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有关1949年后的台湾社会文化，目前大陆学界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节将围绕社会转型、文化认同以及文化思潮三个学界研究相对集中的议题，分别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行述评。

一 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推行土改，对农村社会阶级结构曾造成巨大冲击，60年代的农工转型又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工厂和都市，劳工阶层不断壮大，至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逐渐兴起，台湾社会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

围绕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结构变迁，王建民对这一演变过程进行了评述，指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结构分化，地主阶级的地位大为削弱，一部分转向城市发展，成为城市大资产阶级，自耕农阶层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佃农与半自耕农人数大幅减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城市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农村人口流入都市，在农村，专业农户大为减少，兼业农户增多。70年代后中产阶级开始兴起，到80年代后台湾本土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大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王建民进而指出，台湾的阶级结构与省籍矛盾有所纠结。[※注]

率先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是农村社会。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农村社会，王先明从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在50年代至60年代，乡村建设思想在台湾尚无相对独立的地位，直到70年代后，台湾相对独立的乡村建设思想与方案才得以产生，当局开始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作”的着眼点移至“乡村建设”上。[※注]程朝云对战后台湾最为重要的农民组织农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战后台湾农会的制度改革（1950—1954）》一文对战后台湾农会的组织源流进行了梳理，强调以美援为基础的农复会的农民组织理念，和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考量，对战后台湾农会组织特性的影响，并借农会改革来观察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情形，指出由农复会与国民党共同打造的战后台湾农会，成为一个具有多目标功能，集农民职业团体、农村合作组织与政府附属机构等特质于一体的特殊的农民组织。在《修改〈农会法〉与战后台湾农会体制的再改革（1972—1975）》一文中，程朝云对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修改《农会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仅分析了当局在迁台后首次修改《农会法》的背景与原因，而且透过“立法院”审查“农会法修正案”期间的相关争论，讨论此次当局修改《农会法》的重点及其主要意图，又借修法后农会的合并与改组讨论此次修改《农会法》对台湾农会体制的影响，指出在此次法令修改背后，是台湾农会又一次制度调整。其《1960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的变化》一文则以20世纪60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研究重点，探究这些变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联和对农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该文指出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台湾农会也在发生改变，如在供销部门，政府委托业务，主要是粮食局委托业务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并试图加强自营业务的发展；在信用部门，由于统一农贷的举办，存放款业务增长迅速，很快超过供销部门，成为农会收益最高的部门；农会推广部门则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一些业务，但因从60年代中期起，台湾农会推行企业化经营，注重盈利事业，推广业务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上述种种变化不仅促使当局在进入70年代后对台湾农会体制再次做出调整，对农会组织发展本身也造成深远影响。其《国民党在台湾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发展与局限——以农会为例（1954—1969）》一文则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台湾农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第三届（1956年）至第七届（1969年）农会改选期间的各级农会情形，考察国民党掌握农会的方式与向农会系统发展组织的实际效果，进而分析导致国民党在农会系统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局限的原因，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无法突破地方派系的阻隔，将其力量向乡镇及以下农会系统和农村基层社会渗透，地方派系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固然是一方面，但国民党长期以来放弃自下而上的动员农民的方式，在组织发展路线上则一直依赖社会精英阶层来延展其统治，则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程朝云还对原生于美国的农村青少年社会教育组织——四健会在台湾设立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对农复会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战后台湾四健会在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与农村青少年个人成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会员人数一直无法突破的事实，说明战后台湾四健会在深入农村基层社会方面并不成功，这种不成功的背后，固然有制度设计与技术性的原因，农复会缺乏执行力的组织特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而政府支持的缺乏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注]

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是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另一大特色。盛九元在《台湾的都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台湾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历程的分析，力图揭示台湾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规律，该文对各时期台湾的都市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的都市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突出特征是中小城镇的快速成长，台湾经济走的是一条以中心城镇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自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大都会区逐步形成，城乡失衡加剧，工业发展呈现区域聚集的特点。对于台湾都市发展的特点与原因，该文也进行了分析。[※注]

