等基本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今天的中华民国已经和台湾合为一体，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主、和平最大保证”、“在地命运共同体”等等语意模糊暧昧的字眼。这些模糊的定位解决不了党内的政治路线之争。[※注]

马英九上台之后，一度采取“党政分离”的做法，承诺不兼任党主席，不插手党务，但由于重大事项缺少沟通，致使党政关系不顺、施政频遭党内掣肘，出现“党不辅政”甚至“以党反政”的窘况。马英九不得已重新出任党主席，确立“以党辅政”的运作新模式。中常会功能转化为协调沟通，使“以党辅政”模式运作有了组织保证。“以党辅政”立意颇佳，但实际运作时，出现党政分立、各行其是的窘境。[※注]

关于国民党治台时期的地方派系，研究者颇多，除前述有关研究外，还有不少。[※注]派系问题本来即为国民党一大顽症，退据台湾后虽一度削弱上层派系影响，但为求向下扎根，具有新特征的派系在地方滋生。有关研究是党派研究的一个焦点。

在大陆政策的定位方面，从一党威权体制下的“反共复国”到政党政治下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大陆政策随着岛内外政治生态的变迁也不断演化。近年来，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反独”立场虽依然鲜明，但“一中”原则却日益模糊，其“经营台湾”并与大陆“和平竞赛”的政策取向逐渐加强。[※注]林劲指出，1988年十三全大会是国民党大陆政策实质性转变的开始。[※注]

（二）其他政党

1.民进党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从组织结构来看，民进党各级机构基本上模仿国民党的“准列宁式政党体制”。[※注]90年代初，孙文举评论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打破台湾多年的政治格局，推动台湾实现政党政治，迫使国民党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民进党“台独”倾向日趋发展，已成为“台独”在岛内活动的温床和基地，使台湾政局复杂化而影响民主化进程，并妨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甚或成为绊脚石。[※注]民进党两个方面的作用亦为不少学者所认同，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崛起是国民党40年来在台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所引起的必然性的反弹，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利益的民进党对台湾政治的进步有一定推动，但它又有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注]

对于民进党在90年代前后的“台独”倾向，许钟萍指出“台独”活动从来就离不开国际土壤的培养。首先，美国部分政客明里暗地的支持是近来“台独”升级的主要原因。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际影响日升，一些前政府官员不断放出有助于“台独”的言论，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人公开鼓吹“一中一台”，提出所谓的“新主权论”。另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和苏联的事变，使民进党错误地认为共产社会的解体即将到来，这些鼓舞了民进党的“台独”倾向。[※注]

徐博东认为，民进党内的分离意识和“台独”倾向不断膨胀，终于蜕变为一个以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的虚幻构想为主要诉求目标的不折不扣的“台独党”。其质变的标志，即1991年10月在该党五全大会上公然将明列“台湾共和国”国名的“台独”条款纳入党纲。[※注]质变的原因是民进党的纲领、组织、纪律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及其运动，从内部推动其性质的演变和转化。在三对矛盾的运动中，狭隘的“本土意识”很容易被“台独”意识所同化和裹挟，从而将民进党拉入“台独”泥潭。[※注]

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建立在极端偏狭的“悲情意识”之上。这是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及其支持者的理念基础。强烈的悲情意识也使民进党内存在着狭隘的“族群意识”，省籍冲突常被民进党的政客利用，成为其最为便利的、实用的工具，代替了其他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的辩论。虽然民进党的所谓“族群政策”强调族群平等，实际上是排斥、敌视外省人，甚至包括客家人的偏狭的意识。[※注]

民进党在1991年底“国代”选举惨败后，开始淡化“台独”诉求，着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策略。到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内各派系基本达成共识，形成一整套新策略，开始强化台湾“实质独立”内涵。要点之一就是坚持“台独”的最高理想，先通过体制内的选举夺取政权，再经由“住民自决”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注]

1996年6月民进党召开“七大”，以此为标志，进入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上，尽量淡化“台独”诉求，重新解释“台独”党纲，以改变“台独党”形象；斗争策略上，放弃街头抗争和在“国会”议场上的“肢体接触”，以改变“暴力党”形象和“为反对而反对”的单一思维模式；强调与国民党搞“政党合作”，凸显执政能力；与新党“大和解”，避免族群冲突；等等。[※注]

2000年民进党获得执政权后，傲慢、腐败、黑金、以权谋私、偏离民意、一党专政、虚伪等“政治恶疾”开始暴露，特别是民进党一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台独”的言行，使民进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岛内主流民意的制约，限制了该党的扩张空间，因而不断推出“党务改革”方案。同时，派系政治也是民进党一大特色，当陈水扁宣称要对党内派系进行改革时，党内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注]

2004年虽然陈水扁连任成功，但其位不稳。“立委”选举受挫后，陈水扁在党内“一人独大”的地位受到挑战，内部围绕“后陈水扁时代”的权力斗争与路线争议也逐渐浮上台面。[※注]“政策路线困境是民进党一切困境之根源”。一是民进党对于两岸任何加强交流的举措，都站在民意对立面上，进行干扰、抹黑和破坏；二是面对“台独党纲”严重制约党的发展的现实，民进终不能正视，从而迷失在自我定位与发展中。[※注]

“法理台独”在台湾现有民主体制能够继续维持的条件下，是民进党保存实力以对抗国民党的防御性手段。它极大地压缩了国民党、民进党之外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逼迫中间选民放弃观望立场并在国、民两党之间（也就是民进党所界定的独立立场和统一立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也有效迫使国民党逐步松动其寻求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而一步步地向“台独”“独台”靠拢。[※注]

2.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到台湾后，由于本身的分裂和缺乏群众基础，对于现实政治已提不出新的主张与号召。它既无能对执政的国民党进行监督，也无法担负起反对党的功能和任务，只能给“在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增添点滴非一党体系的油彩而已”。在台湾开放党禁前的38年中，国民党和青年党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控制和反控制、一党专政与反一党专政的矛盾和冲突。[※注]

3.新党

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新党的公职人员努力“问政”，也坚决反对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在李登辉延任、“国代延任”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但“关键少数”作用的不再，且进一步发生的“家变”让新党的形象进一步受损，新党面临泡沫化危机。[※注]

4.亲民党

2004年，“国亲合”的炒作从未中断，亲民党既不敢公开拒绝，又不能贸然接受。但在泛蓝选民看来，国、亲早晚要“合”，且“合”的结果一定是亲民党重回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泛蓝老大、“正蓝”的代表。在这种普遍心态的作用下，亲民党的“泡沫化”危机渐渐浮出台面。[※注]

（三）党外运动及政党政治

蒋介石主政时期是“逐步强化的寡头集权统治”，自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通过《自由中国》事件把台湾早期在野政治势力的组党活动镇压下去后，台湾的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的活动整整有10年处于低潮期。到70年代，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党外势力又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抬头，并初步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注]

关于台湾的政党体制，杨锦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其体制是大陆时期的延续，政治上不能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相等同。可以说，“它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一个特殊环节而存在的”。台湾现实的政治环境具有特殊性，这给台湾政党政治的运作增添诸多不定因素。考察台湾政党政治，不能不注意到政治不稳态这一制约因素的存在。[※注]王英津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认为台湾的政党仍处于不断的组合与分裂之中，不确定性仍是其重要特征。虽然如此，台湾政党政治的内容已表明，台湾政党体制应属于西方型政党体制，即竞争型政党体制，而非中国式的合作型政党体制。[※注]

严安林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选举在“戒严”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特殊条件下进行，政党政治与选举并无直接关联，彼此相脱离。在这样的威权政治体制下，选举活动不会产生政党政治。1989年12月的三项“公职”（“立委”、县市长、“省市议员”）选举，为“解严”后首次“两党（国民党、民进党）对立、多党参与”的选举，表明台湾的政治格局由原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演变为“一党（国民党）独大、两党（国民党与民进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时代。[※注]相对多数选举制和单一选区两票制使台湾的两党制趋势越发明显，两党制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注]

台湾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是大陆学者较为普遍认同的共识。李水旺指出，台湾当局将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向“政党政治”方向调整，实质上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一定程度上引入台湾，但台湾的“政党政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成熟的、正常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仍有相当距离。[※注]刘红亦指出，1994年以省市长选举为标志，岛内“两党对抗、三党竞争”的“政治格局”基本确立，但“政党政治”仍处于不成熟、不稳定的畸形发展阶段。[※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杨锦麟提出，台湾政党政治处于“政治不稳态”状态之中。[※注]范晓军、林晓光则引入一个和产业社会的形成特征相关联的概念“在途”，来定义台湾政党政治自1986年公开组党参与政党竞争，中经第一次政党轮替，到可能发生的政党“再轮替”“再分化”为终点的“步入成熟期以前正在运行”的草创期。[※注]

近年来，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对抗压缩了小党生存的空间，不少学者认为台湾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具有分歧性、难以良性发展的两党制。这个两党制有可能是个过渡，未来会趋向某一方占优势的一党主导制。[※注]

孙云、文胜武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考察“第三势力”在台湾政坛的发展空间，发现在台湾目前的选举规则下，短期内“第三势力”除了在“不分区立委”部分不排除能获得个别席次的可能外，很难有其他进入政坛的途径。[※注]

二 “民主化”进程

（一）推动民主的事件及运动

1.地方自治

1949年3月，陈诚宣布将改组民意机构，实施地方自治。8月，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正式成立，关于地方自治的法规起草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1950—1951年台湾实施了第一届县市长选举。此后一直坚持该制度，并不断讨论修订有关规定。

黄嘉树认为，台湾地方自治在实施过程中，虽显现种种弊端，如地方制度法理紊乱、省级自治徒有虚名、县级自治束缚重重等，仍肯定该制度的实施，是台湾当局向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其积极的效用。[※注]朱天顺指出，1950年以后台湾的地方自治只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种形式，地方政权的阶级属性没有发生变化。这种状况到后来逐步发生改变，从国民党政权性质上的变化到“一党专政”的松动与民主制度的完善。[※注]

选举部门的派系主义对国民党来说是双刃剑，“既是国民党借以巩固威权统治的有效策略工具，也常常是造成威权体制危机的策源地”。地方派系在初期和国民党的合作是威权统治得以稳固的因素，而其反弹乃至投入反对阵营，则是加速国民党威权体制松动的重要变量。[※注]地方派系对于国民党对地方控制力的双重作用，为学界较普遍的认识，虽然对于这种双重作用具体表现的分析会有不同。[※注]

1990年台湾当局召开“国是会议”时，地方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五大政治制度改革之一被列入议程，要解决其“合宪化”等问题。朱天顺对此进行讨论，认为改革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地方自治改革目标仍任重道远。[※注]

2.雷震与《自由中国》

在战后初期台湾历史上，雷震对于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广及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1949年11月，雷震创办《自由中国》，以公共论坛的方式臧否时政，提出建言，成为台湾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源头之一。在战后台湾民主进程中，对于雷震及其“中国民主党”以及《自由中国》的研究是一个焦点。[※注]1989—1990年间，傅正将雷震日记、书信、著作加以整理，汇集成《雷震全集》[※注]出版。在此前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整理收藏的《雷震个人档案》内，亦有相当数量未出版信件与手稿。史料方面的整理、出版与公开，为雷震研究及台湾民主进程研究提供了巨大助力。2001年，大陆学者整理出版《胡适日记全编》[※注]，第八卷为1950—1962年。这一史料的整理出版对于组党运动、雷震案等台湾政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大有裨益。

随着档案资料的出版与思想意识的开化，大陆地区近年来开始有较深入的研究。何卓恩考察雷震的“宪政”思想，指出国民党撤退台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一直图谋“修宪”扩权。雷震认为宪法之本在于自由民主；“中华民国宪法”总体上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精神。其暴露出来的体制设计缺陷，不在于没有贯彻“全能政府”的理想，而在于未能完备确立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他坚持“宪法”的实施，“护宪”和“修宪”固然都有必要，但“护宪”比“修宪”更重要。他本人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为维护“宪法”尊严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付出了沉重代价。雷震的“宪政”思想值得当代台湾频繁推动所谓“宪改”的人士回味和反思。[※注]

陈红民等指出雷震的组党努力是其遭受打压的重要原因。新党的领导成员，包括了除国民党之外台湾两个最大的政治利益群体：国民党反对派（包括民、青两党及党外人士）、台湾籍实力人物，均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国民党面对着这样一个即将出世的新党十分恐惧。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面对即将诞生的反对党，他绝对不会允许。[※注]

关于《自由中国》的停刊，马庆认为，其中固然有台湾当局压制反抗言论的因素，但也有编委会内部分歧的主观因素。《自由中国》主要编委思想驳杂，未能形成最大合力。“内部思想始终不一与外部专制压力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自由中国》生命的终结。”他认为，胡适和雷震作为该刊核心人物，大体代表了编辑部内两个不同阵营。“他们不同的政治理念及由此产生的分歧，特别是在外界高压下的分化，成为《自由中国》停刊的重要原因。”[※注]吴麟对此并不认同，而是认为，雷震与胡适在创办《自由中国》时，基本理念并不迥异，只是具体观点有别而已。“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常遭误解，其实他已尽力斡旋”。胡适支持《自由中国》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但他认为胡适应该在勇气之外讲究技巧，如此才能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延续与拓展生存空间。[※注]陈漱渝、宋娜认为，胡适未能营救出雷震，只能屈服于政治的高压。[※注]

此外，邓文的博士学位论文《雷震与战后台湾社会运动》[※注]，对于雷震的社会思想在战后台湾的演变进行历史性的剖析，并以梯利的政治过程理论、麦卡锡和左尔德为代表的资源动员理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等社会学理论作为文章论述的理论支撑。论文指出，日后民粹式的街头运动正是国民党当局摧残雷震式社会运动的结果和代价。

3.保钓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镇压新党运动，逮捕李敖下狱后，民主运动处于消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保钓”为起点的爱国运动再起巨澜。这场来自台、港的中国留美学生、学人掀起的保卫钓鱼岛列岛主权的运动，很快发展成蓬勃的“中国统一运动”，高潮持续到1976年，尔后逐渐转变成不同方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李水旺认为该运动“同中国近代史上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并将留学生的爱国感情提升到为祖国、为中华民族统一而奋斗的更高层次”，是一百多年来留学生爱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该运动开始出现实现和平统一政策的思想萌芽。[※注]封汉章指出，“保钓运动”不仅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更重要的是直接引发了台湾社会深层的变动，促使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组合。能否看到并驾驭台湾社会深层的这股潜流，成为蒋经国治台时期遇到的一道难题。[※注]

4.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爆发的“高雄事件”，是国民党当局与党外势力间矛盾激化的产物。姚一平认为，它是国民党当局蓄意镇压党外势力有计划的行动。高雄事件基本上是一次民主运动，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是高雄事件的主流。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在严重挫折中重新崛起，1982年9月在党外“国是声明”中，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1800万人民共同决定”，并把这一主张归纳概括为台湾“自决”。“自决”概念并不能确切反映台湾人民的正当要求，且易被外国少数阴谋分子所利用。[※注]

（二）政治转型与政治体制

关于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政治体制，姜南扬认为，台湾1979年以前是二元政治体制，上层政治体制是某种“超阶级”的波拿巴性质，下层政治体制（除50年代初外）是资本主义性质。政治转型表示上层政治权力向台湾社会回归，由波拿巴性质转向资本主义性质。[※注]

大陆有学者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台湾的政治转型。[※注]而有更多人认为台湾政治转型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反对势力要求结束独裁的声音越来越高；岛外的各种压力，尤其是美国催促台湾当局实行改革的压力，以及大陆实行改革的压力；执政党内部逐渐形成能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改革派，成为党内求变的力量；台湾社会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进行的“反支配求自主”的抗争，80年代已演变成各种社会运动，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造成了震动。[※注]

台湾政治转型期如何界定？李水旺认为，应界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即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注]这个观点得到不少呼应，如王国贤指出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推行“政治革新”的党内动员会，也是其重要政策调整的宣示会，它拉开了台湾政治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序幕。[※注]刘国深认为，此前几十年，国民党政权的威权统治形式基本维持不变，从上到下的政治过程都是在国民党当局一元化主宰下展开，形式上的公职选举只是专制统治“合法化”制式化过程而已。民间社会的力量难以突破国民党政治系统的封闭体制，反倒被专制体制利用。此后的状况则大为不同。[※注]台湾则有人提出“大转型”（great transition）概念，认为台湾在此前三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已影响到岛内权力结构。特别是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从权威政治走向代议民主。[※注]姜南扬则将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戒严视为政治转型期的正式开始，并以此为界，把当代台湾政治分为转型前政治和转型中政治两部分，认为国民党退台初采取二元政治体制结构，即上层专制独裁体制和下层代议选举体制并行。1987年开始解除戒严，随后开放党禁和报禁，上层专制独裁体制向多元政治体制转变。从此，台湾从转型前政治进入转型中政治。[※注]

孙代尧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对台湾政治转型进行探讨，将其分为威权体制的自由化转型（从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起至1990年底）和威权体制的民主化转型（从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和废除“临时条款”起至1996年“总统”直选）两阶段加以讨论。[※注]

台湾民主转型是在国民党一党威权的统治下发生，是在政党政府片面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徐锋认为，台湾政党政治实际上是“威权体制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国民党侍从主义政治架构之间矛盾最终表面化的结果，是威权和戒严体制不能继续容纳这一矛盾而脆化、坍塌的结果”。一些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的原因共同塑造了台湾政党政治较低制度化水平的现状。[※注]

刘锡斌认为，台湾地方自治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性诱导因素，是削弱威权统治，推动政治转型的主要政治动力。[※注]李路曲指出，近20年，腐败已构成这一时期台湾政党政治运作、政治转型及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式和动因。[※注]姜南扬则认为，台湾政治转型受多重因素影响，两岸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应地，台湾的政治转型对两岸关系也有重要影响。国民党退台后，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经历三个时期：1949—1979年，在二元政治体制之下，两岸关系基本上为内战关系的延续。1979—1989年，台湾政治进入多元化时期，国民党对台湾社会控制的减弱，两岸关系形成政治关系依然对抗但民间关系不断发展的二元并行格局。1990年后至今，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合流，将台湾“宪政改革”引向“新国家”体制建立的方向。同时，李登辉将国民党“一个中国”的“争天下”政策转变成“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分天下”政策，致使两岸关系在政治上出现新对抗、大倒退，两岸关系进入更为复杂的既对话又对抗的阶段。[※注]

1987年7月台当局宣布“解严”,1991年5月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台湾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型。余孙升认为，由于政治生态的变化，军方超常特权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逐步消失。军方不得不对本身原有的政治角色进行调适与重新定位。“军队国家化”是宪政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促使台湾军队由“党军”角色向“国军”角色转化。[※注]杨立宪、朱卫东指出，废止“临时条款”其本意并非为发展两岸关系，而是为岛内“宪政改革”需要。应注意到这次终止“戡乱”及对中共的重新定位潜藏着政治企图，它是国民党大陆政策“一国两府”架构的具体反映。[※注]

张春英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经历了由蒋经国提出的“政治革新”到李登辉实施“宪政改革”的过程。虽然两者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其目的和效应却存在根本不同。两者本质区别在于对待“台独”的态度。前者建立在反“台独”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却为“台独”的死灰复燃及其发展并最终夺取台湾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注]

台湾政治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有负面效应。由于“戒严令”解除，政治犯大批获释，岛内外“台独”合流，尤其是李登辉把蒋氏父子坚决取缔“台独”的政策，改变为纵容甚至扶植，“台独”势力快速发展。[※注]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在推动“宪政改革”的发展，加快国民党角色调整的步伐，增强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协调性的同时，也会使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加剧，台湾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注]

