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系统性强且各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的陆续出现。

中国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研究，最早的当推前文已提到的1919年发表的田汉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由于这篇文章的重点放在展示思潮的沿革上，因此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一般都未充分展开，加之用的是文言，其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过，它不仅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且为后来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

这时期，中国学者撰写并出版的俄国文学史著作有两本，一本是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一本是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注]（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虽说其后还有类似的著作出现，但是郑本和蒋瞿本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前最重要的两部俄国文学史著作。

先看郑振铎的那一本。郑本是国内最早成书的一本。郑振铎在该书序文中谈到编撰此书的缘由时称，国内至今没有一部国人写的外国国别文学史，“如果要供给中国读者社会以较完备的文学知识，这一类文学史的书籍的出版，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实上，正是“五四”时期文坛对俄国文学的热情促成了这部著作的问世。郑本篇幅不大，正文约六万六千字，出书前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此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例严谨，脉络清晰。全书共十四章。第一章为绪言，谈“发端——地势——人种——语言”。第二章至第十三章勾勒了从民间传说与史诗到20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发展的全貌。最后一章为“劳农俄国的新作家”（此章系瞿秋白所作），写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在每一章中又分若干叙述层次，如第二章“启源”分为“民间传说与史诗——史记——黑暗年代——改革的曙光——罗门诺索夫（即罗蒙诺索夫——引者注，下同）——加德邻二世（即叶卡捷林娜二世）——十九世纪的初年——十二月党”；第八章“戏剧文学”分为“启源——十九世纪初叶——格里薄哀杜夫（即格利鲍耶陀夫）——莫斯科剧场——阿史特洛夫斯基（即奥斯特罗夫斯基）——历史剧——同时的戏剧家——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后”；第十章“政论作家与讽刺作家”分为“俄国的政论——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国外的政论作家赫尔岑——其他国外的政论作家——周尼雪夫斯基（即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现代杂志——讽刺作家莎尔条加夫（即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另外，作为专章或两人合章介绍的重点作家有普希金、李门托夫（即莱蒙托夫）、歌郭里（即果戈理）、屠格涅夫、龚察洛夫（即冈察洛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霍甫（即契诃夫）和安特列夫（即安德列耶夫）等。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这样的编排确实基本达到了有序、清晰、全面且有所侧重的要求。

（二）文字简练，颇有文采。此书的文字简洁明了，作家生平和作品分析一般均点到为止，不作大段的铺陈。不过，在这种要言不繁的叙述中也时能见到作者思想的火花与文字的光彩。如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认为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乃在于他的为不齿的被侮辱的上帝之子说话。他有一个极大的发现，他开辟一片极肥沃的文学田园。他爱酒徒、爱乞丐、爱小贼，爱一切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他发现：他们的行动虽极龌龊，他们的灵魂里仍旧有烁闪的光明存在着。他遂以无限的同情，悲悯的心胸，把我们这些极轻视而不屑一顾的人类写下来，使我们觉得人的气息在这些人当中是更多的存在着”。在谈到高尔基时，作者表述道：读高尔基的短篇“情绪便立刻紧张起来，且立刻觉得惊奇不止，因为他已使我们见了从未见过的奇境与奇剧，如使我们久住城市的人登喜马拉耶最高峰，看云海与反映于雪峰之初阳；自然谁都会为之赞叹不已了！”“实在的，在一切世界的文学上，像高尔基把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境地上，描写得如此新鲜，如此特创，如此活泼、有趣，把人类感情的变幻与竞斗，分析得如此动人，如此好法，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俄国作家多带宗教气息，他则把这个气一扫而空，使我们直接与一切事物的真相打个照面。他自己置于强的方面；他绝叫生活的权利。这是他新辟的境地。当20世纪最初，俄罗斯革命的乌云弥漫于天空时，高尔基的著作，实是夏雨之前的雷声。”作者高度评价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的贡献，认为“他的文字蕴蓄着美与热情，读者都能深深地受他的感动。他以他的同情，他的诚恳的精神，与一切不忠实的，骄傲的，奴隶主义的文学作品与政治思想宣战；一方面成了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一方面成了一个最好的政论作家。以后俄国的为人生的艺术的思潮的磅礴，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鼓动者”。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观，作者作了如下概括：“艺术自己不是目的，人生是超于艺术的；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解释人生，批评人生，对于人生表白一种意见”；“艺术的美决不是超于人生的美的，不过是艺术家从人生美中借来的一种美的概念而已”；“艺术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我们记起人生中有趣味的事，教导我们人是怎样生活着，及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着”。作者在评价杜勃洛留波夫时认为，他的伟大“不在他的批评主张，而在于他的纯洁坚定的人格。他是屠格涅夫在19世纪50年代之末所见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新人的最好代表。所有他的文字都使人感到一种道德的观念；他的人格强烈的与读者的心接触着”。这样的评述尽管都很简单，但对于人们把握和了解俄国文学的概貌及其基本精神还是大有裨益的。

