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一直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和历史学领域学者所高度关注。台湾原是日本殖民地，战后国民党台湾当局又与日本关系密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72年中日建交，中日两国虽然分属于“冷战”的两大敌对阵营，但是中日关系还是与中美关系有很大不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日台关系，把它当作影响中日关系最直接的因素。但是因时代影响，中国大陆对战后日台关系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充分的。直到1980年之后，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成为热点，作为中日关系研究的一环，学者们才不可避免地把日台关系作为重要的观察对象。不过迄今为止专门研究战后日台关系的成果依然不是很丰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台湾研究的学者不够重视有关。战后日台研究散见于中日关系研究之下，而较少有台湾研究领域或者台湾史领域的学者涉足。

臧世俊著《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注]，是大陆学界研究中、日、台三方关系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1950年至1996年中日外交全貌，同时叙述了该时段日台关系全貌。在全书13章当中，有5章专门讨论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把日台关系放置于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大范围中考察，从而使问题的复杂性得到更为具体、更为充分的反映。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对错综复杂的中、美、日三方关系进行了认真梳理与解析，认为台湾因素不仅对中美和中日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中、美、日关系同样有很重要的影响。台湾因素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肯定是以台湾因素对中美、中日关系的影响为基础，但又不是这一影响的简单叠加。日本一贯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位置，历来视台湾为日本掌握对中国的优势、夺取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战略前进基地。由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历史与现实的摩擦与冲突，因此“台湾因素是冷战后中日关系中重要的不信任因素，其影响决不可以低估。”[※注]林代昭的《战后中日关系史》，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中日关系的著作。林著对战后日本历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叙述十分详细，并有自己的见解。林著第八章“中日关系的新发展”专门探讨了日台关系问题，对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注]

20世纪90年代，除了上述专著，古运全、徐铠薪、殷燕军、刘江永、范跃江、武寅等主要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先后以不同的视野探讨日台关系。这些成果既具有学术性，也有现实性和开创性。但是也有不足，首先是缺少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其次专门台湾研究领域学者还是很少。[※注]

从2000年迄今，战后日台关系史研究更为深入。此时，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的结合越来越明显，使得大陆学者更为关注日台关系史的研究。陈奉林撰文勾勒了战后日台关系的轮廓，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2年，为日台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阶段，双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972年到90年代初，为日台“断交”后的非官方关系阶段，其特点是在日台“断交”的表层下还有许多暗流，不时地冲击着中日关系的大局，使日台关系仍具有半官方的性质；90年代以来，为日台关系在冷战后更加密切与活跃的阶段。此后，陈奉林又发表多篇美台关系史的论文。[※注]2004年，陈奉林在香港出版《战后日台关系史》一书，该书可以看作是其对日台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大陆学界第一部明确以日台关系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和档案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大溪档案、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该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对日台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整体性研究的目的出发，该书还试图在体系和分析模式上自成一体，对日台关系进行集中而有针对性的梳理。从日本与台湾的“建交”到“断交”的全过程，按照日本内阁更替的次序，从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为读者展示出日台关系的全貌。他认为，日本对台政策在日台“邦交”期间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延续性，具有冷战时代的显著特征。在日台关系的主要历史节点上，都有详细的叙述和独到的分析。如关于日本选择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中日和约缔约对象问题上，既强调国际背景的复杂性，同时也注意到吉田茂政府以对台媾和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面。[※注]任晓、胡泳浩合著《中美日三边关系》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关注点集中于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剖析了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并推出结论，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彼此消长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注]张耀武著《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书，则对台湾问题的由来，《日台条约》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台湾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在战后台湾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日本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一样，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注]2011年，贾超为著《日台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也是一本通论性质的专著，其时间下延比陈著更后。[※注]

管颖撰文总结了冷战后日台关系的发展历史和趋势，其研究视角立足于冷战后台湾当局的对日政策，据此分析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的日台关系。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三个时期。基于主流民意和民族认同，管颖认为台湾当局把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作为政策的优先方向，但同时也强调与日本的“特殊伙伴关系。”[※注]

有关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总体轨迹，王键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注]另外，王键著《战后日台经济关系的演变轨迹》是研究日台关系的专著。此前，学者在讨论日台关系时，都会提及日台之间比较紧密的经济关系，但是还没有著作专门探讨此领域，王著有开拓之功。该著作历史跨度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回归祖国，日台经济关系的形成，一直研究到21世纪初的日台经济关系；涉及面广，作者是在研究日、台各自经济的发展，美台关系、日台关系及两岸关系对日台经济关系影响的基础上全面研究日台经济关系。作者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战后日台经济关系历史进程的追踪与描述，并通过对台湾工业化、工业升级等经济发展阶段日台经济关系的论述，力求以系统的数据资料和多角度的分析比较，全面、客观地刻画战后日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以及各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总结日台经济关系的交流模式与诸多特征，阐明日台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性。[※注]