台湾因循的“宪法”设计原则原本倾向于“内阁制”,“总统”权力具有虚位性。但是这样的宪法规则未被遵守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将“宪法”束之高阁。解严后，李登辉不顾社会舆论反对，保留控制特务情治系统的“国安会”，并将其纳入合法的“宪政”体制中，陈水扁进而试图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均显示出“总统”稳固权位并欲不受监督的企图。此时数次“修宪”亦未能明确其“中央政府体制”是属于“总统制”“双首长制”还是“内阁制”。台湾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仍待观察。[※注]

（三）台湾民主的畸形产物及局限

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有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地方，亦有某些畸形的产物。

台湾人由于在台湾光复后受到“二二八事件”和政治肃清运动的打击，在心理上对中国认同产生严重排斥，将此前已经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异化为一种独立意识，从而滋生了“台独”运动。这种独立意识借由民主化进程而表达出来，因此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民主化和“台独”形成了一种伴生关系。[※注]

台湾的地方自治选举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民主之后有纷杂乱象，“民意”为候选人的金钱和欺骗宣传糟蹋，并且败坏社会风气。[※注]

台湾权力结构由“中央”、省市、县市、乡镇市、村里五个层级组成的统治体系。地方实行不完全的地方自治，即集权“中央”统治下的部分自治与准自治。基本上，县市以下权力结构（村里除外）是民主政治的完全自治体系；台湾省与“院辖市”部分自治，即议会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而行政首长为集权下的官派。这种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与权力结构造就了台湾典型的地方派系政治生态。[※注]

台湾地方派系政治使地方政客积极参与政治，促成民众热诚参与民主生活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催生了从事炒作土地、非法融资、垄断经济等行为的地方财团，也促成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民进党的“白金政治”，导致铺天盖地的贪污腐败。[※注]

由美国人首先发起的“台湾住民自决”，被吕秀莲接棒传入台湾的“党外”运动中，最后在民进党内扎下了根。不过，起初，“住民自决”这个口号更多的是强调一个过程，而没有公开提示其中的前提和结果，较模糊，且带有“民主”的色彩，较能为民进党各政治力量和台湾社会所接受和同情。当时民进党普遍将“自决”条款解释为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手段”。此后，自决论发生了变化，变得露骨。[※注]

林劲认为，“台湾自决”理论是与国民党极权统治长期斗争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畸形产物，亦是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和形势下对台利益要求的政策体现。其理论基础、依据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台湾历史和现实的。虽然其中蕴含有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当家做主、决定台湾前途的合理成分，但它具有更为明确的分离主义的错误成分以及对抗“和平统一”的危险作用。该理论促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台独”论调。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台湾自决”理论的暧昧态度表现了其“反共拒和、偏安自保、长期维持海峡两岸分离现状”的心态，国民党对该理论“正面抨击，侧面利用”,“形式上批判反对，实质上宽容放纵”，无非说明了“台湾自决”理论的倡导和宣扬，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国民党的眼前利益和稳定台湾政局、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注]

张春英指出，民族自决权的适用对象是“民族”，是殖民地、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中的“被压迫、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不包括在主权国家中享有宪法保障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台独”分子所持的“住民自决”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从未被承认过。“住民”和“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住民并不构成民族，更不代表全体人民。[※注]

解除戒严的主观意图是缓和台湾社会的矛盾，在事实上却为党外势力中“台独”分子提供了公然宣称“台独”主张的有利条件。解除党禁后，一时间台湾政党丛生，但台湾政党政治具有低质化特征，具体表现在政党竞争带有很大的不平等与不合理性。[※注]

1990年，台湾当局为解决“法统危机”、落实“中华民国台湾化”，开始推行“宪政体制改革”。当历时4年的“宪政体制改革”落下帷幕，虽然省、市长首次实行民选，政党政治进一步走上轨道，但也实现了“中华民国台湾化”，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和“台独”势力活动明显升级。[※注]随着台湾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在“民主化”“本土化”口号下，“台独”倾向成为政治多元化的主要危害。[※注]

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七次“修宪”[※注]，台湾所谓“五权分立”体制事实上已瓦解：“国民大会”和“监察院”作为民意机关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大会”消亡，“监察院”失去民意机关性质后仅为所谓“准司法机关”。“立法院”成为“单一国会”。与此同时，“立法院”与“行政院”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倒阁”和解散机制建立，加上“总统”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种权力机制俨然“三权分立”体制。实际上的“三权分立”思路和运作，与形式上的五院并立、“五权分立”体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注]

闫帅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以确定性的影响因素为前提条件，但是直接诱因是那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即台湾民主化是李登辉在利益导向下为增强个人权力和地位而附带产生。[※注]

三 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

（一）政治事件

国民党虽然进行了“改造”，军队实行了“肃整”，行政部门搞了“大换血”，但其内部派系残余依然存在；政军内一些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蒋介石的专制尤其对太子派势力的日益膨胀愈发不满；蒋氏父子亦绝对不能容忍对己不利的“异势力”；美、台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等等，诸多矛盾交织，酿成5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

20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裴斐、韦慕庭曾对吴国桢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其英文稿经吴国桢认可后，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90年代在吴国桢族侄吴修垣教授努力下，该书得以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是为《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该书主要包括吴国桢亲历的自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重大事件内幕及其对国民党政要的看法等。其中有关吴国桢与蒋氏父子决裂，即20世纪50年代的吴国桢事件的前前后后内容颇多，虽为一面之词，亦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

孙立人有美国军校背景，抗战时曾率军赴缅甸救援英军，与美军协同作战，为美国所器重。退台初，蒋介石为获美国好感重用孙立人，但对孙立人又怀戒备之心。1954年蒋剥去孙立人实权，任其为虚衔职务“总统府参军长”。翌年8月，孙立人因部属郭廷亮被指控预谋“兵谏”、涉嫌“匪谍”而被迫辞职。蒋介石命9人成立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罗列其罪过，随即软禁孙立人，将其部属亲信一一调离军职或查办。大陆学界对于孙立人多怀同情之心，普遍认为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处理是对异己的打压，是冤案。如汪泗淇、戴健、钱铭认为，蒋氏父子通过制造“郭廷亮匪谍案”“屏东兵变案”，将孙立人及其旧属打下去，达到消除异己、进一步巩固在岛上的统治地位的目的，同时也平息了自己的亲信长期对孙立人的不满情绪。[※注]薛庆煜指出蒋介石恩将仇报致孙立人蒙冤三十三年。[※注]黄亦兵认为，50年代是台湾所谓“白色时代”,“匪谍”罪为公认的十恶不赦的第一大罪，“匪谍郭廷亮”被判了死刑，却能在两个小时后，独享“总统”特赦的“恩典”，实在是颇含玄机。真正特赦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郭的“自白不讳”，供出了孙立人。[※注]

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一书认为，孙立人和吴国桢，一武一文，都是在台湾困难时期被重用的，又都在台湾逐渐稳定后失势，一个流亡美国，一个被长期软禁。两事件是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内权力再分配斗争的结果：蒋介石在克服了危机之后，便要过河拆桥，专意扶植蒋经国；也是国民党内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不满的反映。[※注]刘红、郑庆勇认为，经过公开、正式处置吴、孙，再加上清理门户的进行，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不同意见基本消失，政治权力组合逐渐蒋家化，政治对抗趋于高压下的平静，政局进入以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为特征的以“力”服人时期。[※注]

黄嘉树将吴国桢事件与孙立人事件归入“党内自由主义者”的抗争。国民党在退台后七八年内，完成党、军、特系统的改造和团务系统的再造，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类改造措施，党内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的人物”颇为不满，认为这些措施或是抄袭法西斯，或是学自共产党，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主流派践踏人权与所谓“仿共措施”进行抵制。这批人在国民党内以政学系为代表，重要成员有张群、吴鼎昌、王宠惠、张嘉璈、熊式辉、魏道明、吴国桢、王世杰、吴铁城等。在吴国桢事件前后，政学系其他主要成员如王世杰等也遭免职等处分，政学系虽仍有张群等个别元老未倒，但离决策中心却越来越远，长期活跃于国民党政坛的政学系“无形无感”地消失了。[※注]陈红民等人从蒋介石日记等新开放史料，看出吴国桢事件与“王世杰案”的关联，认为在王案发生前，吴、蒋矛盾还是秘密的，在公开言论中，他仍支持台湾当局，但王案发生后，吴、蒋矛盾开始走向公开，并趋于尖锐，终至分道扬镳。[※注]

1979年底因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台湾党外人士诉求民主自由而发生的冲突，是“二二八”之后最大的一次官民对抗。黄嘉树认为，“高雄事件”及“军法大审”在台湾政治发展史上具有某种“界碑”作用。这次审判虽比雷震案和余登发案有进步，但就其以“叛乱罪”判处黄信介等人重刑而言，无疑仍属于政治迫害的冤狱。[※注]

（二）政治人物

改革开放之前，蒋介石研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禁区。虽有一些相关出版物，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宣传性读物，蒋形象被片面丑化、误读。[※注]且因原始资料不充分，在政治导向局限下，多因循定论与成说，大多学者不愿涉足该项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先后出版了一些蒋介石研究的基本史料，如《蒋介石年谱初稿》[※注]。蒋介石历任侍从秘书亦多有口述历史或回忆录[※注]，可资参考。更多蒋档在台湾地区可以查阅，如收藏在“国史馆”的蒋中正档案（俗称“大溪档案”），内容颇丰。该馆正在陆续整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据称2014年《事略稿本》将全部出齐。另外，近年蒋介石日记的全部手稿在美国陆续开放，众多大陆学者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查阅。蒋氏日记手稿本的开放对于民国史研究，特别是对于1950年以后台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记的开放催生了一批学术论著。[※注]

关于蒋介石的传记类著作，大陆已出版不少[※注]。随着学术与政治逐步拉大距离，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蒋介石的评述日益摆脱“左”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倾向于客观、平实。

李松林统观蒋介石晚年在台湾作为，认为其对历史的作用充满了二元色彩，如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台统治比大陆时期更独裁，但却标榜“民主”“革新”等。[※注]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支持下，成功“复职”。[※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经反省认为国民党宣传不够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提出当前的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反共“心理建设”。亲力亲为，著书立说，修补反共思想体系。蒋介石晚年最突出的著作有《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苏俄在中国》。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地攻击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三部书被台湾舆论誉为反共的“三大论著”与“经典”。[※注]《反共抗俄基本论》和《苏俄在中国》所构筑的“反共抗俄”思想体系，实质上是“蒋介石大陆时期反共思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翻版”，由于它兼具了可以推卸大陆失败责任、欺骗台湾民众、巩固统治基础与争取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支持等多种政治功能，所以成了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法宝。[※注]

蒋介石治台时期CC派解体，陈诚派陨落，“湖口兵变”被压制，“家天下”统治不断被强化。蒋经国在蒋介石刻意扶植下，权势膨胀。同时，蒋介石也通过人事调整和立法手段，打乱“政府”各部门原有制衡关系，使自己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加强。[※注]

蒋介石治台，所谓“反攻复国”是其核心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日记中，围绕“反攻复国”进行的考虑和各种外交折冲与军事部署等是分量最重的内容。但由于美国并不赞成反攻大陆，60年代中期以后“反攻大陆”基本变为明知不可能而又不得不坚持的口号。牛大勇利用美国外交文件，认为60年代初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大举反攻，其计划因遭到美国肯尼迪政府阻挠拖延，未能遂行。但蒋介石经过顽固力争，终于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侦袭窜扰大陆活动的援助中，从而达到牵制美国的目的，使其只能继续支持台湾的战略目标，而与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敌对状态。[※注]蒋氏父子自50年代至60年代，先后制订数十种反攻大陆的计划，诸如龙腾计划、光华计划等。1965年至1969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执掌兵权。这期间，曾试图利用大陆“文化大革命”，实施反攻大陆的“王师计划”。[※注]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一向为学界所重视[※注]。2004年余英时以胡适日记为基本材料，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对于雷震案、蒋介石“违宪”连任等重要事件上的蒋、胡关系进行了诠释。[※注]陈漱渝、宋娜指出，两者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在实行独裁与宣扬民主的问题上，胡适与蒋介石虽有摩擦而并未最终决裂，主要因为：胡对蒋的批评是有限度的，是以道义支持为前提的，且公开表达的方式总体上较婉转；蒋对胡持一定程度的包容；蒋对胡的适度让步，其实也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让步。[※注]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蒋、胡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也有在台湾时空环境下的特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日记的开放，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新资料。陈红民、段智峰认为，蒋介石与胡适均记载了他们交往的经过与彼此观感，但相异甚大。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形成鲜明对比，背后玄机，令人深思。[※注]稍后，陈红民又对蒋、胡关系进行了修正，指出50年代以后，蒋对胡并非全无好感。二人之间既有对立又有交集，既有分歧又有共识，既有冲突又有私谊。在他们长达30年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的交集、共识、私谊要比对立、分歧、冲突为多。[※注]

蒋介石退据台湾期间，对于美国寻找各种机会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采取抗拒立场。[※注]他始终坚持反“台独”立场，对岛内外“台独”组织及其活动坚决取缔，对日本政府及右翼政客支持“台独”的行径进行谴责，对其策动台湾当局“独立”的建议予以拒绝。这是“台独”势力在此期间未能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注]

蒋经国“主政”时的台湾，正面临国民党退台之后前所未有的内外困挫。蒋经国以“新人新政”“革新保台”，改变了昔日严家淦“主政”“行政院”时松松散散的工作作风，使“政风”为之一新，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强了国民党权力结构的机能，对暂时稳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抵御岛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注]

国民党在台湾时期推行本土化政策，对于该政策的起点说法不一，不少学者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有意任用部分台籍人才。李强认为应从70年代开始，蒋经国不但大量起用台籍人士，更为重要的是，从蒋经国时代开始，台湾当局对政策制定的方针与处理两岸关系总格局的出发点慢慢发生了变化。到1986年蒋经国决定推行政治革新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而本土化政策的步伐也更为加快。本土化政策本身不是分离主义，也不宜把本土化政策与“B型台独”画等号。[※注]

对于蒋经国晚年推动的“政治革新”，李松林主张从两面来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有利于加速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革新党务有利于改善国民党自身形象。但因蒋经国晚年的政治举措占有很大比重的被动因素，加之其阶级立场与指导思想所限，也有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又被台湾当局不断扩充，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这些政策充满矛盾之处，其作用非常有限，不可能根本解决台湾岛内存在的诸种问题。[※注]刘红认为，台湾的全民革新是在蒋经国力排众议的情况下推行的，但他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在“五不变”的限制下，其革新内容大打折扣。[※注]蒋经国主张的体制内改革，也不被党外人士所认同，民进党呼吁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的“法统”，进行“体制外改革”。[※注]

蒋经国去世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痕迹颇深的蒋氏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平民化。他曾作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在蒋氏家族名上写下新的一页。但在结束蒋氏家族和蒋家传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给政治意义上的蒋氏家族画上句号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也是他。[※注]

肖如平的《蒋经国传》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蒋经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利用大量藏于台湾地区与美国的一手资料，从历史学的角度记述了蒋经国的一生。全书共计22章，其中有12章讲述台湾时期。[※注]

大陆学界也在某些方面肯定了蒋氏父子的历史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们对“台独”的抵制和对“一个中国”立场的坚持。张春英指出，蒋氏父子反对所谓台湾由联合国“托管”，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抵制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反对“金马撤军论”，从而抵制住了某些外国势力分离台湾的图谋。[※注]

此外，两蒋时代的重要人物，如陈诚的回忆录近年也在大陆出版。《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注]较为详细地记述了1949年至1954年间，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期间，参与台湾建设诸方面的重大决策活动情况。对于研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早期活动及其决策内幕，深化台湾问题研究，颇具价值。这些史料的出版对于“两蒋”研究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台湾史研究具有显著的政治参考意义与现实价值，对于“两蒋”以后台湾的各领导人与主要政治人物学界也多有评论。[※注]

李登辉执政后，完全抛弃了蒋经国“政治革新”中的“反独”精神，“容独”意识大为膨胀，其主导的“宪政改革”，实为“台独”复活的温床。[※注]为配合“两国论”及“一边一国”论调，李登辉对台湾历史教育进行了大变动，完成“台独”势力从“文化台独”走向“法理台独”的重要步骤。[※注]他所讲的“主权在民”，严重违背历史常识和政治常识，是把“民权”的内涵移到“主权”头上，以“民权”替代“主权”，说穿了是混淆视听，假“民权” “民意”之名，行分割主权、分裂国家之实。[※注]李登辉当着所谓“中华民国总统”，打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招牌，却又对“中华民国”不感兴趣；声称它是“外来政权”。其自砸招牌的行为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想当“台湾国”的摩西，而不是名存实亡的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注]

1991年2月，李登辉推动出台的“国家统一纲领”，被其称作“国家政策与推动两岸关系的指导原则”。“纲领”名曰“统一”，实则不是要寻求统一，而是一种政治伎俩。其最大目的是保证“宪政改革”顺利进行，维护当权者自身利益。[※注]

张凤山指出李登辉有浓烈的省籍观念和分离意识，国民党的台湾化与逆反与其有一定关系。[※注]杨传荣认为李登辉对大陆存有幻想，他多次强调要发挥“台湾经验”的“灯塔效应”和“发酵作用”，在大陆政策中坚持主动性、进攻性及条件性，是幻想退一步“分而治之”——维持目前的分离局面；进一步“以小吃大”实现“和平演变”大陆的目的。[※注]

1996年“5·20”就职演说，李登辉的发言曾博得一些喝彩声，但林劲分析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方面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该演说不是政策性宣示，而是策略性的回应。[※注]

范丽青评论1997年李登辉“修宪”涉及台湾政治体制数十年来最重大变革，其两大重点是“冻省”和“总统权力扩张”。“冻省”可谓“废宋”，使李登辉轻易抽离了宋楚瑜过去几年在基层布建状似坚实的“人脉”，更是“冻掉了宋楚瑜阵营的总统梦”。“修宪”后“总统权”大扩张，“总统”宝座更具吸引力，下任“总统”选举的竞争必定空前激烈，难断国、民两党之争将会鹿死谁手。[※注]

1997年5月岛内发生影响重大的白晓燕事件，民间发起抗议风潮，折射出李登辉与民意的潜在冲突，也反映出台湾政治转型后，政治舞台上出现政党合作、合流甚至重组趋势时，在台湾民众中所产生的“信任危机”。[※注]

1999年，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从1991年以来，“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注]“两国论”是李登辉“台独”本质的大暴露[※注]，集中代表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理念、政策和路线；其实质是要为台湾当局突破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进行政治定位。[※注]

1999年，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陈水扁提出所谓“新中间路线”，将“统独”敏感政治问题“摆两边”，把台湾人民的“福祉摆中间”，并提出“四不一没有”和“统和论”等主张。虽然具有欺骗性，但其本质仍是“旧台独路线”；他的两岸政策主张基本逻辑思维仍不脱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注]因其“台独”分裂立场没有放弃，因此“新中间路线”体现在大陆政策制定上就“闪烁其词”，摇摆不定。[※注]

2002年，陈水扁为突破外交困境，抛出新南进政策，试图以南进遏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热潮，并希望通过在东南亚打开一个缺口，为其“一边一国论”寻求外交支持。[※注]同年8月3日，陈水扁向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年会发表的讲话中，鼓吹“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首次正式、公开和明确地将海峡两岸说成是“一边一国”，并声称要加强所谓“公民投票立法”，以备“有需要的时候”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对此，国台办在一个月之后，汇集当时各媒体有关报道，出版的《陈水扁“一边一国论”批判》一书，对陈水扁严重的“台独”分裂言论进行批判。认为，陈水扁“一边一国论”与早已声名狼藉的李登辉的“两国论”一脉相承，有过之而无不及。[※注]