农村人口向工业与都市流动是1949年后台湾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表现之一，赵玉榕对战后台湾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原因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与服务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加上农业收入过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都市及工业与服务业领域，从1965年到1973年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高潮时期，农村外流劳动力以青壮年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为主，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台湾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均因劳动力外流而受到很大影响，农村兼业农户增多，农民从农意愿更加淡薄，劳动力不离乡转业式的流动也限制了农地经营规模，妨碍了土地的集中使用，因而对农业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注]

农村劳动力流入工业与都市，对台湾劳工阶层与劳资关系造成了特殊的影响。黄安余指出，工业化使台湾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商业，但工业经济的波动又会使劳工回流农村，形成农工就业互动，劳工流动率偏高一方面使非熟练劳工比重增加、农工就业互动性强、企业规模小以及工业布局分散，另一方面也导致劳工阶级意识薄弱等特点。黄安余还分析了1949年以来台湾劳资关系总体平稳、劳工运动低迷、劳工阶级处于弱势境地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台湾劳工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产物，尤其是台湾经济的依附性，导致台湾特殊的劳工问题的产生，台湾劳工问题的本质与症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政权同国际资本、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相结合，推行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作为发展经济进而稳定偏安局面政策的结果。”[※注]

关于劳工问题，杨立宪对战后台湾的劳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将光复以来的劳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光复初期（1945年8月至1949年4月）、“戒严”时期（1949年5月至1985年12月）和“解严”以后（1986年至1995年），并分时段考察了台湾劳资关系演变以及劳工运动等问题。[※注]

关于中产阶级，姚一平分析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历史地位，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雏形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中产阶级形成阶段，从1973年到1986年则是中产阶级壮大阶段。台湾的中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族性、开放性、结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促进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注]王晓燕对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探讨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政治倾向，指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主要产生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在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再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产阶级的特征还不稳定，政治倾向也比较摇摆不定。[※注]严泉、陆红梅就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社会背景、参加社会运动的情况、政治参与情况，以及在两岸关系中的立场与表现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中产阶级在人口比例上渐趋稳定，并具有较多的技术化、科层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因而在政治倾向方面整体表现为激进性的一面更趋弱化、保守性一面趋强，并成为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注]

另外，谢大伟就1949年以来的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将40年来的台湾人口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迁台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观望阶段，当局对社会以及学界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持观望态度，客观上使人口猛增；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是推行“家庭（节育）计划”阶段，当局通过与民间组织合作，宣传倡导节育与优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1988年开始，面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明显下降，当局再次改变人口政策，进入推行“新人口政策”阶段，由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改为提倡人口适当增长，改善人口结构及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断层。1949年以来台湾人口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均以及老龄化严重等问题。[※注]

社会运动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当代台湾社会活力逐渐释放的重要表征，并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关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王仲研究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由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由文批到组党的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以《自由中国》为阵地，早期以批评国民党在台政治腐败为主，渐渐发展到试图结合本土精英组织反对党，最终因深深触动国民党的利益而被国民党当局镇压。王仲认为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缺乏群众参与，不过这场运动也让自由主义的种子在台湾生根，70年代后期台湾兴起的“党外运动”，基本诉求就多来自《自由中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注]吴仲柱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方式——街头运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大致经历了从“二二八”后的沉寂、到70年代初重新萌动并迅速勃兴、至世纪之交趋于成熟三个阶段的渐进演变过程，并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运动策划组织化、抗争对象分散化、诉求主题民生化和手段方式理性化等发展趋势。[※注]

以环境运动中社运组织向民间组织的转化为例，王仲、曹曦对台湾独特的民间组织生成路径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前期台湾的社会运动多以社运组织发起和推动，运动结束后，部分“具有一定意义和拥有资源的社运组织”获得政府承认，从而转型为民间组织，而转型为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反过来又直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注]陈立周则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原住民”运动为研究对象，讨论这一运动对当局“原住民”政策的影响，指出“原住民”运动使台湾少数民族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当局的少数民族社会政策思维逐渐从早期的“同化主义”向“文化多元主义”转变，少数民族拥有了从边缘位置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历史契机。[※注]