胡石青认为，台日经济关系在战后台湾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对美经贸关系及后起的两岸经贸关系，日本不仅是台湾主要产业的关键技术与原材料的主要来源，更是持续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台日借经贸交往建立了密切的产业分工关系，台湾诸多产业借日本技术的扶持而发展壮大，日本则借此延续了其产业竞争力。时至今日，日本在台的经济利益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对台湾的经济走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注]日本对战后台湾经济的影响仅次于美国，关于日台经济关系，苏丽萍对战后台日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台日之间的贸易总体上发展较快，而其贸易商品呈现出典型的南北型贸易结构特征，即农产品、轻工业品对日出口，重、化工业品从日本进口。[※注]程永明对20世纪50年代日台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由于日据时期形成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日台经济格局在战后依然有影响力，加上战后日本工业经济恢复较快，因此50年代的日台贸易格局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台湾出口日本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从日本进口的则是工业产品；二是总体上台湾对日贸易表现为逆差。这一贸易格局对此后台日贸易关系乃至台湾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注]

战后日本资本还是台湾重要的投资来源，在《战后日本在台湾的直接投资》一文中，徐铠薪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对台直接投资规模取决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战后30多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日本对台湾的投资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952—1958年，日本经济恢复和起飞准备时期，对台直接投资数额很小，增长缓慢；1959—1970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急剧变化，对台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1971—1983年，日本对台直接投资趋稳，绝对数额大。至于日本对台直接投资对台湾经济的影响，该文认为有加深台湾经济对日本依赖的负面作用，但总体上还是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就业、增加外汇收入、弥补台湾建设资金不足及技术转移方面，都有积极作用。[※注]林长华认为日台投资关系表现为日本对台湾的单向投资，战后日本对台投资不断扩大，透过对台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日本将其触角深入到台湾生产领域内部，使日台经济关系成为从属的经济关系，和美台之间的经济关系类似，战后台湾经济对日本经济也有非常大的依赖性。[※注]

迄今为止，有关战后日台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渐摆脱比较单一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的范畴，领域更为宽泛。如从孙云、翟新、藏佩红、林晓光、何妍等研究选题就可见端倪。[※注]2013年，王键著《战后美日台关系史研究（1945—1995）》一书，探讨美日台三角关系。该书时间横跨五十年之久，其研究属于战后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及台湾现代社会进程的历史研究范畴。[※注]孙立祥著《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研究》一书则讨论过去鲜有研究的领域。他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支持和插手，是造成“台独”势力坐大和台海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该书系统梳理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轨迹，全面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真正原因，深入探讨了排除日本右翼势力干扰和弱化其作用的具体对策。[※注]

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日和对台分属外交和台办两个系统，两个系统各自独立运作，相互间的交流协调不够，使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对台课题浅尝辄止，研究台湾问题者则由于受语言限制无力做“日台关系”课题，因此，2000年以后，尽管国内涉及日台关系的著作、论文数量十分庞大，领域也很宽广，但是研究还是有待深入。至于就台湾史的研究范畴而言，与日据研究的繁荣相比，较少有人研究战后日台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遗憾。

总之，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由于1949年以后数十年间两岸隔绝的状况，除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框架下的台湾研究外，对于1949年以后台湾史的研究均起步较晚，大多是1980年以后才开始，两岸开放交流之后才成果日渐增多。第二，由于1949年以后台湾史距离当下时间太近，大多时候是被当成台湾现状问题来处理，研究目的也多为对台政策做参考，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中，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多，经济与社会文化方面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少。就研究专题而言，那些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题目，如美台、日台关系，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研究，“文化台独”“台湾认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等，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对两岸关系影响不明显或者不直接的议题，则较少受到关注，这其中有不少议题其实对台湾社会有深远影响，如政治领域的地方政治与地方派系问题，经济领域的土地改革、产业发展、政府经济决策等问题，以及台湾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进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过程中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说，尚待大陆学者关注的议题远超过已经涉足的议题。第三，就研究群体而言，现有研究者大多来自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学等其他专业，史学界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较之日据时期台湾史领域时间更晚，且为数更少。研究群体的专业背景，加上在两岸开放交流之前信息不畅、资料获得不易，导致从历史视角出发、建立在充实史料基础上的深度研究成果相对欠缺。由此观之，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研究无论在史料挖掘、新课题的开拓、研究的深化等方面，都可谓大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