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有着非常辉煌的成就和优良的传统。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台湾史研究还只是一门非常年轻而并不成熟的新兴学科，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学科建设，还是各个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都有待于学界同人不断地深入探索和努力开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检视60余年来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或许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考或借鉴。

第一，关于台湾史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历史观问题。台湾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研究台湾史，必须明确是站在中国史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大陆学者一般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观上不存在问题。但是，部分台湾学者却站在“台独”的立场上，宣扬“台独”史观，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因而陷入混淆是非的非历史主义的泥淖。从学理上回应各种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的挑战，是台湾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至于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就学科门类而言，台湾史研究属于历史学范畴，一切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适应于台湾史研究。但不可画地为牢，台湾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绝不局限于历史学，诸如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为台湾史研究所借鉴。其实，只要有助于认识与解释台湾历史，所有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都适应于台湾史研究。这样谈论研究理论与方法似乎有些泛化，但我们的意思无非是要说明，台湾史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只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立体丰满的台湾史。

第二，关于台湾通史撰写问题，这是台湾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台湾史专题研究积累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四部有代表性的台湾通史著作：刘大年等著《台湾历史概述》（1956）、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1982）、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1996）和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2012），这是不同时期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基本水准。在进一步推动台湾史研究的同时，经过一定时期的学术再积累，学界仍然期待一部更加完整的全面叙述台湾历史的多卷本《台湾通史》。另外，因为一般台湾通史主要是以政治史为主干，其实可注意专题研究通史的编撰，如台湾经济史、台湾社会史、台湾文化史、台湾思想史、台湾学术史，等等。同时，也可注意断代台湾史的编撰，如清代台湾史、日据时期台湾史、战后台湾史，等等。还有断代专门史的编撰，如清代台湾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战后台湾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等。这些断代史与专门史的编撰，既是对各个时代或专题研究领域的阶段性小结，同时也是编撰台湾通史的重要基础。

第三，关于早期台湾历史研究，大陆学界多关注大陆与台湾关系，相对而言，有关台湾岛本身的历史演变则缺乏深入探究。这与早期台湾历史缺乏文献资料，需要实地考察，而两岸长期分隔使大陆学者有所不便的客观实际情况有关。比如台湾史前文化研究，大陆学者无法参与台湾考古，只能利用台湾考古学者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做相关研究。又如台湾“原住民”研究，大陆学者难以到台湾进行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也就难以获得切身体验和最原始的民族志资料。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充分利用了历代中原王朝政府的官方文献资料，以及与台湾有关的历史人物留下的私人文字资料，因而重点在于两岸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能与台湾学者所谓“台湾岛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可望使早期台湾史研究更进一境。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亲自赴台调查研究，进一步利用台湾学者发掘的丰富资料，加强两岸台湾史学界的交流与协作，是大陆学界推进早期台湾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第四，关于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相对而言，大陆学界对荷兰殖民者侵略与中国人反侵略的历史论述较多，而荷据台湾殖民地本身研究较少，尤其是有关此时期内西班牙侵占台湾北部的历史明显关注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荷兰、西班牙殖民台湾时期的荷兰文、西班牙文原始档案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这方面，台湾与日本、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海外学者走在前面，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曹永和、江树生、包乐史（Leonard Blusse）、胡月涵（Huber Johnnes）、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韩家宝（Pol Heyns）、程绍刚、林伟盛、郑维中等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整理翻译了《巴达维亚城日记》、《热兰遮城日志》《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荷兰人在福尔摩沙》《邂逅福尔摩沙——台湾原住民社会纪实：荷兰档案摘要》《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以及《西班牙人在台湾史料汇编》（Spaniards in Taiwan）等与台湾相关的重要档案资料。近年来，大陆学者也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珍贵资料进行相关研究。可以预见，充分挖掘和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档案资料，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荷据时代台湾史。西班牙侵台时期原始档案的保存、整理和利用远不如荷兰方面，因而西班牙侵略台湾史研究非常薄弱不足为怪。这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值得学界殷切期待。

第五，关于明郑时期台湾史研究，郑氏家族尤其是郑成功研究始终是重点，学界有关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郑氏海商集团的兴衰与郑成功抗清复明、驱荷复台等政治与军事方面。相对而言，有关郑氏政权及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诸如郑氏政权与明、清王朝的关系，典章制度与人事变迁，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文教与社会风习，以及汉族移民与“原住民”族群关系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如果放宽视野，把荷据时期与明郑时期的台湾史联系起来，置于明清之际东亚与世界更加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可以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东来，在东亚海域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碰撞，日本、琉球、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以此观察台湾的角色与地位，则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论题。

