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经历了飞跃式发展，不仅在60年代中期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20世纪台湾更是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成为经济支柱产业，人均收入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由于经济成功转型，加上多年来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新加坡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奇迹”“东亚模式”成为战后新兴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案例，探究促使台湾经济发展的“秘密”，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于是成为研究1949年后台湾经济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注]大陆对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的研究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学界也大多将总结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作为其主要问题意识。本节将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大致归纳为有关经济总体研究与评价、财政金融与产业经济以及有关经济人物的研究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介绍。

一 有关经济总体研究与评价

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之前有关台湾史的研究成果相对寥寥，对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的研究更几乎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台湾的现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李家泉和其他几位学者以周仛、齐欣、魏大业为笔名，赶编出《台湾经济》一书，与此书差不多同时编辑出版的还有《祖国的台湾》一书。尽管编者称此书为“小册子”，但内容相当丰富，分三十年来的台湾经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官僚资本、私人资本（民营工商企业）、侨外资本等几个专题，对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发展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在各专题下又细分为各个小专题，观点方面主要借鉴了海外的研究成果，并配有相当多资料性内容，如各种统计资料等，在当年两岸交流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该书出版后，颇多研究者将其作为资料集引用，应该说对当时的台湾经济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

1981年，美国学者何保山（Samuel P.S.Ho）的著作《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年》中文版在大陆出版[※注]，该书是应用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研究台湾经济的代表性著作，在全书11章中，有一半内容讨论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增长，另有一半（5章）则讨论战后的台湾经济增长。尽管正如有学者所批评，何保山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分析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忽视了经济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过分强调政策效果之嫌，[※注]但该书不仅在方法论方面对大陆学者研究台湾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系统而完整地收集、整理了大量台湾经济统计资料，更使其在后来的台湾经济研究论著中引用率极高。

不过，大陆学界早期的战后台湾经济研究显然更受到传统的分析架构的影响，有关台湾经济的性质以及台湾经济发展分期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是讨论相对集中的议题。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的《台湾研究集刊》创刊第一期上，讨论台湾经济性质的论文即有三篇，之后仍陆续刊载相同主题论文。关于台湾经济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研究者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定性为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掠夺”,“美国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的所谓‘经济援助’，进一步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台湾对美国贸易的巨额入超“说明目前台湾的殖民地化”。[※注]也就是将台湾经济视为殖民地经济。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较少有人认为台湾经济是殖民地经济，更多是将其定性为半殖民地经济。如马璧就认为：“三十一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它是残余的官僚资本，建筑在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的，自从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殖民地时期就结束了，现在的台湾，是名正言顺的半殖民地。”[※注]李家泉也认为，1949年后的台湾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以美国为靠山；军事上以美国为后盾，出让军事基地，依赖美国保护；经济上是美国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附庸，一切唯美日等西方国家是从。因此，“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现今的台湾都不是什么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表面上独立自主，实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外国控制的、典型的、地地道道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李家泉还将半殖民地定义为“是指被一个或若干个发达国家，主要凭借经济手段进行间接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地区。表面上领土主权完整，实际上处于一种从属或附庸的地位，又叫半独立自主。经济上为它们提供大量的相对剩余价值。”再次强调“台湾的社会经济在本质上属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或半殖民地性质”。而台湾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既有日据时期殖民地形态和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的历史遗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新殖民政策的产物。[※注]陈福敏在讨论“美援”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时，认为美援虽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但也造成美国对台湾经济的控制，使台湾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因此也将台湾经济定性为“带有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注]

和上述观点不同，吴能远认为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已经挤进世界资本主义行列，虽然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但外资并未形成对台湾经济命脉的控制，因此说台湾经济是表面上独立自主、实际上是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殖民利益服务的典型的半殖民性质的经济，并不符合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台湾经济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注]

