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以冯至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基本上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当然也值得提出的是，其弟子辈的第三代学人几乎占据了此期学术场域的所有重要位置。这既包括了社科院系统的德文学者，如张黎的布莱希特研究、叶廷芳的卡夫卡研究、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还有章国锋、陈恕林、宁瑛、张佩芬等，外文所的德文学科几乎是荟萃了本学科的“半壁江山”。冯至的受业弟子也包括留教大学的范大灿、张玉书、余匡复、杨武能等。此外，张威廉、董问樵也都必须提及的德语前辈。

复旦大学复建德文专业后的发展却不容忽视，其中最值得提及的一位学者乃是暮年变法的董问樵，他连续奉献出两部大著，即《席勒》与《〈浮士德〉 研究》，这对本学科来说是有重要贡献的。在第三代学者中，值得提及的还有北京大学的严宝瑜、范大灿、张玉书等，南京大学则有叶逢植等，但明显相对凋零，不符合所谓“南北大学”的期待，倒是一些外语院校涌现出一批人才，就学术研究论，则上外的余匡复、川外的杨武能显得很突出，此外还有其他院校如北外的谢莹莹等。总体看来，在复原的思路下，大学的发展还算是比较循序渐进，尤其是外语院校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在80年代，第四代学者尚未开始扮演主角。

有关机构在总结这段学科状况时曾指出，90年代中期，随着冯至先生的去世，以及一批研究人员几乎在同时先后退休，德语文学研究突然面临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危机，一度走入低谷。

90年代中期以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到了一个积量冲刺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这使得德语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高校层面，德文学科与德语专业有很大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社科院系统的德文学科发展则受到重大阻碍。一则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德文人才急需，愿意坐冷板凳的人少了；二则社科院的经济待遇过低，确实也影响了人才吸收，再加此期一批学者到龄退休，社科院的德文学科一度出现断档现象。

第三代学者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叶廷芳、杨武能、范大灿、张玉书、余匡复等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对本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叶廷芳在卡夫卡研究领域继续推进并重视引导学科的发展；杨武能在歌德汉译与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范大灿主持完成了汉语学界最系统全面的一套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张玉书则致力于中德之间搭建学术桥梁，以德语创办《文学之路》学刊；而余匡复以相当丰厚数量的专著贡献于学界。在90年代，这批人大多年在花甲前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纯属可嘉。

第四代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卫茂平、王炳钧、李永平、李伯杰、冯亚琳、陈良梅等。卫茂平的中德文学关系史研究、王炳钧对德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李永平对里尔克等作家的研究、李伯杰对浪漫派作家的长期深度研究等均值得关注；而冯亚琳的《德语文学与文化》，陈良梅的《德国转折文学研究》（2003）、《当代德语叙事理论研究》（2007）等专著，对学界颇有贡献。他们的著述提供了我们观察第四代学人学术风格的一道窗口。

正在成长中的第五代学者多为1970年前后生人。他们一般都比较注重个案研究，强调问题意识，认识到整体语境的重要，相较前辈或有更为一致的学术眼光。他们或在专题史研究方面颇多发明；或以思想史研究为取向；或更重视翻译史、接受史、学术史等多重维度。总体来说，这代学者具有较为优良的学术训练、其中部分人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跨文化背景，未来若能持之以恒，其发展则值得期待。

就德文学科发展来看，社科院不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大学的不断增加，德文专业的不断增设，尤其是学术导向型教育政策的不断出台，使得多元发展的“百花齐放”成为主流。这一方面提供了本学科发展的大好基础，即参与者批量增加，尤其是外学科的涉猎者也常介入；另一方面却也有“主流”难寻的感慨。当“南北大学”、“现代大学—科学院”的模式逐渐被彻底打破，德文学科的发展究竟会呈现出怎样一种态势，并将以怎样的面目贡献于正在发展之中的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学术”，深值关注。

就当下来看，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而导致的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中国高等教育一方面对学生降低门槛，为中国民众的高等教育权利的满足提供了便利，使得高等教育普及化成为一种现实；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导致了某种意义的“学术大跃进”的需求，使得高校教师有“全民皆学”的感慨，学术界也因此深受其苦。在这个过程中，专门性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建立现象值得关注，上外成立了德语文学研究中心；其他大学，则颇多成立综合性德国研究中心的举措，如北大、北外、中国人大、北师大等都有德国研究中心这类虚体机构，地方性大学如黑龙江大学等也建有德国文化研究所。

作为第一代学者，杨丙辰并非一个科班出身的职业学者，他的学养不错、志趣亦广，在翻译方面颇多贡献，可惜在学术研究方面建树不多；而宗白华则主要学术兴趣不在文学方面，他所开辟的美学路径，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第二代学者乃是本学科的中坚力量，其贡献之巨大毋庸赘言。本学科的某些代际中坚，因政治等其他因素而不能参与到学科建设中去，譬如陈铨，这是相当遗憾的。总体来说，这代学者起到了承上启下之功，因缘际会且对中国主流学术、文化场域具有一定的反馈功用，值得特别关注；但总体而言，他们在学术上留下的东西不多。冯至之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董问樵，作为由外来学科转来的学者，他在晚年时连续完成两部著作，值得充分肯定。而如李长之、商承祖、张威廉、杨业治等人的学术贡献不多，而更多的在于他们在德语文学教育史上的“师长风范”。

第三代学者是较为尴尬的一代，也可以说是被耽误的一代。其中有一部分人因缘际会，得以在五六十年代前往东德，得以师从其时的专家如迈耶尔等，如张黎、安书祉等人都曾经在莱比锡大学留学，并且学到了一些“真东西”，如安书祉的中古高地德语等。其中的另一部分年龄较小或机会未便的学者，如杨武能、张玉书、叶廷芳等，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机会到德国进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代学者往往不是与第四代学者（这代人往往直接赴德留学，以德国人为导师）发生关联，而是更直接与第五代学者发生某种亲密关系。从他们身上，后代学者学到不少东西。

