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研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中断。罗大冈先生于1973年返京治疗，在此期间写出了专著《论罗曼·罗兰》（出版于1979年）。这部创作于十年动乱期间的专著，显然受到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副标题赫然写着《兼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甫始，他就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批评。1979年9月12日，他在学术报告中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罗曼·罗兰否定太多，批判批判再批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后虽他已年老力衰，但还是在听取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对这部专著进行了认真修订，并于1984年再版。罗先生为了查阅罗曼·罗兰的政论集《战斗的十五年》，曾两次致信罗曼·罗兰夫人以求借阅。由于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借了还，还了又借，并在“文革”中冒险藏匿，到十年动乱结束后访法时才物归原主。他在写作时如此注重原著，所以《论罗曼·罗兰》一书资料丰富翔实，对于后人是非常有益的参考。

然而，法国文学研究的春天却始自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各地纷纷成立法国文学的研究机构，例如南京大学在1979年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在1983年成立了法国问题研究所。后者还创办了全国唯一的中文和法文双语杂志《法国研究》，迄今为止共发表法国文学研究论文约千余篇，几乎囊括了法国从古至今的所有重要作家作品、文论和思潮流派。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法国文学研究会也于1982年成立，出版了不少研究法国文学的专著和资料，90年代以来每两年召开一次关于法国作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先后设立了多个法国语言文学博士点。

1978年至2008年，有关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柳鸣九编著的《法国文学史》（3 卷本，1979，1981，1991）、《超越荒诞：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二十世纪初——抵抗文学）》和《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五十年代——新寓言派）》（2005），张容的《当代法国文学史纲》（1993），郑克鲁的《法国诗歌史》（1996）、《现代法国小说史》（1998）及《法国文学史》（2003），张泽乾、周家树、车瑾山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1998），郭麟阁著、刘自强校订的《法国文学简史》（法文版，2000）、吴岳添的《法国小说发展史》（2004），《法国文学简史》（2005）和《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2007）等。

（二）思潮流派研究方面的成果有丁子春的《法国小说与思潮流派》（1991），张容的《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1995），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1995），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1997），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2000），徐真华和黄建华的《理性与非理性——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2000），刘成富的《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2002）等。

（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1979；1984年修订再版），冯汉津、关鹏的《乔治·桑》（1982），刘扳盛的《法国文学名家》（1983），张英伦的《莫泊桑传》（1985）和《雨果传》（1989），柳鸣九的《自然主义大师左拉》（1989），江伙生等的《法国小说论》（1994），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1995），吴岳添的《法朗士——人道主义斗士》（1995），张容的《加缪》（1995）及《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1996），唐珍的《神秘的漂亮朋友莫泊桑》（1997），杜青钢的《米修与中国文化》（1997），王钦峰的《福楼拜与现代思想》（1998）和《福楼拜与现代思想续论》（2008），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1998）和《萨特评传》（1999），涂卫群的《普鲁斯特评传》（1999）和《从普鲁斯特出发》（2001），柳鸣九的《走近雨果》（2001），吴岳添的《卢梭》（2002），张唯嘉的《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研究》（2002），吴岳添的《萨特传》（2003），秦海鹰的Se-galen et la Chineécriture intertextuelle et transculturelle（Paris，L’Harmattan）（2003），钱林森的《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4），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再版，2007）等。

（四）文学研究资料有柳鸣九、罗新璋主编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种）。包括《萨特研究》（柳鸣九、罗新璋编选，1981）、《马尔罗研究》（柳鸣九、罗新璋编选，1984）、《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1986）、《阿拉贡研究》（沈志明编选，1986）、《尤瑟纳尔研究》（柳鸣九编选，1987）、《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金德全、李清安编选，1992）、《马丁·杜加尔研究》（吴岳添编选，1992），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国外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被译介过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法国“二战”以后兴起、在50年代达到鼎盛的思潮，是在人们对美国和苏联都感到失望、对前景失去信心的时期广为流行的，这种背景与“文革”动乱后的中国非常相似。正因为如此，当萨特在1980年去世、柳鸣九主编了《萨特研究》（1981）之后，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阵萨特热，以及一场规模不小的争论。

一些人对萨特予以高度的评价，正如柳鸣九在《萨特研究》的前言中宣称的那样：“当人们回顾人类20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高耸着的里程碑。”另一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冯汉津先后发表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4期）和《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红旗》1984年第10 期），指出了存在主义对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局限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燊的《也谈萨特》（《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等。

在1983年开展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的背景下，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以致使萨特的存在主义也一度成为“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的批评对象。实际上引起萨特热的原因并非人们对萨特及其哲学有深入的研究，而是萨特带来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他人即地狱”等与我们的惯性思维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萨特研究》于1985年再版，萨特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中国，有的戏剧被搬上了舞台。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志明、艾珉主编的七卷本的《萨特文集》，为译介萨特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萨特的专著，如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1998）、吴岳添的《萨特传》（2003）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相关资料的问世，人们开始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萨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与波伏瓦的生活方式。