2005年8月，以外劳事件引发高雄捷运弊案为开端，民进党高层、陈水扁及其家族亲信不断卷入贪腐丑闻与政治风暴中，引发台湾政治危机。该危机不仅与民进党和陈水扁的贪腐与执政无能有关，在深层更与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进程相关。这种进程已造成“国家认同异化、省籍—族群撕裂、民主止步不前、两岸关系恶化”的巨大代价。[※注]此次政治变局是民众对迅速沉沦的民进党失去耐心与信心的节点，台湾政局由此发生值得关注的变化。[※注]

四 省籍、族群研究与“台独”问题

历史研究具有主观性，从史料的采择到论述方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差异性。尽管不少史学家为尽可能地弱化这种主观性而努力，但也有一些治史者仍在其政治理念指导下进行研究。不管有意无意，史学研究中的政治色彩一直未能消除。

研究者大都认为到清朝乾嘉时期，台湾民众才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乡土意义的“台湾认同”。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始于二二八事件。大陆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此种异化应始于1895年之后，即甲午战败割台及随后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异化的历史根源。[※注]

某些论著无视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将此运动曲解为“台独”前期历史，为“台独”理念寻求“历史依据”。为此，莫世祥从历史文献出发，撰文予以批驳。他指出，台湾反日独立运动中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相互融通又相辅相成。这两种思想倾向并无实质对立的意义，但在热衷派别划分的政坛却被分别冠以“祖国派”与“台湾派”的称谓。实际上，两者在台湾复归祖国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其区分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借重祖国力量还是侧重自己努力之上”。两派并非政见对立的“右派与左派”，他们都以不同方式，为推进台湾反日独立运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注]

才家瑞历数“台湾民主国”以来台民自立政权、武装抗日以图光复的种种壮举，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等非暴力抗争，强调其民族意识与回归祖国的信念。他特别针对当代“台独”混淆视听的历史观进行了辨析，指出“台湾民主国”政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自治的抗日政权。作为反割台、争取“台湾归还中国”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和主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领土的当代“台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据时期“台湾独立”运动是挣脱枷锁、重回祖国的民族抗日斗争，和今日“台独”所主张的“台湾独立”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日志士提出“台湾独立”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殖民地的台湾人民向宗主国日本提出的，是主张打碎日本殖民枷锁的激进抗日口号，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支持；主张独立的台湾抗日志士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立场；抗日志士主张台湾独立的目的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注]

徐博东指出，后来自外而内逐渐演变出的意在分裂的“台独”运动，与抗日组织的“台湾独立”号召不同。“台独”是中华民族贫弱时代的产物，是战后觊觎台湾的外国反华势力推行分裂中国政策的产物，是美国遏制新中国的“仆从”。对于战后“台独”的产生与发展，国民党也难辞其咎。[※注]自1948年廖文毅兄弟等人在香港成立第一个“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开始，“台独”的活动空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以日本为活动阵地；60年代后期起，重心渐转往美国；90年代，海外“台独”组织渐将活动重心移往岛内。[※注]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暗潮涌动的省籍矛盾终于开始在1977年“中坜事件”当中与具有民粹意义的政治抗议活动相勾连，开启了“去国民党化”的社会政治反对浪潮的先河。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所谓“省籍矛盾”的核心议题几乎就是资源和利益在“本省与外省”之间的分配问题：在二二八事件阴影弥漫下的20世纪50—70年代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以“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1979）为标志，台湾的“省籍矛盾”在80年代之后逐渐转入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于是，许多台湾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省籍矛盾视为当代台湾政治生态中的核心问题来加以解读。[※注]

战后台湾政治意义上的“台湾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与“政治革新”前的国民党官方政治文化相对的“政治亚文化”。国民党当局退台，为安抚和犒赏那些从大陆一路跟随而来的忠实支持者，用去了台湾大部分的政治资源，造成权力结构对台湾本省人过于封闭的被动局面，久而久之形成与台湾本省人脱节的“外省官僚集团”。这种“本省—外省”的权力分野，映射到民间社会，造成了“本省族群”与“外省族群”的对立关系，“台湾人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与族群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台湾民主化运动和族群意识日益褊狭化”。[※注]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山胞）的研究。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作用下，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刘国深、陈孔立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研究。[※注]郝时远则从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影响的角度，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频频抛出“新主权观”，要旨是：中国的整个主权观念是19世纪的东西，早已过时；针对台湾问题，中国所坚持的主权观念，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过时的。实质是，中国应放弃主权，尤其是对台湾的主权，鼓励“台湾独立”。此论一出即有文章加以批驳。[※注]孙云亦反驳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联合国宪章》及1965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和1970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等文件，皆对国家主权有明确规定，李洁明的“中国主权过时论”站不住脚。[※注]

刘国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弱化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更深刻的变化在于“国家符号认同”的迷失。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从“迷失”到“异化”，远因可溯源到日据初年及二二八事件，近因则与70年代初以来日益边缘化的国际地位有关，而两岸敌对关系的持续和岛内的权力斗争是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迷失更加直接而深刻的原因。[※注]

蒋经国之后，李登辉继续推动政治转型，对内开启“宪政改革”进程，冲击了台湾社会的传统中国意识。[※注]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人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录和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导致了新一轮统独之争。在李登辉领导下，国民党内部一直比较明确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模糊化，“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说开始盛行，从而在岛内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应，省籍矛盾被激化。[※注]省籍意识与统独意识交织，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被扭曲成“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省籍矛盾因被操纵利用而在政治斗争中日益激化。[※注]

不同于现代西方政党竞争以公共政策为议题来争取中间选民，在台湾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族群议题、认同议题成为近20年来影响台湾政治发展和政党实力消长变化的重要因素。从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看，族群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本土化趋势难以逆转，“台独”政党仍将把“台湾认同”视为拓展社会基础的廉价工具。[※注]

第二节 台湾经济史研究

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经历了飞跃式发展，不仅在60年代中期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20世纪台湾更是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成为经济支柱产业，人均收入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由于经济成功转型，加上多年来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新加坡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奇迹”“东亚模式”成为战后新兴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案例，探究促使台湾经济发展的“秘密”，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于是成为研究1949年后台湾经济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注]大陆对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的研究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学界也大多将总结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作为其主要问题意识。本节将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大致归纳为有关经济总体研究与评价、财政金融与产业经济以及有关经济人物的研究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介绍。

一 有关经济总体研究与评价

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之前有关台湾史的研究成果相对寥寥，对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的研究更几乎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台湾的现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李家泉和其他几位学者以周仛、齐欣、魏大业为笔名，赶编出《台湾经济》一书，与此书差不多同时编辑出版的还有《祖国的台湾》一书。尽管编者称此书为“小册子”，但内容相当丰富，分三十年来的台湾经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官僚资本、私人资本（民营工商企业）、侨外资本等几个专题，对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发展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在各专题下又细分为各个小专题，观点方面主要借鉴了海外的研究成果，并配有相当多资料性内容，如各种统计资料等，在当年两岸交流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该书出版后，颇多研究者将其作为资料集引用，应该说对当时的台湾经济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

1981年，美国学者何保山（Samuel P.S.Ho）的著作《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年》中文版在大陆出版[※注]，该书是应用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研究台湾经济的代表性著作，在全书11章中，有一半内容讨论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增长，另有一半（5章）则讨论战后的台湾经济增长。尽管正如有学者所批评，何保山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分析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忽视了经济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过分强调政策效果之嫌，[※注]但该书不仅在方法论方面对大陆学者研究台湾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系统而完整地收集、整理了大量台湾经济统计资料，更使其在后来的台湾经济研究论著中引用率极高。

不过，大陆学界早期的战后台湾经济研究显然更受到传统的分析架构的影响，有关台湾经济的性质以及台湾经济发展分期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是讨论相对集中的议题。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的《台湾研究集刊》创刊第一期上，讨论台湾经济性质的论文即有三篇，之后仍陆续刊载相同主题论文。关于台湾经济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研究者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定性为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掠夺”,“美国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的所谓‘经济援助’，进一步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台湾对美国贸易的巨额入超“说明目前台湾的殖民地化”。[※注]也就是将台湾经济视为殖民地经济。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较少有人认为台湾经济是殖民地经济，更多是将其定性为半殖民地经济。如马璧就认为：“三十一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它是残余的官僚资本，建筑在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的，自从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殖民地时期就结束了，现在的台湾，是名正言顺的半殖民地。”[※注]李家泉也认为，1949年后的台湾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以美国为靠山；军事上以美国为后盾，出让军事基地，依赖美国保护；经济上是美国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附庸，一切唯美日等西方国家是从。因此，“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现今的台湾都不是什么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表面上独立自主，实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外国控制的、典型的、地地道道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李家泉还将半殖民地定义为“是指被一个或若干个发达国家，主要凭借经济手段进行间接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地区。表面上领土主权完整，实际上处于一种从属或附庸的地位，又叫半独立自主。经济上为它们提供大量的相对剩余价值。”再次强调“台湾的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属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或半殖民地性质”。而台湾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既有日据时期殖民地形态和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的历史遗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新殖民政策的产物。[※注]陈福敏在讨论“美援”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时，认为美援虽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但也造成美国对台湾经济的控制，使台湾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因此也将台湾经济定性为“带有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注]

和上述观点不同，吴能远认为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已经挤进世界资本主义行列，虽然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但外资并未形成对台湾经济命脉的控制，因此说台湾经济是表面上独立自主、实际上是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殖民利益服务的典型的半殖民性质的经济，并不符合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台湾经济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注]

金鸿汎基本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特殊的经济，其基本性质是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台湾经济又有三点特殊性：一是台湾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属于我国而又不完全与祖国大陆经济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美日垄断资本有特殊关系，因而具有某种半殖民地性。“台湾经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经济。”[※注]林长华也认为台湾经济具有特殊性，认为台湾和东盟国家在经济性质上属于同一类型，三十多年来经济都得到较快发展，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成倍增长，但同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民族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相对脆弱，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影响较大。台湾经济具有双重性质，即虽然具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但并非一般的资本主义性质，半殖民地经济的因素还非常浓厚，其主要表现是：农业领域封建地主经济虽基本解体，但封建残余依然存在；工业领域，具有官僚资本性质的“公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经济整体上对外国资本有比较大的依赖性等。在随后出版的专著中，林长华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其所著《台湾省经济关系研究》是大陆学者较早有关战后台湾经济研究的著作，着重分析了三十多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其性质，对台湾经济发展分期问题、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变化、工农群众生活水平，以及官僚资本、私人财团和外国资本的性质及其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都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台湾经济具有双重性。[※注]李家泉后来也不再坚持将台湾经济视作“半殖民地经济”，而是接受了金鸿汎、林长华等人相对折中的观点，认为台湾经济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虽然仍强调其有依附性的一面，但却将台湾经济定性为“具有中国某种地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或附庸性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注]

台湾经济发展分期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研究中另一较受关注的问题。段承璞归纳了已有的几种分期方法，如政策分期法、速度分期法，以及综合各项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各有关因素所做的综合分期法等，并提出了在为台湾经济发展分期时要考虑的几个问题，包括应当区别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非主要因素、厘清经济结构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主次地位，以及区别影响出口增长指标的长期性因素和暂时性因素等。在综合上述几种因素的基础上，对已有分期法中提到的几个关键的转折进行了辨析，认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有两个转折点，分别是1950年和1966年，根据这两个转折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45—1950年是第一个时期，该时期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是一个整体；1951—1966年是第二个时期，台湾经济同大陆经济完全隔绝，开始自谋生存和发展；第三个时期从1967年迄今，台湾经济全面投向世界市场。[※注]

林长华结合社会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来为1949年后台湾经济进行分期，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3年前后是第一个时期，该时期按生产力性质来说，主要特点是农业是经济的主体，生产力水平是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就生产关系来说，则是小生产关系主导时期。从1964年到1978年前后是第二个时期，该时期就生产力性质来说是工业化时期，也就是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从生产关系来说，则是从小生产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1979年以后是第三个时期，该时期从生产力性质来说，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时期；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成为主要经济关系且不断加强的时期。[※注]

上述分期方法在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中并未普遍应用，研究者通常还是会有自己的考虑，比如李非的《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及80年代这样的分期方式[※注]，关于分期法的讨论毋宁说反映了大陆学者对战后台湾经济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不同思考。

在继承传统的经济分析架构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研究日益受到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段承璞曾专门撰文介绍发展经济学不同学派的理论与分析架构，并对不同学派的台湾经济研究实践进行了辨析，指出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激进学派的依附理论，在具体分析台湾经济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都未能充分地揭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本质。在总结两个学派的台湾经济研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后，段承璞提出在研究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从五个方面着力：一是探究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联系；二是注意台湾经济在战前与战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三是把握政治社会条件对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四是研究台湾生产总值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相互关系；五是注意生产要素和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注]有关台湾经济研究的这一方法论，无疑在1989年出版的、由段承璞主编的《战后台湾经济》一书中得到应用。该书是目前台湾经济研究领域引用比较多的一本大陆学者著作，涉及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官僚资本、集团企业、外国资本和华侨资本、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发展战略等问题，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致力于探索这一过程的本质与规律。[※注]

李非的《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一书同样致力于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进行全面研究。该书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发展模式、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方面分析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特征，对主导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也进行了深入辨析，并指出台湾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性以及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注]

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原因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为大陆台湾经济研究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上，即有两篇论文专门讨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因。翁成受从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美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国际分工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稳定开放的经济政策、强调“均富”的分配形式、重视智力投资和发展教育等，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经济环境。李非认为，美援对早期台湾经济由稳定到发展起到根本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促进台湾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自80年代以来，促进台湾工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则是台湾当局对于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利用。而无论是翁成受还是李非，都提到了日据时期留下的经济基础对战后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注]

在海外，有学者将台湾经济发展成就归结为“台湾经济模式”。吴能远认为该模式的基础与核心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实行的公、民营双轨并存的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官僚资本集中垄断的经济体制，在维持公营企业垄断特权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并让民营企业承担起经济发展的主力。但这一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缺乏一个建设现代化经济的长远规划；由于公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多为中小型企业形态的民营企业又规模不足，两者都无法承担工业升级的重担，台湾经济发展因此缺乏工业升级的基本力量等。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即显示出三个突出问题：一是随着新台币不断升值，美国施加的压力日增，中小企业大量外移；二是公营企业的垄断，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三是贫富所得差距迅速扩大。这三个突出问题显示所谓“台湾经济模式”面临困境。[※注]李非认为，战后台湾选择了一条适合自身经济条件而且是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先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促进轻纺工业的成长，使现代工业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经济结构的主体，继而自70年代又在轻工业积累的基础上，发展重化工业，进入自80年代后，则着力发展技术型产业。“这种渐进性的发展模式不仅避免了对外大量举债，且能充分发挥本身的资源优势，使战后台湾在二元经济的基础上，以较短的时间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不过这一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台湾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但未能使台湾经济摆脱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依赖，并面临经济失衡的陷阱。[※注]

茅家琦的《台湾经济政策轨迹：兼评尹仲容、李国鼎的经济政策思想》和周呈奇的《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都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诠释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问题。茅著从主要决策人物尹仲容、李国鼎的经济政策思想入手，研究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该书考察了混合经济制度下公、民营经济基本政策，工业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演变，调控整体经济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政策下的农业经济等，进而考察台湾经济快速成长与物价稳定局面同时出现的原因，认为经济决策人物及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中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注]周著则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的脉络里探讨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演变，以便为理解战后台湾经济增长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该书对国际学术界有关东亚经济增长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辨析，这些不同观点包括强调市场作用、淡化政府干预功能的“亲善市场论”；认为“强政府”是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国家推动发展论”；以及认为应将政府视为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的“市场增进论”。通过对战后台湾“政府”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思想，以及实际参与台湾经济实践的相关“政府”顾问和学者的思想的研究，该书认为战后台湾的经济增长是在“政府”与学界之间相互对话、角力、甚至博弈的过程中演进的，而台湾在战后初期建立的“政府”计划、“政府”管制的增长模式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更正、演化和变迁的。“台湾的经济增长既不是完全符合新古典学派的药方，也不是完全由‘政府’扮演了全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正面角色，或者只是处于经济体系内的协调地位，而是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博弈和演变的过程。”[※注]周呈奇是台湾人，曾有西方留学经历，并在大陆攻读博士学位与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南开大学任教，不同于一般大陆学者的经历使他的研究对此后大陆学界的战后台湾经济研究有很大启发。

和此前大部分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成果不同，单玉丽主编的《台湾经济60年：1949—2009》将下限延长到2009年，这使该书不仅要处理台湾的经济成就问题，还要解释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经济严重衰退的问题。该书内容涉及台湾的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建设计划，不仅包括20世纪后半期实行的“替代进口”战略、“面向出口”战略、“均衡经济”战略，还包括民进党上台后采取的“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战略，以及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实行的“振兴经济，和平发展”战略。该书还就台湾农业与农村、工业、服务业、金融业、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财税制度、科技、人口等问题，对战后60年间台湾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并通过对影响台湾经济发展内外因素的分析，透视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前景。该书认为台湾经济振兴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即使在农业比重日渐降低的情况下，依然重视农业，并不断调适工农业发展关系。同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关系，是出现“台湾奇迹”的关键因素。而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则是民进党未能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台独”政纲为执政目标，忽视经济建设，导致经济边缘化。[※注]

二 财政金融与产业经济

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财政，黄有土、李承烈、兰科坤等人对其性质、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台湾在经济上依赖美日垄断资本，政治上受制于美国，建立在西方财政理论基础之上、根据分权制衡原则实行五权分立和三级管理的财政管理制度的台湾财政，就其性质而言，“是台湾当局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一种剥削和统治的工具，并为台湾政权职能的实现服务。”就其特点而言，台湾财政高度对外依赖，早期的“美援”，后来的外资、外债，是台湾财政的重要来源。在支出结构中，军政开支占首位，与经济建设开支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财政赤字格局不易改变；在收入结构中，台湾财政以赋税收入为主，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呈现出过分依赖间接税的特点，自70年代以来，关税上升为主要税种，赋税结构极为脆弱。在财权划分方面，由于实际偏重于“中央集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矛盾也是台湾财政中的一大问题。[※注]邓利娟撰文讨论了台湾财政收入的特点，指出由于战后台湾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特殊，台湾财政收入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偏重于“中央”集权制，“中央”财政收入远超过省、县市地方财政，财政收入来源则以间接税为主，公营事业收入对财政收入也有较大贡献。邓利娟还对战后台湾财政支出的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战后40年来，台湾财政支出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省及直辖市政府支出及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在财政支出结构中，“中央”财政支出多年来均超过一半，居主导地位，而“中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防”及政务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则主要承担教育、经济建设、交通等费用，军政支出在台湾财政支出中占有最大比例，教育费用支出次之，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相对有限。[※注]

黄宝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推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80年代台湾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工业升级，其具体措施包括推动利率自由化、放宽外汇管制、健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等。财政政策方面，则继续运用租税优惠办法，鼓励投资，支持经济复苏，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和工业升级，具体措施方面：一是在关税制度上，改“单一税率”为“复式税率”；二是实行加值型营业税；三是建立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提高所得税比重；四是自1981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奖励投资条例”；五是在1980年建立新竹科学园区，并给予其比加工出口区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扶持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六是发行公债。在分析80年代台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础上，黄宝奎总结认为，台湾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是运用利率、准备率和汇率；财政政策方面，则主要运用税率和财政收支来影响经济的运行，同时也重视公债对财政的作用。[※注]

邓利娟对战后台湾的公债政策进行了评析，指出长期以来，台湾实行“稳健严谨”的公债政策，举借公债谨慎保守，其用途主要是经济开发，并重视偿债能力，如期还本付息。而台湾之所以坚持较小的债务规模，“美援”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逐渐繁荣，财政状况好转，也相对减轻了建设资金对发行公债的依赖程度。但进入80年代后，台湾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财政收支由盈转亏，连年赤字；投资不足的危机日趋严重；资金供求失衡状况加剧；岛内利率低于国际利率等，都需要当局对公债政策做出调整，当局于是采取“扩张”内债、“紧缩”外债的公债政策。[※注]

