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推行土改，对农村社会阶级结构曾造成巨大冲击，60年代的农工转型又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工厂和都市，劳工阶层不断壮大，至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逐渐兴起，台湾社会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

围绕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结构变迁，王建民对这一演变过程进行了评述，指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结构分化，地主阶级的地位大为削弱，一部分转向城市发展，成为城市大资产阶级，自耕农阶层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佃农与半自耕农人数大幅减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城市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农村人口流入都市，在农村，专业农户大为减少，兼业农户增多。70年代后中产阶级开始兴起，到80年代后台湾本土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大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王建民进而指出，台湾的阶级结构与省籍矛盾有所纠结。[※注]

率先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是农村社会。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农村社会，王先明从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在50年代至60年代，乡村建设思想在台湾尚无相对独立的地位，直到70年代后，台湾相对独立的乡村建设思想与方案才得以产生，当局开始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作”的着眼点移至“乡村建设”上。[※注]程朝云对战后台湾最为重要的农民组织农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战后台湾农会的制度改革（1950—1954）》一文对战后台湾农会的组织源流进行了梳理，强调以美援为基础的农复会的农民组织理念，和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考量，对战后台湾农会组织特性的影响，并借农会改革来观察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情形，指出由农复会与国民党共同打造的战后台湾农会，成为一个具有多目标功能，集农民职业团体、农村合作组织与政府附属机构等特质于一体的特殊的农民组织。在《修改〈农会法〉与战后台湾农会体制的再改革（1972—1975）》一文中，程朝云对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修改《农会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仅分析了当局在迁台后首次修改《农会法》的背景与原因，而且透过“立法院”审查“农会法修正案”期间的相关争论，讨论此次当局修改《农会法》的重点及其主要意图，又借修法后农会的合并与改组讨论此次修改《农会法》对台湾农会体制的影响，指出在此次法令修改背后，是台湾农会又一次制度调整。其《1960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的变化》一文则以20世纪60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研究重点，探究这些变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联和对农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该文指出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台湾农会也在发生改变，如在供销部门，政府委托业务，主要是粮食局委托业务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并试图加强自营业务的发展；在信用部门，由于统一农贷的举办，存放款业务增长迅速，很快超过供销部门，成为农会收益最高的部门；农会推广部门则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一些业务，但因从60年代中期起，台湾农会推行企业化经营，注重盈利事业，推广业务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上述种种变化不仅促使当局在进入70年代后对台湾农会体制再次做出调整，对农会组织发展本身也造成深远影响。其《国民党在台湾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发展与局限——以农会为例（1954—1969）》一文则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台湾农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第三届（1956年）至第七届（1969年）农会改选期间的各级农会情形，考察国民党掌握农会的方式与向农会系统发展组织的实际效果，进而分析导致国民党在农会系统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局限的原因，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无法突破地方派系的阻隔，将其力量向乡镇及以下农会系统和农村基层社会渗透，地方派系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固然是一方面，但国民党长期以来放弃自下而上的动员农民的方式，在组织发展路线上则一直依赖社会精英阶层来延展其统治，则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程朝云还对原生于美国的农村青少年社会教育组织——四健会在台湾设立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对农复会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战后台湾四健会在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与农村青少年个人成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会员人数一直无法突破的事实，说明战后台湾四健会在深入农村基层社会方面并不成功，这种不成功的背后，固然有制度设计与技术性的原因，农复会缺乏执行力的组织特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而政府支持的缺乏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注]

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是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另一大特色。盛九元在《台湾的都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台湾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历程的分析，力图揭示台湾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规律，该文对各时期台湾的都市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的都市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突出特征是中小城镇的快速成长，台湾经济走的是一条以中心城镇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自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大都会区逐步形成，城乡失衡加剧，工业发展呈现区域聚集的特点。对于台湾都市发展的特点与原因，该文也进行了分析。[※注]