二 社会心理、历史记忆与认同问题

对于战后台湾来说，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问题无疑是社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认同问题究竟指什么？杨东磊认为，“台湾人认同”作为台湾民众的集体身份认同，其内涵既包括了台湾民众热爱乡土的地域认同，基于现实主义考量下的利益认同，也包括了部分主张“台独”者的分离主义倾向的“国家认同”。“台湾人认同”是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经由合法性建构、拒斥性建构以及计划性建构而最终形成的。[※注]刘国深认为，历史上台湾民众对台湾的感情和大陆其他地区一样，表现为对家乡的执着眷恋，但从百年前“台湾民主国”成立以来，台湾人的认同开始出现异化。虽然“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意图是“曲线回归”，但也从此成为一个异化了的国家认同虚像。之后台湾认同更经历了日据时期、“蒋氏父子时期”和“李登辉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认同虚像的台湾认同异化影响尤为深远。[※注]林晓芳对战后五十多年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走向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民众从简单朴素的中国认同到出现混乱并形成多元化走向，其过程是渐进的，受到国际环境、两岸关系以及岛内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注]林震注意到民主化进程对台湾认同问题的影响，指出“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的对象，在此过程中，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国”成为一团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模糊体。[※注]孙云则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认同定义为“我群”与“他者”的某种异己、对立关系，即台湾被建构成“我群”，中国则被建构成“他者”。[※注]刘红对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针对台湾“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特点和现状，影响台湾“国家认同”的各种因素，“国家认同”问题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均从事实与学理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并就如何影响和引导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注]

在对台湾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学界基本都认可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某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建构，在其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陈孔立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集体记忆及其对台湾民众认同的影响。在《1945年以来的集体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一文中，陈孔立提出，战后台湾人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本省人”和“外省人”，他们由于经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自我感受，这个时期台湾人的“集体记忆”也就存在差别，在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上、对国民党政权的感情上、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上、对“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认同上、对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看法上、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看法上、对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上等，都存在不同之处，并形成了复杂的心态，诸如“悲情心态”，对国民党政权的“亲切感”和“疏离感”，对“国家认同”的严重分歧，对美国日本的“亲近感” “优越感心态”和“小国寡民心态”等。“不过，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是就总体而言的，不排除有些例外。”在《台湾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众的复杂心态》一文中，陈孔立则讨论台湾民众对“光复”以前历史的“集体记忆”及其对“复杂心态”的影响，认为台湾民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心态既复杂又矛盾，而这些心态都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而其《自尊需求与“台湾人认同”》一文，则从社会认同论的视角研究“台湾人认同”，认为“台湾人认同”是为了满足台湾民众提升自尊的要求，而“台湾人”的自尊是通过与“大陆人”（或“中国人”）的社会比较而实现的，因而必然出现“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形成一些刻板印象与偏见。[※注]

无论是社会心理，还是历史记忆，都是可以被塑造、被建构的，进而塑造、建构台湾人的认同。陈孔立在《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一文中，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一股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与动向，该文认为这种文化动向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动向，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在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在这种“去中国化”的文化思潮中，最突出的就是历史记忆的“去中国化”。在《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中，陈孔立列举了台湾社会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记忆，如：“台湾民族论”“海洋文化论”“台湾民族主义”“台湾自古不是中国领土”“台湾人一贯受外来统治”、台湾依附于中国大陆的年代是对台湾最不利的时期、日本统治有功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是外来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要“吞并”台湾的敌对国家等。这些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历史教育有一定关系，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在为台湾民众建构“认同中国”“国民党正统”等历史记忆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却是以“反共”以及忽视与掩盖台湾历史为代价，到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即反其道而行，利用媒体、文学艺术以及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手段，刻意塑造台湾民众的“去中国化”的错误的“历史记忆”，建构台湾所谓的“国族认同”。[※注]

