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以其深广的内容首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俄罗斯文学的总体面貌。这篇论文用文言写成，约五万字。在《民铎》杂志第一卷中分两期连载。[※注] 这篇文章一出现就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俄国文学思潮与现代思潮关系最切”，且作者又是“于俄罗斯文学思潮研讨尤力”的田汉先生。[※注]

文章本身写得很有特色，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有些论述不尽准确，但是它仍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首先将俄国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文明史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他一方面以丹纳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作为考察的参照系，称“文艺者，山川风物思想感情之产物。山川风物以地理而异态，思想感情以人种而殊途”，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沉痛悲凉之色彩”与斯拉夫民族所处的“气寒风劲关河黯澹”有关，而“大国产巨民”，时代又为斯拉夫民族提供了机遇，因此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大家辈出，奇彩焕发，于文学界已执欧洲之牛耳耶”；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联系，认为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分别代表欧洲数千年来延续的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俄国近世纪来之文艺思潮史亦为此二大思想之消长史也”，俄国地处东亚西欧之间，先“受亚细亚精神之浸润”，后又“欧罗巴精神长驱直入”，斯拉夫精神受两者陶冶，故俄国文艺界才不时有“东乎西乎”之争。文章而后的论述基本上是顺着上述思路展开的。

作者十分清楚地勾勒了从11世纪开始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文章首先对18世纪以前的文学作了要言不繁的介绍，特别是提及了《伊戈尔远征记》，它的史实基础，它的“最为精彩”的“久夫王（即基辅大公）之梦与Yalosravna（即雅罗斯拉夫娜）之叹”，提及了《雷司脱尔之年代记》（即僧侣涅斯托尔记述的《俄罗斯编年序史》）等，这些作品由此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知悉。然后，文章依次介绍并分析了在俄国文坛上先后出现过的拟古主义（即古典主义）、感情主义（即感伤主义）、罗曼主义（即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马尔克斯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艺思潮，并由此涉及了俄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当然，限于题旨，作者着重论述的还是文学思潮的沿革以及在思潮沿革中举足轻重的一些大作家。以19世纪中期文学为例，着墨较多的作家有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别、车、杜等人。

田汉在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赫尔岑的生平、哲学思想、文艺观点、政治活动，以及《谁之罪》等主要作品，认为他塑造的“生矣怀才至于不能不以放浪送其生”的“空人”（即多余人）形象写出了19世纪俄国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大可哀哉”的命运，赫尔岑本人也是这样的“19世纪的漂泊者”，但他“虽流谪转徙，终其身无宁日，而未尝改其初志也”。

田汉认为伯凌斯奇（即别林斯基）“以其犀利之批评造成俄国文学之社会的倾向”，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则说明当时西欧著名创作之根本原理，一方面则评价本国文豪，纵横无尽，示作物之性质与特征，遂至开俄国近代批评文学之新纪元……伯氏始发挥其威力与价值，其批评方法至于科学哲学的基础之上，又使当时文明程度尚低之人易于了解，以促进社会之自觉，鼓动社会之生机，故虽在穷乡僻壤苟有渴仰新思想新生活者，靡不争读其评论，少壮有为之天才作者皆乐从之游，彼一方为勃施钦（即普希金）、鄂歌梨（即果戈理）、芮尔蒙妥夫（即莱蒙托夫）、嘉利作夫（即柯里佐夫）、格利波也夺甫（即格利鲍耶陀夫）之计释者，一方为新进作家之指导者，尽其心力，务引文学入实社会，使艺术品之感化深浸润于现实生活，自己亦由哲学的抽象世界投身于社会的劳动，其思想范围之阔，又足以代表一伟大之时代。……此所以为40年代俄国近代思潮之黎明期一中枢人物也。”

文章对著名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周尔尼塞福斯奇（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多蒲乐留博夫（即杜勃洛留波夫）和薜刹留夫（即皮萨列夫）都有一些相应的介绍。如文章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急进派之中坚”，“时人有多角天才之称，凡批评、哲学、政治、经济各方面靡不经其开拓，头脑明晰，思想卓尔，凡事恶暧昧不明者，务将抽象的哲学引入实体的研究”；文中提到他的重要论著《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并着重分析了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作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狱中所作指示未来社会组织之方法，表明智的生活与情的生活之纲领，于当时支配人心的个人道德问题与家庭问题皆能提出而试解决之道，至足重也”；认为小说中的那些“破弃一切旧习”“自称新人”的人物均有以下特点：（1）“皆新时代之代表者”，（2）“皆出于混合阶级”，[※注]（3）“皆自幼即以自力开拓自己之运命者”，（4）“皆道德皎洁者”，（5）“皆现实主义者又皆赞成乐利主义者”，[※注]（6）“皆禁欲主义者”。上述对“新人”形象的分析和概括，难能可贵。

文章称杜勃洛留波夫“与周氏同为严格之批评家，虽性质温厚，而于社会生活则几别为一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和冈察洛夫的小说等“能见重于时，皆赖其推荐解释也”，他的评论文字“实为俄国公众艺术与公众批评之基础著述，近代文学之批评界系统自多氏起”等。总之，尽管20世纪初国内已有多人提到过别、车、杜的名字，但是像这样较为具体的集中介绍还是首次出现。

