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

国民党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后退据台湾，又连续执掌政权50年，2000年第一次被民进党取代执政，开始政党轮替，其间几经兴衰。

王建民认为，国民党接收台湾，其在大陆时代的统治体系及政治派系在台湾无法向地方延伸。随着台湾政治本土化的发展及本地精英与地方势力的逐渐结合，这种上层的政治派系在台湾没有发展空间与基础，加上国民党中央对党内的整顿，很快退出政治舞台。国民党退台后，起用大批在日据时代到大陆求学，甚至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台湾人即所谓的“半山人”，这些从大陆返回台湾的本省人，组成“台湾宪政促进会”，各自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并逐渐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与派系，而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地方派系的兴起。[※注]

国民党退台初期，曾发起一场大规模党务改造，整顿了党员队伍，奠定了治台基础。台湾地区虽自20世纪80年代即有相关专著[※注]，但多根据改造时期的会议记录和文件，对改造政策、措施和目标进行片面褒扬式的评述，改造实际进展情况和效果方面受到忽略。大陆学界亦有一些相关论文。[※注]冯琳的研究则将宏观研究推向微观与深入，且利用大量地方党部资料对改造实际效果和局限有了更多的探讨，指出改造的贡献是实现了蒋家党的确立与中央权力的加强，完成了党政关系的调整和各项制度的建立。[※注]学界不少研究认为，国民党通过20世纪50年代初的改造等措施，消除了派系争斗。[※注]但冯琳指出，经过改造，派系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并未消亡。在党内及“政府”部门派系现象依然存在，旧派系被削弱的同时，地方派系以新的形式出现，门户之见由公开转为相对隐秘。[※注]

此外，对于改造时期国民党所开展的具体党务和路线，近年来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改造运动对基层设置做了重大调整：以小组取代原区分部成为基层单位，改区分部为虚级等。但这些举措未收到健全基层的效果。国民党汲取过去办党和执政教训，试图走群众路线，沟通全党思想，了解民意，并使每个党员都成为反共防共耳目，而将社会调查列为党员基本工作。社会调查与特务工作不同，但在保密防谍方面存在相通处。国民党退据台湾后，为克服以往弊病，出现了一场反思热潮，倡导“群众路线”，其意在另起炉灶，在以前边缘化的统治区域站稳脚跟，赢得民众，建立所谓“模范区和复兴基地”。然而，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局限性，其“群众路线”所行不远，与民众之间仍有距离，在台湾根基的稳固尚不能实现。[※注]当国民党退据台湾后推行改造运动进行整肃时，毛邦初案与刘航琛案成为台湾岛新闻的焦点。尽管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很大，但阻力也很多，整肃贪污形同虎头蛇尾。此两案也使许多人对改造丧失信心，国民党改造成果大打折扣。[※注]

CC派曾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派系，然而到台湾后，该派系势力不再。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 CC 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最后通过，表明当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择一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仍不断发出不太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注]

除了退据台湾初期蒋介石推动了一场党务改造运动外，十几年后他再次推动党务革新。陈红民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蒋介石一再强调要推动革新，及时发现问题，对症下药，才有了后来的实效，同时也为后来全面推展的“革新保台”运动做了铺垫。这场革新所涉层面之广、程度之深，“是国民党到台后所仅见，不少方面已动摇了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根本”。当然，亦应看到，“十全大会”后的“革新保台”是在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国民党的统治、党外势力兴起的条件下制定的，目的是革新政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注]

甘观仕等认为蒋介石始终强调国民党“革命政党”的一面，实际上是“专制政党”的一面。蒋经国对“革命民主政党”的解释，在理论上更突出“民主政党”和“结合群众”。国民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在经历七八十年代的“党务革新”之后，从20世纪50—60年代所保持的“专制政党”的形态，向具有明显地区性特征的“民主政党”过渡。[※注]但亦有观点认为，蒋经国提出的“党务革新”和蒋介石逃台初期对国民党的“改造”在实质上相同，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长期形成的一党专制体制。[※注]

“政治革新”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社会日益多元化，民主化思潮风起云涌，主导台湾政治改革的国民党自身“一党独裁”“党国不分”的体制结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国民党“党治”陷入困挫的情况下，“党政分离和决策民主化”原则应运而生。[※注]为延续政治生命，国民党不得不调整政党体制和组织形态，由革命的、垄断型政党朝民主的、竞争型政党转化，由权力组织转变成选举机器。[※注]