台湾经济发展对美日资本的依赖是此前不少研究者将台湾经济定性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依据，依附性也成为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就台湾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而言，这一点并非一成不变。邓利娟的研究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储蓄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不到60%，这一时期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以美国经济援助为主的外国资金，外资在台湾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例达到40%。但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加强，国民储蓄能力迅速提高，国民储蓄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超过了100%，外国资金流入的净值则大多为负值，台湾实现了投资资金的自筹化，并有多余资金可供对外投资。她还进而分析了外资与内部资金的构成及特点，指出外资由单一的美援变成了多元化的国际资金，而其投资特点则以直接投资为主，台湾对外借款额度非常有限；内部资金则以民间私人储蓄为最大资金来源，政府储蓄的比例逐渐提升，企业储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相对较小。[※注]

黄宝奎根据旅日台湾学者刘进庆对战后台湾经济的五阶段分期法，分别对战后经济从混乱到恢复的过渡时期（1945—1952年）、摸索调整时期（1953—1963年）、高速增长时期（1964—1973年）、增长不稳定时期（1974—1979年）、低增长时期（1980年以后）的金融政策进行了评述。指出在第一阶段当局在金融方面的主要措施是接收金融机构、改革币制、开办黄金储蓄和优利储蓄存款，以高利率来对付通货膨胀及稳定物价和币值。在第二阶段，主要金融政策则包括：放宽对金融机构设置的限制，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外汇改革，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存款准备率和低利率政策等。在第三阶段，当局继续实行低利率政策，调整存款准备率，扩大外汇银行的指定银行，并调整对美元的汇率。至第四阶段，当局主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强宏观金融控制，其金融措施包括：调整利率；变双重存款准备制为单一存款准备制；实行浮动汇率，建立外汇市场；控制货币供给量，建立货币市场；将“中央”银行改由“行政院”直辖，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进入80年代后，当局为进一步吸引侨外资金，促进企业复苏和工业升级，着力健全金融制度，采取多项放宽信用的措施，调低“央行”贴放利率及银行存放款利率，调低银行存款准备率，将邮政储金改存四家专业银行，继续实行外汇管制，建立同业拆款中心和资本市场等。[※注]

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金融，许心鹏在《战后台湾金融》一书中采用台湾金融体制的基本分类法，对战后台湾金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除介绍台湾金融体制状况外，还就台湾金融机构三大支柱（银行、保险和信托）以及三大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银行法的情况。[※注]王明发也撰文就台湾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概述了战后台湾金融业的发展情况。[※注]

农业在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50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自60年代则陷入衰退的局面，直到70年代初当局调整农业政策，此后农业在经济中的整体比重虽日益降低，但农业在台湾经济中依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关于战后台湾农业发展，石志兵认为其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恢复时期（1946—1952年）、快速增长时期（1953—1968年）、低速发展时期（1969—1978年）、曲折发展时期（1979年以后），并指出战后初期当局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台湾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为台湾农业经济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自耕农的存在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后初期台湾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对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当局推行的农业政策，该文也做了述评。[※注]赵玉榕的《战后台湾农业》一书对战后台湾农业问题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但该书并非史学著作，更多从农业自身产业发展的角度，讨论战后台湾农业结构、农产品对外贸易、农业科技应用、农政措施等问题，并对台湾农业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进而预测台湾农业的发展趋势。[※注]

在影响1949年以后农业发展诸因素中，1949—1952年台湾当局推行的土地改革无疑是值得研究的事件，目前有多篇论文涉及这一问题，如才家瑞的《国民党在台湾土改评析》（《台湾研究》2002年第4期），吴咏梅的《简论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台湾研究》2003年第2期），王侃的《略论1949—1953年的台湾土地改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毛光远的《陈诚在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及其影响》（《台湾农业探索》2007年第4期），郝宏桂的《战后台湾两次土改不同作用与影响的历史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于维君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第37卷第35期，2009年），以及陈锋[※注]和栾雪飞、刘颖[※注]有关两岸土改的比较研究等，上述研究多偏重对战后台湾土改的概述性研究。

战后台湾土改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形成了小农所有制度。高兴松主要以小农所有制度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小农制”培养了自耕农这一农业发展的主体，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在台湾经济转型后，“小农制”的维持与培育核心农民计划的失败，则使农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主体，并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注]

赵玉榕对土改以来台湾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面积的变化以及当局从1981年开始推行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战后推行土改以来，由于农地不断被转为非农业用地，加上农户所得偏低、投资不足以及农地继承制度的影响，台湾农场经营面积不断减少。农场经营面积无法扩大，对农业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使兼业农户比例不断攀升，加剧农村劳动力外流；另一方面农场经营面积狭小，也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为解决农场面积过小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当局开始推行第二次土地改革，推广共同经营和委托经营，进行农地重划，保护现有农地的合理使用，鼓励农民“兼业不离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所得，并加强推行农业机械化，以便扩大农场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现代化。[※注]

农地管理制度是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赵玉榕从农地使用的管理和农地转移的管理两个方面，对战后台湾农地管理制度的变迁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局实行农地严格管理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台湾实行限制变更使用和限制任意转移双管齐下的农地管理政策，对延缓农地减少的速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有利于巩固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但这一农地管理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扶植自耕农的政策导向影响了农地的合理利用，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工业用地的优惠规定，使划定农业使用分区失去意义；农地管理制度混乱，影响管理绩效等。[※注]

国民党迁台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通过该政策的实施，农业剩余被大量转移到工业领域，最终促成了工业化的实现。但在此过程中，农业与农民处于被压挤的地位，并对农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当局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农业政策做出相当大调整，提出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农民的曲折命运于是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周批改即对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农民收入与负担政策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政策经历了由压挤到优惠再到补贴的过程。通过对这一演变过程的研究，周批改认为农民收入和负担政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地贫困落后时，通过显性税收或隐性负担的形式从农业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而当其工业发展和经济起飞后，又通过优惠政策并过渡到补贴政策，力图保护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注]

李家泉、刘映仙对1949年以来台湾农村经济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1949—1953年的土改对农村封建经济有所触动，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取代旧的租佃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农业生产力因而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此后当局农村政策的重点是“扶植自耕农”，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进入60年代后，由于“加工出口”经济的影响，台湾农村封建经济进一步解体，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中兼业农户增多。从70年代开始，当局试图通过“共同经营”“委托经营”“农业专业区”等形式，推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注]

单玉丽、刘克辉所著《台湾工业化过程中的现代农业发展》一书将战后台湾农业发展置于工业化进程中考察，全面探讨1949年以来台湾农业发展的路径，对台湾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发展时期的农业发展策略和政策措施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探讨台湾为调整工农业发展关系，保障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在调适农业体制和机制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性措施，并分析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效以及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注]

关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工业化与工业发展，曾建权指出，战后台湾工业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主要归功于成功地采用了适合本地情况的发展策略和工业发展模式。从50年代至60年代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实现经济起飞，到70年代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再到80年代以来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策略工业，促进产业升级，台湾适时调整其工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使台湾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增长，但同时也给台湾带来环境污染与经济对外依赖的问题。[※注]张世宏认为台湾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肇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1960年至1973年是台湾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正是由于出口扩张时期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才奠定了此后台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注]

赵建中对台湾公营企业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公营企业是台湾光复后由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人在台资产基础上发展而来，按行政隶属关系，有“国营”“国省合营”“省市营”“党营”“军营”等多种企业。公营企业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中地位比较特殊，在《台湾公营企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中，赵建中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探讨包括产权机制、经营机制、价格机制和利益与决策机制等在内的台湾公营企业运行机制。该书认为在台湾经济发展之初，由“政府”严格管控的这套运行机制奠定了台湾公营企业乃至整个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其自身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如资产积压、投资效率低，冗员难裁、工作效率低，企业亏损、漏洞多等，导致公营企业总体上经营效率偏低，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注]

蒋雅芳对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指出战后台湾民营企业发展有两次重要契机：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民众要求扩大民营企业的呼声非常强烈，美援对于民营企业发展也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许多项目要求以民营为前提，战后土改通过赎买方式收购地主的土地，也使大量资金从农业转而投向工业，形成一定数量的民营资本，种种因素促使该时期民营企业逐渐形成与发展。二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台湾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经济改革，在基本完成工业“进口替代”的基础上，转向出口扩张，一方面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鼓励岛内私人企业投资，对民营企业实行低利贷款、税收减免等一列鼓励和扶植措施，开始实行“公民营双轨并存”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力，到1985年，在台湾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产值已占总产值的86%，公营企业只占14%。而民营企业活力的发挥，给台湾经济带来了繁荣。[※注]

陈恩对台湾民营经济进行了相对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台湾民营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台湾民营经济的性质、特点与结构，台湾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和措施，民营经济在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台湾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等，均作了梳理与讨论。[※注]

民营企业的巨大活力促使经营效率低下的公营企业必须进行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局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针对这一改革是否造成公营企业私有化的问题，林长华认为，台湾当局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主要通过释放公营企业51%股权的方式进行，“公”股依然可以占有49%的股份，“公”股持有者仍然是企业最大股东，因此这一改革并不意味着公营企业私有化，也不会改变有关当局对企业运营的掌控。但这一改革可以吸收大量民间私人资本，从而减轻财政负担，强化企业的资本力量，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当局通过这一改革，“达到既吸收民间资本又控制企业，增强当局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双重目的。”[※注]

另外，李非的《战后台湾交通经济》一书采用“大交通”的概念，即在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之外，还包括旅游和通信业。该书对台湾交通发展的历史与趋势、交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交通业的组成部门与分支行业等内容，都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注]王玉国的《1949年招商局迁台述论》一文围绕招商局追随国民党迁台的情形，进行了企业史方面的个案研究，并指出迁台后随着形势变化，台湾招商局实力骤减，企业经营受到极大影响。[※注]

三 有关经济人物

有关战后台湾经济人物，目前大陆学界最关注的是曾出任台湾“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对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李国鼎。茅家琦编著的《李国鼎与台湾财经》一书是一本有关李国鼎的传记，介绍了李国鼎的生平、主要承担的台湾财经领域的工作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注]赵建中、陆丰总结了李国鼎的财政金融思想，包括建立健全的赋税制度以培养税源、政府财政力求平衡等，并指出李国鼎财金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二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如萨缪尔森的观点等。[※注]郭希华对李国鼎的企业经营思想进行了评述，指出这些思想包括企业发展必须重视工业设计；突破工业发展瓶颈，重视培植企业家；低价出售是加速公营企业民营化的有效途径；提出工业发展中的哲学与伦理思想等。[※注]杨欢进介绍了李国鼎随国民党迁台后在经济领域承担的主要工作，并分析了其主要经济思想，如主张建立“计划性的自由经济”，强调经济稳定与“均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资本形成，注重经济发展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与观念沟通等。[※注]陈建波则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农业与工业发展、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五个方面，对李国鼎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注]褚静涛对李国鼎创建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事功进行了研究，指出李国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台湾发展资讯电子产业的重要性，于是发起成立资策会，创建新竹科学园区，广邀海外学人返台创业，扶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李国鼎对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发展居功至伟。[※注]施卫东分析了李国鼎对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贡献，指出李国鼎是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规划者、决策者和推动者之一。[※注]

另外，陶士和的《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主张》（《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刘旭的《尹仲容经济思想初探》[《湘潭大学学报》（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孔繁荣的《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均对尹仲容的经济思想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孙善根的《蒋梦麟与50年代的台湾土地改革》（《台湾研究》2007年第2期）及《蒋梦麟与战后台湾农村的复兴》[《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4期]两文，则探讨时任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对台湾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的贡献。

第三节 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

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有关1949年后的台湾社会文化，目前大陆学界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节将围绕社会转型、文化认同以及文化思潮三个学界研究相对集中的议题，分别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行述评。

一 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推行土改，对农村社会阶级结构曾造成巨大冲击，60年代的农工转型又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工厂和都市，劳工阶层不断壮大，至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逐渐兴起，台湾社会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

围绕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结构变迁，王建民对这一演变过程进行了评述，指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结构分化，地主阶级的地位大为削弱，一部分转向城市发展，成为城市大资产阶级，自耕农阶层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佃农与半自耕农人数大幅减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城市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农村人口流入都市，在农村，专业农户大为减少，兼业农户增多。70年代后中产阶级开始兴起，到80年代后台湾本土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大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王建民进而指出，台湾的阶级结构与省籍矛盾有所纠结。[※注]

率先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是农村社会。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农村社会，王先明从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在50年代至60年代，乡村建设思想在台湾尚无相对独立的地位，直到70年代后，台湾相对独立的乡村建设思想与方案才得以产生，当局开始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作”的着眼点移至“乡村建设”上。[※注]程朝云对战后台湾最为重要的农民组织农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战后台湾农会的制度改革（1950—1954）》一文对战后台湾农会的组织源流进行了梳理，强调以美援为基础的农复会的农民组织理念，和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考量，对战后台湾农会组织特性的影响，并借农会改革来观察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情形，指出由农复会与国民党共同打造的战后台湾农会，成为一个具有多目标功能，集农民职业团体、农村合作组织与政府附属机构等特质于一体的特殊的农民组织。在《修改〈农会法〉与战后台湾农会体制的再改革（1972—1975）》一文中，程朝云对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修改《农会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仅分析了当局在迁台后首次修改《农会法》的背景与原因，而且透过“立法院”审查“农会法修正案”期间的相关争论，讨论此次当局修改《农会法》的重点及其主要意图，又借修法后农会的合并与改组讨论此次修改《农会法》对台湾农会体制的影响，指出在此次法令修改背后，是台湾农会又一次制度调整。其《1960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的变化》一文则以20世纪60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研究重点，探究这些变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联和对农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该文指出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台湾农会也在发生改变，如在供销部门，政府委托业务，主要是粮食局委托业务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并试图加强自营业务的发展；在信用部门，由于统一农贷的举办，存放款业务增长迅速，很快超过供销部门，成为农会收益最高的部门；农会推广部门则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一些业务，但因从60年代中期起，台湾农会推行企业化经营，注重盈利事业，推广业务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上述种种变化不仅促使当局在进入70年代后对台湾农会体制再次做出调整，对农会组织发展本身也造成深远影响。其《国民党在台湾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发展与局限——以农会为例（1954—1969）》一文则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台湾农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第三届（1956年）至第七届（1969年）农会改选期间的各级农会情形，考察国民党掌握农会的方式与向农会系统发展组织的实际效果，进而分析导致国民党在农会系统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局限的原因，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无法突破地方派系的阻隔，将其力量向乡镇及以下农会系统和农村基层社会渗透，地方派系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固然是一方面，但国民党长期以来放弃自下而上的动员农民的方式，在组织发展路线上则一直依赖社会精英阶层来延展其统治，则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程朝云还对原生于美国的农村青少年社会教育组织——四健会在台湾设立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对农复会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战后台湾四健会在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与农村青少年个人成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会员人数一直无法突破的事实，说明战后台湾四健会在深入农村基层社会方面并不成功，这种不成功的背后，固然有制度设计与技术性的原因，农复会缺乏执行力的组织特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而政府支持的缺乏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注]

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是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另一大特色。盛九元在《台湾的都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台湾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历程的分析，力图揭示台湾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规律，该文对各时期台湾的都市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的都市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突出特征是中小城镇的快速成长，台湾经济走的是一条以中心城镇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自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大都会区逐步形成，城乡失衡加剧，工业发展呈现区域聚集的特点。对于台湾都市发展的特点与原因，该文也进行了分析。[※注]

农村人口向工业与都市流动是1949年后台湾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表现之一，赵玉榕对战后台湾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原因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与服务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加上农业收入过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都市及工业与服务业领域，从1965年到1973年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高潮时期，农村外流劳动力以青壮年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为主，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台湾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均因劳动力外流而受到很大影响，农村兼业农户增多，农民从农意愿更加淡薄，劳动力不离乡转业式的流动也限制了农地经营规模，妨碍了土地的集中使用，因而对农业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注]

农村劳动力流入工业与都市，对台湾劳工阶层与劳资关系造成了特殊的影响。黄安余指出，工业化使台湾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商业，但工业经济的波动又会使劳工回流农村，形成农工就业互动，劳工流动率偏高一方面使非熟练劳工比重增加、农工就业互动性强、企业规模小以及工业布局分散，另一方面也导致劳工阶级意识薄弱等特点。黄安余还分析了1949年以来台湾劳资关系总体平稳、劳工运动低迷、劳工阶级处于弱势境地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台湾劳工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产物，尤其是台湾经济的依附性，导致台湾特殊的劳工问题的产生，台湾劳工问题的本质与症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政权同国际资本、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相结合，推行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作为发展经济进而稳定偏安局面政策的结果。”[※注]

关于劳工问题，杨立宪对战后台湾的劳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将光复以来的劳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光复初期（1945年8月至1949年4月）、“戒严”时期（1949年5月至1985年12月）和“解严”以后（1986年至1995年），并分时段考察了台湾劳资关系演变以及劳工运动等问题。[※注]

关于中产阶级，姚一平分析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历史地位，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雏形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中产阶级形成阶段，从1973年到1986年则是中产阶级壮大阶段。台湾的中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族性、开放性、结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促进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注]王晓燕对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探讨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政治倾向，指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主要产生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在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再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产阶级的特征还不稳定，政治倾向也比较摇摆不定。[※注]严泉、陆红梅就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社会背景、参加社会运动的情况、政治参与情况，以及在两岸关系中的立场与表现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中产阶级在人口比例上渐趋稳定，并具有较多的技术化、科层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因而在政治倾向方面整体表现为激进性的一面更趋弱化、保守性一面趋强，并成为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注]

另外，谢大伟就1949年以来的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将40年来的台湾人口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迁台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观望阶段，当局对社会以及学界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持观望态度，客观上使人口猛增；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是推行“家庭（节育）计划”阶段，当局通过与民间组织合作，宣传倡导节育与优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1988年开始，面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明显下降，当局再次改变人口政策，进入推行“新人口政策”阶段，由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改为提倡人口适当增长，改善人口结构及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断层。1949年以来台湾人口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均以及老龄化严重等问题。[※注]

社会运动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当代台湾社会活力逐渐释放的重要表征，并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关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王仲研究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由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由文批到组党的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以《自由中国》为阵地，早期以批评国民党在台政治腐败为主，渐渐发展到试图结合本土精英组织反对党，最终因深深触动国民党的利益而被国民党当局镇压。王仲认为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缺乏群众参与，不过这场运动也让自由主义的种子在台湾生根，70年代后期台湾兴起的“党外运动”，基本诉求就多来自《自由中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注]吴仲柱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方式——街头运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大致经历了从“二二八”后的沉寂、到70年代初重新萌动并迅速勃兴、至世纪之交趋于成熟三个阶段的渐进演变过程，并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运动策划组织化、抗争对象分散化、诉求主题民生化和手段方式理性化等发展趋势。[※注]

以环境运动中社运组织向民间组织的转化为例，王仲、曹曦对台湾独特的民间组织生成路径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前期台湾的社会运动多以社运组织发起和推动，运动结束后，部分“具有一定意义和拥有资源的社运组织”获得政府承认，从而转型为民间组织，而转型为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反过来又直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注]陈立周则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原住民”运动为研究对象，讨论这一运动对当局“原住民”政策的影响，指出“原住民”运动使台湾少数民族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当局的少数民族社会政策思维逐渐从早期的“同化主义”向“文化多元主义”转变，少数民族拥有了从边缘位置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历史契机。[※注]