金鸿汎基本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特殊的经济，其基本性质是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台湾经济又有三点特殊性：一是台湾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属于我国而又不完全与祖国大陆经济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美日垄断资本有特殊关系，因而具有某种半殖民地性。“台湾经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经济。”[※注]林长华也认为台湾经济具有特殊性，认为台湾和东盟国家在经济性质上属于同一类型，三十多年来经济都得到较快发展，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成倍增长，但同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民族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相对脆弱，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影响较大。台湾经济具有双重性质，即虽然具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但并非一般的资本主义性质，半殖民地经济的因素还非常浓厚，其主要表现是：农业领域封建地主经济虽基本解体，但封建残余依然存在；工业领域，具有官僚资本性质的“公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经济整体上对外国资本有比较大的依赖性等。在随后出版的专著中，林长华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其所著《台湾省经济关系研究》是大陆学者较早有关战后台湾经济研究的著作，着重分析了三十多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其性质，对台湾经济发展分期问题、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变化、工农群众生活水平，以及官僚资本、私人财团和外国资本的性质及其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都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台湾经济具有双重性。[※注]李家泉后来也不再坚持将台湾经济视作“半殖民地经济”，而是接受了金鸿汎、林长华等人相对折中的观点，认为台湾经济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虽然仍强调其有依附性的一面，但却将台湾经济定性为“具有中国某种地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或附庸性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注]

台湾经济发展分期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研究中另一较受关注的问题。段承璞归纳了已有的几种分期方法，如政策分期法、速度分期法，以及综合各项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各有关因素所做的综合分期法等，并提出了在为台湾经济发展分期时要考虑的几个问题，包括应当区别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非主要因素、厘清经济结构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主次地位，以及区别影响出口增长指标的长期性因素和暂时性因素等。在综合上述几种因素的基础上，对已有分期法中提到的几个关键的转折进行了辨析，认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有两个转折点，分别是1950年和1966年，根据这两个转折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45—1950年是第一个时期，该时期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是一个整体；1951—1966年是第二个时期，台湾经济同大陆经济完全隔绝，开始自谋生存和发展；第三个时期从1967年迄今，台湾经济全面投向世界市场。[※注]

林长华结合社会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来为1949年后台湾经济进行分期，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3年前后是第一个时期，该时期按生产力性质来说，主要特点是农业是经济的主体，生产力水平是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就生产关系来说，则是小生产关系主导时期。从1964年到1978年前后是第二个时期，该时期就生产力性质来说是工业化时期，也就是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从生产关系来说，则是从小生产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1979年以后是第三个时期，该时期从生产力性质来说，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时期；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成为主要经济关系且不断加强的时期。[※注]

上述分期方法在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中并未普遍应用，研究者通常还是会有自己的考虑，比如李非的《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及80年代这样的分期方式[※注]，关于分期法的讨论毋宁说反映了大陆学者对战后台湾经济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不同思考。

在继承传统的经济分析架构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研究日益受到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段承璞曾专门撰文介绍发展经济学不同学派的理论与分析架构，并对不同学派的台湾经济研究实践进行了辨析，指出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激进学派的依附理论，在具体分析台湾经济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都未能充分地揭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本质。在总结两个学派的台湾经济研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后，段承璞提出在研究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从五个方面着力：一是探究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联系；二是注意台湾经济在战前与战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三是把握政治社会条件对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四是研究台湾生产总值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相互关系；五是注意生产要素和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注]有关台湾经济研究的这一方法论，无疑在1989年出版的、由段承璞主编的《战后台湾经济》一书中得到应用。该书是目前台湾经济研究领域引用比较多的一本大陆学者著作，涉及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官僚资本、集团企业、外国资本和华侨资本、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发展战略等问题，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致力于探索这一过程的本质与规律。[※注]

李非的《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一书同样致力于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进行全面研究。该书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发展模式、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方面分析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特征，对主导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也进行了深入辨析，并指出台湾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性以及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注]

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原因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为大陆台湾经济研究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上，即有两篇论文专门讨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因。翁成受从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美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国际分工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稳定开放的经济政策、强调“均富”的分配形式、重视智力投资和发展教育等，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经济环境。李非认为，美援对早期台湾经济由稳定到发展起到根本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促进台湾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自80年代以来，促进台湾工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则是台湾当局对于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利用。而无论是翁成受还是李非，都提到了日据时期留下的经济基础对战后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注]

在海外，有学者将台湾经济发展成就归结为“台湾经济模式”。吴能远认为该模式的基础与核心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实行的公、民营双轨并存的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官僚资本集中垄断的经济体制，在维持公营企业垄断特权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并让民营企业承担起经济发展的主力。但这一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缺乏一个建设现代化经济的长远规划；由于公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多为中小型企业形态的民营企业又规模不足，两者都无法承担工业升级的重担，台湾经济发展因此缺乏工业升级的基本力量等。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即显示出三个突出问题：一是随着新台币不断升值，美国施加的压力日增，中小企业大量外移；二是公营企业的垄断，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三是贫富所得差距迅速扩大。这三个突出问题显示所谓“台湾经济模式”面临困境。[※注]李非认为，战后台湾选择了一条适合自身经济条件而且是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先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促进轻纺工业的成长，使现代工业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经济结构的主体，继而自70年代又在轻工业积累的基础上，发展重化工业，进入自80年代后，则着力发展技术型产业。“这种渐进性的发展模式不仅避免了对外大量举债，且能充分发挥本身的资源优势，使战后台湾在二元经济的基础上，以较短的时间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不过这一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台湾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但未能使台湾经济摆脱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依赖，并面临经济失衡的陷阱。[※注]