第四代学者虽然与第三代学者有一定的师生关系，但说来不是“嫡系”，他们多半在80年代得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能有机会到德语国家留学，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故此其学术因缘主要应归结为德国。但遗憾在于，这代人中并未能产生如冯至那样众望所归的学术领袖型人物。这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市场化时代的以利益和效率为中心，本或就是一个要求权威解体的时代；尽管如此，相比较主流学界50年代生人的“累累硕果”，这代学者的生产力问题还是值得追问的。倒是个别旁逸的学者（如学德文出身的刘小枫）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这或许是本学科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代学者几乎清一色地在德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且主导了中国德文学科的整体场域，可就整体的引导推动之功效而言，似乎并不彰显。这由西（主要是德国）而来之风，是怎样吹的呢？

第五代学者的主流路径，仍颇多沿袭了第四代学者的轨迹，但已有所不同，譬如其中颇多是在德国有过研修经历，而最后是在本国获得博士学位（譬如北大博士生的联合培养模式）。再加上兼容其他学科的背景，使得这代学者的构成颇为多元而复杂，并呈现出待以发展的可观态势。这代学者已经贡献出不少具有学术分量和思想冲击力的“预备期产品”；他们正处于黄金年华，若能假以时日，或可期待出现能别出手眼的著作和学人。而其中部分学者自觉的跨学科诉求、学术史自觉和思想史立场，都充分表现出本学科可以攀立的高度与境界。

就这七十年来的活动身影来看，1949年后，第一代学者如杨丙辰等已基本因政治因素淡出学术场域；而宗白华、朱光潜等则主要在建制内的美学或哲学学科发挥影响。第二代学者在80年代还保持了一段学术生命。南方以董问樵为代表，一举推出了《席勒》、《〈浮士德〉 研究》两部著作，且有一定的学术分量，充分表现出一代学人的学术自觉；总体上则以冯至为代表，他占据了学科的权威主导性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往往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譬如冯至，从1949年到1992年都是毫无疑义的学科领袖。这样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压抑了第三代学者的长成，他们既要面对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又要面对既有权威的“近在咫尺”。尽管如此，第三代学者的杰出者，仍各有不凡的表现。第三代学者是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但他们仍然能“杀出重围”。第四代学者基本就是在80年代与第三代学者共同成长起来，他们的幸运则在于能得改革开放春风之便，得以漂洋留德。

对于已然消逝在历史烟尘中的第二代学者，我们满怀“高山仰止”之情；对于仍在行进之中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他们是承担起本学科三十年发展的主力军，我们报以深切的敬意；而对于逐渐崭露头角的第五代学人，其实与有重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发展而言，经由主流学者的开拓而成绩不俗，而“边缘学者”（此处意指以外国为研究对象）如何才能别出手眼、加入到这样一种宏大事业中去，乃是必须思考的重要命题。第五代学人在学术师承关系上，兼容第三代、第四代学人为师，同时又有留德背景，当对此进程有所贡献。

相比较硬性的机构建制变迁，乃至空疏的学人历程梳理，就学论学，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拿出东西来”，以下便以专业著述为中心，对本学科这七十年来的学术实绩略做梳理。从根本上看，学术本身是无法断裂的，即便受到客观因素限制，那也只能是暂时的。学术史内在的脉络如同“盘根错节”，是斩不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讨论七十年来的成绩时，我们必须要有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本学科的整体背景意识。就此而言，承继性无疑是第一位要讨论的内容。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期相比较（指前三十年，可以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与建设德文系为开端，1917—1949），在已有的领域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究竟是推进了，还是退步了？

应该说，要论及中国的歌德研究，则冯至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但就德文学科的传统来说，杨丙辰已开其端绪，故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学术史脉络的代际发展线索。即便如此，在这七十年，几代学者薪火相传，将歌德研究推向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在第二代学者中，有代表性的是冯至、董问樵。冯至在旧著基础上增补为《论歌德》，将原有论述编为上卷，又新撰了下卷若干篇，包括《〈浮士德〉 海伦娜悲剧的分析》、《歌德与杜甫》、《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浅释歌德诗十三首》、《一首朴素的诗》、《歌德的格言诗》、《更多的光》、《歌德相册里的一个补白》，严格说来多数属于赏析性的文章，比较有学术分量的是前三篇，但冯至之文都带有他独特的思考痕迹，是“有我之作”。[※注] 而董问樵撰《〈浮士德〉 研究》，在时间上在80年代与《论歌德》几乎同时问世，但仍带有那代人做研究颇明显的资料转贩的痕迹，自家的学术思路不甚突出。此著分上、下两篇，前者所谓“从翻译到研究”，主要不外乎对《浮士德》的鉴赏评析；后者则主要是对“西方的《浮士德》研究”的介绍。[※注]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从席勒到歌德的研究对象迁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学术思路的演进。董氏认为：“歌德原与席勒并称，但自席勒早逝以后，歌德即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高峰，因为他得享高龄所以贡献特大，他哺育了德国后来继起的历代文学家。”[※注] 虽然自家立论有限，但大体说来，董著问题意识清晰，考证相对谨严，虽然注释仍不够丰满，但循其轨迹仍可“顺藤摸瓜”，是具备较高的学术史意义的著作。

作为第三代歌德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杨武能在三个方面都将中国的歌德研究有所推进。一是《歌德与中国》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歌德之认识中国，还是中国之接受歌德，在史料上颇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这一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陈铨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思路。二是尝试在冯至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即通过文本分析加深对歌德的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表现在1999年出版的《走近歌德》上（另有一册《歌德抒情诗咀华》，已包含在此书中）。三是以德文撰作《歌德在中国》，使得德语学界有可能了解中国的歌德接受与研究状况。这些方面，可以说他是代表了这代学人的歌德研究成绩的。同代学者中值得提及的还有高中甫、余匡复等，余匡复的《〈浮士德〉 ——歌德的精神自传》是研究浮士德与歌德关系的专著，选择这样的论题，相对比较好把握，此著将《浮士德》理解为歌德的精神自传，从三个方面建构论证：“歌德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这种路径，当然缺乏整体理论驾驭的气魄；不过作者标明自己的研究“不是学究式的，纯理论的，而是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其目的在于“富有较强的群众性”、“使难读难懂的《浮士德》变得易读易懂”。[※注] 高中甫1981年著《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后又撰《歌德接受史1773—1945》，明显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但以1773—1945年如此宏大的时间段为研究范围、且未采取个案研究的策略，显然决定了此书只能提供史的论述线索和材料，而很难在深度上有所阐发。但在汉语语境中首次系统探讨了德国的歌德接受史，仍是很有意义的。侯浚吉的《歌德传》只能算是普及之作，但中国人的传记显然注意了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第四代学者中，以汉语撰作的歌德专著尚未之见，故只能选择一部德文论著，即王炳钧的Rezeptionsgeschichte des Romans“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歌德长篇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 1945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1991）。相对于上辈学者的研究模式而言，此书代表了80年代后赴德留学的那批学者的研究进路，值得细加品味。虽然是自1945年以来，大致是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四十余年历史，要研究这一段，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对此期的德国社会文化状况有相当深入的打探。应该说，这一著作的视角与方法，是对中国的歌德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它完全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思路，学习了德国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并将之用于文本分析。此著虽然出版于90年代初期，但无论是在接受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歌德研究领域，都有其新颖的视角。而在第五代学者中，也出现了关于歌德的专门研究。

