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明显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从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60年代上半期，在某些“左派”的眼中，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当属“封资修文艺”之列，在高扬阶级斗争旗帜的年代里，这些作家的作品不说有害也至少是没用了。因此60年代俄国古典作家（实际上也包括其他外国古典作家）的被排斥，虽说与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显然不构成主要的因素。

在当时的文坛上曾发生过一场怎么评价外国古典作家的争论。有一个署名谭微的人在《新民晚报》（1958年10月6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并抛出了一串用心险恶的理论。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言路尚未完全堵塞，一些有胆识的作家和理论家还能在报刊上对极“左”谬论给予还击，因此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这样的很有力度的反击文章在《文艺报》（1959年第4 期）上刊出了。作者首先一一批驳了谭文中“漠视托尔斯泰的三大理由”，即所谓托尔斯泰“不会反映我们的时代”，他的“慢条斯理的写作方法”“不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作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老爷的托尔斯泰“占了社会停滞的便宜”。针对其一，作者指出：“各个时代的任务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我们衡量过去和今天的一切作家艺术家的功绩，就在于他们是否完成了时代付托给他们的崇高使命，是否创造出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作品。”针对其二，作者指出：托尔斯泰的长篇创作“看起来很像是‘慢条斯理’，其实都是呕心沥血的紧张的劳动。如果有人化了十年心血，写了一部表现我国1927年大革命，或红军长征，或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史诗般的长篇巨著，这算不算得是‘多快好省’呢？我看是算得的；是否‘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呢？我看是符合的。”针对其三，作者在用列宁的论述批驳谭文的荒谬后，又反问道：如果谭文的“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是否能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其中多数人的出身也是不大好的），也都可以随便加以漠视呢？”而后，作者在驳斥谭文所谓的“让旧托尔斯泰休息吧，让新的‘托尔斯泰’来刷新世界文坛”的怪论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谭文企图否定现有的作家队伍的险恶用心。文章谈的是托尔斯泰，实际上涉及的是怎样对待中外古典文学遗产的大问题；批驳的是谭文，实际上针对的是文坛上流行的错误论调和那些举着大棍的“左派”。谭文对托尔斯泰和中国现有作家队伍的否定，无疑是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信号。而在那样的大气候下，仍能见到张文这样的有真知灼见且无畏无惧的文章实是难能可贵的。

6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对别、车、杜倒情有独钟，前一阶段出版过的别、车、杜的论著这时基本都有了重印本，他们的文艺思想仍受重视。当时出版的影响很大的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行文中大量引用别、车、杜的言论，其数量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仅此一例足见别、车、杜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尚未动摇。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文坛尚未成为极“左”思潮的一统天下，得益于别、车、杜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得益于他们的某些文艺观点经修正或片面强调（有的则是基于其本身的矛盾）后尚能为当时的文艺政策服务，尽管经过变形后的别、车、杜与其原型已存在不小的差距。对此，朱光潜先生在这一时期所作的研究和提出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他的敏锐和胆识。他在论述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时，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两位思想家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他们美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和不足提出了切中肯綮的批评。如他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上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提出了关于美的三大命题和关于艺术作用的三大命题。这些命题把长期由黑格尔派客观唯心主义统治的美学移置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而替现实主义文艺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又批评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的力量就是注释的力量”的观点，认为这是“片面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批评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艺术的用处在普及科学知识的说法，认为这是“要艺术从概念出发”，等等。[※注] 这些批评其实也是对中国文坛的某些顽疾的批评，有着极好的警示作用，可惜未能引起当时的文坛的采纳和注意。

刚跨进60年代时，因中苏两国的裂痕虽日益扩大但表面上仍保持友好，所以文坛对苏联文学的态度仍谨慎地接纳，译介的数量尚未锐减。在1960年北京出版的《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一书中，作为文艺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茅盾还撰文总结50年代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成就和向读者推荐一批优秀的读物，并对在中国“将出现一个阅读苏联作品和向苏联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学习的新的高潮”充满信心。书中另有许多高度评价包括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在内的不少苏联文学作品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如在那篇题为《〈静静的顿河〉的教育意义》的文章中，作者归纳的五个方面的意义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要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绞杀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保证。而这样的远远偏离作品内涵的文章竟出自小说译者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即使这样的文章，很快也在中国的文坛上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上半期公开出版渠道日渐狭窄乃至完全闭锁之际，内部出版却自成小气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组（外国文学研究所前身）从50年代末开始编辑出版几种文艺理论译丛——《苏联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不定期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双月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双月刊增刊，黄皮书）。在这几种刊物和增刊中，有的一开始就是内部发行，有的中途转为内部发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名为汇集各国文艺理论，实际绝大部分是苏联文艺理论。每一期或一辑译丛，每一本黄皮书，各领专题，如：《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文学中修正主义、客观主义、党性、中立主义、人道主义和苏联文学中的问题》、《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苏联文学中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等。此外，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苏联文学作品数量可观。