作者用较多的篇幅论及屠格涅夫，对屠格涅夫的生平（早年乡村生活、求学于莫斯科大学和柏林大学，与别林斯基交往，处女作发表，悼念果戈理而被捕、定居国外及与外国名作家来往，最后一次回国及逝世等）、对他的主要作品（《猎人笔记》和六部长篇），以及这些作品的概要、特色和影响给予了多侧面的介绍和分析。文中这样谈到屠格涅夫小说的主题及人物的典型性：《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沙皇政府“暴压出之畸形儿”，他“大言壮语滔滔若悬河”，可惜为“清谈之人，而非实行之人也”；《父与子》“则与近代思想意义最深，描写60年代之虚无主义Nihilism者也”，主人公巴扎洛夫“代表新思想即否认旧有文明之虚无主义者”，巴威尔则为“利己主义者，以绝对服从社会之法则、国家之命令、教会之信条为人生之义务”。“屠氏以40年代理想主义之人比父，以60年代虚无主义之人比子，则此期之争斗，要即父与子之争斗也。大改革之初期，具体的父与子之争斗即成一种社会现象”，其因一为外来思想的影响，二为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文中这样谈到屠格涅夫小说的艺术特色：“屠格涅夫之天才特色，即对于社会大气之动摇一种敏锐之感觉，其人物对于时代精神，如镜之映物”；《猎人笔记》一作“可见其观察自然与人生之精致及态度之厚重”，该小说“并无结构意匠，轻描淡写，而农人性质与乡村风习之敦厚淳朴，历历如绘”。从这些论述中可以见到，尽管作者对屠格涅夫的把握有偏差之处，但已达到一定的深度。

田汉在介绍俄罗斯文学思潮时，不仅始终将其放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大背景上展开，而且有时常与中国的社会现象作比较，甚至借题发挥。如谈到虚无主义时，作者写道：“吾人一言俄国，辄联想及虚无党，一若俄国之有虚无党，如吾国之有同盟会者，实则根本的不同也。吾国同盟会系对于四千年来专制政体的政治革命，系对于三百年来为异族征服的种族革命；俄国虚无党既非种族革命，亦非全为政治革命，而为否定前时代一切美的文明之思想革命也”，“即如中国官僚承认一切而称是是，俄国虚无党则反对一切而称否否也”。在谈到19世纪30—40年代莫斯科大学活跃的政治小组与文学小组的活动时，作者又联系到中国“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氛围写道：“现今我国北京大学之情形亦颇类似。自蔡元培先生留法归，主持北京大学也，少壮教授如章胡之流亦多先后自东西各国归执教鞭，于是校风丕变，燕云为之改色。教授学生之间尤尽力改良文学……甚望新时代之教师学生诸君，捐除客气，努力为学术奋斗，庶真能开新中国文艺复兴之基也。”由此可见，作者如此详尽地介绍俄罗斯文学思潮，其目的还是希望能通过这种介绍有助于中国出现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

除了田汉的文章外，沈雁冰写于1919年4月的长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注] 一文，也表现出“五四”前夕中国文坛对俄国文学日趋重视的倾向。作者在文章中以托尔斯泰为主要分析对象，从面上介绍了这位作家（包括同时代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认为：俄国文学在最近几十年里“文豪踵起，高俄国文学之位置，转世界文艺之视听。休哉盛矣！而此惟托尔斯泰发其端”；俄国文学“譬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为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则环峙而与之相对之群峰也”；“谓近代文人得荷马之真趣者，惟托尔斯泰，其谁曰不然？”

同时，作者由托尔斯泰谈及了俄国文学的特点及影响。他认为：俄国文学有与社会人生相联系的“富于同情”的特色：“彼处于全球最专制之政府之下，逼压之烈，有如炉火，平日所见，社会之恶现象，所忍受者，切肤之痛苦。故其发为文字，沉痛恳挚；于人生之究竟，看得极为透彻。其悲天悯人之念，恫矜在抱之心，并世界文学界，殆莫能与之并也。”他还在与英法等国文学的比较中强调了俄国文学勃兴的意义：“十九世纪末年，欧洲文学界最大之变动，其震波远及于现在，且将影响于此后。此固何事乎？曰：俄国文学之勃兴及其势力之勃张是也”；这种勃兴“其有造于将来之文明，固不待言。而其势力之猛鸷，风靡全球之广之速”，非文艺复兴时代英法等国的文学可比。今日的俄国文学家“自出新理”，“决不因众人之指斥，而委屈其良心上之直观。读托尔斯泰著作之全部，便可见其不屈不挠之主张，以为真实不欺，实为各种道德之精髓”，“其文豪有左右一世之力，其著作为个性的而活泼有力的，其著作之创格为‘心理的小说’”。相比之下，“英之文学家，矞皇典丽，极文学之美事矣，然而其思想不能越普通所谓道德者一步”；“法之文学家则差善矣。其关于道德之论调，已略自由。顾犹不敢以举世所斥为无理为可笑者形之笔墨”。

这些评价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过去大部分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而这时已逐渐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的为人生的俄国文学，这一点从上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沈雁冰在文中将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相联系（称其为“最初之动力”），并对“澎湃动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一点与李大钊的思想相吻合。其实由作家介绍而及俄国革命的意图，作者在文章开头的“大纲”中已经言明：“提示本篇之大纲。曰：托尔斯泰及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生平及著作、托尔斯泰左右人心之势力。缘此三纲，依次叙述。读者作俄国文学略史观可也，作托尔斯泰传观可也，作俄国革命原因观亦无不可。”这篇文章虽属一般介绍性的文字，内容尚欠深入，提法也有不尽妥当之处，[※注] 但是从中仍可以见到，与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相伴随，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五四”前夕已经开始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