在具体领域方面，奥国文学领域则不但卡夫卡、茨威格等作家具有代表意义，而且是德文学科有所贡献于主流文化思想界的。而其中尤其以叶廷芳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等对卡夫卡的研究堪称佳作；[※注] 张玉书以积年之功，完成了《茨威格评传》（2007）；此外，他还有文集《海涅 席勒 茨威格》（1987）。

就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而言，如席勒、海涅、克莱斯特等经典作家研究方面，都有专著问世，明显显示了本学科的推进。就德文学科的席勒研究而言，董问樵的《席勒》（1984）篇幅不大，上篇为“生平·诗歌·美学观点”，以大部分篇幅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席勒的一生历史轨迹；下篇为“戏剧”，主要是对席勒已完成的九部原创戏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叶隽的《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2007）虽以剧本分析为入手策略，但试图从宏观上驾驭古典文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架构，较之前人略进一步。赵蕾莲的《论克莱斯特戏剧的现代性》（2007）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克莱斯特的主要戏剧，在汉语学界是第一次，但在研究范式上似显得比较单一。

就德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比较受到重视的是托马斯·曼、黑塞、布莱希特研究，黄燎宇、宁瑛的两部《托马斯·曼》（1999、2002）基本上都是一般传记写法，并无明显的理论框架。张佩芬研究黑塞多年，《黑塞研究》（2006）代表了中国学界的水准，但独发之见并不很多，且材料征引不够精确；王滨滨的《黑塞传》（2007）则比较简洁地以“生活篇”、“思想篇”概括叙述了黑塞的生平。在布莱希特研究领域，余匡复先后撰作《布莱希特传》（2003）、《布莱希特论》（2002），试图比较全面地把握布莱希特；张黎是布莱希特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虽无专著，但其主编的《布莱希特论戏剧》（1990）、《布莱希特研究》（1984）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文学随笔》（1986）中也有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

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很多领域我们还处于空白状态，譬如在一些经典作家领域，我们尚无一部研究性的专著，且不说德国中古文学等我们极少有人问津；就是德国古典文学中很热门的大家如莱辛、海涅、荷尔德林等，也都还有待专著出现；而对浪漫派的研究，更应当分点深入，就其最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如蒂克、施莱格尔、艾辛多夫等人都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专著出现。在现当代领域，也有很多缺门，如奥国文学的穆齐尔、霍夫曼斯塔尔、特拉克尔、施尼茨勒等，德国文学如亨利希·曼、德布林、孚希特万格、凯泽、托勒尔等，瑞士德语文学如迪伦马特、弗里施等都是。但总体来说，在本领域，我们这七十年既取得从质量到数量的明显成绩，也仍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需要。

有论者总结中国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状况，举两书为代表。论当代则举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溯历史则举陈铨之《中德文学研究》（1936）。认为其长进在研究范围之拓展、某些方面之深化；其不足，亦同样明晰可见，所谓“个人的学术锋芒、独特见解”所占比重不多。[※注] 确实有一定道理。从现代到当代的学术演进，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局面。我们不妨分为若干维度的拓进，即史料型、理论型、史思型。就史料型学者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是卫茂平、吴晓樵的工作。相比较卫茂平比较系统地梳理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德语文学的汉译史，吴晓樵则将工作放在了某个点上的问题深入上，他并未系统地作出相关研究，但确实也有不少收获。[※注] 这类的学者还包括马佳欣等。马佳欣博士学位论文讨论德语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接受，基本不出其导师范围。[※注] 理论型的代表如方维规、刘润芳、曹卫东、范劲、梁展等，[※注] 曹卫东的《中国文学在德国》在整体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德国汉学史角度、下篇从德国文学作品角度，分别梳理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作者试图引入“‘异’的解释学研究”，[※注] 用以建构下半部的文本解读框架。范劲也试图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并且将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文学。[※注] 而梁展研究鲁迅前期思想与德国思想的关系，也很注重在理论层面进行阐发。[※注] 史思型的，注重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强调文学史的材料收集，但并不以此为限，强调此乃“规定动作”，而在有比较规范的史学研究基础上力图在思的层面有所阐发。这方面，乐黛云虽非本学科学者，但却有一定示范意义。[※注] 作为留德的博士学位论文，殷克琪与张芸都有不错的表现，殷克琪讨论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张芸则探究鲁迅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均能在注重材料的基础上努力达致一定程度的思考。[※注]叶隽在《另一种西学》中以一半篇幅讨论冯至、陈铨文学观念的德国背景时也体现了这种特点，即“以史致思”。[※注]

在这个领域，特别应提及的是中国留德学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以此类题目为选题；而且，其他学科介入者也值得注意，如张辉讨论20世纪上半期德国美学的东渐问题，卢炜讨论布莱希特对中国新时期戏剧的影响等。[※注] 而本学科学者中的跨学科背景也值得注意，如刘润芳、曹卫东、范劲、叶隽等人都有一重由中文学科介入德文学科的背景，或则由德文而中文，或则反之，都值得关注。相比较民国时期该领域陈铨著作的“一花独放”，本领域这七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应该说是长足的。

在作为集大成领域的文学史写作方面，则先后有三部重要著作，即冯至主持的《德国文学简史》、余匡复独著的《德国文学史》、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