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外，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也纷至沓来，促使我国的文论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1981年成立了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室，进行多语种多区域的文艺理论研究。法国文论方面的成果有郭宏安的《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研究》（2007）和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修订版，2008）等。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批评理论大量涌入中国，90年代出现了大量翻译和过分宣扬后现代主义的潮流，造成了理论热膨胀、新名词泛滥等后果，近几年来已逐渐归于平静，对出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不再盲目推崇。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译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文论研究，但这种往往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未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迄今为止，只有法国法兰西学士院第一位华裔院士程抱一先生弥补了这个缺憾。他的《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2008）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诗歌和绘画，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西方文论来评析中国作品的典范。

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市场需要、出版界的变化和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等种种原因，出现了翻译和重译经典名著的热潮，例如《红与黑》竟有二十多个译本。许钧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文字·文学·文化—— 〈红与黑〉 汉译研究》（1996）。与此同时，在翻译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所进展，除了许钧、袁筱一编著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1998）、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2001）以外，许渊冲也在《文学与翻译》（2003）和《翻译的艺术》（2006）等著作里，提出了“文学翻译就是‘美化之艺术’”等一整套翻译理论。

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到西方批评界的影响，未能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见解。这一局面在21世纪之初有了可喜的转变，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200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各语种分会联合成立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每年对上一年度出版的外国小说进行评选，并对入选的作品及时进行翻译和出版，在年末举行颁奖典礼，向获奖的外国作家授奖。对外国小说进行评选和授奖，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国小说不再仅仅满足于翻译和介绍，而是要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予以判断和评价了。

由吴岳添、谭立德、李玉民、余中先和车槿山五人组成的法国文学评选委员会，历年来选出的法国年度最佳小说是（按原著出版的年份排列）：彼埃蕾特·弗朗狄奥的《要短句，亲爱的》（2001）、马尔克·杜甘的《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2003）、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贝尔的《美国佬》（2004）、皮埃尔·贝茹的《妖魔的狂笑》（2005）、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2006）、皮埃尔-让·雷米的《大师之死》（2007）、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2008）。这八部优秀作品是21世纪头十年法国小说创作的主流，反映了法国小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最主要的特色是继承和发展了反战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吸取了现代派小说的创作手法，以独特的风格和创新的体裁孕育着新文学的萌芽。这些优秀作品不仅能使中国读者及时了解法国小说创作的最新动态和趋势，而且对于我国的文学创作也是极为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这一评选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弗朗狄奥、杜甘和勒克莱齐奥先后来京受奖。特别是以小说《乌拉尼亚》（2006）获得2007年度最佳小说奖的勒克莱齐奥，在2008年初来京出席颁奖典礼之后，当年又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评选活动的前瞻性和权威性。2009年12月，勒克莱齐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再次访问北京，这使法国作家进一步了解中国，认识了中国学者对于法国文学的观点和评价，从而更加有利于扩大和加强中法的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国内外举行的各种学术会议，对于促进法国文学研究和中法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90年代以来，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关于法国作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积极参与和资助这一活动的单位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举办了“雨果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法文化年学术活动之一）等。

南京大学法语系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有“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4—8日）、“纪念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11月10—13日）等。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的《法国研究》杂志与法国文学杂志《文学与民族》期刊成功合作，每两年合办一期。《法国研究》主编罗国祥和杜青钢等分别在北京、日本和法国参加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其论文及分别在中国、法国和日本出版。杜青钢的法文小说《毛主席逝世了》一书在法国出版并为此召开学术讨论会。

2009年，中法联合设立傅雷翻译奖，以奖掖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评委会每年评选出文学类与人文社科类作品各一部，文学类获奖作品包括经典作品和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获奖作品有《蒙田随笔全集》（马振骋译）、《加缪文集》（郭宏安译）、波伏娃的《第二性》（郑克鲁译）、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金龙格译）、菲利普·克洛代尔的《布罗岱克报告》（刘方译）、西蒙的《刺槐树》（金桔芳译）等。

此后，随着中法文学家和研究者的交流与互动的不断加强，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法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介绍到中国的时间差不断缩短，便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及时吸收和借鉴法国成果，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并确立研究的真正中国视角。

近十年的法国文学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近十年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

