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历史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15世纪以降逐渐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品格。我国介绍西葡文学的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有林纾翻译的《魔侠传》（即《堂吉诃德》）和周氏兄弟等现代大师的相关阐发和推介。但除极少数品种外，西、葡语文学的大量译介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始展开的。紧随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被推到了前台。于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不仅开始了解聂鲁达的智利文学、马蒂和纪廉的古巴文学，还翻译介绍了墨西哥、巴西、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的一批重要作家作品。但这是就一般的翻译介绍而言。真正的研究却必得到1978年之后。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原文移译这部世界名著，也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探究。翌年，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立。自此，我国西、葡语学者在大量翻译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了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研究之路。

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对我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客观上得益于“冷战”。首先，东西方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使位于中间状态的拉丁美洲有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其次，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亲近，使拉丁美洲作家在西方文坛游刃有余；同时拉丁美洲的内部矛盾从反面推动这种关系，使大批拉美作家流亡欧洲和美国。而古巴的存在，又使他们顺利地进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多元混杂使拉丁美洲文学具有无比的丰富性。这也是我国作家对拉丁美洲文学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寻根文学”就大量借鉴了拉丁美洲的“寻根文学”，尤其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我国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而又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第五代电影导演。一时间，我国作家言必称魔幻。此外，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幻想派对我国的先锋文学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拉美文学开启了我国作家想象力的阀门，弥合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某些文化断层，同时为他们后来居上、走向国际平添了信心。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作品，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二者之和，几乎涵盖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作品、流派思潮。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原创性的研究与发现。比如陈众议等关于魔幻现实主义与古代印第安文化及印欧杂交文化关系的研究，为界定和评价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和拉美学界的看法，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关键在于表现拉丁美洲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我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善于运用本国文化资源并由此生发不同于欧美及拉美本土学者的向度的一个见证。同时，我国学者善于结合本国实际，在拉美文学研究中对诸如民族性与世界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以及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借鉴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如下几类。

重要文学史、断代史、体裁史有《西班牙文学简史》（孟复，1982）、《拉丁美洲文学史》（赵德明、赵振江等，1989）、《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陈众议，1998）、《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赵振江，2002）、《拉丁美洲小说史》（朱景冬、孙成敖，2004）、《西班牙文学史》（沈石岩，2006）、《20世纪西班牙小说》（王军，2007）、《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陈众议，2007），以及1998年至2001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国别文学简史系列中的《西班牙文学》（董燕生）、《阿根廷文学》（盛力）、《巴西文学》（孙成敖）、《秘鲁文学》（刘晓眉）、《墨西哥文学》（李德恩），等等。

重要流派思潮、作家作品研究著作或评传有《魔幻现实主义》（陈光孚，1986）、《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陈众议，1987）、《拉美当代小说流派》（陈众议，1995）、《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陈众议，1999）、《加西亚·马尔克斯》（朱景冬，1995、2003）、《执著地寻找天堂——墨西哥作家鲁尔福中篇小说解析》（郑书九，2003）、《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赵振江、腾威，2004）、《诗与思的激情对话》（王军，2004）、《巴尔加斯·略萨传》（赵德明，2005）、《遭贬谪的缪斯——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段若川遗著，2007），以及1997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作家传记系列中的《米斯特拉尔》（段若川）和《塞拉》（丁文林），以及2001年至2005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评传系列中的《塞万提斯》（陈凯先）和《博尔赫斯》（陈众议）等。

重要论文约数百篇，分别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文艺研究》等刊物，关涉西、葡、拉美文学的几乎所有重要流派思潮、作家作品，其中尤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塞万提斯等重要作家及魔幻现实主义等重要流派为焦点。

作家作品评论主要指向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博尔赫斯及其小说等。其中又数《堂吉诃德》研究持续时间最久，即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氏兄弟起，迄今未止。围绕堂吉诃德东渐，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巴金、何其芳、唐弢、张天翼等曾以不同方式参与讨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物欲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的错位、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出现了一批有关堂吉诃德，尤其是堂吉诃德与阿Q比较研究方面的著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陈涌的《阿Q与文学经典问题》、秦家琪和路协新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比较研究》、李春林的《欲望与想象的互相转化》、张梦阳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的精神经典问题》、陈众议的《堂吉诃德在中国》等。除上述评论外，值得关注的还有钱理群的专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2007）。以后者为代表，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政治思考、政治需要。有关学者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意识，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之后，陈众议又在《我们还需要堂吉诃德吗？》（《出版人》2009年第18期）中认为中华民族吃尽了运动和冲动之苦；渡尽劫波，我们本应该变得成熟了，但堂吉诃德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它以新的面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另一些极端、另一些狂热。由此，他认为真正的大国气象必然是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道”“器”相对平衡，情感与理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并存，全民族文化素质不断擢升（至少是不再迷信、逢神就拜、见钱眼开），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便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张弛有度、进退中绳。