书中由瞿秋白撰写的“劳农俄国的新作家”一章，特别是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论述也值得一提。在此以前已有关于这位作家的文字出现。1921年化鲁在《俄国的自由诗》一文中谈到，俄国革命后的新诗人中“最受俄国人崇敬的，便是梅耶谷夫斯基了”。[※注] 这是中国最早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字。1922年沈雁冰在文章《未来派之趋势》中称马雅可夫斯基是“突出的天才”，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一支锋利的笔就全为布党效力了”，他最近出版的长诗《一亿五千万》是“为抗议封锁俄国而作的”。[※注] 瞿秋白在1923年8月为郑本写下的一段有关的文字：“马霞考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为生活”，但“作品中并不充满革命的口头禅。他在20世纪初期已经露头角于俄国诗坛，革命以后，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天才”；他的天才在于“他有簇新的人生观”，他“是积极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上占一很重要的地位”。瞿秋白虽然不是中国最早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人，但他却第一个见到并采访了这位作家。因此，他写下的这段文字在中国早期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中就显得更有力度和弥足珍贵了。

（三）书目完备，资料翔实。该书在正文后还有两项附录：《俄国文学年表》和《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其列举书目之详，实属难得。在介绍书籍之前，作者还写下了一段颇为生动的引言：

俄国文学的研究，半世纪来，在世界各处才开始努力，他们之研究俄国文学，正如新辟一扇向海之窗，由那窗里，可以看出向来没有梦见的美丽的朝晖，蔚蓝的海天，壮阔澎湃的波涛，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大众都拥挤到这个窗口，来看这第一次发现的奇景。美国与日本都次第的加入这个群众之中，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因素来与外界很隔膜之故，在最近的三四年间才得到这个发现的消息，才很激动的也加入去赞赏这个风光。但因加入得太晚之故，这个美景，却未能使我们一般人都去观览。现在我在此且介绍几十本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书，聊且当做这美学（景）的一种模糊的影片。至于要完全领略那海上的晨曦暮霭与风涛变幻的奇观，则非躬亲跑到海边去不可……

书中分三类对有关书籍作了介绍。第一类为“一般的研究”，共列出文学史的和理论方面的书籍二十九部，其中英文的有二十六部，日文的两部，中文的一部。作者对每本书都有提纲挈领的说明。如称巴林（即前文提到的贝灵）的著作“叙述很简明，初次研究俄国文学的人，这本书是必须看的”；称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从古代民间文学到最近的作家，都有明晰而同情的叙述”；称两部日文著作的作者升曙梦“为日本现代最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现代文学极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升曙梦于此是有很伟大的功绩的”，他的《露国（即俄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实为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的《露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是一部研究俄国近代文艺思潮的极重要的书。这类书，在英文里几乎绝无仅有”。关于唯一的一部中文书《小说月报》1921年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文中介绍道：“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研究俄国文学的专书，此书可算是这一类书中的第一部。内容除译丛、附录之外，共有论文二十篇，读之略可窥见俄国文学的一斑。”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介绍作品的，分别为“英译的俄国重要作品”和“中译的俄国文学名著”。前者列举了二十种集子或丛书，后者排出了二十八种中译的有关作品。这三类书籍的介绍为当时的读者作了很好的导引，是此书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优点，评论界对郑振铎的这本《俄国文学史略》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王统照在《晨报副镌》上撰文称赞此书“能用页数不极多的本子，将俄国文学的历史上的变迁，以及重要作家的风格、思想，有梗概的叙述。可谓近来论俄国文学的最好的小册子”。