最近十年，法语文学翻译品类达到极大丰富，包括小说、随笔、诗歌、文艺理论等。

法国经典文学不断被重译，如斯丹达尔、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等经典作家的译本层出不穷并结集出版。被埋没的古典和现代优秀作品也被发掘出版，如法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圣伯夫的《文学肖像》和《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奈瓦尔的《幻象集》，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和《福楼拜文学书简》，普鲁斯特的《偏见》，于斯曼的《逆流》，贝克特的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塞利纳的《死缓》和《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西蒙的《刺槐树》和《导体》，格拉克的《林中阳台》、《阿尔戈古堡》、《忧郁的美男子》、《首字花饰》和《半岛》，此外还有《夏尔诗选》、《勒韦尔迪诗选》、《毕加索诗集》等。新小说以来的当代文学作品得到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在每年法国龚古尔奖、费米纳奖、勒诺多奖、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等颁布之后迅速翻译出版，重要作品有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艾什诺兹作品集》和罗伯-格里耶的“午夜文丛”系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昆德拉作品全新系列，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比内的《语言的第七功能》，桑萨尔的《2084》。法兰西当代文学三星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以及乔治·佩雷克作品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翻译，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和莫迪亚诺作品系列，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53 天》、《其实这才是我想做的事》、《W或童年回忆》、《加薪秘诀》、《佣兵队长》和《萨拉热窝谋杀案》。2016年，《梁宗岱译集》八卷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梁宗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也是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旗手。这套书收录了梁宗岱所有翻译作品，包括《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梁宗岱早期著译》等。

法国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盛况空前，弥补了现代和后现代文论翻译的滞后，呈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论现象学、结构主义、阐释学、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生成结构主义的多元共生现象，以及传统的文艺理论与艺术哲学、社会理论互相交织的理论趋势，为中国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更多参照。

在狭义的文学理论方面，代表著作包括，法兰西学院文学教授孔帕尼翁的《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比较文学教授贝西埃的《文学理论的原理》、《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及其主编的《诗学史》。在广义的美学理论（艺术哲学和艺术社会学）方面，代表著作包括，后现代思想之父巴塔耶的《内在体验》、《不可能性》、《被诅咒的部分》和《色情》，“法国理论”的启示者布朗肖的《灾异的书写》、《无尽的谈话》、《未来之书》、《来自别处的声音》和《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父亲的姓名》，诠释哲学家利科的《从文本到行动》、《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和《论解释——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朗西埃的《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文学的政治》、《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和《马拉美：塞壬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巴迪欧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国妇女》、《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主体·互文·精神分析》、《诗性语言的革命》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现象学哲学家让-吕克·南希的《肖像画的凝视》、《无用的共通体》及其与菲利普·拉古-拉巴特合著的《文字的凭据：对拉康的一个解读》和《文学的绝对》，历史学家居塞的《法国理论在美国：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以及美国知识生活的转变》等。

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的《濒危的文学》（栾栋译，2016）显示出他从结构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作为结构主义批评思潮的代表人物，托多罗夫体会到法国和整个欧美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形式主义诗学的弊端，大声疾呼文学危殆，试图重归古典传统以拯救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文学呈现出的濒危处境。他追溯了“文学”这个概念在法语语境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演变历史，对文学的狭窄概念、中学的文学教育进行了反思，并指出了文学的危机所在。他的《启蒙的精神》、《不完美的花园：法兰西人文主义思想研究》也遵循这样的思路。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2015）是一部反响巨大的译著。《区分》是文化社会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通过大量的经验调查、统计学分析和理论批判，对分类系统（趣味）与趣味产生的社会条件（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阶级斗争也是分类斗争的观点。这部著作是国际社会学学会1998年评出的影响20世纪社会学研究的十部著作之一。

传记翻译体现了法国传记写作的最新成果，如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伯努瓦·皮特斯的《德里达传》，法国作家蒂费娜·萨莫瓦约的《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中译本《罗兰·巴特传》，怀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罗兰·巴尔特一百周年诞辰（2016）之际法国出版，是迄今为止唯一大量披露巴尔特手稿、照片、史料的翔实传记。

（二）法国的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研究

近十年，“法国理论”制造作为一个火山喷发的“事件”过去了，大师的时代结束了，“后理论”时代来临了，理论生产进入了相对平静的间歇期。但“事件”已转化为学术生产的常识，发挥着必不可少的范式作用。目前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的法语文学研究者努力将结构与历史的方法不断融合，显示出“延续中的断裂和断裂中的延续”的研究趋势。他们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诠释学派的遗产的态度是折中主义的，致力于对这些思潮的消化、吸收、阐发和再利用，他们的写作呈现出随笔主义的和兼收并蓄的特点。法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法国的文学现代性从历史语言学、社会学等角度的反思批判，以及对法国经典文学和作家的重新诠释，可为中国研究者提供方法论的启发。

法国文学教授菲利普、皮亚的著作《文学语言：从居斯塔夫·福楼拜到克洛德·西蒙的法国散文历史》（2009）基于小说、随笔、自传的语言和风格材料，阐述了现代主义诞生时与诗歌不对立并成为标准通用语的“另一面”的一种散文的历史，以及福楼拜、左拉、普鲁斯特、萨特、巴尔特等在语言发展史中扮演的角色。