冯至主持的《德国文学简史》（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分上、下两册，三十万字。上册由冯先生独著，下册的作者还包括当时的教师和学生：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注] 全书虽然区分上、下两册，但仍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除绪言、结束语之外，共分五编，分别讨论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学、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文学、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划分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基本上按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思维模式来条理德国文学史。虽然这是冯至先生生前最不愿提及的著作之一，但这仍是一本值得关注的著作。因为从冯至为《德国文学简史》所撰前言来看，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五条德国文学史撰作的原则，反映了他的德国文学史观。[※注] 而全书所列出的参考文献、索引、勘误表，都在在显示出学者严谨求实的态度和曾经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痕迹。

余匡复独著《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较之冯至50年代主持的《德国文学简史》篇幅规模都超出前人，且注意德语原文的引用，应该说这是中国语境里的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6—2008年版），不但在规模上拓展不止一倍，而且在学思层面有所递进。其中尤以第一卷用著作的形式讨论了从中古至17世纪的古代日耳曼文学，填补了汉语学界的空白。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总序》中努力提出的几点事关宏观的文学史叙述的总体思考，关系到学理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当然，在具体的断代史、国别史等领域，也还有不少著作。譬如说余匡复撰作的《当代德国文学史纲》（1994）、《战后瑞士德语文学史》（1992）等；高中甫、宁瑛合著的《20世纪德国文学史》（1998）；韩瑞祥、马文韬合著的《20世纪奥地利、瑞士文学史》（1998），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但总体来说，我们的文学史写作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基本上属于一种文学史线索和材料的叙述。这里特别应当提出表彰的是由范大灿自撰的《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充分表现出第三代学者的积年之功与理解深度，达到了一定的学术与思想高度。

令人欣喜的是，这七十年来的德文学科，不仅在守成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在民国时期开创的三大领域中继续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领域开拓和创新方面，也同样都有进展，充分展现了近七十年来中国当代学术的成熟与进步。

虽然翻译史可以涵盖在中德比较文学的整体框架下，但专门提出仍具有特别意义。在这方面，卫茂平系统梳理德语文学汉译史的工作值得称赞，其专著的出现也引起学界的关注。[※注] 此外，吴晓樵等也多少涉及翻译史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具有学术与思想冲击力的翻译史研究，仍有待来者。

就德国学术本身发展而言，姚斯的接受理论的发明乃是很重要的学术史事件。王炳钧在德国留学时师从曼德尔科夫，并以接受史为题做了博士论文（同前不赘），但他在汉语语境中这方面所做推动不多，论文亦未多见，有些可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在汉语语境无疑更有影响（同前不赘）。但接受史的研究如何才能做得“别出手眼”，恐怕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在这方面，外国文学出身的学者做得出彩者似乎不多，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2007）无疑值得关注和借鉴。

在这个领域，谷裕的工作值得肯定。她先后发表《现代市民史诗——19世纪德语小说研究》（2007）、《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2008），既尝试文学解释学兼及其他方法，同时将基督教的维度引入，丰富了汉语学界德语文学研究的思路。谢芳的《20世纪德语戏剧的美学特征——以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为例》（2006）努力将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还有陈良梅的《当代德语叙事理论研究》（2007），凸显了叙事理论的德国视角等。总体而言，包括断代史、思潮史、文体史等多种体裁在内的分类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在文学的断代史方面，我们有了一些著作（如前不赘），但在思潮史、文体史等领域，我们基本还是空白。

在这方面，杨武能可能是本学科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撰写相关文章，而且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重视对中国日耳曼学学科史的研究。莫光华则系统梳理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状况。而《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2008）的出版，则比较系统地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德文学科的学科史进行了学术史研究，这意味着这一思路得以在实践层面落实。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进行关注，如王炳钧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国文学理论史”等。

德语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诗思互渗”性质，所以强调其思想史维度，可以说抓住了其中的灵魂。前辈学者如杨丙辰、冯至、叶廷芳、杨武能、范大灿等都对其与哲学的互动维度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在这个方面，李永平、叶隽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前者涉猎到莱辛、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后者先后完成的关于席勒、歌德的研究，都是从这样一个路径出发的，被认为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里必须意识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梳理历史本身。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反映了学人承继学统的学术伦理自觉，也意味着学院知识人寻求精神突围的一种选择可能。作为学者，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剧烈动荡，仍当以学术为天职，以求知为根本。即便在20世纪的中国，战争的无情破坏、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都未能毁灭学人的求知路向；那么在当代市场与利益带来极大冲击的背景下，也不可能在终极层面影响到学术的演进方向。

2009年，德语文学研究有两篇论文值得关注，一篇是范大灿的《文化民族还是民族文化——18世纪末德国文学登上顶峰的原因剖析》，论文主要从18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历史状况入手，探讨德国“文化民族”认同的成因。另一篇是李伯杰的《“诗人的民族”——论语言文学在德意志民族意识建构中的作用》，主要探讨文学和哲学在建构德意志民族意识中的作用。

在歌德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作为自然研究家的歌德，探讨歌德的诗歌创作与自然研究的关系，为中国的歌德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莫光华的《发现歌德：德国学者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研究》和《自然研究对于诗人歌德的意义》。另外，贺骥的《歌德的魔性说》，以《诗与真》和《歌德谈话录》为文本，阐释歌德的一个重要概念“魔性”，指出了“魔性”与“天才”的关系，饶有见地。黄风祝的《爱和艺术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论歌德的〈亲和力〉和本雅明对“无性美学”的批判》，从歌德《亲和力》的创作以及本雅明对歌德的文学批评入手，探讨歌德的“情爱美学”与本雅明的“无性美学”，亦剖析入微，切中肯綮。2009年还涌现了一大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韩瑞祥的《霍夫曼斯塔尔早期作品中死亡的象征意义》、杨壹棋的《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对保·策兰诗歌的分析》、杨宏芹的《〈颂歌〉的内在结构及其仪式化——格奥尔格的〈颂歌〉的结构解析》、余扬的《“西西弗斯乃我所需的一种态度”——试析君特·格拉斯对加缪哲学的接受》、张玉娟的《卡夫卡小说中的负罪感与秩序的重建》、冯亚琳的《自然作为文学回忆的符号——论君特·格拉斯小说中功能化的自然描写》、赵山奎的《冲击尘世最后的边界——论卡夫卡的死亡想象》等。