二 社会心理、历史记忆与认同问题

对于战后台湾来说，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问题无疑是社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认同问题究竟指什么？杨东磊认为，“台湾人认同”作为台湾民众的集体身份认同，其内涵既包括了台湾民众热爱乡土的地域认同，基于现实主义考量下的利益认同，也包括了部分主张“台独”者的分离主义倾向的“国家认同”。“台湾人认同”是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经由合法性建构、拒斥性建构以及计划性建构而最终形成的。[※注]刘国深认为，历史上台湾民众对台湾的感情和大陆其他地区一样，表现为对家乡的执着眷恋，但从百年前“台湾民主国”成立以来，台湾人的认同开始出现异化。虽然“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意图是“曲线回归”，但也从此成为一个异化了的国家认同虚像。之后台湾认同更经历了日据时期、“蒋氏父子时期”和“李登辉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认同虚像的台湾认同异化影响尤为深远。[※注]林晓芳对战后五十多年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走向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民众从简单朴素的中国认同到出现混乱并形成多元化走向，其过程是渐进的，受到国际环境、两岸关系以及岛内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注]林震注意到民主化进程对台湾认同问题的影响，指出“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的对象，在此过程中，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国”成为一团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模糊体。[※注]孙云则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认同定义为“我群”与“他者”的某种异己、对立关系，即台湾被建构成“我群”，中国则被建构成“他者”。[※注]刘红对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针对台湾“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特点和现状，影响台湾“国家认同”的各种因素，“国家认同”问题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均从事实与学理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并就如何影响和引导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注]

在对台湾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学界基本都认可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某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建构，在其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陈孔立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集体记忆及其对台湾民众认同的影响。在《1945年以来的集体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一文中，陈孔立提出，战后台湾人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本省人”和“外省人”，他们由于经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自我感受，这个时期台湾人的“集体记忆”也就存在差别，在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上、对国民党政权的感情上、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上、对“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认同上、对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看法上、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看法上、对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上等，都存在不同之处，并形成了复杂的心态，诸如“悲情心态”，对国民党政权的“亲切感”和“疏离感”，对“国家认同”的严重分歧，对美国日本的“亲近感” “优越感心态”和“小国寡民心态”等。“不过，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是就总体而言的，不排除有些例外。”在《台湾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众的复杂心态》一文中，陈孔立则讨论台湾民众对“光复”以前历史的“集体记忆”及其对“复杂心态”的影响，认为台湾民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心态既复杂又矛盾，而这些心态都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而其《自尊需求与“台湾人认同”》一文，则从社会认同论的视角研究“台湾人认同”，认为“台湾人认同”是为了满足台湾民众提升自尊的要求，而“台湾人”的自尊是通过与“大陆人”（或“中国人”）的社会比较而实现的，因而必然出现“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形成一些刻板印象与偏见。[※注]

无论是社会心理，还是历史记忆，都是可以被塑造、被建构的，进而塑造、建构台湾人的认同。陈孔立在《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一文中，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一股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与动向，该文认为这种文化动向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动向，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在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在这种“去中国化”的文化思潮中，最突出的就是历史记忆的“去中国化”。在《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中，陈孔立列举了台湾社会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记忆，如：“台湾民族论”“海洋文化论”“台湾民族主义”“台湾自古不是中国领土”“台湾人一贯受外来统治”、台湾依附于中国大陆的年代是对台湾最不利的时期、日本统治有功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是外来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要“吞并”台湾的敌对国家等。这些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历史教育有一定关系，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在为台湾民众建构“认同中国”“国民党正统”等历史记忆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却是以“反共”以及忽视与掩盖台湾历史为代价，到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即反其道而行，利用媒体、文学艺术以及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手段，刻意塑造台湾民众的“去中国化”的错误的“历史记忆”，建构台湾所谓的“国族认同”。[※注]

在建构台湾人历史记忆的各种手段中，历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又尤以修改历史教科书，进而从青少年时期修改、重塑台湾人的记忆，其影响更为深远。李理围绕90年代以来“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探讨“台独”势力如何将“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导入中学历史教育，从而以其隐含的“台独”意识对台湾青少年的民族和国家认同观念进行培养与形塑。[※注]陈动、陈孔立指出，2004年11月9日台湾教育部门公布的《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将《旧金山和约》及所谓《中日和约》引入教科书，否认《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极力掩盖和否定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其政治目的是先强调台湾“主权未定”，从而为“台湾主权独立”制造舆论。他们指出，在“去中国化”方面，该纲要草案比1997年的《认识台湾（历史篇）》走得更远。[※注]李理对台湾2004年版高中台湾史课程纲要及按此纲要编写的各种版本教科书进行了专门且深入的研究，重点揭示该纲要及相关教科书如何有目的地对历史事实加以裁剪、编排、甚至歪曲，如对台湾早期历史，只强调“台湾原住民族”，不谈汉民族在台湾的活动，甚至不顾以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强调台湾的“原住民族”源自“南岛语系”而与大陆无关；对于明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将荷兰、西班牙人入侵台湾的历史放在所谓“台湾与世界”的框架下，以延续“原住民”来自南岛语系的空间历史架构，略而不谈郑芝龙等汉人以海盗形式迁移至台湾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区隔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对于康熙统一台湾之后的清代历史，有些教科书将其称作“清领时期”，突出台湾的“帝国边陲”地位和清朝的消极统治政策，避而不谈清政府治台功绩；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改为“日本统治时期”，改“日据”为“日治”，掩饰日本的殖民统治，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等。指出2004年版高中历史课程纲要，“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某些具有极强台独意识领导者执政的条件下，在社会重大纷争中匆忙产生出来的，故其内容具有明显的‘去中国化’、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及淡化‘中华民国’存在的特点”。[※注]

张宝蓉在研究台湾中小学人文教育实践时，也注意到教科书与塑造台湾人认同的关联，其撰文指出，2000年以来台湾中小学实施的“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及教科书改革，使得台湾人文教育的主流理念与价值观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人文教育在教化情结上呈现出“台湾主体意识”与“大中国意识”不断拉锯角力、价值取向上单一本位和多元本位交错叠加、课程设计上综合统整与实践体验相互融合等特点。[※注]

张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历史类博物馆为观察对象，探讨策展者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如何透过对展示物的叙事编排，如通过对博物馆自上而下的体系建构，强化台湾主体精神；通过展示物选择性遗漏，加重悲情渲染；通过对展示物的切割或连接，完成政治立场的宣示；通过对展示物的“误读”，进而导出多元新解等，塑造民众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二十年来，台湾博物馆受制于政治因素，被征用为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借用博物馆里貌似‘客观’的物证，策展者不得不杜撰和编排历史，缺乏了文化合理性，也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权力者寄附于展示物的编排，更深切的目标则是，对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或意识形态进行塑形，企图调试出有利于执政的社会氛围。”[※注]

张羽、张彩霞的《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和陈美霞的《台湾外省第二代家族书写研究》均讨论文学领域所折射的台湾民众文化认同问题。前者通过展现当代岛内台湾文学史撰述所经历的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再到“文学建国”的“三级跳”过程，阐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史撰写如何成为台湾人历史建构及追求台湾主体认同的一部分。后者则以外省第二代作家张大春、骆以军、陈玉慧等人的家族小说为观察对象，探寻其间的家国想象与族群建构，从而探讨外省第二代族群认同的演变轨迹与历史新貌。[※注]

另外，颜士梅、王立人则从历史角度对台湾民众“日本情结”的由来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文化侵蚀是日本情结形成和膨胀的根源，蒋介石统治时期的“文化沙漠”及蒋介石本人的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的亲日情结的萌发成为可能和必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所谓的重建“新台湾文化”及李登辉本人浓重的亲日情结则促成了台湾民众“日本情结”的膨胀。[※注]

三 文化思潮及其他

日据时期，台湾曾受到日本殖民文化的侵害，光复后，国民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去殖民化”措施，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以推行反共文化以及复兴中华文化来维持其统治合理性，到70年代以后，“本土化”思潮的兴起，加上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台湾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

蔡子民对蒋介石反共专政时期（1950—1971年）和蒋经国“革新保台”时期（1972—1987年）的文化思潮分别进行了梳理，指出前期主要内容是反共文化泛滥、西方文化冲击、新文学复苏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期则为党外运动发展、乡土文学崛起和文化多元化。[※注]朱双一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乡土或者本土文化思潮崛起之前，台湾至少存在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三种纠葛交缠的文化思潮。三民主义反映的是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的路线；自由主义思潮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50年代，曾以雷震、殷海光等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为主要阵地，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是台湾民间崇尚西方思潮的典型代表；新儒家则代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国民党文化路线有本质不同，新儒家的着眼点在“文化”，主张保存和坚持中国固有文化，反对完全“西化”。这三种文化思潮与后来兴起的乡土/本土文化思潮的关系都非常微妙而复杂，这些文化思潮在台湾文学创作中均有所投射。[※注]向忆秋则将战后20年间影响台湾文坛的文艺思潮总结为五个方面，分别为左翼文艺思潮、三民主义文艺思潮、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乡土文艺思潮，并将各文艺思潮与受此思潮影响的重要文学期刊结合起来，考查其间的共谋关系。[※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三民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之一，李厚刚、洪明和宋淑玉分别撰文，围绕国民党当局推行的这一运动展开论述，分析了当局开展该运动的背景、动机及其在清除日据时期殖民遗毒、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注]

陆卓宁则从文学史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反共文学”进行了研究，从传播的话语立场、传播主体即创作者群体的结构及其精神内核、传播的中介手段即文学出版机构及其功能等方面，对“反共文学”的传播路径进行了分析，并讨论台湾主流话语或官方话语、台湾本土派立场及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著述对该时期台湾“反共文学”的不同阐释，指出其间的差异性既源于审美心理的影响，也有政治力的强势运作。[※注]

在各种文化思潮中，儒学的地位与作用都非常值得关注。在《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一文中，张文彪对台湾传统儒学的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五十多年间，传统儒学虽也经历过波折，但总体上是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国民党迁台初期，由于蒋介石的个人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为重塑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局对儒学思想大加推崇，并将其和三民主义一起进行研究。尽管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传统儒学在台湾更多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其与天主教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体现了台湾学术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的融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儒学的现代发展反思》一文中，张文彪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为支持其统治合法性而大力推展的“官方儒学”，以及民间学者为实现现代发展而走上融会中西思想之路的新儒学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儒学思想发展越来越融入台湾的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一方面儒学思想对现实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儒学自身的思想体系与基本范畴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如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新外王”的内容等。该文还强调了在西方文化和本土意识的双重冲击下，台湾儒学作为区域研究个案的特殊而重要的价值，并肯定了台湾儒学界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从学术上甄别与厘清“台湾意识”和台湾本土性，从而斩断“台独”思想文化根基的努力。在《台湾儒学现代化研究述评》一文中，张文彪考察了台湾儒学界围绕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家伦理如何应对工业化社会的挑战，以及在多元发展的现代社会儒学如何超越本身已有的内在难题等主要课题所开展的研究，探讨台湾儒学界在西方文化思潮冲击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坚持儒学主体性的同时融会中西文化思想，从而解决儒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在《儒学与当代台湾》一书中，张文彪更对台湾儒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对台湾新儒学的发展形成、主要流派与主要人物、主要思想以及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注]

台湾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中国》杂志关系密切。贺昌盛指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1949年随大陆迁台知识分子传入的自近代中国至“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是由岛内知识分子与欧美思想界持续交流而不断输入的自由主义理论，“而贯穿于整个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则是台湾自由主义最为集中的大本营”。贺昌盛进一步考察了《自由中国》杂志酝酿与创刊的过程，并认为从1949年到1951年是《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策略性合作时期；从1951年到1956年，《自由中国》逐渐发展为政府的“诤友”，与政府的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从1956年到1960年，是《自由中国》最后的辉煌时期，公开发表了措辞更为激烈的批评当局的文章，全面揭露蒋介石及其政权的专权与践踏法律行为，最终形成与国民党政权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自由中国》内部也出现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与以雷震、殷海光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分裂。透过《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表历程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演变，贺昌盛总结认为，《自由中国》所秉承的自由主义有“五四”传统的延续，但又不完全相同，“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诉求主要针对批判封建形态的专制主义，而《自由中国》所针对的对象是滋生于“现代”土壤的专制意识形态。同时，以雷震为代表的要求从根本上彻底“革新”政治的“激进”姿态，较之“五四”传统直接传递者胡适的温和的“改良”品格，更接近“五四”精神本身。[※注]

王仲以《自由中国》发表的批判台湾时政及争取自由权利的文章为主要文本，从中解读20世纪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指出《自由中国》一方面呼吁国民党开放更多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本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对既有体制及现实政治进行讨论、批评，争取言论自由。就其对国民党执政的批评及其政治主张而言，《自由中国》对政工制度颇有批评，主张军队“国家化”；揭露、批判“青年反共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主张“宪法”至上，反对蒋介石的“违宪”行为；主张组织反对党等。《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论激发了台湾本土精英的政治热情，促进了自由主义者和本土精英的结合，尽管后期组党运动失败，但其播下的自由主义种子在台湾生根，成为70年代后期台湾“党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注]

胡适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1949年以后台湾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一书中，杨金荣不仅研究了晚年胡适的职业角色、政治角色、学者角色以及其与国民党自由派吴国桢的关系，还以专章讨论了胡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关系，并分析了胡适与雷震、殷海光的理念异同，指出胡适是《自由中国》的招牌，雷震是《自由中国》的组织核心，殷海光则是《自由中国》的眼睛，而胡适与雷震的分歧在于：“胡适更多地表现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者，自由主义价值的发现者、播种者的角色；雷震更多表现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者，自由主义政治模型建构的组织者的角色。”在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更多地掺入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这是胡适与雷震、殷海光等人理念分歧的根本所在，也是胡适认为不能碰“反攻大陆”这块招牌，并且不赞成引入台湾地方势力或海外势力组建反对党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国际上“两个中国”的阴谋日益显著，胡适担心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后，会导致“两个中国”成为现实。[※注]

20世纪50年代，台湾思想界曾爆发一场以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徐复观、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之间的激烈论战，周宁、贺昌盛对这场论战的缘由及双方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新儒家试图以复兴儒学的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现代民主的良方，自由主义派则希望借助于积极推行自由民主理念，促成中国在政治上彻底革新，实行民主宪政。这场论战可以看作五四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的延续，但论战双方的思想并非完全不能调和，为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一共同目标，双方事实上后来表现出可能和解的迹象。[※注]蒋小波、林婷同样关注50年代的这场重要的思想论战，只是他们将国民党官方的言论也纳入进来，并聚焦于论战各方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和对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他们指出，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新儒家在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反对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对新儒家的文化批评展开反击。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的批判有相当深刻的一面，但因为特殊的冷战背景和国民党官方话语的参与，加上其他因素，当时却很少与自由主义派构成积极对话。蒋小波、林婷同样认为自由主义派和新儒家有和解的迹象。[※注]

由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政权推行的本土化政策衍生出的本土化思潮，是影响之后台湾政治、社会、文化极为深远的重要思潮，并成为形塑“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认同”的理论基础。李强援引台湾《新新闻》的一篇文章，指出“本土化”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开始使用，“它是指要以台湾化为发展中心，使国民党的权力由大陆籍人士所垄断逐渐转移为主要由台籍人士执掌，实现国民党政权台湾化。”本土化政策在强调任用台籍人士的同时，也强调外省人士对台湾岛的认同，因此其内涵较之台湾化更为宽泛。李强还指出，台湾本土化政策始于蒋经国时代，该政策本身不是分离主义，不宜将其与“B型台独”画等号，更不能将本省籍与“台独”、外省籍与统一联系在一起。他还预言省籍问题将随着本土化而逐渐淡化。[※注]王建民则认为，“台湾化战略”是美国人提出的，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也是由美国积极推动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一股潮流，而且“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本土化政策”的推动，加快了“本土意识”或“台湾意识”的发展，“本土意识”则强化“本土化政策”。和李强当年的预测不同，王建民指出，“本土化政策”发展的极致，是后来民进党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与“台湾正名”战略，即要彻底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建构“台湾独立”的新政权，而这样一种在“台湾意识”基础上、人为建构起来的“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注]张少宁、黎良华同样指出了本土化思潮与“台独意识”之间关联，认为由台湾乡土意识质变而来的“台湾意识”是“台独”的心理基础，而由台湾文化“本土化”发展来的“文化台独”，则使台湾意识扭曲为与“中国意识”对抗的“台独意识”，成为“台独”的文化基础，两者相互纠缠，又相互作用。[※注]

朱立立、刘小新对台湾“本土论”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台湾知识界有关“本土论”的诸种论述与分歧。他们认为，台湾“本土化”概念的最初登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界，而其内涵早期是指“社会科学中国化”，但从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国化”的概念逐渐被“本土化”取代，且“本土化”也由原本的“中性”色彩逐渐被意识形态化、高度政治化，并被“台独”政治势力所绑架，翻转为“去中国化”。90年代以后，本土论在台湾形成话语霸权，在文学领域，“本土”与“台湾文学”取代了“乡土”与“乡土文学”；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运动”的内涵也逐渐被“本土论”独占。随着“本土论”的意识形态化和高度政治化，其排他性格与封闭性日益突显，引起了部分“本土论”者的反思，并在其内部形成分歧。台湾传统左翼、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对本质主义化“本土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如左翼知识分子批判“本土论”是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动，使乡土文学的社会关怀空洞化；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批评本土论二元对立的本质化倾向；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则直指“本土论”的“纯质膜拜”倾向和对霸权化典范的仿制性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本土论的民粹化倾向等。朱立立、刘小新指出，“本土论”和“反本土论”构成了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本土论”获得话语霸权的语境中，“反本土主义”论述具有抵抗文化的意义。[※注]

围绕“本土化”，台湾《中外文学》1995年2月号刊出了两篇观点迥异的文章，分别是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学史的考察》和时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芳明的《百年来的台湾文学与台湾风格——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导论》。前者以中国史的视野来诠释台湾文学史，将台湾本土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895年至1945年的“反日”阶段，1945年开始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反西化”阶段，以及从1983年开始的“反中国”阶段，并提出“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和台湾意识的自我异化，而台湾独立与台湾主体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陈芳明则希望构建台湾文学的独立史观。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知识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陈映真、王晓波、林书阳、陈芳明以及一些在大学外文系任教的中青年学者如廖朝阳、邱贵芬、张国庆、廖咸浩等人先后卷入，争论的战场除了《中外文学》杂志外，《海峡评论》也成为另一重要阵地。大陆学者朱双一对这场争论的过程及双方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反“台独”论述往往重视从历史事实立论，做到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手的谬论，而独派在论述中热衷于套用西方解构主义或后殖民理论，更着力于自我理论系统的自圆其说而与现实有隔膜，其论述相对晦涩、牵强。[※注]张羽、王琨则围绕本土化运动中的“祖国意识”和“台湾意识”之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以及关于族群问题的讨论等三个主要议题，从学术角度对此次论争中双方的观点进行解读，指出参与论战的知识分子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试图通过“叙述认同”的建构与斡旋，来达成身份的认同，而此次论争中“独派”的一些表述，已经深刻地左右了台湾普通民众。[※注]