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是关系到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性会议。李强认为，国民党十三大首次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中央委员，权力再分配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李登辉重用、依靠军事强人郝柏村的同时，又预伏了如何有效地扼制军方和行政元老派系势力膨胀的危机。经此次权力重组，蒋经国生前所搭建的李登辉统揽全局、蒋纬国协助李登辉监国、李焕主党、俞国华主政、郝柏村主军的过渡体制的框架，出现空隙，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势态发生了倾斜。[※注]

蒋经国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坐大，总裁权威削弱，政要、学者预言：国民党处在分裂边缘。一些人提出“国民党自民党化”的革新建议，希望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模式重建党内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国民党是否可能走向“派阀化”？藏志军、刘国深指出，其决定性因素是派系的内外条件，而非部分当权者的喜好。国民党派阀化具有有利因素，但这个结果并非一蹴而就，在当时情况下还存在三大障碍，首要一点是“宪政体制”究竟走向“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如果是走向“总统制”，则内造政党之途便难以实现。[※注]

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内争公开化、激烈化，李松林认为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干预。作为“一介书生”和无班底的李登辉，之所以能在政争中屡屡告捷，其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对台湾事务的干预与介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党高层权力争斗的进程与结局。[※注]

1993年，国民党“十四全大会”确立了“李登辉时代”的到来，是国民党彻底“台湾化”的转折点。此会规定国民党的性质由“革命民主政党”，改为“民主政党”，虽促进了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削弱着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全面控制力。[※注]此种转变牵涉到党内各派利益的调整，体制结构的转换，与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的处理等各种因素。因而，在转变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内外压力并重，给国民党的发展投下阴影。[※注]此后，党主席李登辉数次宣称，国民党已“老店新开”，变为“台湾国民党”。台籍私人资本成了国民党的主要经济基础；党地方派系化；台籍人为主的国民党主流派完全掌控了国民党，以大陆籍为主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被挤出决策圈；公开丢弃“国父思想”，以“李登辉主义”取而代之。[※注]

作为一个体制结构上深受“列宁式政党”影响的政党，当代国民党在组织结构、权力运作和政党理念等方面，仍留有“革命政党”色彩和苏维埃政党的特征。由于长期执政，国民党还积累了许多封建专制的政治包袱，如“党国一体”“以党干政”的现象普遍存在等。[※注]而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陷入政治迷途：对内在“宪政改革”下推行“本土化”“台湾化”等“实质台独”的种种行为；对外不断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推行以“两国论”为主轴的大陆政策。[※注]

到21世纪初，国民党拓展社会基础的能力的下降给“台独”带来膨胀的空间。国民党包袱沉重，机器老化，内部问题突出，改革力度无法满足民众，“本土论述”未取得突破，这些削弱了国民党、泛蓝军拓展社会基础的能力，客观上助于“台独”势力巩固基本盘。[※注]

2000年国民党丢失执政权，有人认为，李登辉的破坏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挑起的党争，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实力，致使国民党陷入组织系统混乱、实力人物出走、元老重臣、党的综合实力下降和支持群体的无规则重组状态，埋下国民党大选失败的种子。[※注]不少大陆学者认为，国民党2000年失去台湾政权固然有“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历史的遗患及自身腐败、黑金、派系等原因，但这一失败与李登辉的所为确有脱不开的干系。[※注]

2004年“3·20选举”挫败后，国民党陷入路线争议，党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认为国民党败因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必要先在党内“统一思想”。国民党中常会于8月完成名为《民主、和平、新台湾》现阶段基本论述草案，但草案中的基本论述已看不到国民党原本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反台独”“反公投”“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等基本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今天的中华民国已经和台湾合为一体，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主、和平最大保证”、“在地命运共同体”等等语意模糊暧昧的字眼。这些模糊的定位解决不了党内的政治路线之争。[※注]

马英九上台之后，一度采取“党政分离”的做法，承诺不兼任党主席，不插手党务，但由于重大事项缺少沟通，致使党政关系不顺、施政频遭党内掣肘，出现“党不辅政”甚至“以党反政”的窘况。马英九不得已重新出任党主席，确立“以党辅政”的运作新模式。中常会功能转化为协调沟通，使“以党辅政”模式运作有了组织保证。“以党辅政”立意颇佳，但实际运作时，出现党政分立、各行其是的窘境。[※注]