2010年，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在卡夫卡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如赵山奎的《通过父亲写自传——卡夫卡 〈致父亲〉 解读》，试图在对《致父亲》的解读中，寻找卡夫卡与和父亲“共生”的自我图像；曾艳兵的《启蒙·同化·自由——卡夫卡 〈一份为科学院写的报告〉 解析》，探讨小说所触及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曾艳兵的《“一个情感伤口的象征”——卡夫卡与疾病》，探讨卡夫卡作品在的疾病隐喻，皆视角独特，如抽丝剥茧，剖析入微。

其他几篇研究德语诗人的论文也颇值得一读，如吴时红的《荷尔德林诗的精神旨趣探微》、吴建广的《不可“诗意栖居”的德意志语言之家——保尔·策兰诗集 〈语言栅栏〉 之诠释》、姜丽的《灵魂的渴望——论高特弗里德·本恩诗歌中的宗教性》，在同类研究中，堪称用力甚勤，见解精审之作。此外，在研究当代文学方面，值得关注的论文主要有黄风祝的《〈测量世界〉 对后现代性的探讨》、余扬的《痛苦、快乐、赋予无意义以意义——论沃尔夫冈·科本 〈草中鸽〉 中之荒谬性主题》等。

2011年，德语文学学科总体呈现出向古典和经典的回归的趋势，学术研究的自主意识和问题意识明显增强，一些传统的问题，在新的视角下，获得了重新阐释，文学阐释的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具深度。其中有两部学术专著，在学界引起关注，一部是马剑的《黑塞与中国文化》，作者试图在东西方思想史的语境中，分析和解读黑塞思想和创作中中国文化的影响。一部是范捷平的《罗伯特·瓦尔泽与主体话语批评》，该书从文本阐释学、文艺心理学、精神病理学、文化学等多视角，探讨瓦尔泽的小说和诗学，为国内第一部研究罗伯特·瓦尔泽的著作。

在学术论文方面，突出的一点是古典和经典作家的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黄燎宇的《〈魔山〉：一部启蒙启示录》、张辉的《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吴建广的《濒死意念作为戏剧空间——歌德 〈浮士德〉“殡葬”之诠释》、吴晓樵的《柏林：帝国时代的“沼泽”——论冯塔纳〈卜根普尔一家〉的潜在结构》、杨红芹的《“闪光的歌就是蛹羽化的蝴蝶”——试析格奥尔格诗歌从 〈学步〉 到 〈颂歌〉的“突破”》、梁锡江的《谢拉皮翁原则与 〈堂兄的角窗〉 ——德国文学的一段问题史》、聂军的《传统的记忆与文化包容——奥地利文学中传统文化意识特征》、贺骥的《从文学场的斗争看歌德的自主美学》、叶隽的《明清之际尼采东渐的三条路径》和《现代中国的荷尔德林接受——以若干日耳曼学者为中心》、聂华和虞龙发的《略论里尔克三首 〈佛〉 诗的象征意义》等。

此外，2011年的比较重要的学术活动是6月4日至5日“知识理论及德国文学研究模式国际研讨会”，10月27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研讨会”等。

2012年较为重要的学术专著有两部：一部是张帆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主要梳理和阐释德国浪漫主义的女性观，发掘女性诗学的浪漫想象、审美空间、革命诉求和解放特质；另一部是曹卫东等著的《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主要追溯和探讨随着20世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经历的十分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2012年，德语文学研究不仅论文数量上超越往年，而且论域宽广，建树颇多。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有方维规的《“文学作为社会幻想的试验场”——另一个德国的“接受理论”》、贺骥的《歌德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李永平的《里尔克：生存即歌唱》、陈瑾的《世纪末颓废情调录》、沈冲的《格奥尔格圈与 〈艺术之页〉》、宋建飞的《弱者的强音——德布林在〈王伦三跳〉 上的文学飞跃》、贺骥的《贝恩与政治》、王滨滨的《试论黑塞 〈荒原狼〉 中的莫扎特与幽默》、叶隽的《资本积累视阈中“国民性仆从意识”—— 〈臣仆〉 与亨利希·曼的时代批判》、黄霄翎的《天才顽童罗伯特·瓦尔泽和他的平民英雄》等。当代作家研究方面，德语研究界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产出的论文主要有李永平的《历史忧思启蒙的冒险》、叶隽的《启蒙之路与现代性未竟之业——以伯尔、格拉斯、施林克等为代表的战后德国文学的历史观》、陈良梅的《〈简单故事〉 中的复杂情感》等。

主要学术活动有6月德国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主席迪特·博尔希迈尔教授在社科院外文所作“何为德意志”的演讲和11月5日“国际视野中的斯·茨威格研究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出版的学术专著数量固然不多，但质量却属上乘，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大学谷裕教授主撰的《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全书分“理论阐释”和“文本解读”两部分，从中世纪，中经古典和浪漫，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详尽梳理和勾勒了“德语修养小说”的发展脉络。另一部是冯亚琳等学者的《德语文学中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该书以德语文学为范围，从学科史的视角，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西方“文化记忆”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内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将会给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带来颇多启发和思考。

论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李永平的《荷尔德林：重建神话世界》，主要从思想史语境，辨析和揭示荷尔德林在“诸神逃逸”的时代重建业已失落的“人与神的关联”之哲学依据；吴建广的《德意志浪漫精神与哲学诠释学》，主要探讨德国浪漫精神在诠释学发展上的思想史意义；叶隽的《世界理想：世界文学、世界市场与世界公民》，试图在文史哲融通的视野中，梳理“世界诗人”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到马克思“世界”话语之理论发覆的流变轨迹；杨宏芹的《牧歌发展之“源”与“流”——西方文学中的一个悠久传统》，通过探讨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图斯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梳理牧歌和田园诗在西方文学史中的起源和流衍。另有两篇属于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是赵山奎的《无名希腊人的“非历史命运”——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与希腊古典》，该文主要探讨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与希腊古典作品的渊源关系；另一篇是詹春花的《黑塞的〈玻璃球游戏〉 与 〈易经〉》，主要探讨黑塞对《易经》的接受。

2013年德语学术著作翻译也收获颇丰，其中主要有伽达默尔的《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和斯特芬·马尔图斯的《格林兄弟》。尤其是后一部，不仅资料翔实、观点新颖，而且通过描述格林兄弟的政治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格林兄弟形象。

2013年重要的学术活动有9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德国“柏林文学论坛”共同在北京举办了“中德作家论坛”，主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的使命和作家的责任”，以及10月24—26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第15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办，主题为“启蒙的艺术抑或启蒙的贫困：启蒙语境与德国文学”。