茅家琦的《台湾经济政策轨迹：兼评尹仲容、李国鼎的经济政策思想》和周呈奇的《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都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诠释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问题。茅著从主要决策人物尹仲容、李国鼎的经济政策思想入手，研究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该书考察了混合经济制度下公、民营经济基本政策，工业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演变，调控整体经济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政策下的农业经济等，进而考察台湾经济快速成长与物价稳定局面同时出现的原因，认为经济决策人物及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中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注]周著则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的脉络里探讨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演变，以便为理解战后台湾经济增长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该书对国际学术界有关东亚经济增长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辨析，这些不同观点包括强调市场作用、淡化政府干预功能的“亲善市场论”；认为“强政府”是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国家推动发展论”；以及认为应将政府视为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的“市场增进论”。通过对战后台湾“政府”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思想，以及实际参与台湾经济实践的相关“政府”顾问和学者的思想的研究，该书认为战后台湾的经济增长是在“政府”与学界之间相互对话、角力、甚至博弈的过程中演进的，而台湾在战后初期建立的“政府”计划、“政府”管制的增长模式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更正、演化和变迁的。“台湾的经济增长既不是完全符合新古典学派的药方，也不是完全由‘政府’扮演了全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正面角色，或者只是处于经济体系内的协调地位，而是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博弈和演变的过程。”[※注]周呈奇是台湾人，曾有西方留学经历，并在大陆攻读博士学位与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南开大学任教，不同于一般大陆学者的经历使他的研究对此后大陆学界的战后台湾经济研究有很大启发。

和此前大部分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成果不同，单玉丽主编的《台湾经济60年：1949—2009》将下限延长到2009年，这使该书不仅要处理台湾的经济成就问题，还要解释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经济严重衰退的问题。该书内容涉及台湾的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建设计划，不仅包括20世纪后半期实行的“替代进口”战略、“面向出口”战略、“均衡经济”战略，还包括民进党上台后采取的“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战略，以及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实行的“振兴经济，和平发展”战略。该书还就台湾农业与农村、工业、服务业、金融业、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财税制度、科技、人口等问题，对战后60年间台湾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并通过对影响台湾经济发展内外因素的分析，透视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前景。该书认为台湾经济振兴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即使在农业比重日渐降低的情况下，依然重视农业，并不断调适工农业发展关系。同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关系，是出现“台湾奇迹”的关键因素。而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则是民进党未能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台独”政纲为执政目标，忽视经济建设，导致经济边缘化。[※注]

二 财政金融与产业经济

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财政，黄有土、李承烈、兰科坤等人对其性质、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台湾在经济上依赖美日垄断资本，政治上受制于美国，建立在西方财政理论基础之上、根据分权制衡原则实行五权分立和三级管理的财政管理制度的台湾财政，就其性质而言，“是台湾当局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一种剥削和统治的工具，并为台湾政权职能的实现服务。”就其特点而言，台湾财政高度对外依赖，早期的“美援”，后来的外资、外债，是台湾财政的重要来源。在支出结构中，军政开支占首位，与经济建设开支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财政赤字格局不易改变；在收入结构中，台湾财政以赋税收入为主，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呈现出过分依赖间接税的特点，自70年代以来，关税上升为主要税种，赋税结构极为脆弱。在财权划分方面，由于实际偏重于“中央集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矛盾也是台湾财政中的一大问题。[※注]邓利娟撰文讨论了台湾财政收入的特点，指出由于战后台湾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特殊，台湾财政收入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偏重于“中央”集权制，“中央”财政收入远超过省、县市地方财政，财政收入来源则以间接税为主，公营事业收入对财政收入也有较大贡献。邓利娟还对战后台湾财政支出的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战后40年来，台湾财政支出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省及直辖市政府支出及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在财政支出结构中，“中央”财政支出多年来均超过一半，居主导地位，而“中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防”及政务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则主要承担教育、经济建设、交通等费用，军政支出在台湾财政支出中占有最大比例，教育费用支出次之，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相对有限。[※注]