重要译著除《堂吉诃德》（计有杨绛、屠孟超、董燕生、孙家孟、张广森、崔维本等分别担纲的译本凡二十余种）外，《百年孤独》等也有几个译本。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黑龙江出版社的《西班牙文学丛书》和昆仑出版社的《伊比利亚文学丛书》等，都是新时期有影响的西葡语文学名著丛书。这些丛书，加上有关出版社的零星品种，基本涵括了20世纪西葡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相形之下，厚今薄古倾向便不难发现。事实上，西葡古典文学除个别作家作品外，对于我国读者几乎还是一片无何有之乡。

最近十年，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仍在开拓、积累和发展的上升期。学界对西班牙“黄金世纪”、“白银时代”和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译介持续进行，新译本、新专著纷纷推出，同时也出现了对西班牙当代新锐小说家及女性作家的关注，及其对拉美“爆炸”后一代的研讨等新动向。虽然西葡语文学翻译多而评介少的局面短期内仍旧存在，但其研究面貌在相当程度上较以前更加丰富多样。令人欣喜的是范晔、杨玲、魏然、滕威、楼宇、陈宁、樊星、张伟劼、闵雪飞、汪天艾等一批青年才俊的涌现。他们在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得到好评。

可以说2008年至今也是西葡拉美学界成果相对密集产生的十年。

（一）西班牙古典文学研究

陈众议研究员在2011年出版了《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该书是国内学界第一次系统介绍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堂吉诃德》及塞氏其他代表作阐释史和接受史。作者登载在《东吴学术》上的文章阐明了梳理塞万提斯学术史的旨趣：以“最初的是非恩怨”、“滑稽的堂吉诃德”、“崇高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在境外”四部分，概括了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宗旨，这一研究“无意于评判浩瀚塞学的所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只想攫取其沧海之一粟，并管窥蠡测，对文学及文学经典及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态发表一家之言，进而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略陈管见”。[※注]

陈众议研究员的另一篇文章《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以 〈堂吉诃德〉 为个案》（《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实际上细致入微地呈现了上述研究策略，即展示经典生成之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二元关系。作者认为《堂吉诃德》本身是对骑士小说的批判与扬弃，同时其戏仿也非无源之水——幕间剧《堂帕斯瓜尔》就给后者奠定了基础。同时，《堂吉诃德》的经典之路也是“一系列二元对立（或统一）的产物”。这一名著除了体现时代的最高价值，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普世价值”，即对普遍真理和人类矛盾本性的形象而生动的揭示。作者提示，这或许是经典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塞万提斯学术史项目开启前后，关于塞氏的研究在近十年间始终倍受关注，《堂吉诃德》研究也一直是西班牙文学研究的重点。2009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刊载的《不确定性的诱惑：〈堂吉诃德〉 距离叙事》一文指明“《堂吉诃德》是一部开始独立地思考其作者的叙事策略、读者的阅读期望等问题的小说”；作者罗文敏认为，从《玫瑰之名》和《百年孤独》等现代小说的视角看来，塞万提斯“在多角度尝试叙事手法翻新的过程中所营造的不确定性，的确预先打开了后现代叙事的诱惑之门”。罗文敏相关论述结集为《〈堂吉诃德〉 与小说叙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在2011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刊载的《由〈堂吉诃德〉 伪续作引发的小说创作问题》中，作者刘林也强调《堂吉诃德》第二卷与现代小说兴起的关联。文章作者认为《堂吉诃德》第二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阿维利亚内达伪续作的刺激下诞生的，而塞万提斯在其中融入了对小说创作的思考，这些想法是他的一贯主张；通过反驳伪续作，塞万提斯的小说理论最集中、最富戏剧性地体现出来，而欧洲文学里“小说的兴起”最终通过塞万提斯反驳伪续作这一偶然事件而得以实现。同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刊登了宗笑飞《塞万提斯反讽探源》一文，文章利用文学流传学的方法，引用马科斯·缪勒的《五卷书》研究为资源，为《堂吉诃德》何以形成反讽风格的一个源头做了探究；作者强调西班牙翻译运动在阿拉伯故事西渐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而《堂吉诃德》当中的诸多细节证实了“小说源自东方”的观点，而这部名著自身的反讽精神颇具阿拉伯神韵。2018年范晔在《外国文学评论》第2 期发表《从鹿特丹到拉曼却：〈堂吉诃德〉 中的伊拉斯谟“幽灵”》，该文是这一系列研究中最新的篇什。文章尝试考察鹿特丹的人文主义者在西班牙的人文影响及其历史背景，探究他对塞万提斯在自由观、血统论、疯狂观以及和平等方面的可能影响，为《堂吉诃德》这样的文学经典还原历史现场。