关于国民党治台时期的地方派系，研究者颇多，除前述有关研究外，还有不少。[※注]派系问题本来即为国民党一大顽症，退据台湾后虽一度削弱上层派系影响，但为求向下扎根，具有新特征的派系在地方滋生。有关研究是党派研究的一个焦点。

在大陆政策的定位方面，从一党威权体制下的“反共复国”到政党政治下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大陆政策随着岛内外政治生态的变迁也不断演化。近年来，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反独”立场虽依然鲜明，但“一中”原则却日益模糊，其“经营台湾”并与大陆“和平竞赛”的政策取向逐渐加强。[※注]林劲指出，1988年十三全大会是国民党大陆政策实质性转变的开始。[※注]

（二）其他政党

1.民进党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从组织结构来看，民进党各级机构基本上模仿国民党的“准列宁式政党体制”。[※注]90年代初，孙文举评论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打破台湾多年的政治格局，推动台湾实现政党政治，迫使国民党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民进党“台独”倾向日趋发展，已成为“台独”在岛内活动的温床和基地，使台湾政局复杂化而影响民主化进程，并妨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甚或成为绊脚石。[※注]民进党两个方面的作用亦为不少学者所认同，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崛起是国民党40年来在台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所引起的必然性的反弹，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利益的民进党对台湾政治的进步有一定推动，但它又有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注]

对于民进党在90年代前后的“台独”倾向，许钟萍指出“台独”活动从来就离不开国际土壤的培养。首先，美国部分政客明里暗地的支持是近来“台独”升级的主要原因。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际影响日升，一些前政府官员不断放出有助于“台独”的言论，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人公开鼓吹“一中一台”，提出所谓的“新主权论”。另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和苏联的事变，使民进党错误地认为共产社会的解体即将到来，这些鼓舞了民进党的“台独”倾向。[※注]

徐博东认为，民进党内的分离意识和“台独”倾向不断膨胀，终于蜕变为一个以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的虚幻构想为主要诉求目标的不折不扣的“台独党”。其质变的标志，即1991年10月在该党五全大会上公然将明列“台湾共和国”国名的“台独”条款纳入党纲。[※注]质变的原因是民进党的纲领、组织、纪律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及其运动，从内部推动其性质的演变和转化。在三对矛盾的运动中，狭隘的“本土意识”很容易被“台独”意识所同化和裹挟，从而将民进党拉入“台独”泥潭。[※注]

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建立在极端偏狭的“悲情意识”之上。这是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及其支持者的理念基础。强烈的悲情意识也使民进党内存在着狭隘的“族群意识”，省籍冲突常被民进党的政客利用，成为其最为便利的、实用的工具，代替了其他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的辩论。虽然民进党的所谓“族群政策”强调族群平等，实际上是排斥、敌视外省人，甚至包括客家人的偏狭的意识。[※注]

民进党在1991年底“国代”选举惨败后，开始淡化“台独”诉求，着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策略。到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内各派系基本达成共识，形成一整套新策略，开始强化台湾“实质独立”内涵。要点之一就是坚持“台独”的最高理想，先通过体制内的选举夺取政权，再经由“住民自决”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注]

1996年6月民进党召开“七大”，以此为标志，进入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上，尽量淡化“台独”诉求，重新解释“台独”党纲，以改变“台独党”形象；斗争策略上，放弃街头抗争和在“国会”议场上的“肢体接触”，以改变“暴力党”形象和“为反对而反对”的单一思维模式；强调与国民党搞“政党合作”，凸显执政能力；与新党“大和解”，避免族群冲突；等等。[※注]

2000年民进党获得执政权后，傲慢、腐败、黑金、以权谋私、偏离民意、一党专政、虚伪等“政治恶疾”开始暴露，特别是民进党一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台独”的言行，使民进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岛内主流民意的制约，限制了该党的扩张空间，因而不断推出“党务改革”方案。同时，派系政治也是民进党一大特色，当陈水扁宣称要对党内派系进行改革时，党内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注]

2004年虽然陈水扁连任成功，但其位不稳。“立委”选举受挫后，陈水扁在党内“一人独大”的地位受到挑战，内部围绕“后陈水扁时代”的权力斗争与路线争议也逐渐浮上台面。[※注]“政策路线困境是民进党一切困境之根源”。一是民进党对于两岸任何加强交流的举措，都站在民意对立面上，进行干扰、抹黑和破坏；二是面对“台独党纲”严重制约党的发展的现实，民进终不能正视，从而迷失在自我定位与发展中。[※注]