黄宝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推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80年代台湾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工业升级，其具体措施包括推动利率自由化、放宽外汇管制、健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等。财政政策方面，则继续运用租税优惠办法，鼓励投资，支持经济复苏，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和工业升级，具体措施方面：一是在关税制度上，改“单一税率”为“复式税率”；二是实行加值型营业税；三是建立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提高所得税比重；四是自1981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奖励投资条例”；五是在1980年建立新竹科学园区，并给予其比加工出口区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扶持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六是发行公债。在分析80年代台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础上，黄宝奎总结认为，台湾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是运用利率、准备率和汇率；财政政策方面，则主要运用税率和财政收支来影响经济的运行，同时也重视公债对财政的作用。[※注]

邓利娟对战后台湾的公债政策进行了评析，指出长期以来，台湾实行“稳健严谨”的公债政策，举借公债谨慎保守，其用途主要是经济开发，并重视偿债能力，如期还本付息。而台湾之所以坚持较小的债务规模，“美援”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逐渐繁荣，财政状况好转，也相对减轻了建设资金对发行公债的依赖程度。但进入80年代后，台湾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财政收支由盈转亏，连年赤字；投资不足的危机日趋严重；资金供求失衡状况加剧；岛内利率低于国际利率等，都需要当局对公债政策做出调整，当局于是采取“扩张”内债、“紧缩”外债的公债政策。[※注]

台湾经济发展对美日资本的依赖是此前不少研究者将台湾经济定性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依据，依附性也成为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就台湾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而言，这一点并非一成不变。邓利娟的研究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储蓄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不到60%，这一时期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以美国经济援助为主的外国资金，外资在台湾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例达到40%。但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加强，国民储蓄能力迅速提高，国民储蓄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超过了100%，外国资金流入的净值则大多为负值，台湾实现了投资资金的自筹化，并有多余资金可供对外投资。她还进而分析了外资与内部资金的构成及特点，指出外资由单一的美援变成了多元化的国际资金，而其投资特点则以直接投资为主，台湾对外借款额度非常有限；内部资金则以民间私人储蓄为最大资金来源，政府储蓄的比例逐渐提升，企业储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相对较小。[※注]

黄宝奎根据旅日台湾学者刘进庆对战后台湾经济的五阶段分期法，分别对战后经济从混乱到恢复的过渡时期（1945—1952年）、摸索调整时期（1953—1963年）、高速增长时期（1964—1973年）、增长不稳定时期（1974—1979年）、低增长时期（1980年以后）的金融政策进行了评述。指出在第一阶段当局在金融方面的主要措施是接收金融机构、改革币制、开办黄金储蓄和优利储蓄存款，以高利率来对付通货膨胀及稳定物价和币值。在第二阶段，主要金融政策则包括：放宽对金融机构设置的限制，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外汇改革，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存款准备率和低利率政策等。在第三阶段，当局继续实行低利率政策，调整存款准备率，扩大外汇银行的指定银行，并调整对美元的汇率。至第四阶段，当局主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强宏观金融控制，其金融措施包括：调整利率；变双重存款准备制为单一存款准备制；实行浮动汇率，建立外汇市场；控制货币供给量，建立货币市场；将“中央”银行改由“行政院”直辖，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进入80年代后，当局为进一步吸引侨外资金，促进企业复苏和工业升级，着力健全金融制度，采取多项放宽信用的措施，调低“央行”贴放利率及银行存放款利率，调低银行存款准备率，将邮政储金改存四家专业银行，继续实行外汇管制，建立同业拆款中心和资本市场等。[※注]

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金融，许心鹏在《战后台湾金融》一书中采用台湾金融体制的基本分类法，对战后台湾金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除介绍台湾金融体制状况外，还就台湾金融机构三大支柱（银行、保险和信托）以及三大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银行法的情况。[※注]王明发也撰文就台湾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概述了战后台湾金融业的发展情况。[※注]

农业在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50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自60年代则陷入衰退的局面，直到70年代初当局调整农业政策，此后农业在经济中的整体比重虽日益降低，但农业在台湾经济中依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关于战后台湾农业发展，石志兵认为其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恢复时期（1946—1952年）、快速增长时期（1953—1968年）、低速发展时期（1969—1978年）、曲折发展时期（1979年以后），并指出战后初期当局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台湾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为台湾农业经济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自耕农的存在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后初期台湾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对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当局推行的农业政策，该文也做了述评。[※注]赵玉榕的《战后台湾农业》一书对战后台湾农业问题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但该书并非史学著作，更多从农业自身产业发展的角度，讨论战后台湾农业结构、农产品对外贸易、农业科技应用、农政措施等问题，并对台湾农业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进而预测台湾农业的发展趋势。[※注]