2017年至2018年，国内西语文学学科建设的新动向之一，是陈众议主编的新版《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第一卷、第二卷）的面世，该书是国内“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西班牙和西语美洲文学通史”。第一卷（陈众议、宗笑飞著）由西哥特拉丁文学、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和西班牙早期文学三部分构成，从西班牙早期宗教文学到穆斯林占领时期甚至“光复战争”后期的世俗化倾向都涵盖其中，书稿视野甚至延伸至西班牙“黄金世纪”前夕——本书全面而深入地为国内读者勾勒出西班牙文学早期阶段的绚烂景观。第二卷由陈众议、范晔、宗笑飞三位共同执笔，该卷书写了15—17世纪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繁荣年代。自1492年收复格拉纳达到1681年卡尔德隆去世，大约两个世纪里西班牙文坛天才辈出，被誉为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本卷倾向于把“黄金世纪”描述为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不主张过分确切的时间界定；作品的排列方式与一般文学史有异，且强调一种比较文学视角。从前两卷体现出的特点而言，可以说这部文学通史在研究覆盖范围上不限于西语，盖因它起自西班牙作为相对独立的王国西哥特，且在走进现代前后，又深受阿拉伯语语文影响。

（二）西班牙现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

2016年王军教授出版专著《西班牙当代女性成长小说》之前，国内仅有沈石岩教授所著《西班牙文学史》及王军《二十世纪西班牙小说》涵盖了当代西班牙女性小说这一主题，因此，该著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诚如作者所言，著作力图“以欧美当代女性成长小说理论为经、德国古典成长小说理论为纬”，选择了西班牙内战后第一代至第三代著名女作家共计二十二名，考察西班牙当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发展趋势和美学特征，论述其对西班牙当代文学的影响及意义。作者认为，当代西班牙女作家群体通过创作探讨了当代西班牙女性如何摆脱“欲望客体”地位，而其“创作技巧和语言日益成熟、多元”，已成为西班牙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补充的是，该书讨论的相关小说，已于2007年前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她世纪丛书”为名结集出版，包括《多罗泰娅之歌》、《空盼》、《塞壬的沉默》等十余部小说。

对西班牙内战前后经典作家与诗人的研究与翻译持续不减。《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刊载了黄乐平的《安东尼奥·马查多：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及向“98年一代”的转变》一文，勾勒了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如何从青年时代对现代主义的追求，在受到“98年一代”爱国主义感召之后，逐步迈出个人世界的圈子，进而歌颂祖国山河与人民；作者指出，马查多早期作品《孤寂》就有现代主义大师达里奥影响的痕迹，其后，他逐步和“98年一代”的同人一道转向对“卡斯蒂利亚”的重新发现——在马查多诗句中，卡斯蒂利亚既是今日的悲哀也是明日之希望。实际上，“98年一代”的翻译工程主要体现在漓江出版社推出的“西语名家选读”系列（译者为戴永沪和王菊平），该系列包括《乌纳穆诺中篇小说选》、《巴罗哈小说散文选》等几种。花城出版社也推出了《著名的衰落》一书，译者林一安选译了阿索林四部重要小品集，按原作出版年份顺序排列，分为四辑即《城镇》、《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西班牙的一小时》，另附访谈录一篇，该书是目前较完整的阿索林译文选集。此外，汪天艾翻译的《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2016）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近十年来，受到国内读者阅读趣味和国际图书市场的影响，西班牙当代新锐作家的著作，尤其是小说，逐渐拥有众多读者。卡洛斯·鲁伊斯·萨丰继《风之影》之后，其“遗忘书之墓”三部曲《天使游戏》、《天空的囚徒》全部译成中文，通俗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的多部小说《大仲马俱乐部》、《步步杀机》、《战争画师》也相继与国内读者见面。卡拉斯科的《荒野里的牧羊人》及“70 后”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第一部小说《高山上的小邮局》中译本在2018年问世，后者由作者与同学互寄的圣诞节明信片以及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为蓝本编织而成；凭借对亲笔书信的热爱和对人与人诚挚交流的信念感，作品对当代的虚拟交往构成了反拨与挑战。西班牙新锐作家进入中国读者视野是近十年的新现象。