2014年德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德语古典文学和经典作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作家研究的比重明显下降，研究的视野亦更为开阔，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多的思想史和社会理论的维度。德国文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并未超过2013年，但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论文都显示出了颇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徐畅的《“魔鬼的发明”？——从 〈浮士德〉的纸币主题看人本主义批判》，论文通过分析歌德《浮士德》中的纸币主题，运用系统论社会学的观点，论证纸币的出现是社会沟通自发演进的结果，对货币增发和经济增长进行人本主义批判并不能真正有助于防范经济危机；吴勇立的《“永恒的‘一’多样地呈现着自身”——歌德视域下的“一”与“多”》，论文以歌德的自然观为切入点，回顾和梳理了西方思想史对“一”和“多”关系的发展探讨；李永平的《荷尔德林：在诗与哲学之间》，主要探讨荷尔德林的现代性诗学话语与现代性哲学话语之间的关系；杨宏芹的《伊卡洛斯形象在19世纪的演变》，主要探讨伊卡洛斯神话在19世纪三位大诗人——拜伦、波德莱尔、斯特凡·格奥尔格——诗歌作品中的主题变形，揭示了身处不同时代、源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这三位诗人对伊卡洛斯的不同感悟与阐释。

重要的诗歌研究成果有吴建广的《诗与思擦肩而过——保尔·策兰相遇马丁·海德格尔》、杨劲的《世纪之交的审美范式转换——论霍夫曼斯塔尔的报刊文艺栏作品 〈两幅画〉和〈一封信〉》、赵蕾莲的《论荷尔德林小说 〈许佩利翁或希腊的隐士〉 中的对立观》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一些耳熟能详、被人们反复讨论的问题在2014年的若干论文中获得了新解读和阐释，其中有些不乏独到的见地，如贺骥的《世界文学概念：维兰德首创》、张继云的《文学与意识形态表达——对德国浪漫文学的另一种解读》和郑杰的《从 〈高加索灰阑记〉 看布莱希特的社会主义想象》。

此外，在这一年，一批年轻的后起之秀也发表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论文，如张莉的《以时间的方式思考存在——卡夫卡的时间叙事体系研究》、刘冬瑶的《“明”处不胜寒——托马斯·贝恩哈德成名作 〈寒冻〉中的病痛问题》、张辛仪的《另类的现实主义——君特·格拉斯写作风格面面观》、安尼《从“尽职的快乐”到“茹格布尔的失败”——对 〈德语课〉 中“尽职”话语的再思考》等。

2014年共有五部学术专著问世，徐畅的《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从“反讽”入手，探寻穆齐尔的思想迷宫，探讨了小说的“现代性”问题，这也是国内第一部具有深度的研究穆齐尔及其《没有个性的人》的专著；李昌柯的《“我这个时代”的德国——托马斯·曼长篇小说论析》对托马斯·曼的艺术特征、思想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剖析；贺骥的《〈歌德谈话录〉 与歌德文艺美学》以《歌德谈话录》为基础，讨论了歌德的“文艺美学”，认为歌德的文艺美学是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古典现实主义美学；方维规的《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内容广博，视野开阔，涉及的问题有“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及托马斯·曼、布莱希特、伯尔、格拉斯的美学思想；安尼的《聆听沉默之音——战后德国小说与罪责话语研究》主要探讨“二战”后德语小说与罪责问题。

2015年，德语文学研究总体上看数量有所下降，但成果更扎实，问题意识也更为突出，无论是在古典作家作品，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都出涌现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论文。此外，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上，2015年也是更上层楼，可谓成绩显著。其中有多篇论文论及莱辛、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比较重要的有谷裕的《人间大戏——歌德 〈浮士德〉的戏剧形式》，论文通过对《浮士德》主体框架及个别场幕的分析，以证明《浮士德》是一部意义严肃但形式丰富的悲喜剧，更接近巴洛克式的“人间大戏”；胡蔚的《中国，浮士德何为？——当代中国启蒙话语中的歌德 〈浮士德〉》，论文主要考察浮士德形象或“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以阐释浮士德在中国如何从自强不息的英雄、寻找出路的迷茫知识分子形象跌落到了罪孽深重的恶人，乃至游戏人生的犬儒主义者，进而指出《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史，具体而微地反映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多元认知；任卫东的《启蒙精神与市民道德下的无所适从——莱辛戏剧中的女性》，论文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启蒙时期莱辛的戏剧作品，揭示出启蒙时期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从而折射出女性在双重要求下的两难境地；李永平的《荷尔德林的复兴》，主要论述荷尔德林在20世纪初的复兴，其中重点讨论了狄尔泰、黑林格拉特、威廉·米歇尔三人在推动荷尔德林复兴上的贡献，强调米歇尔开荷尔德林思想史研究之先河，启发了后来海德格尔等人对荷尔德林的阐释。

此外，对卡夫卡、里尔克、格奥尔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策兰、巴赫曼等20世纪经典作家的研究不仅视野开阔，而且开掘深入，显示出了研究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如：梁展的《帝国的想象：卡夫卡 〈中国长城修建时〉 中的政治话语》，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将小说放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匈帝国的历史中，并将其与文本结合，揭示了以寓言方式隐含在文本中的卡夫卡的“帝国想象”和他对国家的独特认同方式；李明明的《对卡夫卡长篇小说 〈城堡〉的空间叙事分析》也是一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好文章，作者将卡夫卡小说中的空间构筑视为其叙事的重要特征，力图以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为分析对象，探讨其中的空间叙事，以期呈现出卡夫卡文学作品中独特的空间美学；杨宏芹的《格奥尔格圈子：以“教育的爱”为核心的共同体》，主要探讨格奥尔格圈子教育理念，及其在格奥尔格创作中的反映，论域开阔，辨析精微；方维规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主要针对托马斯·曼的“疾病哲学”，饶有见地；张晓静的《爱情即作品——论巴赫曼对保罗·策兰的饮用》，主要探究巴赫曼对策兰的“引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文关系；张建伟的《策兰诗作“外加一勺夜”之诠释》，从文本细读入手，探寻策兰自身的存在状态和诗歌创作的关联。