农村人口向工业与都市流动是1949年后台湾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表现之一，赵玉榕对战后台湾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原因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与服务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加上农业收入过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都市及工业与服务业领域，从1965年到1973年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高潮时期，农村外流劳动力以青壮年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为主，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台湾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均因劳动力外流而受到很大影响，农村兼业农户增多，农民从农意愿更加淡薄，劳动力不离乡转业式的流动也限制了农地经营规模，妨碍了土地的集中使用，因而对农业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注]

农村劳动力流入工业与都市，对台湾劳工阶层与劳资关系造成了特殊的影响。黄安余指出，工业化使台湾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商业，但工业经济的波动又会使劳工回流农村，形成农工就业互动，劳工流动率偏高一方面使非熟练劳工比重增加、农工就业互动性强、企业规模小以及工业布局分散，另一方面也导致劳工阶级意识薄弱等特点。黄安余还分析了1949年以来台湾劳资关系总体平稳、劳工运动低迷、劳工阶级处于弱势境地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台湾劳工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产物，尤其是台湾经济的依附性，导致台湾特殊的劳工问题的产生，台湾劳工问题的本质与症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政权同国际资本、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相结合，推行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作为发展经济进而稳定偏安局面政策的结果。”[※注]

关于劳工问题，杨立宪对战后台湾的劳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将光复以来的劳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光复初期（1945年8月至1949年4月）、“戒严”时期（1949年5月至1985年12月）和“解严”以后（1986年至1995年），并分时段考察了台湾劳资关系演变以及劳工运动等问题。[※注]

关于中产阶级，姚一平分析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历史地位，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雏形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中产阶级形成阶段，从1973年到1986年则是中产阶级壮大阶段。台湾的中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族性、开放性、结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促进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注]王晓燕对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探讨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政治倾向，指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主要产生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在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再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产阶级的特征还不稳定，政治倾向也比较摇摆不定。[※注]严泉、陆红梅就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社会背景、参加社会运动的情况、政治参与情况，以及在两岸关系中的立场与表现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中产阶级在人口比例上渐趋稳定，并具有较多的技术化、科层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因而在政治倾向方面整体表现为激进性的一面更趋弱化、保守性一面趋强，并成为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注]

另外，谢大伟就1949年以来的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将40年来的台湾人口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迁台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观望阶段，当局对社会以及学界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持观望态度，客观上使人口猛增；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是推行“家庭（节育）计划”阶段，当局通过与民间组织合作，宣传倡导节育与优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1988年开始，面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明显下降，当局再次改变人口政策，进入推行“新人口政策”阶段，由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改为提倡人口适当增长，改善人口结构及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断层。1949年以来台湾人口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均以及老龄化严重等问题。[※注]

社会运动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当代台湾社会活力逐渐释放的重要表征，并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关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王仲研究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由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由文批到组党的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以《自由中国》为阵地，早期以批评国民党在台政治腐败为主，渐渐发展到试图结合本土精英组织反对党，最终因深深触动国民党的利益而被国民党当局镇压。王仲认为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缺乏群众参与，不过这场运动也让自由主义的种子在台湾生根，70年代后期台湾兴起的“党外运动”，基本诉求就多来自《自由中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注]吴仲柱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方式——街头运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大致经历了从“二二八”后的沉寂、到70年代初重新萌动并迅速勃兴、至世纪之交趋于成熟三个阶段的渐进演变过程，并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运动策划组织化、抗争对象分散化、诉求主题民生化和手段方式理性化等发展趋势。[※注]

以环境运动中社运组织向民间组织的转化为例，王仲、曹曦对台湾独特的民间组织生成路径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前期台湾的社会运动多以社运组织发起和推动，运动结束后，部分“具有一定意义和拥有资源的社运组织”获得政府承认，从而转型为民间组织，而转型为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反过来又直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注]陈立周则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原住民”运动为研究对象，讨论这一运动对当局“原住民”政策的影响，指出“原住民”运动使台湾少数民族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当局的少数民族社会政策思维逐渐从早期的“同化主义”向“文化多元主义”转变，少数民族拥有了从边缘位置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历史契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