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读者有强烈的需求，举凡“五四”时期重要的报刊，很少有不刊登翻译作品的。“译文”、“译丛”、“译述”、“名著”等五花八门的翻译栏目与各种重点推介的“专号”、“专辑”，成为报刊吸引读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新青年》从其初名《青年杂志》开始，就注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923年6月改为完全政治化的季刊之后，仍旧发表译文，只不过内容变成《国际歌》等政治性的作品罢了。《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曙光》、《新社会》、《人道》、《努力周报》等综合性刊物，翻译文学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文艺性杂志与报纸副刊，翻译文学更是占有大量篇幅。出版机构也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园地，单部译著的出版已嫌不够，推出丛书演成风气。《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少年中国丛书》等影响较大的丛书中，翻译占有重要分量，更有一些翻译文学丛书竞相问世，如《未名丛刊》（北新书局、未名社等）、《近代世界名家小说》（北新书局）、《欧美名家小说丛刊》（北新书局）、《世界名著选》（创造社出版部）、《小说世界丛刊》（商务印书馆）、《世界文学名著》（商务印书馆、上海金屋书店、北新书局）、《新俄丛书》（上海光华书局）、《欧罗巴文艺丛书》（上海光华书局）、《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上海开明书店）、《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上海朝花社）、《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商务印书馆）等，翻译及其阅读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发表与出版翻译文学成为新闻出版业的生财之道和与时俱进的表征。

翻译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林纾、伍光建、曾朴等译界前辈余勇犹在，留学浪潮与国内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莘莘学子踊跃上阵，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赵元任、李青崖、谢六逸、沈泽民、张闻天、夏丏尊、陈大悲、欧阳予倩、陈望道、李劼人、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新文学前驱者更是译海弄潮儿。“五四”时期社团蜂起，百家争鸣，不仅有新文学激进派与保守派、中间派之争，而且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无论社会发展观、文学观及审美取向有着怎样的歧异，文学翻译是“五四”时期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翻译者对文学翻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无量的心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见之于报刊的译作之多简直难以尽数，出版的译著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五百二十种以上。

创造社的刊物，最初的《创造》季刊译作所占分量不大，《创造周报》有所增加，连载郭沫若翻译的《查拉图司屈拉》等，《洪水》载有张资平、达夫、韵铎、陶晶孙等的译作。创造社成员的译著有郭沫若译施笃姆《茵梦湖》（与钱君胥合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波斯莪默·伽亚谟《鲁拜集》、《雪莱诗选》、尼采《查拉图司屈拉钞》等，田汉译王尔德《莎乐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菊池宽《海之勇者》与《屋上的狂人》、武者小路实笃《桃花源》、《日本现代剧选》、梅特林克《爱的面目》等，张资平译日本短篇小说选《别宴》、徐祖正译岛崎藤村《新生》等。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成绍宗、张人权译都德《磨坊文札》，郭沫若译高尔斯华绥《法网》、《银匣》，郭沫若与成仿吾译《德国诗选》，曾仲鸣译法朗士《堪克实》，孙百刚译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等，尽管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1 卷第2 期《编辑余谈》里说创造社“没有划一的主义”，而且后来在其发展中也确有多种声音，但总体上，其翻译与创作一样，流露出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

新月社偏重西欧文学的翻译，如陈西滢译法国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徐志摩译德国哥斯《涡堤孩》、英国曼殊斐儿《曼殊斐儿》（与西滢合译）、《曼殊斐儿小说集》、法国伏尔泰《赣第德》、爱尔兰占姆士《玛丽玛丽》（与沈性仁合译）等。

未名社侧重于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未名丛刊》收翻译作品二十三种，其中十七种为俄罗斯文学，“五四”时期翻译的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十二个》、《穷人》、《外套》、《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往星中》、《工人绥惠略夫》、《黑假面人》等。