在建构台湾人历史记忆的各种手段中，历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又尤以修改历史教科书，进而从青少年时期修改、重塑台湾人的记忆，其影响更为深远。李理围绕90年代以来“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探讨“台独”势力如何将“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导入中学历史教育，从而以其隐含的“台独”意识对台湾青少年的民族和国家认同观念进行培养与形塑。[※注]陈动、陈孔立指出，2004年11月9日台湾教育部门公布的《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将《旧金山和约》及所谓《中日和约》引入教科书，否认《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极力掩盖和否定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其政治目的是先强调台湾“主权未定”，从而为“台湾主权独立”制造舆论。他们指出，在“去中国化”方面，该纲要草案比1997年的《认识台湾（历史篇）》走得更远。[※注]李理对台湾2004年版高中台湾史课程纲要及按此纲要编写的各种版本教科书进行了专门且深入的研究，重点揭示该纲要及相关教科书如何有目的地对历史事实加以裁剪、编排、甚至歪曲，如对台湾早期历史，只强调“台湾原住民族”，不谈汉民族在台湾的活动，甚至不顾以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强调台湾的“原住民族”源自“南岛语系”而与大陆无关；对于明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将荷兰、西班牙人入侵台湾的历史放在所谓“台湾与世界”的框架下，以延续“原住民”来自南岛语系的空间历史架构，略而不谈郑芝龙等汉人以海盗形式迁移至台湾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区隔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对于康熙统一台湾之后的清代历史，有些教科书将其称作“清领时期”，突出台湾的“帝国边陲”地位和清朝的消极统治政策，避而不谈清政府治台功绩；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改为“日本统治时期”，改“日据”为“日治”，掩饰日本的殖民统治，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等。指出2004年版高中历史课程纲要，“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某些具有极强台独意识领导者执政的条件下，在社会重大纷争中匆忙产生出来的，故其内容具有明显的‘去中国化’、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及淡化‘中华民国’存在的特点”。[※注]

张宝蓉在研究台湾中小学人文教育实践时，也注意到教科书与塑造台湾人认同的关联，其撰文指出，2000年以来台湾中小学实施的“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及教科书改革，使得台湾人文教育的主流理念与价值观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人文教育在教化情结上呈现出“台湾主体意识”与“大中国意识”不断拉锯角力、价值取向上单一本位和多元本位交错叠加、课程设计上综合统整与实践体验相互融合等特点。[※注]

张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历史类博物馆为观察对象，探讨策展者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如何透过对展示物的叙事编排，如通过对博物馆自上而下的体系建构，强化台湾主体精神；通过展示物选择性遗漏，加重悲情渲染；通过对展示物的切割或连接，完成政治立场的宣示；通过对展示物的“误读”，进而导出多元新解等，塑造民众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二十年来，台湾博物馆受制于政治因素，被征用为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借用博物馆里貌似‘客观’的物证，策展者不得不杜撰和编排历史，缺乏了文化合理性，也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权力者寄附于展示物的编排，更深切的目标则是，对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或意识形态进行塑形，企图调试出有利于执政的社会氛围。”[※注]

张羽、张彩霞的《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和陈美霞的《台湾外省第二代家族书写研究》均讨论文学领域所折射的台湾民众文化认同问题。前者通过展现当代岛内台湾文学史撰述所经历的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再到“文学建国”的“三级跳”过程，阐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史撰写如何成为台湾人历史建构及追求台湾主体认同的一部分。后者则以外省第二代作家张大春、骆以军、陈玉慧等人的家族小说为观察对象，探寻其间的家国想象与族群建构，从而探讨外省第二代族群认同的演变轨迹与历史新貌。[※注]

另外，颜士梅、王立人则从历史角度对台湾民众“日本情结”的由来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文化侵蚀是日本情结形成和膨胀的根源，蒋介石统治时期的“文化沙漠”及蒋介石本人的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的亲日情结的萌发成为可能和必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所谓的重建“新台湾文化”及李登辉本人浓重的亲日情结则促成了台湾民众“日本情结”的膨胀。[※注]

三 文化思潮及其他

日据时期，台湾曾受到日本殖民文化的侵害，光复后，国民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去殖民化”措施，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以推行反共文化以及复兴中华文化来维持其统治合理性，到70年代以后，“本土化”思潮的兴起，加上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台湾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