在德语“二战”后及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优秀论文，如徐畅的《在木偶的重心中跳舞—— 〈马斯戴特儿童时期的爱情〉的互文性解读》、丁君君的《颠覆与重构——1980—2000年德语诗歌》、卢铭君的《批判当下指向未来——评当代著名戏剧家德娅·罗尔的戏剧》。在关注和研究“二战”及当代文学方面，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对文学中的“奥斯维辛”和“罪责”问题的讨论，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赵勇的《艺术的二律背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一种解读》、常培杰的《“奥斯维辛之后”的批评——阿多诺批评观念及其历史语境探析》、单世联的《“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和张叶鸿的《罪责的审视：透视战后初期德国文学界的“大争论”》。

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有牛宏宝的《浪漫主义美学话语中的直观：以德国早期浪漫派为核心》、张辉的《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关系再思考——从尼采 〈悲剧的诞生〉 开篇说起》、任昕的《诗性：海德格尔诗学的内在精神》，等等。

年度德语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和理论译著方面似乎不尽如人意，真正有学术含量的专著和理论译著寥寥无几。专著主要有谢建文的《德语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德语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专著，该书在吸收国内外后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沃·威尔什等人的后现代观，结合德语文化语境要素，核心性地考察德语当代文学中后现代的发生、发展和构成。在译著方面则仅有两部值得推荐，一是徐畅所译的《东方—西方：尼采摆脱欧洲图景的尝试》，二是黄燎宇所译的《艺术社会史》。

2016年，德语古典文学在歌德、荷尔德林、克莱斯特、里尔克等作家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成果，如：谷裕的《〈浮士德〉“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解读——兼论老年歌德与希腊》，从“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的解读入手，探讨了歌德与古希腊的关系；冯亚琳的《“漫游”与“迁徙”——歌德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中的文化空间关联》，则是从“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出发，探究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漫游”和“迁移”对于小说的文本结构意义，并透视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功能；贺骥的《论歌德的政治思想》，主要讨论歌德的政治思想，将歌德视为一位注重道德和文化的政治思想家，为国内歌德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得以在文学之外更深入地了解歌德的政治思想；邓深的《“君主鉴镜”还是“修养小说”？——从体裁史角度看维兰德小说 〈金镜〉 对 〈赵氏孤儿〉的接受》，作者从元杂剧《赵氏孤儿》18世纪传入欧洲，并对当时欧洲知识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谈起，以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的小说《金镜》为例证，探讨了在18世纪德语文学作品当中，对“赵孤”题材的接受与化用；佘诗琴的《论荷尔德林悲剧思想中的“转向”》是一篇角度新颖，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论文，作者从《恩培多克勒斯之死》入手，探讨荷尔德林的悲剧观以及对反思现代理性主义思潮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关于里尔克、格奥尔格、策兰的研究，历久不衰，其中有三篇论文比较重要：一是杨宏芹的《格奥尔格的“唯美主义的纲领诗”——解读 〈我的花园不需要空气不需要热〉》，论文试图将格奥尔格的诗与法国唯美主义文学经典文本进行比较，探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念；二是魏育青的《空间与界限——里尔克 〈杜伊诺哀歌〉 第八首中的“敞开者”》，论文基于《杜伊诺哀歌》第八首，探讨里尔克的“敞开者”概念以及与此相关但不等同的“世界内在空间”；三是陈早的《里尔克 〈布里格手记〉中的“看”》，试图以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理论，通过解读《布里格手记》，揭示“看”在里尔克创作中的意义。

当年还涌现出了不少优质论文，如张晓静的《关于现代性体验的几个名词解释——试析英·巴赫曼 〈意外之地〉 中的现代城市图景》，从巴赫曼的小说《意外之地》入手，以现代性体验为视角，分析现代城市图景；吴建广的《由病与恶所成就的乱伦诗学——保尔·策兰诗文 〈癫痫—巨恶〉 之诠释》，主要研究保尔·策兰的“你”与“我”的结构性诗学，探讨“抒情之我”与“死亡之母”之间的关系；冯冬的《表象的灾难：论保罗·策兰诗学的发生》，主要讨论奥斯维辛之后重要德语诗人保罗·策兰诗学的发生之源。

当代德语文学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论文有刘为的《〈卡桑德拉〉中的神话接受现象研究》，主要探讨沃尔夫借用卡桑德拉的视角重新书写了特洛伊战争，并借此针砭德意志民族之弊；于陆的《“世界主义”与原创性危机——兼评德国作家丹尼尔·克尔曼》，主要通过德国作家克尔曼的创作，探讨全球化进程中文学所面临的原创性危机；聂华的《对两性关系的考察——评德国女作家尤迪特·赫尔曼的长篇处女作 〈所有爱的开端〉》，尤其运用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哲学中的“镜像理论”及部分女性主义观点，解析这部作品对当代女性婚姻生活及感情世界的刻画。

有一篇论文虽然严格说来不属于德语文学的范围，但却以宏阔的视野，扎实而严谨的考证，从跨语际实践探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若干名词的译介过程，无论就思想还是方法而论，都可给德语文学研究一定的启发意义。这就是德语文学研究学者梁展的《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 〈共产党宣言〉 中译文的诞生》，作者认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文是中日革命者1907—1908年在东京密切交流与合作的产物。该文揭示了这一复杂过程的历史语境，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激活了拥有相同命运和传统的亚洲人走向联合的思想，同时也使清末革命呈现出世界主义的面向。

年度论著产出显得相对沉寂，仅有一部值得关注，即已故学者陈恕林的《论德国浪漫派》。该书是作者长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结晶和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我国学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德国浪漫派的专著。在学术译著方面，重要的有王建和徐畅合译的《文学学导论》，该书以导论的形式介绍了文学学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阐释了20世纪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

2017年，国内德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向“古典”或“经典”的回归，与2015年和2016年相比，有关成果在探究的深度、论述的细密度和理论的高度上都略胜一筹。重要论文有徐畅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与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它以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为中心，将其放置在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当时与改革相关的各种问题和各种思想理念都在这部小说中获得了形象性的汇聚和表达；杨宏芹的《格奥尔格与法国象征主义》，主要探讨格奥尔格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吸收，以及在其新美学在的并内化的过程；张晓静的《作为救赎的音乐——以歌剧 〈洪堡亲王〉的脚本创作为例，解读英·巴赫曼的音乐诗学》，它角度新颖，是一篇饶有意味的论文。