同时期的“黄皮书”中，有些译作是颇具文学价值的（如这一时期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的装帧简单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内部出版物均系苏联当代文学作品，而且基本上都是苏联国内最有影响的或最有争议的作品，介绍得又相当及时和准确。这种及时充分说明中国文坛对当代苏联文坛的动向极为关注，而选择的准确性又充分说明中国的译者对当代苏联文学的熟悉。与此同时，60年代上半期中国还内部出版了一批苏联当代的文艺理论著作，涉及的内容也均是苏联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对当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的评价。这些著作有：《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关于文学与艺术问题》、《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苏联文学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新生活——新戏剧（苏联戏剧理论专辑）》、《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苏联现代袭击理论专辑）》、《关于〈山外青山天外天〉》、《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 第二部》、《关于〈感伤的罗曼史〉》等。由此可见，中苏文学的表面联系中断了，可实际上中国文学界的目光并没有离开苏联文学，它们作为一股潜流依然存在。

60年代中期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1965年，由江青一伙炮制、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出笼；1966年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央名义向全党批发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紧接着，《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向全社会公布了《纪要》的内容。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开始了。苏联当代文学成为禁区，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成了“苏修文艺”的总头目，批判“苏修文艺”成了中国文艺界的一大任务。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全盘否定和随意评判外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例如，有一篇文章用“阶级斗争的大棒”这样横扫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中的主人公的：“叶琳娜向穷人施舍，既是一种自我麻醉，又是一种麻醉被剥削者的表现”；“叶琳娜对被遗弃的小猫小狗，以至小鸟小虫，爱护得无微不至，但是她从来没有关心过农民的生活”；“叶琳娜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如她自己所说，‘没有爱情怎能生活呢？’她渴望爱情到如此地步，每看见一个青年男子，便会想起自己的婚事来”，这“是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剥下作者为她披上的、经过精心创作的迷惑人的外衣，挖出她自私的和庸俗的灵魂，帮助读者认清她的阶级本质”；“英沙罗夫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而不是被剥削阶级的。反对土耳其人对他有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英沙罗夫接近的是哪些俄国人呢？既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更不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而是俄国的贵族”，他“和俄国的贵族阶级水乳交融，对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行为无动于衷，对俄国的农奴制度从未表示过不满，这样的人就在当时来说也不是很先进的”，“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今天”，“我们不能把他抬高”；“伯尔森涅夫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冲击的时刻，没有站在进步势力方面与反动势力搏斗，而是避开斗争，闭门研究古日尔曼法律。他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立场。原来这位‘善良’和‘高尚’的人，对解放农奴这样的大事毫无兴趣，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地主鞭打农奴的伤痕，农妇眼里的泪水，婴儿的声声啼泣都不能打动他的心。伯尔森涅夫是在地主抽打农奴的皮鞭声中写出自己的论文的。……伯尔森涅夫是研究哲学和法律的，更直接为沙皇制度服务，是沙皇的一个得力工具。……这就是伯尔森涅夫的反动本质”。[※注] 这些评价之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照此推理，所有的文学遗产都成了毒害人民的麻醉剂。如果说当时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不少文章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写成的话，那么“四人帮”掀起扫荡中外文学遗产的恶浪则与其政治阴谋紧紧相连。1970年4月，在姚文元的策划下，由上海的写作班子抛出，并在全国报刊上刊发的题为《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以及随后出现的风波，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注]

“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即1972年至1976年的后五年，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出版业也重新开始启动。在这几年里公开出版了高尔基的《童年》和《人间》、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少数几部被视作最纯真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的当代文学作品开始以“供内部批判之用”的形式重新出现，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也在此时以同样方式再次进入中国。撇开50年代和其后的80年代巨大的译介浪潮不谈，仅与60年代前五年的内部出版物相比，这时期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的数量似乎不能算少。这五年里出版的单行本有二十五种，出版量大体等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总量。另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的期刊《摘译》中也载有一定数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摘译》从1973年11月创刊至1976年12月终止，共出刊三十一期，综合性的有二十二期，专刊九期（其中苏联文学专刊为七期），增刊两期（均为苏联文学作品）。《摘译》从创刊号起还有七期开设了“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专栏。此外，上海和北京等地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朝霞》、《苏修文艺资料》、《苏修文艺简况》、《外国文学资料》和《外国文学动态》等杂志为批判“苏修文艺”也有部分作品译介。由此可见，即使在这一非常时期，苏联文学依然是中国译介者主要的关注对象，自然这是出于排斥心态的接纳，一种产生于特定时期的特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