王东从台湾现代学术史的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台湾学术界掀起的一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进行了研究。王东首先分析了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背景，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至70年代，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心和研究旨趣均发生明显变化，从60年代中期社会学者陈绍馨倡言将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验室”，到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立足于台湾的经验性研究计划的开展，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学术转型。“伴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理论和方法论领域的全面变革，一种以台湾这个区域性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为聚焦中心、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为学理性基础的人文社会学术新潮流，也开始由暗潮涌动而最终汇成为澎湃的江河。”也就是形成了8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对于有学者将这场运动解读为台湾思想文化领域“本土化”运动先声的观点，王东提出了异议，认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是以“学术自觉”为核心、并坚守“学术本位”，和远在其之前萌生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鲜明政治色彩的“本土化”运动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运动开始之初，虽有学者用“本土化”概念来指代“中国化”，用意在于突显这场学术运动的意义与价值，表达其对西方学术强权和学术话语的一种抗争，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回归。但从1987年开始，受到学术以外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扰，这场运动由“中国化”向“本土化”转变，并逐渐被扭曲成在“本土化”旗帜下遂行特定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化思潮在台湾社会的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韩琛对台湾新电影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他以1982年《光阴的故事》所开创的台湾新电影三十年间的历程为考察对象，探讨台湾社会文化思潮从乡土向本土的一次重大转向以及在认同方面由中华认同向台湾认同的转向。指出早期台湾新电影的“乡土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去殖民、庶民意识和反思现代性等，身份认同、国族想象并不是其试图展现的重要议题，“新电影在处理省籍、族群关系时，是以阶层、性别等身份构成的社会人而不是地域人的意义展开的。回归乡土更多意义上从‘乡土’汲取资源对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冲击，而与‘乡土’对立的并不是中国他者，而是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他者。”但在80年代的台湾，本土化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台湾意识逐渐主流化，受此环境影响，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代表了新电影从乡土向本土的正式转向，从《悲情城市》开始，中国相对于台湾、外省人相对于台湾人，其“他者化”形象塑造开始映现于台湾银幕。台湾新电影从此失去了乡土意识的开放性与批判性，而其以族群对立、省籍区隔为基础的电影叙事，反映了一种“反外省”“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

1949年后的台湾还受到西方各种新兴文化思潮的冲击。朱双一就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台湾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陈映真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相对深刻，1990年前后施叔青等台湾作家将后殖民理论直接运用于文学形象的塑造中，也使其作品更具思想的深度。但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也有部分作者，如陈芳明等人，在错误的“台独”史观的影响下，套用“后殖民”的概念，进行混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历史建构，实际上“和真正的后殖民理论并无多少实质的关系”。[※注]

除文化思潮问题外，有关新闻与传媒，佟文娟的《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1949—2007》一书，以台湾民主政治转型为背景，并以台湾政治反对力量争取媒体自由的过程为线索，观察台湾政治体制转型前、中、后期整体过程中的政治和媒体关系的演变轨迹。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通过对政论杂志、社会运动、地下电台和无线电视等传播媒介的关注，梳理台湾媒体“从政治媒体到媒体政治”的过程；下篇则从政治传播的内容、传播策略和传播文本几个角度，对媒体与台湾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文化层面的剖析。该书认为媒体在台湾民主政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根源在于台湾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因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播”。[※注]吴琳琳的《台湾财经杂志发展研究（1949—2010）》一文探讨1949年以后台湾财经杂志的发展历程，该文将台湾财经杂志的发展变迁置于台湾社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梳理了台湾财经杂志60多年的发展历程，认为1949年至2010年间的台湾财经杂志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是起步阶段；从1980年到1999年是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1981年6月创刊的《天下杂志》带动了台湾岛内财经杂志风潮，财经杂志的数量逐渐在全台各类杂志中稳居第一；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到2010年，该阶段财经杂志在各类杂志中虽然不再“挂帅”，但依然处于主流地位，是台湾民众获取财经资讯的主要来源，并成为台湾相对大众化的阅读刊物。该文还指出，台湾财经杂志的发展与台湾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兴起密切相关。[※注]杨荣庆以《自由中国》杂志刊登的为数并不多的经济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自由中国》先是从“经济平等”的思想出发，批评当局的经济管制政策及公营事业等问题，随后，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引介，加上受到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启迪，《自由中国》逐渐摆脱了“经济平等”的模糊认识，形成了自由经济的思想，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不足之处是，《自由中国》同仁对市场机制和个人主义的局限的认识还不充分，对于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也尚未形成清晰的想法。[※注]刘燕南对台湾“解严”前约40年间有关新闻出版的法规进行了梳理。[※注]

另外，张娟对战后1945—1960年间台湾地区的音乐教育、文艺机构、社会音乐活动、音乐理论研究、音乐传媒、对外音乐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认为从1945年到1960年的台湾新音乐，在整个台湾音乐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不但摒弃了日据时期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殖民音乐文化，恢复了中华音乐文化传统，而且为日后台湾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注]沈巍则借台湾国光剧团新编舞台剧《百年戏楼》回看特殊年代京剧在两岸的命运，指出无论是大陆的样板戏，还是台湾以军中剧队为主要班底，以反攻、复国、中兴等历史故事为依托，号召人民向国家以及国家元首贡献忠诚的竞赛戏，都反映出政治对文艺乃至人性造成了深刻的扭曲。[※注]熊南京的《台湾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研究：1945—2006》一书对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的背景、内容、性质及其演变经过进行了研究。该书将战后台湾的语言政策大致划分为国语推行（1945—1992）和乡土语言教育（1993—2006）两个时期，对不同历史阶段台湾各族群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国语推行运动的成效、乡土教育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情况等也有所评估，并注意到政治对语言政策的影响。[※注]袁辰霞则以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1987年解严以后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及具体措施，指出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流失严重，1987年解严以来实行的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整体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且这一政策存在泛政治化、科学基础和整体规划均有所欠缺等不足之处，政策执行也相对不力。[※注]

第四节 两岸关系史研究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随着东、西两大阵营冷战兴起，导致海峡两岸之间长期分隔对峙。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号召，两岸关系逐渐走向缓和。这期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台独”势力泛起，两岸关系也是跌宕起伏。两岸关系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向来是战后台湾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成果颇多，以下拟作简要综述。

一 两岸关系通史与通论

两岸关系直接关联现实政治，相关学术研究深受现实政治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海峡两岸关系趋向和缓之时，学界便开始探讨两岸关系诸问题，并编撰两岸关系通史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回顾与展望：论海峡两岸关系》，汇集了海峡两岸学者关于两岸关系的论文20篇，是较早出版的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文集。[※注]系统论述两岸关系较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是张春英主编的四卷本《海峡两岸关系史》。该书从历史的角度追本溯源，以地质学研究和考古发现为依据，将两岸关系的发端置于两三万年以前，下限直到21世纪之初，构建一个海峡两岸关系历史的整体框架。全书分四卷，实际上确立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第一卷，开发·融合（史前—明中期）；第二卷，变乱·回归（明后期—民国时期）；第三卷，内争·对峙（1949—1978年）；第四卷，缓和·统一（1979年—21世纪初）。这个框架初步划分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分期，廓清了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主题，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注]两岸关系通史性著作尚有唐林生等著《海峡两岸关系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田鹤年等编《两岸关系史纲》（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于保中、陈新根著《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简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两岸关系历史固然源远流长，但1949年以后的两岸关系则有特殊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论著较多。马建离、谭克绳、肖德才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四十年》，记述了1949—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其核心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充分反映国共两党严重军事对峙和外交方面的抗衡以及两党间走向缓和的历史，也反映海峡两岸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之间在阶级、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间接、直接交往及其发展趋向的历史。[※注]余克礼主编《海峡两岸关系概论》，首先以台湾问题的由来为切入点，论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关系及台湾问题复杂的国际背景，然后分四个时期论述1949—1997年两岸关系发展史：一是军事对抗时期的两岸关系（1949—1979年），二是和平对峙时期的两岸关系（1979—1987年），三是民间交流时期的两岸关系（1988—1993年），四是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前景展望（1993年以来）。[※注]

还有论述1949年以后某个具体时段的两岸关系断代史著作。李学明编著《海峡两岸交流史稿》叙述了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11年间，海峡两岸交流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及其落实情况等。[※注]杨荣华主编《九十年代两岸关系》，则探讨了1990—1996年海峡两岸关系问题，涉及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政策，汪辜会谈，两岸经贸关系新发展，两岸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交往，两岸“三通”，反分裂、反“台独”等问题。[※注]

有几种两岸关系大事记著作，以编年体形式展示了两岸关系演变的历程。陈崇龙、谢俊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全书分五个部分：两岸关系历史悠久（1949年10月1日以前），紧张的军事对峙阶段（1949年10月—1955年），和平倡议与冷战对峙阶段（1956年—1966年4月），隔绝往来与政治对峙阶段（1966年5月—1978年），关系互动、走向和平统一时期（1979年至今），重点记录了1949年10月至1992年10月海峡两岸关系交往大事。[※注]徐博东总主编、陈文寿主编《台湾研究论文精选·两岸关系大事记（1979—2005）》，择取并记录了1979—2005年涉及两岸关系的各种活动和事件，包括两岸官方发表和颁行的涉及两岸关系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宣示文告；两岸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涉及两岸关系的活动；两岸处理两岸关系专门机构和团体的活动；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涉及两岸事务的活动；其他涉及两岸关系的活动与事件。[※注]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注]及其续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99—2008.5》[※注]，逐日排列1949—2008年5月两岸关系的重要事件，如实记录两岸关系演变的历程，通过微观和具体的叙事，再现两岸互动的真实场景，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展示1949—2008年60年来两岸关系的全面、系统和简要的资讯，为理性观察、思考和评判这个时期的两岸关系演变提供最基本的事实依据。

国共关系是两岸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岸关系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马振犊主编《台前幕后：1949—1989年的国共关系》，用翔实的资料叙述了1949—1989年国共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注]

另外，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孔立教授关于两岸关系研究的系列著作[※注]值得关注。《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前半部主要写历史上的两岸关系，后半部则以当代的两岸关系为重点，基本上都是与台湾学者进行“对话”的结果。《走向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针对当前两岸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难题，诸如台湾政治定位、两岸和平协议、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国共关系以及民进党问题等展开讨论，其各个部分都是针对台湾、大陆或国外出现的各种观点，提出作者的不同意见，试图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多元视角。作者认为有关台湾政治及两岸关系的研究，不论在两岸之间或两岸内部都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应当鼓励提出不同看法，鼓励开展争论，这样才能促使研究的深入与水平的提高。《走近两岸》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记述了从1986年至2011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与台湾各界人士（主要是学界）交流的情况，重点在于台湾方面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记述了作者与民进党人的交往，以及作者在两岸关系研究过程中，与一些同行学者不同的看法及其解决过程等。在作者看来，思想与情感问题至关重要。要真正地了解台湾社会，不能仅仅停留于政治层面，要有全方位认识，尤其要渗入心理层面了解台湾民众的心态，这才能准确把握台湾民众的诉求，以实现两岸民众的充分交流，并达成相互的谅解。《心系两岸》是作者二十多年跟踪观察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些记录和个人感受。全书将岛内蓝绿较量、观察国民党、观察民进党、剖析“台独”言论和两岸政治大局及政治难题等内容分为两部分：观察台湾和关注两岸，研究范围涉及2012年“大选”后岛内政治生态、马英九第二任期执政理念、两岸之间政治难题的解决方案，等等。这些文字，充分彰显了一个真诚的历史学家深切的现实关怀。

二 大陆对台政策演变问题

大陆对台政策研究一直是两岸关系研究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和继承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形势，进行了一系列发展和创新，为解决台湾问题做出了新的贡献。

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理论的研究，学者往往强调其历史演变脉络。例如，李永铭、毛磊、陈宗海在《台湾问题与统一之路》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对台工作发展的历程，认为80年来对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5年，中国共产党为收回台湾主权而奋斗；第二阶段为1946—1978年，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台湾而奋斗；第三阶段为1979年至现在，中国共产党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奋斗。[※注]王在希著《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叙述了李登辉上台直到马英九当政后的两岸关系现状和岛内政局的发展演变，包括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研究台湾问题颇具参考价值。[※注]张春英著《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史》以时间为经，以海峡两岸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现实问题为纬，追本溯源，展现了海峡两岸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的全景图画。[※注]高智生著《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研究》[※注]，涉及两岸和平统一问题的历史渊源，李登辉在两岸统一问题上的蜕变情形，台湾民众在两岸和平统一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等问题。刘金祥著《两岸关系与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研究》[※注]，则从多方面论述了搞好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争取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是台湾当局的唯一选择。

也有学者试图从这些对台政策演变中总结规律。沈骏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祖国和平统一》中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强调其思想脉络。[※注]陈松友对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对台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论述，认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经历了从“武力解决”到“和平解放”的变化过程，“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共中央为适应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对台战略，在打破美国的包围封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注]赵景文在《台湾命运》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可概括为从“武力解放”过渡到“和平解放”的和平演进模式。[※注]台轩编著的《中国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从台湾问题由来角度，归纳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演变，以及中国政府处理国际事务中涉台问题的基本态度，于宏观角度梳理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走向。[※注]

除了专著，还有不少专业论文就此问题展开论述。诸如李家泉的《中共三代领导人对统一中国的战略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齐鹏飞的《中共党史90年：关于国家统一战略的三次大转型》（《北京党史》2011年第4期）、刘守仁的《对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1995年第1期）、何仲山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台方针政策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等，都对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变情形进行概述和总结。

“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台湾战略的核心概念，这方面有较多的研究论著。李家泉著《“一国两制”与台湾前途：中国海峡两岸关系探讨》[※注]，收录作者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19篇文章，系统论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理论意义，着重从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张同新、何仲山主编《“一国两制”与海峡两岸关系》[※注]，系统论述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揭示了中共和平统一方针与“一国两制”理论构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对台政策上的作用。潘叔明著《“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注]，探讨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继续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最终解决台湾的预期等问题。黄修荣主编《国共关系的历史回顾与“一国两制”理论研究》[※注]，收录2004年9月在西安举办的“国共关系的历史回顾与‘一国两制’理论”研讨会上的论文35篇，探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以及“一国两制”的构想理论，试图从历史经验中发掘出现实意义。

针对两岸关系的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也有学者对一些对台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作史学梳理。李松林在《中国共产党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及经验研究》[※注]一书中，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斗争的历史经验为主线，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中共十七大时期的对台政策演变。在有关两岸谈判的研究中，黄嘉树、刘杰著《两岸谈判研究》一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对两岸谈判的类型与特殊性、谈判观念和做法、谈判的前提；两岸事务性谈判历程；两岸事务性谈判整体评价；两岸围绕政治谈判的斗争，以及新世纪、新条件下的两岸谈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阐释，是研究两岸谈判问题的重要著作。[※注]

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相继出版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注]等资料集，为此类课题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收录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关对台工作的重要文献和政策法规，是一部总览全局的权威资料。《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一书辑录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有关台湾问题的重要文献，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工具书。全书分四编：第一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和谈话；第二编，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以及各部委、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有关政策规定；第三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社论、评论文章；第四编，中国与有关国家签署的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此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献资料相继出版。如《中共领导人谈台湾问题》一书按时间顺序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稿和谈话共119篇，党和国家和其他领导人有关台湾问题的主要论述33篇，还有与台湾问题相关的附录32篇。这本书是研究中共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的重要文献资料。[※注]其他诸如《一国两制与台湾》（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也是相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资料。

三 关于两岸对峙时期的研究

宏观研究两岸关系演变，关注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时期，时间比较晚，其资料来源有限，因此研究往往成为对政策的一种解读。而两岸对峙时期的研究，则因国内外档案开放，研究更为史学化，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方面的宏观性研究论著，可以李松林、祝志男著《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考察》[※注]一书为代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宜将剩勇追穷寇”，在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却迟迟未付诸行动？以炮击金门为标志的两次“台海危机”是在何种背景下发生的？其间美国等西方势力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和平解放台湾”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又是在怎样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提出的？为了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两岸人民进行了怎样的努力？该书立足于历史事实，具体回答了上述各种问题，详细论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曾筹划武力解放台湾，但这一计划最终被迫搁浅。对于计划搁浅的原因，吴本荣对其中的苏联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苏联三次拒绝中共援助请求、支持北朝鲜首先完成半岛统一，使得台海局势复杂化。[※注]沈志华利用2004年以来公布的最新档案文献，考察1949—1950年中共进攻台湾计划从提出到放弃的决策全过程，分析导致决策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而深入探讨在中苏结盟等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如何转变对台湾的政策。该文认为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注]高宏强的《“二战”后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掣肘因素剖析》一文，探讨了战后两岸关系的国际背景。[※注]刘大禹的《蒋介石对1958年炮击金门的应对——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一文，利用《蒋介石日记》做“金门炮击”研究，这是老问题利用新材料。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炮击金门，是第二次台海危机的重大事件。炮击前，蒋介石做好了应战准备，且试图以此为契机，实施军事“反攻复国”的战略。炮击时，美国力促金门守军撤退，以造成“两个中国”。作者认为蒋介石反对从金门撤军，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事实上与毛泽东遥相呼应，使台海问题继续停留于“国共内争”的局面。[※注]张万余的《毛泽东在涉台问题上的“联蒋抗美”》一文，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台湾问题上“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是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方针是针对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提出的，其实质是挫败美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作为对付美国的一项绞索政策是这一方针的基本策略，以有限的地面炮火保持两岸的沟通是实施这一方针的有效方式。这一方针对中共后来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中共在台问题上形成了完整的外岛政策，牢牢掌握了与美蒋斗争的主动权，并以全新的角度思考两岸的统一问题。[※注]

随着资料的开放，近年来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超过以往。沈志华在《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一文考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近年解密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文件，他认为在1958年炮击金门问题上，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以及苏联的核威慑力量，使美国采取了克制与避免武力冲突升级。[※注]杨奎松在《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一文中，则提出“直接对美，间接对苏”的第二次炮击金门事件与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密切相关的独特观点。他认为在台海危机过程中，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不向苏方打招呼；事发后苏方询问，中方强硬表示自己承担后果，绝不拖苏联下水；苏方提议向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震慑美国，毛则强调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认为苏方此举仍是想控制自己。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在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正变得十分敏感。[※注]牛军在《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驳斥了国外学者关于“50年代炮击金门是中国共产党危机管理手段”的观点，他认为军事斗争，包括炮击金门、攻占沿海岛屿、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等，都是完成国家统一的手段。中国历次军事斗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防范国际危机发生的意图和措施，即尽可能地避免台海两岸的矛盾甚至军事斗争，最终导致国际间的军事冲突。[※注]李合敏对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毛泽东关于一个中国、和平统一、对台湾应采取特殊政策等重要思想，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而且也为我党解决台湾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平统一，促进发展”等科学的思想理论原则。[※注]张春英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解决台湾的重大决策进行了评述，这些决策包括武力解决台湾的决策、和平解放台湾的决策、与美国开展大使级谈判的决策、中国与外国建交中处理台湾问题的决策、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等等，作者认为这些重大决策是中共和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为改革开放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注]

蒋小波的《费正清的两岸关系论述及其台湾效应》一文，研究冷战时期美国两岸政策，其角度是以费正清的学术论述为视角，较为新颖。他认为，冷战时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术界以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的基地，且费正清也积极地介入两岸关系与台湾事务。费正清的“大陆—台湾”论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亲共”，中期的“反共”，与后期的“两岸共治”。他认为，费正清多变的面孔反映了美国不同时期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对中国两岸政策的调整，而台湾对费正清体系的反应则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矛盾，以及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注]

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史

由于两岸之间长期对峙，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在近三十年来的两岸关系发展中，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是最为活跃和积极的因素，是稳定和推动两岸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较多。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属于现实政策类，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三十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