在影响1949年以后农业发展诸因素中，1949—1952年台湾当局推行的土地改革无疑是值得研究的事件，目前有多篇论文涉及这一问题，如才家瑞的《国民党在台湾土改评析》（《台湾研究》2002年第4期），吴咏梅的《简论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台湾研究》2003年第2期），王侃的《略论1949—1953年的台湾土地改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毛光远的《陈诚在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及其影响》（《台湾农业探索》2007年第4期），郝宏桂的《战后台湾两次土改不同作用与影响的历史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于维君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第37卷第35期，2009年），以及陈锋[※注]和栾雪飞、刘颖[※注]有关两岸土改的比较研究等，上述研究多偏重对战后台湾土改的概述性研究。

战后台湾土改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形成了小农所有制度。高兴松主要以小农所有制度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小农制”培养了自耕农这一农业发展的主体，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在台湾经济转型后，“小农制”的维持与培育核心农民计划的失败，则使农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主体，并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注]

赵玉榕对土改以来台湾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面积的变化以及当局从1981年开始推行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战后推行土改以来，由于农地不断被转为非农业用地，加上农户所得偏低、投资不足以及农地继承制度的影响，台湾农场经营面积不断减少。农场经营面积无法扩大，对农业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使兼业农户比例不断攀升，加剧农村劳动力外流；另一方面农场经营面积狭小，也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为解决农场面积过小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当局开始推行第二次土地改革，推广共同经营和委托经营，进行农地重划，保护现有农地的合理使用，鼓励农民“兼业不离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所得，并加强推行农业机械化，以便扩大农场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现代化。[※注]

农地管理制度是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赵玉榕从农地使用的管理和农地转移的管理两个方面，对战后台湾农地管理制度的变迁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局实行农地严格管理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台湾实行限制变更使用和限制任意转移双管齐下的农地管理政策，对延缓农地减少的速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有利于巩固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但这一农地管理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扶植自耕农的政策导向影响了农地的合理利用，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工业用地的优惠规定，使划定农业使用分区失去意义；农地管理制度混乱，影响管理绩效等。[※注]

国民党迁台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通过该政策的实施，农业剩余被大量转移到工业领域，最终促成了工业化的实现。但在此过程中，农业与农民处于被压挤的地位，并对农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当局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农业政策做出相当大调整，提出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农民的曲折命运于是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周批改即对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农民收入与负担政策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政策经历了由压挤到优惠再到补贴的过程。通过对这一演变过程的研究，周批改认为农民收入和负担政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地贫困落后时，通过显性税收或隐性负担的形式从农业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而当其工业发展和经济起飞后，又通过优惠政策并过渡到补贴政策，力图保护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注]

李家泉、刘映仙对1949年以来台湾农村经济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1949—1953年的土改对农村封建经济有所触动，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取代旧的租佃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农业生产力因而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此后当局农村政策的重点是“扶植自耕农”，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进入60年代后，由于“加工出口”经济的影响，台湾农村封建经济进一步解体，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中兼业农户增多。从70年代开始，当局试图通过“共同经营”“委托经营”“农业专业区”等形式，推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注]

单玉丽、刘克辉所著《台湾工业化过程中的现代农业发展》一书将战后台湾农业发展置于工业化进程中考察，全面探讨1949年以来台湾农业发展的路径，对台湾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发展时期的农业发展策略和政策措施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探讨台湾为调整工农业发展关系，保障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在调适农业体制和机制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性措施，并分析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效以及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注]

关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工业化与工业发展，曾建权指出，战后台湾工业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主要归功于成功地采用了适合本地情况的发展策略和工业发展模式。从50年代至60年代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实现经济起飞，到70年代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再到80年代以来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策略工业，促进产业升级，台湾适时调整其工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使台湾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增长，但同时也给台湾带来环境污染与经济对外依赖的问题。[※注]张世宏认为台湾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肇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1960年至1973年是台湾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正是由于出口扩张时期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才奠定了此后台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注]