前面说过，年度特点是向“古典”的回归，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歌德的重读上，故此出现了谷裕的《歌德 〈浮士德〉 终场解释——兼谈文学形式、传统与政治守成》，主要探讨歌德对终场的处理，认为歌德对终场的处理，恰好说明他有意识承继欧洲宗教和文学传统，在当时复辟的语境中，暴露出对旧秩序的守成，这与歌德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冯亚琳的《歌德小说 〈维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中文化记忆的展演与重构》，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讨论《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对传统的展演与重构；余迎胜的《论歌德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 对古典伦理范本的颠覆》，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以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为古典伦理范本，探讨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如何以道德感化方式，成功化解矛盾，取得了敌对双方的伦理共识，认为伊菲革涅亚形象颠覆了古典伦理范本，并树立了新的伦理形象；谭渊的《歌德 〈浮士德〉 中的斯芬克因子与伦理选择》，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将《浮士德》置于18世纪德国伦理环境转变的语境中，解读浮士德的伦理抉择以及作品所体现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冲突，不仅揭示出歌德时代的伦理变迁，也开启了对这部经典名著伦理意义的重新解读。

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维兰德、毕希纳和豪普特曼一直是国内学界比较忽视的重要作家。2017年有三篇论文与其有关，邓深的《“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试析维兰德小说 〈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主要分析《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以揭示维兰德在18世纪末期对于“开明专制”运动的一种明确的质疑与反思立场；谢敏的《毕希纳的“身体观”与“现代性主体”思考》以“身体主体性”概念为切入点，分析毕希纳作品中“身体主体”在“理性文明暴力”的压抑下历经复位、出场、失语、疯癫、机械化最终陷入虚无的现代性危机过程；唐弦韵的《豪普特曼中篇小说 〈道口工提尔〉 中人与技术的关系研究》主要探讨由于蒸汽机的发明火车和铁路技术对19世纪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者们对里尔克、卡夫卡、托马斯·曼的研究一直兴趣浓厚，力作时有产生，如张弓的《从托马斯·曼的创作看其文学观》，论文认为，托马斯·曼文学观主要表现为：在对尼采悲观主义的哲学反思之中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极度的悲观绝望之中转化出对未来的乐观希望；陈芸的《何为哀歌？何为爱？——论汉娜·阿伦特对里尔克 〈杜伊诺哀歌〉的诠释》，该文试图通过对阿伦特思想的审视，从她独特的言说理路和方式，来探讨其对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诠释；孙纯和任卫东的《“中国”的多重面相——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空间》，作者试图借助福柯的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为阐释卡夫卡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论文有林晓萍的《解析 〈痛苦的中国人〉 中无聊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该文试图从文化学视角聚焦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中的无聊问题，探讨语言危机状态下，个体混乱与感知错位中，无聊作为意义消解与重构合二为一的过程；谢建文的《略论2016年格奥尔格·毕希纳奖获得者马塞尔·拜尔——以其长篇小说 〈狐蝠〉 为例》，主要探讨德国当代小说家马塞尔·拜尔在其小说中所表现的现实与历史、现实与记忆的主题范畴，其中主要是德国历史，尤其是第三帝国历史及其现实关联，而拜尔则在真实与虚构以及想象之间展现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复调性与不确定性。

年度最受关注的是梁展的《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文作者秉持了其一贯的广博视野、思想深度，以及卓越的叙事能力，在论文中，作者试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入手，将他们置于革命年代的政治交往和表征斗争的过程之中，并以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为参照，探讨这个群体在生活态度、政治态度与文化选择上的同一性。赵千帆的《表现、星丛和真理内涵——本雅明 〈认识批判序言〉 中对真与美关系的讨论》，在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的《认识批判序言》中关于真与美关系的讨论的解读基础上，揭示本雅明对于这一问题的构想。

理论译著主要有李棠佳、穆雷所译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梁展翻译的斯泰凡·摩西《历史的天使》、李永平翻译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马剑翻译的《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等。

2018年国内德语文学研究主要还是针对德国古典文学和经典文学，主要的论文有：贾涵斐的《知识秩序中“完整的人”——论歌德小说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论文通过分析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探讨如何在身体与灵魂、内在与外界、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调和中达到“完整的人”；李明明的《“词语之戏”——对 〈骂观众〉 一剧的文本与剧场解读》，从《骂观众》分析入手，探讨彼得·汉德克的戏剧美学，即如何在戏剧文本与剧场的呈现中发展出本质性的审美要素；谢魏的《现代性与怀乡——黑塞的〈东方之旅〉 解读》，论文主要分析诗性乌托邦的建构，从而揭示黑塞的浪漫派神话与东方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黄燎宇的《一部载入史册的疗养院小说——从 〈魔山〉 看历史书记官托马斯·曼》，论文力图从托马斯·曼《魔山》中的那个“肺病疗养院”的空间，去观察托马斯·曼是用语言记录历史、反思历史、批判历史，从而实现科学、历史、文学三合一的；胡蔚的《流亡者的记忆诗学——以斯蒂芬·茨威格自传为例》，以茨威格的自传《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为中心，探讨纳粹当政时期德奥流亡作家怀想故国时所采取的不同的记忆策略及其诗学形式；卢白羽的《莱辛研究在中国》，主要以从民国到最近二十年莱辛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揭示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谷裕的《歌德与神圣罗马帝国—— 〈浮士德〉 第四幕第三场解读》，试图用过对《浮士德》第四幕第三场的分析，揭示歌德《浮士德》最终完成的历史背景；王丽萍的《道家哲学视角下 〈小红帽〉的教育寓意》，通过分析《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试图从占有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人格塑造过程中“正道”的教育寓意；赵蕾莲的《让·保尔 〈美学预备学校〉 中的幽默诗学》，通过分析《美学预备学校》，探讨了让·保尔的幽默诗学。

在德语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有谢芳的《论 〈英雄广场〉主人公形象的叙事化刻划》、谢建文的《论博托·施特劳斯戏剧作品的游戏性——以 〈癔病患者〉 〈熟悉的面孔，混杂的感情〉和〈轻松的游戏〉为例》，以及杨劲的《东德义子的双人戏——评海纳尔·米勒剧作 〈沃洛克拉姆斯科大道〉第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