不过，作为早期的俄国文学史读物，郑本存在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比较突出的是该书编译成分较多，不少地方明显借用了克鲁泡特金和贝灵等人所撰著作的观点，虽然由于作者能博采众长，在他人的观点上有所生发，但与一部独立的研究著作相比似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因篇幅较小，内容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大多过简，重点作家往往也仅有千余字，令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而且有些重要的作品，作者本人显然尚未接触，故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如在谈到《战争与和平》一作的主人公时，称“乃是一个朴讷的农人白拉顿（即普拉东）”，而毫不提及彼埃尔、安德列、娜达莎这些人及其命运。对高尔基的评述也是如此。作者仅仅提到了他早期的寥寥几部作品的名字：两篇短篇、一部长篇《三人》和一部剧本《沉渊》（即《底层》），这就使前述的作者对高尔基的赞扬显得空泛。特别是对高尔基在1905年至1917年间的作品作了如下不恰当的评价：“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高尔基也有参与。革命失败后，他逃到意大利去。自此以后，他的作品也与当时颓唐的空气一样，不复见新鲜与强健的色彩。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告成，他回国后，其作品《童年》才又蕴着初期著作的热情与希望。”且不说《童年》（1913）本身就写在这一时期，就高尔基两次革命期间创作的其他的作品而言，这无疑是他创作的一个高潮时期，其中中长篇小说和故事集就有《母亲》、《忏悔》、《没用人的一生》、《夏天》、《奥古洛夫镇》、《马特维·克里米亚金的一生》、《人间》、《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和《俄罗斯浪游散记》等一大批重要作品，其“新鲜与强健”依然让人震撼。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对高尔基的创作的情况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又可以见到苏联当年“左”的思潮的某种影响。在当时苏联那些用庸俗社会学的眼光看待高尔基创作的人的评价中，高尔基在1906年创作了《母亲》以后，思想出现矛盾，创作也开始走向低潮，他的那些深刻剖析民族文化心态的作品不在“左”视者的视野之内。这种评价不仅在“五四”时期影响了中国的一部分绍介者，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而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的高尔基研究。此外，郑本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作家作品的译名均由英文译音转译，因而有些与原文显出较大的差距。

由蒋光慈编成、蒋光慈和瞿秋白合著的《俄罗斯文学》，出书时间虽晚于郑本，但其意义与价值均不在郑本之下。蒋瞿本共十一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蒋光慈所作，名为《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约五万三千字；下卷为瞿秋白所作，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约五万七千字。蒋光慈在书前有个简短的说明：其一是他觉得“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比较重要而且对于读者有兴趣些”，因此将上下卷的前后位置颠倒了一下；其二是说明下卷用的是屈维它君（即瞿秋白）的稿子，但征得原作者同意后作了删改。这里我们对下卷和上卷分别作些分析。

如果不计瞿秋白写的第十四章，那么郑振铎所写的那本文学史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蒋瞿本被删改的下卷（原稿已无法觅见）篇幅相近。也就是说，瞿秋白与郑振铎一样用不多的文字描述了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文学的面貌。据史料记载，瞿秋白原稿作于他旅俄期间，大致在1921年至1922年间，因此写作时间估计要早于郑本，可惜因故未能及时出版。与郑本相比，两者在分析文学现象时都注意与社会现象相联系这点上是一致的，而在体例和文字等方面则各有所长。瞿秋白的文本语调平实，内容简明，论述相对集中，对重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有所加强。如关于普希金部分，瞿的文本比郑本的文字增加了一倍。同时，瞿的文本由于写于俄罗斯，作者本人又通晓俄语，因此论述的准确性得以加强。如同样是谈《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瞿的文本写的是“最可注意的便是这小说里的‘幻想的哲学家’彼埃尔”。

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是，瞿的文本中更能见到有创见的文字。如对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和“新人”形象，虽然早有人提到，但是还没有人能像瞿秋白那样作出如此深入的理论分析的。瞿的文本中谈到当时俄国知识界的通病所谓“多余的人”时写道：“‘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作者对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形象分别作了分析，而后继续写道：“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才有实行。——他们的心灵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

作者接着又对被后来的文学史视作“新人”的巴扎罗夫形象与其前辈的联系，以及他自身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前辈和后辈的思想界限，往往如此深刻，好像是面面相反的，——实际上呢，如《父与子》里的‘英雄’巴扎罗夫等，虽然也是些‘多余的人’，却是社会的意识之流里的两端而已。”“巴扎罗夫以为凡是前辈所尊崇所创立的东西，一概都应当否认：对于艺术的爱戴，家庭生活，自然景物的赏鉴，社会的形式，宗教的感情—— 一切都是非科学的。然而他的实际生活里往往发出很深刻的感情；足见他心灵内部的矛盾：——理论上这些事对于他都是‘浪漫主义’。屠格涅夫看见巴扎罗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的人生观突变的时候所不能免的。然而巴扎罗夫之严正的科学态度，性情的直爽而没有做作，实际事业方面的努力，——都是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这样的理论分析显然是建立在对作家及其笔下的艺术形象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又如瞿的文本在《一九○五年革命与旧文学》一章中，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也作了如下精到的分析：“安德列叶夫纯纯粹粹是近代主义者，他的作品当时被称为‘文学的梦魇’，悲惨，暗淡，沉闷；他的小说和剧本里的人物的动作，好像是阴影，——那阴影还大半在浓雾里呢。他的题材实在是人类互相的不了解，不亲热，——残酷的孤寂。”在谈了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与尼采哲学的关系后，他又写道：“安德列叶夫的文心比西欧象征主义更加孤寂：易卜生和梅德林克的人物还有凌驾尘俗的个性；安德列叶夫的却只是抑遏不舒的气息。”作者抓住了安德列耶夫的创作，特别是中后期创作的特色，其视野也相当开阔。