赵建中对台湾公营企业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公营企业是台湾光复后由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人在台资产基础上发展而来，按行政隶属关系，有“国营”“国省合营”“省市营”“党营”“军营”等多种企业。公营企业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中地位比较特殊，在《台湾公营企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中，赵建中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探讨包括产权机制、经营机制、价格机制和利益与决策机制等在内的台湾公营企业运行机制。该书认为在台湾经济发展之初，由“政府”严格管控的这套运行机制奠定了台湾公营企业乃至整个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其自身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如资产积压、投资效率低，冗员难裁、工作效率低，企业亏损、漏洞多等，导致公营企业总体上经营效率偏低，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注]

蒋雅芳对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指出战后台湾民营企业发展有两次重要契机：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民众要求扩大民营企业的呼声非常强烈，美援对于民营企业发展也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许多项目要求以民营为前提，战后土改通过赎买方式收购地主的土地，也使大量资金从农业转而投向工业，形成一定数量的民营资本，种种因素促使该时期民营企业逐渐形成与发展。二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台湾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经济改革，在基本完成工业“进口替代”的基础上，转向出口扩张，一方面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鼓励岛内私人企业投资，对民营企业实行低利贷款、税收减免等一列鼓励和扶植措施，开始实行“公民营双轨并存”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力，到1985年，在台湾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产值已占总产值的86%，公营企业只占14%。而民营企业活力的发挥，给台湾经济带来了繁荣。[※注]

陈恩对台湾民营经济进行了相对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台湾民营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台湾民营经济的性质、特点与结构，台湾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和措施，民营经济在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台湾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等，均作了梳理与讨论。[※注]

民营企业的巨大活力促使经营效率低下的公营企业必须进行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局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针对这一改革是否造成公营企业私有化的问题，林长华认为，台湾当局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主要通过释放公营企业51%股权的方式进行，“公”股依然可以占有49%的股份，“公”股持有者仍然是企业最大股东，因此这一改革并不意味着公营企业私有化，也不会改变有关当局对企业运营的掌控。但这一改革可以吸收大量民间私人资本，从而减轻财政负担，强化企业的资本力量，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当局通过这一改革，“达到既吸收民间资本又控制企业，增强当局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双重目的。”[※注]

另外，李非的《战后台湾交通经济》一书采用“大交通”的概念，即在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之外，还包括旅游和通信业。该书对台湾交通发展的历史与趋势、交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交通业的组成部门与分支行业等内容，都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注]王玉国的《1949年招商局迁台述论》一文围绕招商局追随国民党迁台的情形，进行了企业史方面的个案研究，并指出迁台后随着形势变化，台湾招商局实力骤减，企业经营受到极大影响。[※注]

三 有关经济人物

有关战后台湾经济人物，目前大陆学界最关注的是曾出任台湾“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对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李国鼎。茅家琦编著的《李国鼎与台湾财经》一书是一本有关李国鼎的传记，介绍了李国鼎的生平、主要承担的台湾财经领域的工作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注]赵建中、陆丰总结了李国鼎的财政金融思想，包括建立健全的赋税制度以培养税源、政府财政力求平衡等，并指出李国鼎财金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二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如萨缪尔森的观点等。[※注]郭希华对李国鼎的企业经营思想进行了评述，指出这些思想包括企业发展必须重视工业设计；突破工业发展瓶颈，重视培植企业家；低价出售是加速公营企业民营化的有效途径；提出工业发展中的哲学与伦理思想等。[※注]杨欢进介绍了李国鼎随国民党迁台后在经济领域承担的主要工作，并分析了其主要经济思想，如主张建立“计划性的自由经济”，强调经济稳定与“均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资本形成，注重经济发展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与观念沟通等。[※注]陈建波则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农业与工业发展、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五个方面，对李国鼎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注]褚静涛对李国鼎创建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事功进行了研究，指出李国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台湾发展资讯电子产业的重要性，于是发起成立资策会，创建新竹科学园区，广邀海外学人返台创业，扶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李国鼎对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发展居功至伟。[※注]施卫东分析了李国鼎对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贡献，指出李国鼎是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规划者、决策者和推动者之一。[※注]

另外，陶士和的《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主张》（《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刘旭的《尹仲容经济思想初探》[《湘潭大学学报》（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孔繁荣的《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均对尹仲容的经济思想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孙善根的《蒋梦麟与50年代的台湾土地改革》（《台湾研究》2007年第2期）及《蒋梦麟与战后台湾农村的复兴》[《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4期]两文，则探讨时任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对台湾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