两岸经贸关系是两岸经济交流研究的核心课题，学界相关研究论著颇多。刘映仙主编《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探讨》，探讨了台湾、大陆经贸往来的历史、现状，论述了与之相关的政策、理论、科技等问题，同时对两岸未来的经贸交往作了展望。[※注]李宏硕主编《海峡两岸经贸关系》，阐述了海峡两岸经济互补的客观可能性、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主要领域、大陆对台湾的经贸政策、台湾当局对大陆的经贸政策，并附录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大事记。[※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的系列著作[※注]值得关注。李非编著《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主要论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内容形式及其发展趋势。李非著《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将海峡两岸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的考察，全面分析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条件、特点、形式与趋势，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两岸经济的内在联系，探索了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实现两岸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模式和途径，阐述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李非主编《21世纪初期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走向与对策》，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篇主要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第二篇论述了21世纪初期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走向；第三篇探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对策。李保明著《两岸经济关系20年》，系统总结了此前20年两岸经济关系，是一部重要的两岸经济史著作。作者认为，受大陆助力和台湾阻力的作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历程和内容都具有独特的特征，是经济史上少有的经济现象。该书以大量的文献和数字资料揭示政治意识干扰经济规律、经受限制与被迫突破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历程，并运用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两岸经济关系对两岸经济发展和两岸人民利益带来的深远影响。[※注]另外，关于两岸经贸关系研究，尚有龙永枢主编《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温端云、蔡名相主编《海峡两岸经贸交流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参考。

关于大陆对台经贸政策研究，也是两岸经济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何柳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对台湾外贸关系的影响（1979—1989年）》一文，专门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两岸经济关系，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制定并调整了一系列对台经贸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渐进地放宽了对大陆经贸政策。同时，民间企业也开始奔赴大陆投资办厂。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直接带动了两岸间接贸易的快速发展。80年代末期台湾主要的出口对象开始呈现出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注]张春英、肖冬华、蒋宗伟著《对台经贸政策研究》[※注]一书，主要研究中共对台经贸政策的变迁。该书梳理了中共对台经贸政策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划分，阐述中共对台经贸政策的实践。另外，又分别从两岸“三通”、战略、策略，以及新决策、新举措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最后，探讨了中共对台经贸政策制定实施的影响作用和经验。

从东亚区域甚至全球化的视角考察两岸经济关系，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趋向。曹小衡著《东亚经济格局的变动与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论述了东亚经济格局新特征，东亚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两岸产业分工，两岸经贸关系的现状与特点，东亚经济新格局与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前景等内容。[※注]刘相平著《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视角观察、剖析与解读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并预测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及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注]胡军、冯邦彦、陈恩主编《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两岸产业分工与合作》，则全方位、多层面地对未来两岸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远景进行了客观评估，对两岸经济贸易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注]

海峡两岸经济的区域整合与分工、竞争等问题，也是两岸经济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蔡秀玲、陈萍著《海峡两岸直接“三通”与区域产业整合研究》，从海峡两岸历史上的通航与通商，直至目前的“三通”现状，从两岸“三通”的曲折进展，直至“三通”的政策与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注]黄绍臻著《海峡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台湾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走向》，以马克思的区域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为依据，汲取和借鉴西方近现代区域贸易分工理论、区域空间组织理论和区位理论的有益成分，就海峡经济区的性质、发展模式、竞争优势、产业分工和合作机制等，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注]张玉冰著《大陆沿海与台湾地区竞争力比较研究》，则以台湾地区和大陆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对这四个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定量化评价后进行比较分析，并在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中，选取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中的江苏省作为代表进入模型，即试图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范式；而对于两岸经济趋势预测的研究对象，则主要为台湾、大陆整体以及大陆沿海三大经济区域。另外，为使预测结果更具参考性，本书还分别对大陆三大区域中经济发展最为热络、外向性相对最高、经济整体规模与台湾较为接近的四个省份（即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省、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及浙江两省，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的山东省）的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分析。这是探讨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注]

在文化交流方面，学界多关注闽台文化历史交流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也很多。就宏观的两岸文化关系交流而言，杨彦杰的《闽台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认为闽台两地密切的文化关系特点是历史形成的。该文具体从闽台移民、文化考古发掘入手，详细探讨了闽台两地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注]林仁川、黄福才著《闽台文化交融史》，系统论述了移民与文化传播、闽台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行动和思想，以及闽台之间在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宗族家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交融，认为闽台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和融合关系。[※注]何绵山主编《闽台区域文化》，叙述了闽台历史渊源、闽台文化、闽台宗教、闽台民俗、闽台文学、闽台艺术、闽台民间文学、闽台建筑、闽台教育、闽台方言，以及闽台法律等内容。[※注]张亚的硕士学位论文《1978年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和思考》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向前发展，其间，有过良性互动的态势，也经历了挫折和坎坷，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很多隔阂和阻碍。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集中概括了二十多年以来，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工作经历了从艰难起步到双向交流，从曲折前进再到冲破重重阻力向纵深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重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岸关系的走向以及在此背景基础上两岸当局出台的文化交流政策，分清各个时段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下篇阐明了在中国统一大业中，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突显其巨大的作用，着重论述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还存在着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注]

就具体的各个文化领域交流而言，陈名实著《闽台儒学源流》，内容涉及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儒学，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闽台儒学的传承，清朝统一台湾后闽台儒学的发展，鸦片战争后闽台儒学的演变。[※注]朱双一著《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论述了福建和台湾两地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全书共分六章，探讨了台湾和福建两地的种族、环境、时代要素与区域文学特征，明郑前后闽台文学的初步遇合，清代中叶闽台文学的深层对接等。[※注]陈喜乐主编《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在阐述闽台两地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探讨了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原则，并对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提出若干发展策略与建议。[※注]林国平著《闽台民间信仰源流》，是一本研究福建、台湾两地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作用的著作。全书共分12章，分别研究了闽台民间信仰的由来与社会基础，闽台两地的自然崇拜，闽台祖先与行业祖先崇拜，闽台医药神与瘟神崇拜等问题。[※注]刘海燕、郭丹编著《闽台客家宗教与文化》，论述了闽台客家的佛教信仰、道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以及闽台客家生命礼俗与岁时习俗及其文化内涵、闽台客家建筑与音乐文化、闽台客家饮食习俗与服饰文化，充分证明客家文化是联结闽台关系的重要纽带。[※注]谢建华著《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是一本描述两岸电影关系史的著作，该书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考察1924年大陆电影到台湾以来，两岸电影八十多年的关系发展史。[※注]

目前，两岸关系中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其深度和广度仍在大大地拓展之中。因此，总结两岸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十分必要。

第五节 美台、日台关系史研究

1949年后的美台、日台关系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该时段研究成果数量少，研究方向单一；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该时段为研究起步阶段，大多数研究问题都已触及，但史料运用比较单一；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该时段研究已经累积了不少成果、史料，同时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频繁，研究领域和深度都有很大进展。由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有限，本节将1990年前的美台关系史研究专列一目简要介绍，对于近20年来的研究状况，则分门别类加以详述。相对美台关系史研究，日台关系史研究内容较少，本节也列一目整体叙述之。本节所介绍之研究状况，并非仅仅局限于专门史研究领域，不少相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研究，当时属于现状研究，但现在也可以看作史料。另外，还有许多关注现状的研究，都以“史”的形式出现，本节一并列入介绍。

一 1990年以前美台关系史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统一。之后，美国舆论相继鼓吹“台湾地位未定”“两个中国”等破坏中国统一的言论。出于当时台湾问题的时政需要，50年代初，大陆出现第一波台湾史研究热潮。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揭露美国早期侵略台湾史。1950年初，蒋孟引即撰文指出，美国早在1857年就密谋攫夺台湾。[※注]陈庆华则具体考察了美国早期对台湾的图谋，指出：“历史证明，美国侵略台湾的阴谋从一百年前起，就已经开始了。今天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台湾，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政府长期侵略中国，企图独霸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注]刘大年则注意到美国与日本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上的合作，认为美国参加的侵略的有：（1）美国“军事指挥人员”;（2）美国“军舰和装运军队的商船”;（3）大批美国“军火”;（4）“可能还有一批美国雇佣兵”。[※注]二是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卿汝楫撰文指出：“受了日本侵占五十一年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早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认。”[※注]

卿汝楫的《美国侵略台湾史》是第一部反映美台关系史的著作，该书目的是为了揭露美国对台湾的侵略图谋。在这之前，作者已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侵华史》两卷，也有关于美国侵台史的内容。限于当时资料的缺乏，《美国侵略台湾史》的研究成果以小册子形式出现，研究未能深入。但是，作者还是比较广泛地参考了各国的外交档案，还接触了美国国会记录、参院档案、众院档案及其他有关文件等。[※注]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合著的《台湾历史概述》一书比卿汝楫著作晚一年出版，也是一本介绍台湾历史情况的小册子，对美台关系也有着墨。该书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第二，揭露和批判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的侵略活动，颂扬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注]《台湾历史概述》一书是解放后大陆发行的第一部台湾历史通俗读物。

80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两国学术交流逐步展开，带来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繁荣，美台关系问题也因此得到更多国内学者的关注。资中筠的《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一文较早注意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影响，该文回顾了1948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转折期，美国做出了最终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决定，导致中美之间的长期对抗。[※注]时殷弘也探讨了这一转变的具体原因和历史背景。[※注]关于美国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关系的转变，王缉思认为，从表面上看，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同1945年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内部有其一贯反共的逻辑存在。他在《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一文中写道，美国人在1945年声称他们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而1955年却执行了一项遏制、孤立、打击中国的政策，两个目标都是明确提出的，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都曾引起争议。该文比较充分地叙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前因后果。[※注]汪义明则以美台关系为关注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诸多细节。他认为，美国考虑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正常关系将会利多弊少，可以避免中国倒向苏联，但是美国对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非全然不顾。[※注]

除了比较宏观的美国对台政策研究外，何迪较早关注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外岛政策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50年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及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深化。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的水平很低，而艾森豪威尔政府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阻碍了双方信息的直接交流，增加误断对方意图的可能性与和平解决冲突的难度，往往使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发展为国际性的全面对抗，形成危机。他认为，1954年和1958年两次所谓的“台海危机”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教训。[※注]

在影响中美关系问题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首要问题，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事件，也促使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整个80年代，关注美台关系史的学者几乎都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内，时间点集中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王缉思指出，虽然“两个中国”的概念有种种翻版，例如“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等等，中心问题却只有一个，即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开宣布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针对美国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阴谋，中国政府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经过在朝鲜战场和台湾海峡同新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较量，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坚定立场。另外，面对美国多次试探，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公开场合和秘密会谈中，都曾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主张，使美国政府有所顾忌。在美国国内，政府不能忽视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右派的态度；在国际上，美国如公开主张“两个中国”，将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注]饶戈平于1991年发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透视》一文则是对20世纪80年代相关讨论的总结。他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台湾的主权归属及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批驳了有关台湾地位问题的种种谬论，被认为是近20年来从国际法角度研究台湾问题的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常为实际工作部门引用。[※注]

除了上述美台政治、外交关系研究外，美台经济关系史研究则刚刚起步。李家泉、刘映仙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撰文详细叙述了美国在台资本的来龙去脉，指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经济实际上处于美国等外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控制和影响之下。在西方各国对台湾的投资、贷款和贸易中，美国均居首位。他认为，美国垄断资本如此极力扶植台湾，无非是要把台湾变为美国的政治经济附庸，为其本国的财团利益服务。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本地资本繁荣。[※注]茅家琦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也关注美台之间的经贸关系，对美国经济援助着墨甚多。[※注]

与大陆学界相反，这一时期很少有台湾学者利用美方开放档案研究美台关系史，台湾相关部门的资料开放有限，再加之两岸之间的交流不畅，因此大陆学者几乎不用台湾资料。黄嘉谟的《美国与台湾》是台湾早期研究美台关系的开拓之作。他主要关注的是台湾日据之前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企图。这本书于1966年出版，之后二三十年，台湾学界几乎没有类似之作。[※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两岸关系的缓和，美台关系史也逐步引起了岸学者的关注，新的资料文献也不断出现，研究面貌焕然一新。

二 1990年以后美台关系史

1990年以后，美台关系史的研究逐步深入，无论在研究领域和材料上，都比早期研究要丰富许多。研究风气也从过去着眼于中美关系史下的美台关系研究转向多元，如从冷战背景出发的研究，或者从台湾本土背景出发的研究等。研究者也有广泛的背景，涵盖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历史学等。

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积累，90年代初期，大陆出现了一批美台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如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他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都有专门章节叙述美台关系，探讨美国对台政策。又如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也有专门章节论述美国对台政策的缘起。再如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一本探讨台湾问题起源的书，通篇都以美国对台政策为该书的叙述线索。苏格将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综合起来观察，着重研究台湾问题的由来及其走向，通过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深入系统分析，达到“理顺历史脉络，明辨是非曲直，着眼未来发展”的目的。该书的资料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解密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以及其他各种文献，资料来源十分丰富。

以上这些著作从研究材料上来说有三个特点：第一，大陆学者开始大量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诸卷进行研究，如陶文钊、资中筠的著作，主要利用了该文件集进行研究。在这之后，该文件集成为研究美台关系史的必备资料。第二，由于中美两国学术交流频繁，学者也大量利用美国开放的原始档案。如苏格的著作就比较大量使用美国档案。第三，这些著作都呼应了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相关研究，体现了中外学术之间的交流。

2000年后，大陆学者使用资料逐渐多样化。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美国总统个人档案、美国总统公共档案、国会简报等资料被逐渐应用到研究中。学界近来还大量使用顾维钧档案、蒋介石日记、卡尔·兰金档案等。同时，台湾国民党时期的档案资料也逐渐对民众开放，大陆学者赴台交流增多，在研究中可以将诸多美国资料同台湾岛内“国史馆”“外交部”“国防部”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国民党党史会等单位所藏档案资料交互使用，互相印证，研究逐步深入。

（一）美台关系起源与演变研究

有关美台关系总体演变过程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国际关系学界或者台湾研究学者看来，美国对台政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当下美国对台政策。就历史学者而言，逐步开放的档案是历史研究丰富的宝库。牛军撰文勾勒了美国对台政策50年来的发展轨迹。他指出，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历次变化调整都是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不论美国政策的制定过程有多么复杂，中美关系的状况始终是美国制定政策的首要考虑。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再变动、再调整，中美关系也是一波三折，动荡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始终有人企图将打“台湾牌”牵制中国作为一种选择，以便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的扩大。他们的主张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对台政策，只是在不同时期影响的程度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状况。[※注]何子鹏著《利益的纠结：美国涉台政策解读》一书，主要以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为界，将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撰写美台关系。上篇从新中国成立至尼克松访华约20年，主要描述中美紧张对峙时期的台湾问题；中篇从尼克松访华至冷战结束约20年，主要描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期的台湾问题；下篇从冷战结束至今约20年，主要描述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注]汪小平著《美国对台政策的起源与演变（1941—1960）》一书，主要叙述了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同时也叙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与台湾光复的历史，重点论述了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起源与演变，从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的角度探讨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冷战初期两岸对峙状态下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书中详细叙述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制定的成因、过程、反应与结果，同时根据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相关史料，分析讨论了这一过程的历史意义。此外该书还讨论了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和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关系史。[※注]由于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部分高校为此专门编撰教材。北京大学孙岩撰写教材《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一书，从历史到现实，梳理了自18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与台湾长期特殊关系的逐步演进；回顾了1949年后两岸关系从隔绝对抗到如今交流密切、往来频繁的曲折发展；阐述了近60年来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复杂进程。该书作为大学本科生的教材，是阐述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基本知识的学术性读物，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客观把握其中的是非曲直，增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注]

有关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学界继续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牛军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台政策，详细解读美国制定对台政策的台前幕后。[※注]刘红着重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历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10年间，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历了“扶持、放弃、再扶持”的转变。他进而认为，台湾问题的出现及长期悬而未决，完全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范宏伟研究美台矛盾。1950年初，两千余名国民党军先后败退撤至缅甸北部。随后，在台湾、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实力逐渐壮大，成为台湾试图“反攻大陆”的一支“偏师”。但是缅北蒋军不仅未能完成其使命，反而因其带来的诸多影响导致美国改变对蒋军的态度，迫使台湾两次从缅北撤军。范宏伟认为缅北蒋军问题反映了台湾与美国的不对称依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美台关系中的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的双重特征。[※注]汪小平从美国的远东战略出发，分析其在1950年前后的对台政策，揭示“太平洋公约”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方所想所需。[※注]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两岸学者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沈志华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决策层在酝酿和制定对台政策时，国务院、军方、两党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都不是要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台湾回归中国，以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随后，沈志华继续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举动彻底中断了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注]刘丽华分析了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后，也认为以朝鲜战争为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从明确支持台湾回归中国到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从“不介入”台湾问题到武力侵占中国台湾海峡的两大变化。[※注]孙艳红、付平认为，5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中，台湾是用来与大陆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无论有没有朝鲜战争，美国都需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防御圈，朝鲜战争的爆发恰好给华盛顿的干涉提供了借口。[※注]林晓光则注意到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极力反对美国通过策划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停火案”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这使大陆认识到美蒋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可以利用它们的矛盾，寻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注]

（二）20世纪50年代美台关系与两次台海危机

1950年6月，美国利用朝鲜战争介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导致中美两国由此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台湾方面称为“九三炮战”）,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台湾方面称为“八·二三炮战”），两次台海危机都得到冷战史研究者的关注，以此来探讨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的研究，这是1990年以来新的研究风向。1962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也有学者直接略过曾使两岸一度面临军事冲突危险的1962年台海危机，直接将1995—1996年台海危机称为第三次台海危机。）在此项研究中，戴超武的《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一书贡献较大。戴著认为，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敌对和危机的年代；而两次台海危机，则可以说是那个年代中美关系的典型写照。美国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的现实，而且在其决策者的理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构建成比苏联更可怕的威胁。这种中美双方政策目标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两国在台海危机中激烈冲突的强度。如何处理中国东南沿海岛屿问题是两国决策的关键，戴超武认为，虽然双方都采取了战争边缘政策，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决策失之僵硬、冒险和缺乏弹性，以致到了计划动用核武器的地步，相反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基本上保持了张弛结合的灵活性。他认为，在围绕两次台海危机而展开的国际斗争中，中美两国外交的性质表现出鲜明的不同，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外交同美国的强权外交之间的较量。作者使用了大量中、美双方外交文献及相关资料，大量搜罗包括散见于各种出版物中的新材料，尤其对中方有关文稿、年谱、回忆录进行搜罗和系统梳理。[※注]

杨奎松分析了台海危机的原因。他认为1954年，中国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积极促成了法国和越南之间的划界停战。但是，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朝鲜和越南划界停战的例子，很可能会被援引到大陆和台湾的问题上来。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并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前来，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炮击金门的行动，意外地加速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从而使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加陷入僵局。注意到台湾问题乃至整个中美关系的解决，必须改变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毛泽东被迫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建设，并且发动了“大跃进”。经济生产上一日千里的“大跃进”，使毛泽东对“赶英超美”一度充满信心。恰在这时，美国却无视中国经济的飞跃，并借口大使调任事实上中止了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为还美国人以颜色，毛泽东再度发动了第二次炮击金门的行动。[※注]陶文钊注意到1958年台海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中美双方都没有事先明确宣布自己的行动目的”，但“事态的发展完全控制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可以防止战场指挥官‘走火’、出偏差”,“可以像悬崖勒马一样控制军事机器，避免严重后果”。[※注]牛大勇从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沿海撤兵的研究中探讨此一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他认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固运行，也促使美国变革对华政策，政府内部先后讨论过一些调整方案，例如迫使台湾当局从缅甸、泰国、老挝“金三角”地区撤军，试图诱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注]关于台海危机中，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态度，余子道认为，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形成对“外岛”的基本政策：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台澎不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对防卫“外岛”不向台湾当局做任何承诺，除非中国军队在对“外岛”进攻的同时也对台澎发动攻击，或者对“外岛”的攻击是进攻台澎的前奏，否则，美军不介入保卫“外岛”的战争。同时美国又刻意保持“外岛”政策的灵活性与模糊性。台湾当局则着眼于“反攻复国”的基本政策，视“外岛”为生命线，竭力坚持以重兵保卫“外岛”，要求美国承诺协防任务，直接参与防卫“外岛”的军事行动。由于美台双方的立场不同，因此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台间的博弈无不贯穿着各自的政策意图，呈现出既互助协动又矛盾冲突的复杂关系。[※注]