蔡子民对蒋介石反共专政时期（1950—1971年）和蒋经国“革新保台”时期（1972—1987年）的文化思潮分别进行了梳理，指出前期主要内容是反共文化泛滥、西方文化冲击、新文学复苏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期则为党外运动发展、乡土文学崛起和文化多元化。[※注]朱双一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乡土或者本土文化思潮崛起之前，台湾至少存在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三种纠葛交缠的文化思潮。三民主义反映的是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的路线；自由主义思潮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50年代，曾以雷震、殷海光等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为主要阵地，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是台湾民间崇尚西方思潮的典型代表；新儒家则代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国民党文化路线有本质不同，新儒家的着眼点在“文化”，主张保存和坚持中国固有文化，反对完全“西化”。这三种文化思潮与后来兴起的乡土/本土文化思潮的关系都非常微妙而复杂，这些文化思潮在台湾文学创作中均有所投射。[※注]向忆秋则将战后20年间影响台湾文坛的文艺思潮总结为五个方面，分别为左翼文艺思潮、三民主义文艺思潮、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乡土文艺思潮，并将各文艺思潮与受此思潮影响的重要文学期刊结合起来，考查其间的共谋关系。[※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三民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之一，李厚刚、洪明和宋淑玉分别撰文，围绕国民党当局推行的这一运动展开论述，分析了当局开展该运动的背景、动机及其在清除日据时期殖民遗毒、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注]

陆卓宁则从文学史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反共文学”进行了研究，从传播的话语立场、传播主体即创作者群体的结构及其精神内核、传播的中介手段即文学出版机构及其功能等方面，对“反共文学”的传播路径进行了分析，并讨论台湾主流话语或官方话语、台湾本土派立场及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著述对该时期台湾“反共文学”的不同阐释，指出其间的差异性既源于审美心理的影响，也有政治力的强势运作。[※注]

在各种文化思潮中，儒学的地位与作用都非常值得关注。在《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一文中，张文彪对台湾传统儒学的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五十多年间，传统儒学虽也经历过波折，但总体上是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国民党迁台初期，由于蒋介石的个人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为重塑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局对儒学思想大加推崇，并将其和三民主义一起进行研究。尽管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传统儒学在台湾更多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其与天主教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体现了台湾学术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的融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儒学的现代发展反思》一文中，张文彪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为支持其统治合法性而大力推展的“官方儒学”，以及民间学者为实现现代发展而走上融会中西思想之路的新儒学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儒学思想发展越来越融入台湾的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一方面儒学思想对现实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儒学自身的思想体系与基本范畴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如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新外王”的内容等。该文还强调了在西方文化和本土意识的双重冲击下，台湾儒学作为区域研究个案的特殊而重要的价值，并肯定了台湾儒学界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从学术上甄别与厘清“台湾意识”和台湾本土性，从而斩断“台独”思想文化根基的努力。在《台湾儒学现代化研究述评》一文中，张文彪考察了台湾儒学界围绕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家伦理如何应对工业化社会的挑战，以及在多元发展的现代社会儒学如何超越本身已有的内在难题等主要课题所开展的研究，探讨台湾儒学界在西方文化思潮冲击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坚持儒学主体性的同时融会中西文化思想，从而解决儒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在《儒学与当代台湾》一书中，张文彪更对台湾儒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对台湾新儒学的发展形成、主要流派与主要人物、主要思想以及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注]

台湾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中国》杂志关系密切。贺昌盛指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1949年随大陆迁台知识分子传入的自近代中国至“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是由岛内知识分子与欧美思想界持续交流而不断输入的自由主义理论，“而贯穿于整个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则是台湾自由主义最为集中的大本营”。贺昌盛进一步考察了《自由中国》杂志酝酿与创刊的过程，并认为从1949年到1951年是《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策略性合作时期；从1951年到1956年，《自由中国》逐渐发展为政府的“诤友”，与政府的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从1956年到1960年，是《自由中国》最后的辉煌时期，公开发表了措辞更为激烈的批评当局的文章，全面揭露蒋介石及其政权的专权与践踏法律行为，最终形成与国民党政权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自由中国》内部也出现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与以雷震、殷海光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分裂。透过《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表历程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演变，贺昌盛总结认为，《自由中国》所秉承的自由主义有“五四”传统的延续，但又不完全相同，“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诉求主要针对批判封建形态的专制主义，而《自由中国》所针对的对象是滋生于“现代”土壤的专制意识形态。同时，以雷震为代表的要求从根本上彻底“革新”政治的“激进”姿态，较之“五四”传统直接传递者胡适的温和的“改良”品格，更接近“五四”精神本身。[※注]