“法理台独”在台湾现有民主体制能够继续维持的条件下，是民进党保存实力以对抗国民党的防御性手段。它极大地压缩了国民党、民进党之外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逼迫中间选民放弃观望立场并在国、民两党之间（也就是民进党所界定的独立立场和统一立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也有效迫使国民党逐步松动其寻求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而一步步地向“台独”“独台”靠拢。[※注]

2.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到台湾后，由于本身的分裂和缺乏群众基础，对于现实政治已提不出新的主张与号召。它既无能对执政的国民党进行监督，也无法担负起反对党的功能和任务，只能给“在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增添点滴非一党体系的油彩而已”。在台湾开放党禁前的38年中，国民党和青年党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控制和反控制、一党专政与反一党专政的矛盾和冲突。[※注]

3.新党

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新党的公职人员努力“问政”，也坚决反对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在李登辉延任、“国代延任”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但“关键少数”作用的不再，且进一步发生的“家变”让新党的形象进一步受损，新党面临泡沫化危机。[※注]

4.亲民党

2004年，“国亲合”的炒作从未中断，亲民党既不敢公开拒绝，又不能贸然接受。但在泛蓝选民看来，国、亲早晚要“合”，且“合”的结果一定是亲民党重回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泛蓝老大、“正蓝”的代表。在这种普遍心态的作用下，亲民党的“泡沫化”危机渐渐浮出台面。[※注]

（三）党外运动及政党政治

蒋介石主政时期是“逐步强化的寡头集权统治”，自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通过《自由中国》事件把台湾早期在野政治势力的组党活动镇压下去后，台湾的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的活动整整有10年处于低潮期。到70年代，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党外势力又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抬头，并初步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注]

关于台湾的政党体制，杨锦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其体制是大陆时期的延续，政治上不能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相等同。可以说，“它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一个特殊环节而存在的”。台湾现实的政治环境具有特殊性，这给台湾政党政治的运作增添诸多不定因素。考察台湾政党政治，不能不注意到政治不稳态这一制约因素的存在。[※注]王英津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认为台湾的政党仍处于不断的组合与分裂之中，不确定性仍是其重要特征。虽然如此，台湾政党政治的内容已表明，台湾政党体制应属于西方型政党体制，即竞争型政党体制，而非中国式的合作型政党体制。[※注]

严安林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选举在“戒严”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特殊条件下进行，政党政治与选举并无直接关联，彼此相脱离。在这样的威权政治体制下，选举活动不会产生政党政治。1989年12月的三项“公职”（“立委”、县市长、“省市议员”）选举，为“解严”后首次“两党（国民党、民进党）对立、多党参与”的选举，表明台湾的政治格局由原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演变为“一党（国民党）独大、两党（国民党与民进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时代。[※注]相对多数选举制和单一选区两票制使台湾的两党制趋势越发明显，两党制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注]

台湾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是大陆学者较为普遍认同的共识。李水旺指出，台湾当局将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向“政党政治”方向调整，实质上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一定程度上引入台湾，但台湾的“政党政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成熟的、正常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仍有相当距离。[※注]刘红亦指出，1994年以省市长选举为标志，岛内“两党对抗、三党竞争”的“政治格局”基本确立，但“政党政治”仍处于不成熟、不稳定的畸形发展阶段。[※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杨锦麟提出，台湾政党政治处于“政治不稳态”状态之中。[※注]范晓军、林晓光则引入一个和产业社会的形成特征相关联的概念“在途”，来定义台湾政党政治自1986年公开组党参与政党竞争，中经第一次政党轮替，到可能发生的政党“再轮替”“再分化”为终点的“步入成熟期以前正在运行”的草创期。[※注]

近年来，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对抗压缩了小党生存的空间，不少学者认为台湾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具有分歧性、难以良性发展的两党制。这个两党制有可能是个过渡，未来会趋向某一方占优势的一党主导制。[※注]

孙云、文胜武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考察“第三势力”在台湾政坛的发展空间，发现在台湾目前的选举规则下，短期内“第三势力”除了在“不分区立委”部分不排除能获得个别席次的可能外，很难有其他进入政坛的途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