当代法国文学研究的翘楚——法兰西学院文学教授孔帕尼翁提出了著名的“反现代派”悖论，试图消除现代与古典、现代与前现代、现代与反现代的非此即彼，并将波德莱尔、福楼拜、圣伯夫、普鲁斯特等作家归入这个派别，阐明他们的美学先锋性与政治保守性的微妙关系。他主编的《普鲁斯特，记忆与文学》（2009），阐明了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重要性。他的著作《两个世纪间的普鲁斯特》（2013）论述了普鲁斯特如何巧妙地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的间隙并突破拉辛和波德莱尔的阴影，创造小说的悖论力量。他的著作《不可还原的波德莱尔》（2014）阐述了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如何体现出真正的现代意识——厌恶与入迷交织的矛盾心绪。他的著作《巴黎的拾荒者》（2017）从历史、经济、城市化、文学和艺术方面，探讨了作为造纸原料的破布的捡拾者的矛盾形象，他们作为令人不安的夜行者和现代新闻业的推动者，如何成为雨果、波德莱尔、戈蒂耶和卡瓦尔尼的描绘对象。

比利时文学教授布里科斯对福楼拜开启的“文学形式主义”进行了某种质疑，为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进行辩护。主要著有《小说的阿提拉：福楼拜与文学现代性的起源》（2010）、《漏斗，或现代性时代的文学的苦难》（2013）、《吉拉尔·德·奈瓦尔的生平和作品》（2017），主编《驳圣伯夫考古学》（2016）。

2011年，巴黎第三大学文学教授加尔-格律贝尔出版了《克洛德·西蒙：写作人生》，这部作家传记揭示了西蒙以艰涩的作品形式掩盖的人生经历——新小说写作对他既是苦行也是不断重启无法言说的痛苦过去。作者意图说明作家的人生首先是一种解放的历史，他的作品是对记忆梦魇的永久驱魔。

2013年，法国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出版一百年的学术活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高等师范学院下属的现代文本与手稿研究所主办题为“《去斯万家那边》及其百年阅读”系列研讨会，孔帕尼翁在法兰西学院开设“1913年的普鲁斯特”课程，孔帕尼翁和戴耶在法兰西学院共同主持“《去斯万家那边》或一部法国小说的世界性”研讨会，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语言与艺术研究中心和英国牛津法兰西之家联合主办“普鲁斯特：思想、情感、写作”系列研讨会，法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会组织“如何翻译普鲁斯特”研讨会等。

2013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遗著《马奈·象征革命》出版，包括他的法兰西学院讲义（1998—2000）以及一部未完成手稿《异端马奈》，这部书阐述了画家马奈如何通过对学院主义、社会艺术、商业折中主义和印象派的挑战和扬弃，创造了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艺术，以及马奈的象征革命如何与文化生产场的出现密不可分。该书是对其《艺术的法则》的补充与完善。同年，法国社会学研究者库朗荣和杜瓦尔主编的论文集《布尔迪厄 〈区分〉 出版三十年后》出版，三十多位作者回顾了《区分》的写作与传播过程并探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实践理论在当代各国的适用性以及对开辟新研究领域的启示。

（三）中国的法国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研究

1.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中国学者在经典作家研究的方法上有了很大突破，采取了哲学、历史、经济、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不再停留在对作品内容和主题的陈述以及简单的反映论和还原论思维方式上，更新了论述的视角，拓展了阐述的深度。

关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作家的论文有李征的《坚守的力量——蒙田对现代性问题原初的思考》、王佳的《拉封丹 〈寓言集〉 中的哲学思想》、杨国政的《卢梭 〈忏悔录〉 中的直接引语分析》、孙婷婷的《为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狄德罗小说创作观之演变》、李征的《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中的信贷模型》、郭宏安的《〈高龙巴〉：想象与真实的平衡》、郑克鲁的《试析莫泊桑的惊怵小说》、孙婷婷的《与恐惧进行的游戏：论莫泊桑 〈奥尔拉〉的叙述策略和文体特点》。雨果研究的新意在于从人道思想论述转向美学思想开掘，如李伟昉的《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以 〈莎士比亚传〉 为中心》、包向飞的《艺术为什么是永恒的——解读雨果的艺术观》。雨果研究的代表作是武汉大学罗国祥教授的著作《雨果学术史研究》，该书梳理了国内外重要的雨果研究成果，包括俄罗斯、英国、美国、德国、中国和法国的雨果研究，突出了“古今之争”对雨果研究的影响以及雨果浪漫主义美学的颠覆性、现代性。左拉研究论文主要有郑克鲁的《左拉的文学批评》、沙家强的《左拉自然主义真实观辨析》、丁梅芊的《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革命性》、刘连青的《左拉、巴尔扎克关注社会的意识差异》。左拉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岳添研究员的著作《左拉学术史研究》，该书精心梳理了世界各国研究左拉的著名批评家及其论著，择其要者进行公正的评论，客观地再现了左拉研究史的历史真相。