第六，关于清代台湾史，以往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大概是台湾史各个研究领域相对较为深入的部分。倘要进一步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学科界限的突破。以往学界以鸦片战争为界标，把一部清史腰斩为古代史与近代史，这便使清代台湾史研究自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属于清史与近代史两个领域，明显缺乏前后一气的贯通。这不但使嘉道时期台湾史成为“两不顾”地带，研究相对薄弱，而且从清史与近代史的角度看台湾史，不同的角度，自有其不同的认识，也可能会有难以对接的地方。尤其是晚清台湾史，如果从清史的角度看，可能会强调清政府理台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尽管最终不能保台，但也只能对清政府的努力抱以惋惜之叹；如果从近代史的角度看，则可能会更多地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列强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屈服于日本侵略者而割让台湾，因而对清政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如何把清史与近代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进一步研究清代台湾史值得努力的方向。二是新史料的利用。清代台湾史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确实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但近来有明显降温趋势，由于历经多年的积累，成果丰厚，出现阶段性的“瓶颈”问题。[※注]近年来，大陆地区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与中研院史语所有关清代台湾档案的系统整理，出版了三套大型史料集：（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230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2）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史料集成》系列丛书四种：《明清台湾档案汇编》（110册）、《清代台湾关系谕旨档案汇编》（9册）、《清代台湾地方志汇编》（28册）、《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35册），远流出版公司2004—2009年版；（3）刘铮云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目录、索引、DVD光盘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这是进一步开展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良好的学术基础。

第七，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相对于明清时期台湾史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殖民地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这便涉及从宏观上总体把握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评价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具有掠夺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性质，控制与掠夺是其战略目标，先进性的赋予只是附带效果。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不例外。应该说，日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带来了某些现代性，但无可否认，这是建立在日本对台湾全面掠夺的基础上，而且是从属于其殖民侵略战略目标的附带效果。那种无视日本殖民侵略的掠夺性，而一味片面美化所谓“殖民地现代性”效用的观点，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无稽之谈。二是资料问题。大陆地区虽有《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影印档案史料的出版，但该汇编收入史料主要为台湾与大陆往来资料，大量日本治台或台湾地方史料仍有待于挖掘。台湾地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等处对大批日据时期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或数字化，但由于两岸交流尚有一定限制，这些资料大陆学界还不易获得。因该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日本亦藏有不少重要史料，这方面的发掘和利用也很不够。日据台湾史研究尚有较大推进与提升的空间，这种推进与提升应是基于新史料的学术创新。

第八，关于战后台湾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纠结较多，难以进入理性的学术研究，其实这正是开拓台湾史研究不能回避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有三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关于战后初期台湾光复与重建的研究，“二二八事件”是最敏感的话题，需要加强两岸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寻求某种共识。其二，战后台湾史研究最大的局限有二：一是与现实关系密切，因政治敏感性而多有禁区；二是许多档案未公开，研究难度大。如何突破这些局限，是对研究者智慧的考验。其三，跳出政论和时评模式，做扎实的历史学研究。由于战后台湾史距离现在时间太近，大都是被当成台湾现状问题来处理，研究目的也多为对台政策做参考，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中，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多，经济与社会文化方面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少。就研究专题而言，那些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题目，如美台、日台关系，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研究，“文化台独”、“台湾认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等，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对两岸关系影响不明显或者不直接的议题，则较少受到关注，这其中有不少议题其实对台湾社会有深远影响，如政治领域的地方政治与地方派系问题，经济领域的土地改革、产业发展、政府经济决策等问题，以及台湾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进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过程中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说，尚待大陆学者关注的议题远超过已经涉足的议题。就研究群体而言，现有研究者大多来自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学等其他专业，史学界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较之日据时期台湾史领域时间更晚，且为数更少。研究群体的专业背景，加上在两岸开放交流之前信息不畅、资料获得不易，导致从历史视角出发、建立在充实史料基础上的深度研究成果相对欠缺。战后台湾史研究无论在史料挖掘、新课题的开拓、研究的深化等方面，都可谓大有空间。

总之，一方面，我们要潜心学术研究，确立研究与解释台湾历史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持开放的心态，加强两岸及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共同推进拓展，可望开创台湾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