张万余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台湾问题上“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是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方针是针对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时提出的，其实质是挫败美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作为对付美国的一项绞索政策是这一方针的基本策略，以有限的地面炮火保持两岸的沟通是实施这一方针的有效方式。这一方针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在台问题上的完整的外岛政策，牢牢掌握了与美蒋斗争的主动权，并以全新的角度思考两岸的统一问题。[※注]刘大禹利用《蒋介石日记》作“金门炮击”研究，这是老问题利用新材料。人民解放军1958年炮击金门，是第二次台海危机的重大事件。炮击前，蒋介石做好了应战准备，且试图以此为契机，实施军事“反攻复国”的战略。炮击时，美国力促金门守军撤退，以造成“两个中国”。作者认为蒋介石反对从金门撤军，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事实上与毛泽东遥相呼应，使台海问题继续停留于“国共内争”的局面。[※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台海危机中美台关系的重要内容，贾国庆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中美关系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该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相反它只是以法律的形式重申了美国为了维护其战略利益，执行分裂中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注]苏格则叙述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酝酿过程，他认为这个条约对日后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的三角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

20世纪50年代的美台关系研究方兴未艾，除了上述成果，另外还有张春英、张桂华、唐小松、刘雅军、贾妍、信强、赵学功等的研究成果。[※注]

（三）20世纪60年代美台关系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酝酿变化，历经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当政。此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悄然改变。同时，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外交上陷入困境，且中苏关系恶化，局面异常复杂。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的美台关系研究比较薄弱，两岸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研究则是关注该时段的学者着力甚多的一个问题。

1962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实行大举“反攻”。牛大勇、唐小松认为，与当初人们的猜测不同，美国肯尼迪政府对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许大打，只准小闹。美国上层人士包括军方将领，几乎都是致力于“拴紧缰绳”“限蒋出笼”，而不是“策动”蒋介石“反攻大陆”。[※注]余子道也认为，美国权衡战略全局，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另外也是中国政府动员军民，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同时在外交战线实行“以美制台”策略的结果。[※注]

约翰逊时期的对台政策，在总体上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思路。由于台湾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作用不断降低，约翰逊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开始了实质性的调整，结束了同台湾的“蜜月期”，不再直接卷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并继续反对台湾“反攻大陆”，希望以此保持台海相对稳定的局面。美国开始逐渐疏远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在“外交”上越来越被动。[※注]忻华把美国处理对台关系概括为基于“皮格玛丽翁”效应，这是比较生动的阐释。[※注]

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在他主导下开始发生变化。李丹慧依据美国新解密的尼克松外交档案文件——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指出1971年至1972年，中美双方相继举行了高层会谈和峰会，为实现两国关系和解做准备。周恩来几乎参加了所有与美方的会谈，双方探讨的内容广泛而透彻，就台湾、印支问题，以及与苏联、印度、日本关系问题达成了不少共识、默契，乃至合作意向。在会谈中，双方互相“出牌”，周恩来以总统连任、日本威胁、访华成果等牌回应基辛格的台湾、中国入联等牌。在“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独”，以及日本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关系等问题上，周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要求获得美方符合中方原则的明确承诺。[※注]张静认为，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的主要目的是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就包括台湾在内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之初订立“互惠”原则，迫使美方为实现总统访华而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美方在先军事后政治的“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遭到中方否决后，又试图以“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相威胁，实现延长在台驻军、维持美台军事防御关系的目的。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注]

在有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中，1961年和1971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年份。牛大勇是较早研究代表权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斗争历史上，1961年是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和台湾当局这一年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失败的可能性。双方对于策略应否转换以及怎样转换存在着严重分歧，发生了一番紧张的交涉。美国出于战略考虑，有意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并接受它加入联合国，苏联阵营又同一些非洲国家在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揽子交易，更增加了该年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复杂性。台湾当局力图顽固地坚守渐已失灵的“延期审议”战术，美国最终说服台湾当局，对中国代表权改取“重要问题案”的策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设置了新的障碍。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战略利益上的代价，暂时不能调整同新中国、蒙古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注]梁志认为，在这次美台博弈中，由于美国在美台联盟中相对较少的依赖性，能够以威胁和允诺的双重作用迫使台湾当局妥协。[※注]顾宁则认为，1961年肯尼迪政府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在整体上还是继承了上届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注]陈红民注意到，蒋介石在如何应对“外蒙入会案”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他先是要求美国协力阻止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态度强硬，后来迫于美国压力与国际现实，又不得不做出让步而改变政策，默认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介石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美国交涉的过程及心理变化。陈红民认为在处理“外蒙入会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在政务处理中表现了策略与技巧，同时蒋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以及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等惯常的行事风格亦表露无遗。[※注]

对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如张绍铎、温强、吕迅等学者都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论述，探讨其背后原因。[※注]吕迅认为，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实际上，他直到1970年底才认真加以考虑。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构成了决策核心，并对该问题进行了战略放弃；同时又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国务院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毫不信任，从而造成严重的信息脱节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战术失误，使得美国最终在1971年失掉了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主导地位。[※注]

此外，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台关系，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对此颇有启发意义，如钓鱼岛问题、越战问题等。王玉国研究了美台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交涉。他认为，1968年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赞助下，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在东海及黄海进行地球物理探勘，台湾当局即已经关注钓鱼岛问题，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努力，维护钓鱼岛主权及领土完整。他认为台湾当局坚持钓鱼岛列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但将领土与主权问题寄希望于美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台湾当局的因应，无论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都产生一定影响。但他也认为这些因应没有及时、全部对民众公开，被民众认为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软弱无能而产生误解。[※注]《战后台湾当局对琉球归属的外交策略》则是另一篇讨论热点琉球问题的论文，浙江大学尤淑君认为，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举行时，罗斯福总统曾提议将琉球交付中国，蒋介石考虑中国实力不足，遂拒绝罗斯福的提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顾及自身实力，又考虑美国在东亚的布局，遂放弃由中国托管琉球的方案，主张中美两国共同托管琉球，并再三强调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不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暗中扶植琉球革命同志会，聊以自慰，并借琉人国籍问题的操作，作为“中华民国”正统地位的筹码，“外交部”虽机关算尽，但在台湾当局仰赖美援的现实之下，琉人国籍或琉球归属问题沦为台湾当局与美国、日本政府交涉的“外交策略”。正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排拒在国际社会之外，台湾当局亦未能得到对日交涉话语权，只能维持“冷战”的东亚局势，未能妥善处置琉球归属问题，丧失后来的“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处理之先机，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注]

陈长伟撰文考察了鲜有学者关注的台湾与越战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视越战升级为游说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计划的良好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灌输越战是一场“代理人”战争的理念，强调只有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才能从源头纾缓越战困局，向美国提出“炬光五号”等对大陆的军事进攻计划，希望在华南开辟第二战场。美国约翰逊政府却力图避免另一场朝鲜战争，屡次拒绝国民党出兵南越的要求。陈长伟认为，随着越战升级，美国国内对华舆论发生转变，出现“遏制而不孤立”等观点。这便使本可给国民党“反攻大陆”带来一丝曙光的越战，却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为遏制这种转变，台湾当局又不得不协助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注]

（四）美台军事、经济、文化与美援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巩固台湾这个“反共堡垒”，曾长期对其进行经济、军事援助，且长期增强其文化影响。因此，有关美台之间非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渐成热点。台湾学者粟国成通过研究1957年“刘自然事件”，检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台军事同盟关系。他认为“刘自然事件”并没有使美台关系破裂，但是此事件促使美台双方都开始正视美军人员在台的“治外法权”问题，从而直接促成了1965年8月美军在台湾地区地位协定的签订，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注]粟国成的研究非常微观具体，大陆学者在这方面选题更为宏观。美国给予台湾大量的军事援助是美台军事同盟的一项重要活动。杜继东对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对台军援做了初步研究。他认为，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海、陆、空得到较好的改造，实现了现代化，拥有了与大陆隔海对峙的军事资本，但是台湾当局在接受美国军援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其约束，形成对美国的依赖局面。[※注]温强则认为，美国自约翰逊政府时期已开始削减对台军援。基辛格访华前，美国从过去的无偿援助为主过渡到以军事销售为主。基辛格秘密访华公开后，美国军方、保守派、亲台势力向白宫发难，台湾也借机迫使美国补偿并强化了自己的空军。[※注]关于美援，杜继东在2011年出版的《美国对台湾地区援助研究（1950—1965）》一书则是该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该书依据中英文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系统考察美国援台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运作过程、发展演变和最终结局，基本理清了美国援台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援台对美国的政治、外交、对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对美台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海峡两岸的深远影响。[※注]

就美援与台湾经济发展问题，张健认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是由岛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60年代中期，贯穿台湾经济起飞全过程的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50年代以前，美国与台湾之间并无特别重要的经济关系，美援的到来才揭开了美台经济关系的序幕。它是美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重新恢复并且日益密切起来的最初标志，对尔后美台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影响极大。美援与“共同防御条约”，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维系与连接美台关系的两个主要纽带。就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美援的影响既深且巨，其影响所及，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注]牛可则对美援对台湾经济结构的影响展开论述，他的论文对探讨当年所谓“台湾经济奇迹”有较大学术价值。他对50年后十多年间美国因素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对台湾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他发现，美国对台湾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官僚集团之间形成的跨政府关系。这种关系有其特有的组织载体和制度机制，并成为战后前期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政策、战略形成的关键因素。他进而叙述了在跨政府关系的架构下，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经济官僚是如何共同导演了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发展战略的转型。他认为，虽然美国因素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在台湾复制出符合自由发展主义理念的美式经济模式。[※注]林长华则注重美台之间的经贸特点。他认为，战后美台贸易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迅速发展的过程。美台贸易对两者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不相同。从美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对台湾而言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美台贸易关系从流通领域反映了台湾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附关系。林长华将战后美台贸易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1年至1965年。在这一期间，台湾当局政治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台湾经济处于战后恢复和开始工业化时期，也是台湾当局由推行替代进口策略和发展轻纺工业，转为以出口为导向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至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台湾调整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工业。这些工业品主要向外出口，特别是向美国出口。第三阶段是从1975年世界石油危机至8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台湾推行第二次替代进口策略，发展重化工业，但仍然是以出口为导向。另外，林长华还注意到了美国对台投资问题。[※注]

孙逊著《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以美国华人社会存在的“合法代表”和“统独之争”这两个核心政治问题为背景，重点分析和研究了台湾当局40多年间的侨务政策发展和演变，并对中国大陆的侨务工作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注]曹云华、蔡秋燕撰文，以蒋氏父子执政时期、李登辉执政时期、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侨务政策为主线，通过政治经济及世界大环境背景的描述，配合侨务重点工作的整理及评析，阐述了1949年至2011年间台湾侨务政策的嬗变与延续。[※注]

三 战后日台关系史

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一直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和历史学领域学者所高度关注。台湾原是日本殖民地，战后国民党台湾当局又与日本关系密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72年中日建交，中日两国虽然分属于“冷战”的两大敌对阵营，但是中日关系还是与中美关系有很大不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日台关系，把它当作影响中日关系最直接的因素。但是因时代影响，中国大陆对战后日台关系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充分的。直到1980年之后，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成为热点，作为中日关系研究的一环，学者们才不可避免地把日台关系作为重要的观察对象。不过迄今为止专门研究战后日台关系的成果依然不是很丰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台湾研究的学者不够重视有关。战后日台研究散见于中日关系研究之下，而较少有台湾研究领域或者台湾史领域的学者涉足。

臧世俊著《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注]，是大陆学界研究中、日、台三方关系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1950年至1996年中日外交全貌，同时叙述了该时段日台关系全貌。在全书13章当中，有5章专门讨论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把日台关系放置于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大范围中考察，从而使问题的复杂性得到更为具体、更为充分的反映。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对错综复杂的中、美、日三方关系进行了认真梳理与解析，认为台湾因素不仅对中美和中日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中、美、日关系同样有很重要的影响。台湾因素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肯定是以台湾因素对中美、中日关系的影响为基础，但又不是这一影响的简单叠加。日本一贯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位置，历来视台湾为日本掌握对中国的优势、夺取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战略前进基地。由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历史与现实的摩擦与冲突，因此“台湾因素是冷战后中日关系中重要的不信任因素，其影响决不可以低估。”[※注]林代昭的《战后中日关系史》，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中日关系的著作。林著对战后日本历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叙述十分详细，并有自己的见解。林著第八章“中日关系的新发展”专门探讨了日台关系问题，对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注]

20世纪90年代，除了上述专著，古运全、徐铠薪、殷燕军、刘江永、范跃江、武寅等主要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先后以不同的视野探讨日台关系。这些成果既具有学术性，也有现实性和开创性。但是也有不足，首先是缺少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其次专门台湾研究领域学者还是很少。[※注]

从2000年迄今，战后日台关系史研究更为深入。此时，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的结合越来越明显，使得大陆学者更为关注日台关系史的研究。陈奉林撰文勾勒了战后日台关系的轮廓，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2年，为日台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阶段，双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972年到90年代初，为日台“断交”后的非官方关系阶段，其特点是在日台“断交”的表层下还有许多暗流，不时地冲击着中日关系的大局，使日台关系仍具有半官方的性质；90年代以来，为日台关系在冷战后更加密切与活跃的阶段。此后，陈奉林又发表多篇美台关系史的论文。[※注]2004年，陈奉林在香港出版《战后日台关系史》一书，该书可以看作是其对日台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大陆学界第一部明确以日台关系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和档案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大溪档案、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该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对日台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整体性研究的目的出发，该书还试图在体系和分析模式上自成一体，对日台关系进行集中而有针对性的梳理。从日本与台湾的“建交”到“断交”的全过程，按照日本内阁更替的次序，从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为读者展示出日台关系的全貌。他认为，日本对台政策在日台“邦交”期间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延续性，具有冷战时代的显著特征。在日台关系的主要历史节点上，都有详细的叙述和独到的分析。如关于日本选择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中日和约缔约对象问题上，既强调国际背景的复杂性，同时也注意到吉田茂政府以对台媾和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面。[※注]任晓、胡泳浩合著《中美日三边关系》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关注点集中于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剖析了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并推出结论，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彼此消长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注]张耀武著《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书，则对台湾问题的由来，《日台条约》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台湾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在战后台湾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日本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一样，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注]2011年，贾超为著《日台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也是一本通论性质的专著，其时间下延比陈著更后。[※注]

管颖撰文总结了冷战后日台关系的发展历史和趋势，其研究视角立足于冷战后台湾当局的对日政策，据此分析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的日台关系。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三个时期。基于主流民意和民族认同，管颖认为台湾当局把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作为政策的优先方向，但同时也强调与日本的“特殊伙伴关系。”[※注]

有关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总体轨迹，王键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注]另外，王键著《战后日台经济关系的演变轨迹》是研究日台关系的专著。此前，学者在讨论日台关系时，都会提及日台之间比较紧密的经济关系，但是还没有著作专门探讨此领域，王著有开拓之功。该著作历史跨度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回归祖国，日台经济关系的形成，一直研究到21世纪初的日台经济关系；涉及面广，作者是在研究日、台各自经济的发展，美台关系、日台关系及两岸关系对日台经济关系影响的基础上全面研究日台经济关系。作者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战后日台经济关系历史进程的追踪与描述，并通过对台湾工业化、工业升级等经济发展阶段日台经济关系的论述，力求以系统的数据资料和多角度的分析比较，全面、客观地刻画战后日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以及各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总结日台经济关系的交流模式与诸多特征，阐明日台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性。[※注]

胡石青认为，台日经济关系在战后台湾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对美经贸关系及后起的两岸经贸关系，日本不仅是台湾主要产业的关键技术与原材料的主要来源，更是持续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台日借经贸交往建立了密切的产业分工关系，台湾诸多产业借日本技术的扶持而发展壮大，日本则借此延续了其产业竞争力。时至今日，日本在台的经济利益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对台湾的经济走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注]日本对战后台湾经济的影响仅次于美国，关于日台经济关系，苏丽萍对战后台日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台日之间的贸易总体上发展较快，而其贸易商品呈现出典型的南北型贸易结构特征，即农产品、轻工业品对日出口，重、化工业品从日本进口。[※注]程永明对20世纪50年代日台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由于日据时期形成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日台经济格局在战后依然有影响力，加上战后日本工业经济恢复较快，因此50年代的日台贸易格局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台湾出口日本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从日本进口的则是工业产品；二是总体上台湾对日贸易表现为逆差。这一贸易格局对此后台日贸易关系乃至台湾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注]

战后日本资本还是台湾重要的投资来源，在《战后日本在台湾的直接投资》一文中，徐铠薪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对台直接投资规模取决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战后30多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日本对台湾的投资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952—1958年，日本经济恢复和起飞准备时期，对台直接投资数额很小，增长缓慢；1959—1970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急剧变化，对台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1971—1983年，日本对台直接投资趋稳，绝对数额大。至于日本对台直接投资对台湾经济的影响，该文认为有加深台湾经济对日本依赖的负面作用，但总体上还是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就业、增加外汇收入、弥补台湾建设资金不足及技术转移方面，都有积极作用。[※注]林长华认为日台投资关系表现为日本对台湾的单向投资，战后日本对台投资不断扩大，透过对台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日本将其触角深入到台湾生产领域内部，使日台经济关系成为从属的经济关系，和美台之间的经济关系类似，战后台湾经济对日本经济也有非常大的依赖性。[※注]

迄今为止，有关战后日台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渐摆脱比较单一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的范畴，领域更为宽泛。如从孙云、翟新、藏佩红、林晓光、何妍等研究选题就可见端倪。[※注]2013年，王键著《战后美日台关系史研究（1945—1995）》一书，探讨美日台三角关系。该书时间横跨五十年之久，其研究属于战后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及台湾现代社会进程的历史研究范畴。[※注]孙立祥著《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研究》一书则讨论过去鲜有研究的领域。他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支持和插手，是造成“台独”势力坐大和台海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该书系统梳理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轨迹，全面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真正原因，深入探讨了排除日本右翼势力干扰和弱化其作用的具体对策。[※注]

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日和对台分属外交和台办两个系统，两个系统各自独立运作，相互间的交流协调不够，使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对台课题浅尝辄止，研究台湾问题者则由于受语言限制无力做“日台关系”课题，因此，2000年以后，尽管国内涉及日台关系的著作、论文数量十分庞大，领域也很宽广，但是研究还是有待深入。至于就台湾史的研究范畴而言，与日据研究的繁荣相比，较少有人研究战后日台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遗憾。

总之，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由于1949年以后数十年间两岸隔绝的状况，除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框架下的台湾研究外，对于1949年以后台湾史的研究均起步较晚，大多是1980年以后才开始，两岸开放交流之后才成果日渐增多。第二，由于1949年以后台湾史距离当下时间太近，大多时候是被当成台湾现状问题来处理，研究目的也多为对台政策做参考，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中，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多，经济与社会文化方面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少。就研究专题而言，那些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题目，如美台、日台关系，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研究，“文化台独”“台湾认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等，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对两岸关系影响不明显或者不直接的议题，则较少受到关注，这其中有不少议题其实对台湾社会有深远影响，如政治领域的地方政治与地方派系问题，经济领域的土地改革、产业发展、政府经济决策等问题，以及台湾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进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过程中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说，尚待大陆学者关注的议题远超过已经涉足的议题。第三，就研究群体而言，现有研究者大多来自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学等其他专业，史学界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较之日据时期台湾史领域时间更晚，且为数更少。研究群体的专业背景，加上在两岸开放交流之前信息不畅、资料获得不易，导致从历史视角出发、建立在充实史料基础上的深度研究成果相对欠缺。由此观之，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研究无论在史料挖掘、新课题的开拓、研究的深化等方面，都可谓大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