王仲以《自由中国》发表的批判台湾时政及争取自由权利的文章为主要文本，从中解读20世纪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指出《自由中国》一方面呼吁国民党开放更多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本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对既有体制及现实政治进行讨论、批评，争取言论自由。就其对国民党执政的批评及其政治主张而言，《自由中国》对政工制度颇有批评，主张军队“国家化”；揭露、批判“青年反共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主张“宪法”至上，反对蒋介石的“违宪”行为；主张组织反对党等。《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论激发了台湾本土精英的政治热情，促进了自由主义者和本土精英的结合，尽管后期组党运动失败，但其播下的自由主义种子在台湾生根，成为70年代后期台湾“党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注]

胡适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1949年以后台湾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一书中，杨金荣不仅研究了晚年胡适的职业角色、政治角色、学者角色以及其与国民党自由派吴国桢的关系，还以专章讨论了胡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关系，并分析了胡适与雷震、殷海光的理念异同，指出胡适是《自由中国》的招牌，雷震是《自由中国》的组织核心，殷海光则是《自由中国》的眼睛，而胡适与雷震的分歧在于：“胡适更多地表现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者，自由主义价值的发现者、播种者的角色；雷震更多表现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者，自由主义政治模型建构的组织者的角色。”在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更多地掺入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这是胡适与雷震、殷海光等人理念分歧的根本所在，也是胡适认为不能碰“反攻大陆”这块招牌，并且不赞成引入台湾地方势力或海外势力组建反对党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国际上“两个中国”的阴谋日益显著，胡适担心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后，会导致“两个中国”成为现实。[※注]

20世纪50年代，台湾思想界曾爆发一场以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徐复观、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之间的激烈论战，周宁、贺昌盛对这场论战的缘由及双方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新儒家试图以复兴儒学的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现代民主的良方，自由主义派则希望借助于积极推行自由民主理念，促成中国在政治上彻底革新，实行民主宪政。这场论战可以看作五四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的延续，但论战双方的思想并非完全不能调和，为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一共同目标，双方事实上后来表现出可能和解的迹象。[※注]蒋小波、林婷同样关注50年代的这场重要的思想论战，只是他们将国民党官方的言论也纳入进来，并聚焦于论战各方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和对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他们指出，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新儒家在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反对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对新儒家的文化批评展开反击。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的批判有相当深刻的一面，但因为特殊的冷战背景和国民党官方话语的参与，加上其他因素，当时却很少与自由主义派构成积极对话。蒋小波、林婷同样认为自由主义派和新儒家有和解的迹象。[※注]

由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政权推行的本土化政策衍生出的本土化思潮，是影响之后台湾政治、社会、文化极为深远的重要思潮，并成为形塑“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认同”的理论基础。李强援引台湾《新新闻》的一篇文章，指出“本土化”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开始使用，“它是指要以台湾化为发展中心，使国民党的权力由大陆籍人士所垄断逐渐转移为主要由台籍人士执掌，实现国民党政权台湾化。”本土化政策在强调任用台籍人士的同时，也强调外省人士对台湾岛的认同，因此其内涵较之台湾化更为宽泛。李强还指出，台湾本土化政策始于蒋经国时代，该政策本身不是分离主义，不宜将其与“B型台独”画等号，更不能将本省籍与“台独”、外省籍与统一联系在一起。他还预言省籍问题将随着本土化而逐渐淡化。[※注]王建民则认为，“台湾化战略”是美国人提出的，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也是由美国积极推动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一股潮流，而且“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本土化政策”的推动，加快了“本土意识”或“台湾意识”的发展，“本土意识”则强化“本土化政策”。和李强当年的预测不同，王建民指出，“本土化政策”发展的极致，是后来民进党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与“台湾正名”战略，即要彻底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建构“台湾独立”的新政权，而这样一种在“台湾意识”基础上、人为建构起来的“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注]张少宁、黎良华同样指出了本土化思潮与“台独意识”之间关联，认为由台湾乡土意识质变而来的“台湾意识”是“台独”的心理基础，而由台湾文化“本土化”发展来的“文化台独”，则使台湾意识扭曲为与“中国意识”对抗的“台独意识”，成为“台独”的文化基础，两者相互纠缠，又相互作用。[※注]