福楼拜、波德莱尔、马拉美、普鲁斯特、兰波因其在文学现代主义中的开创性地位，受到了研究者的较大关注。其中福楼拜研究聚焦于叙事学、文本细读、比较、理论批判的角度，代表作如李千钧、侯桂杰的《福楼拜作品中的自由间接引语》，赵丹霞的《小说翻译中叙事视角的传译——以 〈包法利夫人〉的三个中译本为例》，孙倩的《罗兰·巴尔特解读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彭俞霞的《站在萨特背后的福楼拜——析萨特对福楼拜的评论》，李嘉懿的《福楼拜文学思想嬗变研究》，等等。

波德莱尔研究保持了比较旺盛的势头，从比较、接受、现代性、跨学科等角度展开，代表作有张丽群的《爱伦·坡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李凌鸿的《论波德莱尔与坡的相似性》，户思社的《从接受视角看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思想》，刘辉成的《论颓废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以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为据》，杨有庆的《巴黎、波德莱尔与现代性——论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诗歌的日常生活内涵之阐释》，徐晓庚、刘意的《波德莱尔的诗对印象画派的影响》，杨振的《病态与颓废的诗人：对民国时期波德莱尔批评中一种趋向的探源与反思》和文雅的《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波教授的专著《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2016）是波德莱尔研究的重大成果。该书主要探讨波德莱尔的城市诗歌与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分析波德莱尔的审美经验如何从现代城市经验中获益，以及城市经验在他的诗歌创作和美学理论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获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

马拉美诗学研究从社会历史研究、语言学、文学批评等角度展开，代表作有张亘的《马拉美：“无”与“物”之间》，户思社的《试论马拉美诗歌美学的现代性》和尉光吉的《沉默之花——布朗肖论马拉美与文学的语言》。兰波研究论文的代表作为李建英的《“我是另一个”——论兰波的通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涂卫群研究员在普鲁斯特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她在现代文本与手稿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年刊《普鲁斯特通讯简报》上发表法文论文《重访贡布雷和其两边：对立与“和而不同”的审美眼光》。其他相关论文包括《〈在少女花影下〉：化他为己》、《瞬间永恒——普鲁斯特小说时间研究中缺失的一页》、《新中国60年普鲁斯特小说研究》和《新批评对 〈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文本与写作阐释》。她的专著《目光的交织：在曹雪芹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之间》（2014）是国内普鲁斯特研究领域的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2.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研究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蒙、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为中心，取得了最丰硕的成果。这三位作家的共同点在于通过写作关注人类的命运，无论是战争受害者还是被异化的边缘人或野蛮人的命运。尤其中法作家的对谈打破了文化异质性的壁垒，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情感结构的亲和性，增进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的可能性。

西蒙获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赞他“在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写中，把诗人、画家的丰富想象和对时间作用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他的作品像是用语言文字剪辑的蒙太奇或拼贴画，往往根据内容或情感的呼应联系而不是连续展开的正常时间顺序，将不同时期的回忆材料片段组合起来。中国学者的西蒙研究从图像学、现象学、互文性、神话原型、社会历史等角度展开，如童玉的《论 〈弗兰德公路〉图像叙事的特征》，张荆芳、肖伟胜的《现象身体与文本身体：〈弗兰德公路〉的身体现象学解读》，樊咏梅、张新木的《西蒙 〈弗兰德公路〉 中的女性形象》，黄萍萍、赵思奇的《试论克洛德·西蒙小说 〈农事诗〉 中的互文性》和刘海青的《克洛德·西蒙小说：历史与神话之间的“自我”探寻》。

佩雷克是新小说派之后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经占据了某种经典地位。佩雷克研究的代表论文是首都师范大学龚觅的《摩登时代的个人幸福——乔治·佩雷克小说 〈物〉 中的人物意识和作者意识》（《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文章通过对书中的人物意识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分析，揭示了其哲学意味和自传维度，提出在价值坍塌、缺乏实质性伦理的时代，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完美的形式感往往成为现代作家抵御虚无的重要途径。