就社团而言，成绩最大而且最能显示出“五四”时期海纳百川般广阔胸襟的当属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计划性较强，《小说月报》先后组织了“俄罗斯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两个号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非战文学号”、“泰戈尔号”（上下）、“安徒生号”（上下）等专号，拜伦、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等专辑；此外还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甫（通译契诃夫）、莫泊桑、法朗士、霍甫特曼等“文学家研究”与“檀德六百周年纪念”（檀德，现通译但丁）等专栏。当意识到某些方面需要加强时，便组织相关栏目、译作予以推动。据初步统计，《小说月报》第12 卷到18 卷，译介了三十五个国家的二百七十多名作家的作品；此外，刊出二百零六条“海外文坛消息”，还有“欧美最近出版文艺书籍表”、“现代文坛杂话”、“近代名著百种述略”等。《文学周报》（初名《文学旬刊》）第1 卷至第9 卷（1921年5月10日创刊到1927年底），发表的翻译作品在三百篇以上。除了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等刊物译介之外，文学研究会还组织出版了多种丛书。《小说月报丛刊》（1924.11—1925.4）六十种，其中译著三十一种（含著译混合、但以翻译为主的三种）。《文学周报社丛书》二十八种，其中译著1926—1927年八种，1928年三种。《文学研究会丛书》最初计划出书八十一种，其中译著七十一种，编著外国文学史与泰戈尔研究十种。[※注] 后来实际出版的有一百零七种，其中译著1921—1927年四十六种，1928—1939年十六种。[※注] 众多社团、流派、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总体上对从古至今的东西方文学都有涉猎，视野十分广阔。从时段来看，以18世纪以来的文学为主，最近延伸到与“五四”时期同步的俄苏赤色文学；远的则有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均有翻译，其中莎士比亚剧作较多，有田汉译《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曾广勋译《威尼斯商人》，邵挺、许绍珊译《罗马大将该撒》，张采真译《如愿》（即《皆大欢喜》）等。

从国家、民族来看，既有如前所述的小国与被损害的民族，也有英、法、意、德、俄、美、日、西班牙等强势国家、民族。最初，英国文学翻译最多，1921年以后，俄罗斯文学翻译急起直追，在报刊上占有显著位置，尤其是1921年以后，增势迅猛，结集出版达八十五种，超过清末以来一直领先的英国，一跃居于首位。“五四”之前，东西方文学的翻译失衡，除了有限的日本文学翻译之外，译坛几乎是西方文学的天下。后来，东方文学的分量逐渐加重。日本文学的翻译剧增，结集出版的就有大约四十种。东亚还有安南（越南）民歌、《高丽民歌》等。南亚有刘半农译印度作家《我行雪中》等诗，郑振铎编译《印度寓言》，焦菊隐译《沙恭达罗》第四、五幕（题名《失去的戒指》），泰戈尔翻译更是一度形成热潮，1920—1925年报刊发表其作品翻译二百三十余篇次，出版其译著十六种，近三十个版本。西亚有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作品的多种翻译（胡适、郭沫若、刘半农等译）。阿拉伯文学还有黄弁群、吴太玄据《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编译的《秘密洞》，雁冰译纪伯伦《圣的愚者》等。犹太文学翻译，除了包含在《新旧约全书》（由基督教新教会主持，中外教徒、学者集体翻译）中的文学部分之外，还有赤城译《现代的希伯来诗》，沈雁冰等译《新犹太小说集》、《宾斯奇集》等。

从创作方法来看，既有现实主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易卜生、萧伯纳等）、自然主义（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霍普特曼、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浪漫主义（歌德、席勒、雨果、梅里美、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惠特曼等），也有古典主义（莫里哀、拉辛、拉封丹等）、象征主义（梅特林克、勃洛克等）、表现主义（斯特林堡、恰佩克、尤金·奥尼尔等）、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波德莱尔、王尔德、罗瑟蒂、佩特、道生等），以及多种创作方法交织融会、色彩斑驳的众多作家。

从文体形式来看，既有近代西方文论公认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四大体裁，也有理论、批评与作家传记、评传等文类。小说中，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抒情小说，诗意小说，叙写自我心境、身边琐事的“私小说”，科学小说，寓言小说等。诗歌中，有自由体诗，十四行诗，小诗，史诗，民歌，国歌，校歌，散文诗等。散文中，有抒情散文，随笔，札记，杂感，讲演，日记，科学小品等。戏剧中，有话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木偶剧，狂言（日本讽刺小品剧），歌剧，电影剧本（如陈大悲译葛雷汉贝格《爱尔兰的野蔷薇》）等。儿童文学，有童话，寓言，故事，童谣，儿童诗，儿童剧，连环画，神话，民间传说，歌曲（歌词配曲谱）（如落花生译《可交的蝙蝠与伶俐的金丝鸟》）等。

从文类来看，雅文学固然占据主流位置，俗文学也没有被拒之门外。如美国通俗小说家巴勒斯1914年创作的《人猿泰山》，一问世即成畅销书。1923年3月23日至10月19日，《小说世界》第1卷12期至第4卷3期连载胡宪生译《野人记 〈泰山历险记〉》，附插图多幅；1925年2月，此译本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三四十年代，又有多种单行本问世。其他如侦探小说、言情通俗小说等也有大量译介。

从艺术风格来看，有悲剧的凄怆、悲壮、庄严，喜剧的讽刺、幽默、诙谐，也有悲喜剧的复合色调；典雅华丽，质朴自然，深沉雄浑，轻盈飘逸，委婉曲折，爽直明快，阴郁晦暗，激昂明朗，等等，可谓千姿百态。“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