朱立立、刘小新对台湾“本土论”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台湾知识界有关“本土论”的诸种论述与分歧。他们认为，台湾“本土化”概念的最初登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界，而其内涵早期是指“社会科学中国化”，但从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国化”的概念逐渐被“本土化”取代，且“本土化”也由原本的“中性”色彩逐渐被意识形态化、高度政治化，并被“台独”政治势力所绑架，翻转为“去中国化”。90年代以后，本土论在台湾形成话语霸权，在文学领域，“本土”与“台湾文学”取代了“乡土”与“乡土文学”；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运动”的内涵也逐渐被“本土论”独占。随着“本土论”的意识形态化和高度政治化，其排他性格与封闭性日益突显，引起了部分“本土论”者的反思，并在其内部形成分歧。台湾传统左翼、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对本质主义化“本土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如左翼知识分子批判“本土论”是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动，使乡土文学的社会关怀空洞化；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批评本土论二元对立的本质化倾向；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则直指“本土论”的“纯质膜拜”倾向和对霸权化典范的仿制性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本土论的民粹化倾向等。朱立立、刘小新指出，“本土论”和“反本土论”构成了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本土论”获得话语霸权的语境中，“反本土主义”论述具有抵抗文化的意义。[※注]

围绕“本土化”，台湾《中外文学》1995年2月号刊出了两篇观点迥异的文章，分别是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学史的考察》和时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芳明的《百年来的台湾文学与台湾风格——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导论》。前者以中国史的视野来诠释台湾文学史，将台湾本土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895年至1945年的“反日”阶段，1945年开始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反西化”阶段，以及从1983年开始的“反中国”阶段，并提出“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和台湾意识的自我异化，而台湾独立与台湾主体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陈芳明则希望构建台湾文学的独立史观。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知识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陈映真、王晓波、林书阳、陈芳明以及一些在大学外文系任教的中青年学者如廖朝阳、邱贵芬、张国庆、廖咸浩等人先后卷入，争论的战场除了《中外文学》杂志外，《海峡评论》也成为另一重要阵地。大陆学者朱双一对这场争论的过程及双方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反“台独”论述往往重视从历史事实立论，做到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手的谬论，而独派在论述中热衷于套用西方解构主义或后殖民理论，更着力于自我理论系统的自圆其说而与现实有隔膜，其论述相对晦涩、牵强。[※注]张羽、王琨则围绕本土化运动中的“祖国意识”和“台湾意识”之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以及关于族群问题的讨论等三个主要议题，从学术角度对此次论争中双方的观点进行解读，指出参与论战的知识分子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试图通过“叙述认同”的建构与斡旋，来达成身份的认同，而此次论争中“独派”的一些表述，已经深刻地左右了台湾普通民众。[※注]

王东从台湾现代学术史的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台湾学术界掀起的一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进行了研究。王东首先分析了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背景，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至70年代，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心和研究旨趣均发生明显变化，从60年代中期社会学者陈绍馨倡言将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验室”，到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立足于台湾的经验性研究计划的开展，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学术转型。“伴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理论和方法论领域的全面变革，一种以台湾这个区域性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为聚焦中心、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为学理性基础的人文社会学术新潮流，也开始由暗潮涌动而最终汇成为澎湃的江河。”也就是形成了8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对于有学者将这场运动解读为台湾思想文化领域“本土化”运动先声的观点，王东提出了异议，认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是以“学术自觉”为核心、并坚守“学术本位”，和远在其之前萌生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鲜明政治色彩的“本土化”运动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运动开始之初，虽有学者用“本土化”概念来指代“中国化”，用意在于突显这场学术运动的意义与价值，表达其对西方学术强权和学术话语的一种抗争，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回归。但从1987年开始，受到学术以外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扰，这场运动由“中国化”向“本土化”转变，并逐渐被扭曲成在“本土化”旗帜下遂行特定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化思潮在台湾社会的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韩琛对台湾新电影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他以1982年《光阴的故事》所开创的台湾新电影三十年间的历程为考察对象，探讨台湾社会文化思潮从乡土向本土的一次重大转向以及在认同方面由中华认同向台湾认同的转向。指出早期台湾新电影的“乡土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去殖民、庶民意识和反思现代性等，身份认同、国族想象并不是其试图展现的重要议题，“新电影在处理省籍、族群关系时，是以阶层、性别等身份构成的社会人而不是地域人的意义展开的。回归乡土更多意义上从‘乡土’汲取资源对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冲击，而与‘乡土’对立的并不是中国他者，而是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他者。”但在80年代的台湾，本土化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台湾意识逐渐主流化，受此环境影响，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代表了新电影从乡土向本土的正式转向，从《悲情城市》开始，中国相对于台湾、外省人相对于台湾人，其“他者化”形象塑造开始映现于台湾银幕。台湾新电影从此失去了乡土意识的开放性与批判性，而其以族群对立、省籍区隔为基础的电影叙事，反映了一种“反外省”“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