当然，作为早期的文学史著作，郑本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在瞿的文本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史实的叙述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大多仍“简单概括得很”，[※注] 而在对高尔基的评论中也同样出现了受苏联早期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达到郑本和瞿秋白文本的水准已实为不易。

这里还要谈谈蒋瞿本的上卷，即蒋光慈撰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与瞿秋白有某些相似的经历，他也曾于20年代初期赴俄罗斯学习，这本书的初稿也写于这一时期。由于蒋光慈文本切入的是俄罗斯当代的，即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里所发生的种种文学现象，因此内容新颖独到，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蒋光慈的文本是中国人写的唯一的当代新俄文学史。为了便于真切地了解这一文本的基本内容，可以看看其章目。该书上卷共九章，分别为“死去的情绪”、[※注]“革命与罗曼谛克——布洛克（即勃洛克）”、“节木央·白德内宜”（即杰米扬·别德内依）、“爱莲堡”（即爱伦堡）、“叶贤林”（即叶赛宁）、“谢拉皮昂兄弟——革命的同伴者”、“十月的花”、[※注]“无产阶级诗人”和“未来主义与马牙可夫斯基（即马雅可夫斯基）”。不用细述其内容，据此已可看出这一文本为当时中国文坛提供的是崭新的而且又是迫切想了解的新俄文学的总体面貌和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价值不容低估。

作为一个热情的昂奋的诗人和十月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蒋光慈文本的风格与瞿秋白文本和郑振铎文本均不同，字里行间充满着诗一般的语言和勃发的激情。如他在第七章中这样赞美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代新诗人：“红色的十月里曾给与我们不少的天才的青年诗人。这些青年诗人，他们为红色的十月所涌出，因之他们的血肉都是与革命有关联的——革命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特点是：他们如初春的初开放的花朵一样，既毫不沾染着一点旧的灰尘与污秽，纯洁得如明珠一样，而又蓬勃地吐着有希望的，令人沉醉于新的怀抱里的馨香，毫不感觉到凋残的腐败的意味。”“‘我们是地上暴动的忠臣’，是的，基抗诺夫（即吉洪诺夫）是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忠臣。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是强有力的，无神甫的，列宁的俄罗斯，惟有此俄罗斯才是人类的祖国。我们爱此俄罗斯，我们不得不爱此俄罗斯的歌者。”

蒋光慈完全是站在革命诗人的立场上来考察新俄文学现象的，他在介绍文学现象时常常作出自己的评价。如他在谈到革命与罗曼谛克时写道：“无产阶级也爱百合花的娇艳，但要使大家都有赏玩的机会；夜莺的歌唱固然美妙，但无产阶级不愿美妙的歌唱，仅为一二少数人所享受。许多很好的诗人以为革命的胜利，将消灭一切幻想和一切罗曼主义，其实人类的一切本能绝不因革命而消灭，不过它们将被利用着，以完成新的责任，新的为历史所提出的使命。”又如他给予擅长写革命鼓动诗的别德内依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我们可以说白德内宜是他最好的学生，但是白德内宜诗中所含蓄的民众的意义，任你普希金也罢，列尔芒托夫（即莱蒙托夫）也罢，布洛克也罢，马牙可夫斯基也罢，都是还有的”。这一类的评价有的可能出于苏俄批评家的观点，也有的则发自作为革命诗人的蒋光慈本人的心胸。

在蒋光慈的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缺憾。也许是因为作者当时本人是诗人的缘故，这一文本将大部分篇幅给了诗歌，而对其他的文学样式评述得过少；也许是因为贴得太近的缘故，这一文本史的意味有所淡化；也许是因为受情感和语言诗化的影响，这一文本叙述的严整性似有不足；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拉普”思潮的影子，如作者谈到了无产阶级诗人的四个方面的特质，其中强调的一点是：“他们都是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我们’，而很少看见这个‘我’来。他们是集体主义的歌者。……这个‘我’在无产阶级诗人的目光中，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或附属物而已。”这些观点后来越来越多地被介绍过来，对中国正处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产生过不利的影响，对此后文还将论及。

然而，这些缺憾毕竟不是主要的，与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一样，蒋光慈和瞿秋白合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