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勒克莱齐奥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为“一个集背叛、诗意冒险和感性迷狂于一身的作家，探寻文明支配下的边缘人性”。勒克莱齐奥像游牧人一样四处漂泊，深切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人和穷人。小说的主题都是对“存在”的思考，对世界和生命的吟唱，对现代性中非人性的谴责，对人类学、生态学和人道主义的无限探索，对重塑人类文明的新人的呼唤。勒克莱齐奥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杰出驻院学者”，南京大学由此成为勒克莱齐奥研究重镇（参见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为中国和外国作家的深度交流和中西思想的对话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台（参见《中外交流 文化互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与对话》）。国内勒克莱齐奥研究与法国几乎是同步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是遥遥领先的。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从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现代性、神话学、现象学、符号学、叙事学、主题批评、经济学、音乐学等众多角度得到探讨，主要论文有高方、许钧的《勒克莱齐奥小说人物论》和《亲近自然 物我合一——勒克莱齐奥小说的自然书写与价值》，高方的《自我放逐与诗学历险——从 〈逃之书〉 看勒克莱齐奥对写作的探索》，黄晞耘的《“另一个世界”在佩特拉峡谷的变奏——勒克莱齐奥小说 〈宝藏〉的叙事艺术》，徐旭、刘久明的《论勒克莱齐奥小说的异托邦建构》，张璐的《勒克莱齐奥早期作品中的现代都市神话》，樊艳梅的《从他性到同一——论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风景与女性》，张亘的《男性叙事话语下的生态与女性关系——论勒克莱奇奥 〈寻金者〉 中女性形象的寓意》，练莹、王静的《勒克莱齐奥的目光：对 〈大地上的陌生人〉的生命现象学解读》，杨芬的《勒克莱齐奥小说 〈沙漠〉的符号学分析》，李明夏的《勒克莱齐奥与爵士乐》，张亘、胡华的《从勒克莱齐奥到韦勒别克：两种乌托邦与资本主义》，李征的《论勒克莱齐奥的经济现代性反思》。代表论文为南京大学刘成富教授的《勒克莱齐奥写作中的文化身份建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 期），作者从文化身份问题出发，通过对《沙漠》、《奥尼恰》和《金鱼》等小说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逃离”和“回归”等重要主题背后的深刻含义，以及作家本人重要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心态。

2014年，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以重塑记忆的艺术方式，唤醒了最无可捉摸的人类命运，展示了占领时期的人间百态”。他的作品运用大量的回忆、想象，把现实和虚构结合，探索人的存在及其与周围环境、现实的关系。他的创作主题从早期的“追寻自我”（神秘的父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发展到揭示人类的渺小性和荒诞性。在2014年法国文学研究会绍兴会议上，罗国祥做了关于莫迪亚诺的专题报告，与会学者也就莫迪亚诺的小说风格和法国当代文学进行了讨论。重要论文有吴岳添的《莫迪亚诺与诺贝尔文学奖》，周婷的《莫迪亚诺的新寓言小说〈夜巡〉：现实与臆想的结合》，翁冰莹的《巴黎·生命·仪式——论莫迪亚诺文学创作中的“记忆场所”》，臧小佳、崔孝彬的《莫迪亚诺的“后普鲁斯特”写作》，史烨婷的《当生活沦为一个“苍凉的手势”——莫迪亚诺小说的时间书写》，曹丹红的《莫迪亚诺作品的抒情特质》，姜海佳、张新木的《莫迪亚诺笔下的生存困境与记忆艺术》，等等。

北京大学段映虹教授在尤瑟纳尔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成果，她的论文《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突破了尤瑟纳尔作品表现“人文关怀”的陈词滥调，考察了作家的关注点从人类历史转向自然环境的背景，指出尤瑟纳尔的自然观不仅反映了她对人与自然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汇聚了她对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伦理乃至人的认知方式的思考。相关论文还有《尤瑟纳尔：从黑山庄园到荒山岛的独行者》、《试析 〈还给恺撒〉的美学风格和象征意义》和《〈苦炼〉：炼金术士的一生》。

维勒贝克是研究最新热点。维勒贝克之所以被视为当代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因为他摆脱了当代小说中常见的自恋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他认为风格的首要条件是言之有物，不是单纯卖弄写作技巧。他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承袭新小说的客观主义，但其赤裸裸的劳动、经济主题则受到巴尔扎克小说的社会总体性的影响。他谴责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扩张到性领域，同时反对一神教的专制主义。他的《臣服》（2015）和《血清素》（2019）是法国社会现状（《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和黄背心运动）的惊人预言。维勒贝克研究代表论文是武汉大学张亘教授的《性时代的书写——论韦勒别克的文学创作》（《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作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阐述了韦勒别克在创作中如何将重点从性冲动对象拉回到性冲动本身，在性行为书写的本真状态里使淫秽和诗意并行不悖，并在对后现代社会的性解构中，竖起科幻乌托邦的旗帜。相关论文有周薇的《宗教、女性、家——叩响 〈臣服〉的三重门》、李征的《维勒贝克文学作品研究综述》。

