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
四 省籍、族群研究与“台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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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台湾政治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现象在大陆和台湾是基本一致的。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政党与政治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运而生”，是现实政治催生下的产物，且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交融，这也是台湾现代政治史研究的特点。从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看，族群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本土化趋势难以逆转， “台独”政党仍将把“台湾认同”视为拓展社会基础的廉价工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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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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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 政治 政党政治 大陆 政党 台湾 台湾政治 国民党 派系 专制 台湾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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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省籍、族群研究与“台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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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具有主观性，从史料的采择到论述方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差异性。尽管不少史学家为尽可能地弱化这种主观性而努力，但也有一些治史者仍在其政治理念指导下进行研究。不管有意无意，史学研究中的政治色彩一直未能消除。
研究者大都认为到清朝乾嘉时期，台湾民众才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乡土意义的“台湾认同”。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始于二二八事件。大陆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此种异化应始于1895年之后，即甲午战败割台及随后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异化的历史根源。[※注]
某些论著无视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将此运动曲解为“台独”前期历史，为“台独”理念寻求“历史依据”。为此，莫世祥从历史文献出发，撰文予以批驳。他指出，台湾反日独立运动中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相互融通又相辅相成。这两种思想倾向并无实质对立的意义，但在热衷派别划分的政坛却被分别冠以“祖国派”与“台湾派”的称谓。实际上，两者在台湾复归祖国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其区分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借重祖国力量还是侧重自己努力之上”。两派并非政见对立的“右派与左派”，他们都以不同方式，为推进台湾反日独立运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注]
才家瑞历数“台湾民主国”以来台民自立政权、武装抗日以图光复的种种壮举，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等非暴力抗争，强调其民族意识与回归祖国的信念。他特别针对当代“台独”混淆视听的历史观进行了辨析，指出“台湾民主国”政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自治的抗日政权。作为反割台、争取“台湾归还中国”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和主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领土的当代“台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据时期“台湾独立”运动是挣脱枷锁、重回祖国的民族抗日斗争，和今日“台独”所主张的“台湾独立”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日志士提出“台湾独立”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殖民地的台湾人民向宗主国日本提出的，是主张打碎日本殖民枷锁的激进抗日口号，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支持；主张独立的台湾抗日志士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立场；抗日志士主张台湾独立的目的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注]
徐博东指出，后来自外而内逐渐演变出的意在分裂的“台独”运动，与抗日组织的“台湾独立”号召不同。“台独”是中华民族贫弱时代的产物，是战后觊觎台湾的外国反华势力推行分裂中国政策的产物，是美国遏制新中国的“仆从”。对于战后“台独”的产生与发展，国民党也难辞其咎。[※注]自1948年廖文毅兄弟等人在香港成立第一个“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开始，“台独”的活动空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以日本为活动阵地；60年代后期起，重心渐转往美国；90年代，海外“台独”组织渐将活动重心移往岛内。[※注]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暗潮涌动的省籍矛盾终于开始在1977年“中坜事件”当中与具有民粹意义的政治抗议活动相勾连，开启了“去国民党化”的社会政治反对浪潮的先河。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所谓“省籍矛盾”的核心议题几乎就是资源和利益在“本省与外省”之间的分配问题：在二二八事件阴影弥漫下的20世纪50—70年代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以“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1979）为标志，台湾的“省籍矛盾”在80年代之后逐渐转入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于是，许多台湾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省籍矛盾视为当代台湾政治生态中的核心问题来加以解读。[※注]
战后台湾政治意义上的“台湾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与“政治革新”前的国民党官方政治文化相对的“政治亚文化”。国民党当局退台，为安抚和犒赏那些从大陆一路跟随而来的忠实支持者，用去了台湾大部分的政治资源，造成权力结构对台湾本省人过于封闭的被动局面，久而久之形成与台湾本省人脱节的“外省官僚集团”。这种“本省—外省”的权力分野，映射到民间社会，造成了“本省族群”与“外省族群”的对立关系，“台湾人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与族群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台湾民主化运动和族群意识日益褊狭化”。[※注]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山胞）的研究。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作用下，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刘国深、陈孔立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研究。[※注]郝时远则从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影响的角度，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频频抛出“新主权观”，要旨是：中国的整个主权观念是19世纪的东西，早已过时；针对台湾问题，中国所坚持的主权观念，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过时的。实质是，中国应放弃主权，尤其是对台湾的主权，鼓励“台湾独立”。此论一出即有文章加以批驳。[※注]孙云亦反驳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联合国宪章》及1965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和1970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等文件，皆对国家主权有明确规定，李洁明的“中国主权过时论”站不住脚。[※注]
刘国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弱化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更深刻的变化在于“国家符号认同”的迷失。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从“迷失”到“异化”，远因可溯源到日据初年及二二八事件，近因则与70年代初以来日益边缘化的国际地位有关，而两岸敌对关系的持续和岛内的权力斗争是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迷失更加直接而深刻的原因。[※注]
蒋经国之后，李登辉继续推动政治转型，对内开启“宪政改革”进程，冲击了台湾社会的传统中国意识。[※注]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人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录和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导致了新一轮统独之争。在李登辉领导下，国民党内部一直比较明确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模糊化，“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说开始盛行，从而在岛内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应，省籍矛盾被激化。[※注]省籍意识与统独意识交织，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被扭曲成“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省籍矛盾因被操纵利用而在政治斗争中日益激化。[※注]
不同于现代西方政党竞争以公共政策为议题来争取中间选民，在台湾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族群议题、认同议题成为近20年来影响台湾政治发展和政党实力消长变化的重要因素。从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看，族群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本土化趋势难以逆转，“台独”政党仍将把“台湾认同”视为拓展社会基础的廉价工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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