1949年后的台湾还受到西方各种新兴文化思潮的冲击。朱双一就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台湾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陈映真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相对深刻，1990年前后施叔青等台湾作家将后殖民理论直接运用于文学形象的塑造中，也使其作品更具思想的深度。但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也有部分作者，如陈芳明等人，在错误的“台独”史观的影响下，套用“后殖民”的概念，进行混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历史建构，实际上“和真正的后殖民理论并无多少实质的关系”。[※注]

除文化思潮问题外，有关新闻与传媒，佟文娟的《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1949—2007》一书，以台湾民主政治转型为背景，并以台湾政治反对力量争取媒体自由的过程为线索，观察台湾政治体制转型前、中、后期整体过程中的政治和媒体关系的演变轨迹。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通过对政论杂志、社会运动、地下电台和无线电视等传播媒介的关注，梳理台湾媒体“从政治媒体到媒体政治”的过程；下篇则从政治传播的内容、传播策略和传播文本几个角度，对媒体与台湾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文化层面的剖析。该书认为媒体在台湾民主政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根源在于台湾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因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播”。[※注]吴琳琳的《台湾财经杂志发展研究（1949—2010）》一文探讨1949年以后台湾财经杂志的发展历程，该文将台湾财经杂志的发展变迁置于台湾社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梳理了台湾财经杂志60多年的发展历程，认为1949年至2010年间的台湾财经杂志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是起步阶段；从1980年到1999年是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1981年6月创刊的《天下杂志》带动了台湾岛内财经杂志风潮，财经杂志的数量逐渐在全台各类杂志中稳居第一；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到2010年，该阶段财经杂志在各类杂志中虽然不再“挂帅”，但依然处于主流地位，是台湾民众获取财经资讯的主要来源，并成为台湾相对大众化的阅读刊物。该文还指出，台湾财经杂志的发展与台湾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兴起密切相关。[※注]杨荣庆以《自由中国》杂志刊登的为数并不多的经济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自由中国》先是从“经济平等”的思想出发，批评当局的经济管制政策及公营事业等问题，随后，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引介，加上受到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启迪，《自由中国》逐渐摆脱了“经济平等”的模糊认识，形成了自由经济的思想，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不足之处是，《自由中国》同仁对市场机制和个人主义的局限的认识还不充分，对于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也尚未形成清晰的想法。[※注]刘燕南对台湾“解严”前约40年间有关新闻出版的法规进行了梳理。[※注]

另外，张娟对战后1945—1960年间台湾地区的音乐教育、文艺机构、社会音乐活动、音乐理论研究、音乐传媒、对外音乐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认为从1945年到1960年的台湾新音乐，在整个台湾音乐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不但摒弃了日据时期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殖民音乐文化，恢复了中华音乐文化传统，而且为日后台湾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注]沈巍则借台湾国光剧团新编舞台剧《百年戏楼》回看特殊年代京剧在两岸的命运，指出无论是大陆的样板戏，还是台湾以军中剧队为主要班底，以反攻、复国、中兴等历史故事为依托，号召人民向国家以及国家元首贡献忠诚的竞赛戏，都反映出政治对文艺乃至人性造成了深刻的扭曲。[※注]熊南京的《台湾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研究：1945—2006》一书对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的背景、内容、性质及其演变经过进行了研究。该书将战后台湾的语言政策大致划分为国语推行（1945—1992）和乡土语言教育（1993—2006）两个时期，对不同历史阶段台湾各族群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国语推行运动的成效、乡土教育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情况等也有所评估，并注意到政治对语言政策的影响。[※注]袁辰霞则以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1987年解严以后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及具体措施，指出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流失严重，1987年解严以来实行的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整体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且这一政策存在泛政治化、科学基础和整体规划均有所欠缺等不足之处，政策执行也相对不力。[※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