在当代诗歌研究方面，博纳富瓦诗学研究代表论文包括陈树才的《博纳富瓦：一种希望诗学》、李建英的《博纳富瓦：兰波的继承者》。

3.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

2016年，经过三十五年的编纂，《李健吾文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十一卷，包括戏剧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集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于一身的李健吾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7月12日，纪念李健吾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暨《李健吾文集》出版研讨会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陈众议所长主持。所内研究人员、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人士、李健吾先生的后人以及来自《中华读书报》、《新京报》、《文艺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应邀出席。李健吾弟子、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指出，李健吾独特的批评风格与日内瓦批评学派有密切关联，兼具学者批评的严谨和作家批评的鲜活，是法国文学评论家蒂博代所说的在“职业批评和作家批评间往复”的好批评，为中国学者的文学批评写作提供了样本。《文集》的出版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靠和详尽的研究资料和方法论启示，非常有助于学术传承和研究水平的提升。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原创性，对西方现代性和文学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史忠义研究员的《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2012）从思想史的角度首先梳理了西方现代性的内涵，包括启蒙理性的主要价值观、自然法与个人主义、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意义等，并从中西思想比较的角度辨析了理与理性和理念概念的差异，阐述了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发展阶段、表现形式以及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性的典型批判，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危机与前现代思想资源的关联。该书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厦门大学冯寿农教授的《法国文学批评史》（2019）是国内首部全面评介16世纪至20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学术专著。本书主体部分分为四篇，第一篇概述16世纪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前的文学批评的起源，第二篇详述19世纪文学批评在法国的发展，第三篇、第四篇重点介绍20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各种思潮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作者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关注法国文学批评的诞生和发展沿革，重视批评方法论的介绍，深入论述和阐发各个批评流派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并在跨文化的视阈下考察文学批评现象，对我国的法国文学批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法国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研究者对法国现代思想大师和68年思想大师进行了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勾勒出了“法国理论”发展的脉络。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其一是从巴塔耶、布朗肖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不可言喻的话语”到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写作理论；其二是从萨特、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美学意识形态”。

在第一条线索上，巴塔耶和布朗肖研究随着大量译本的出现脱离了话语的静寂及其超凡魅力，促进了中国学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源头的理解。王春明的《“内在体验”为何仍是一种神秘体验？——解析萨特对巴塔耶的批判及其无神论人本主义的内涵》（《哲学动态》2016年第8 期）试图通过深入解析萨特对巴塔耶的批判，阐明他在“存在—虚无”本体论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无神论人本主义的内涵。同济大学张生的《孩童性，消耗性与至尊性——论巴塔耶眼中的作家与诗人的特点》（《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阐述了巴塔耶如何将内在人格的孩童性、生活方式的消耗性与精神追求的至尊性视为作家创造的必要条件。其他相关论文有《论巴塔耶的越界理论——动物性、禁忌与总体性》等。布朗肖研究的重要论文有耿幼壮的《文学的沉默——论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王嘉军的《“il y a”与文学空间：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文论互动》（《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1 期）、朱玲玲的《走出“自我之狱”——布朗肖论死亡、文学以及他者》（《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臧小佳的《“向死而生”——布朗肖与朗西埃论文学》（《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6 期）。北京外国语大学邓冰艳的《从“死亡空间”到“文学空间”——论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外国文学》2018年第5 期），阐述了“死亡空间”和“文学空间”如何与“中性”（隐藏在主体身后的黑暗空间）发生关系并转化为话语。

2015年是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诞辰一百周年，法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东莞、成都）举办了第十届中法文化之春“罗兰·巴尔特周”。法国当代文学教授、《罗兰·巴尔特全集》编者马尔蒂，《罗兰·巴尔特》传记作者萨莫瓦约，现代文学教授马萨吉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批判与真理”的讲座，并在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培训班上授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举办了法国当代文学研究暨罗兰·巴尔特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梳理了罗兰·巴尔特的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探讨了罗兰·巴尔特的作品、思想、理论在法国当代文学界的影响以及在中国的接受。代表论文如首都师范大学汪民安教授的《在语言和身体之间——纪念罗兰·巴特百年诞辰》（《外国文学》2016年第3 期）探讨巴尔特如何进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对新的文学实验和日常生活的解释的重要参考价值，并论述巴特最核心的思想——快感写作。复旦大学彭俞霞副教授的《再论萨特的“介入文学”与巴特的“作者之死”——兼与毕晓商榷》（《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对萨特和巴尔特在文学介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分歧进行了辨析。南开大学张智庭教授的《罗兰·巴特的“中性”思想与中国》（《文艺研究》2016年第3 期）在概述巴尔特“中性”思想演变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他的“中性”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古代思想的结合和他在面对中国现实时的“中性”态度。其他相关论文有黄晖的《罗兰·巴特对“文本”理论的重构》，王亚平、徐刚《如何先锋，怎样现代？——试论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王成军、张雨薇的《后现代自传话语的范式——论罗兰·巴特自传叙事中的假体、主体与母体》，姚文放的《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构性生成与后现代转折——罗兰·巴特批评理论的一条伏脉》，张生的《是罗兰·巴特还是巴塔耶·巴特？——谈巴特 〈文本的快乐〉 中的巴塔耶的影子》，张卫东的《21世纪以来罗兰·巴特国内外研究述评》。

中国学者一直高度关注“文本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研究炙手可热，相关论文如刘斐的《三十余年来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曾军的《克里斯蒂娃在〈词语、对话和小说〉 一文中对巴赫金理论的借鉴和改造》、张颖的《符号系统的主体与他者：论本维尼斯特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金一苇的《克里斯蒂娃符号分析理论的问题意识与解题思路》。代表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钱翰教授的专著《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究》（2015），作者在大量阅读并批判性借鉴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围绕“文本”这一当代关键理论术语，探讨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全景式扫描和梳理，解释了许多有争议的文学现象。

德里达的写作研究从语言观、传记、精神分析等角度展开，如李永毅的《语言与信仰：德里达与但丁》、孙秀丽的《德里达文字学思想探析》、马元龙的《关于〈被窃的信〉：德里达对拉康》、路程的《从文本游戏到暴力起源：论德里达与基拉尔的摹仿观念》。代表论文如中国人民大学魏柯玲副教授的《〈割礼忏悔〉 与德里达的文学行动》（《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割礼与盟约、自传体裁、忏悔对象和秘密书写几个方面对作品巨大的模糊性进行辨析，揭示了割礼这一宗教习俗在文本的细密编织中如何转化为文学书写与生命经验的生动隐喻。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的《如何展露一个文学的秘密？——以德里达读策兰的一首诗歌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通过细读德里达对于诗人策兰一首诗歌的读解，深入探讨了德里达关于文学是一个秘密的思想。

在第二条线索上，萨特的文学传记批评和梅洛-庞蒂和艺术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如厦门大学冯寿农、项颐倩的《审美同情：萨特传记批评的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 期]论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如何通过对作家个体命运进行追溯和还原，努力实现对他人经验进行整体化研究的目的，为文学批评提供新思路。北京大学刘哲的《具身化理论视域下的反笛卡尔主义——以梅洛-庞蒂与塞尚的对话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通过梅洛-庞蒂对塞尚作品的解析，阐明梅洛-庞蒂如何通过符号论模型来说明人类知觉经验所预设的直接性概念，以关于身体的哲学反思拒斥近代笛卡尔主义的心身二元论。

福柯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一直保留着政治、伦理和美学先锋的色彩，研究成果呈稳定上升趋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锦的《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2016）在哲学、文学、历史等综合意义上全面研究了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和思想。

同样，中国学界对阿尔都塞的弟子激进左派思想家朗西埃和巴迪欧给予了密集的、堪称景观式的关注。

同济大学陆兴华副教授的专著《艺术·政治的未来：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2017）是国内关于朗西埃研究的首部专著，着重探讨当代法国激进左派思想家朗西埃在当代艺术、电影、文学、民主等方面的理论立场和现实干预，从“审美—政治”、“文学的政治”、“艺术的政治”、“电影的政治”、“在民主里搞民主”五个方面阐述了艺术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热点问题，凸显了朗西埃关于艺术是元政治的立场：艺术大于政治，政治发生于艺术活动的感性领域之内。

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颠覆了人们对艺术与哲学、真理之间关系的定见，构成了20世纪晚期美学史上的一个事件，也成为中国接受史上的一个事件。代表论文是南京大学蓝江教授的《非美学与作为真相程序的艺术——巴迪欧的艺术思想简论》，文章阐述了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艺术及其创作根本不需要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其指导，相反艺术本身就是哲学的前提之一，试图让艺术顺从于其意志之下的美学被置换为让真相从中涌现而出的非美学。这样，非美学不再寻找主宰艺术创作的观念的问题，而是立足于艺术创作如何撕裂惯常的平滑整齐的话语表象，让真相从中涌出。其他相关论文有艾士薇的《从存在主义批评到“非美学”批评——阿兰·巴迪欧的电影批评谱系》、谭成的《走向一种艺术哲学的新范式——略论阿兰·巴迪欧的艺术思想》、马元龙的《非美学：巴迪欧的美学》。

布尔迪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热门论题，主要论文有陆扬的《析布尔迪厄的艺术理论》、卢文超的《是一场什么游戏？——布尔迪厄的文学场与贝克尔的艺术界之比较》、翁冰莹的《审美趣味的演绎与变迁——兼论布尔迪厄对康德美学的反思与超越》。代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刘晖研究员的《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述略》（《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从趣味分析到阶级构建——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等，后者阐明了布尔迪厄如何以生成结构的社会学方法，通过对法国20世纪60—70年代日常生活方式的社会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进行社会批判，提出趣味的区分功能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继马克思、韦伯之后，他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的阶级划分标准和阶级斗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