除去对现当代经典作家、新锐作家的译介和研究，戏剧和影视等其他媒介也进入文学研究视野中。2011年陈宁出版了西班牙文专著《西班牙当代戏剧与影视改编之分析比较》（中国出版集团）。该书精读了1975年至2003年西班牙多部从戏剧改编电影的作品，从虚构方式、对话、时空转换等角度对这一大众文化现象提出了理论省思。

（三）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研究与翻译

近十年来，除去诸多拉美文学名作与新作译本的面世，在如何理解拉美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从社会总体关系的视角研判拉美文学的发生、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

2011年滕威出版了《“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该书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考察中国在1949—1999年的五十年间对拉丁美洲文学翻译与接受的历史，关注其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了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在国内第一次全面梳理与回溯了半个世纪以来拉美文学汉译史，同时也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视角。201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曾利君的研究专著《马尔克斯在中国》，该著从比较文学视角详述了马尔克斯及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图景、考察其跨文化传播特征，对《百年孤独》的三个中译本展开文本细读，最后论述了其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在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领域呈现扩展之势；该著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马尔克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推广和研究情况进行了对照性的概括。邱华栋《大陆碰撞大陆：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2015）一书着重考察小说的创新浪潮如何从欧洲移向北美、南美，“文学爆炸”后，拉丁美洲文学又如何影响、推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新变的发生。

至于对拉美当代文学总体动向的勾勒，近十年学界也有不少积累。朱景冬研究员《当代拉美文学研究》一书于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诚如作者所言，该书“力图充分反映[当代拉美文学繁荣]盛况”，在评述当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同时，对几十位重要作家在各自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达到的艺术水平及文学流派（如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幻想小说、时间模式等）进行研究。2013年郑书九主编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如陈众议在前言中所说，该书是“郑书九先生和几位新锐学者潜心研究的结果，填补了我国拉丁美洲研究的一个空白”。该著作共分八章，分门别类对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爆炸”后时期的创作和文化语境做了阐发，特别是生态文学一章，给研究引入了新方法。这部著作既写出了拉丁美洲小说的变迁以及“爆炸”后一代的创作方法、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也写出了“多元”语境中拉丁美洲作家的追求与持守、创新与传承。

拉美文学总体研究之外，也有国别文学专著值得关注。2007年陈宁著书介绍“高乔文学”这一宏大的民族史诗，发表《孤独的诗歌：高乔诗歌》，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高乔人、高乔诗歌的流变和高乔诗歌的艺术与文化色彩。2009年她又论述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高乔文学的继承和重写，分析了高乔文学对阿根廷后期文学的影响。此外，范晔所著《诗人的迟缓》（2014）以读书札记的形式面世。针对不少出版社推出西班牙与拉美各国经典或畅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只是文本的移译而缺少介绍相关文化背景和文学源流同时兼具趣味性与可读性的文字的问题，《诗人的迟缓》即满足了对西语文学有兴趣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阅读需要。

近十年对伊比利亚美洲的文学翻译上，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贝托·波拉尼奥作品系列的移译盛况。

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文学爆炸四杰”，但近十年出版界较为关注前两者。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因受到国际版权公约的制约，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出版势头日减。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中国出版商积极购买版权并努力做发行，重又掀起以马尔克斯和波拉尼奥为代表的拉美文学浪潮：2011年拉美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百年孤独》中文正版译作的问世，引起国人瞩目，随后《2666》再度重磅出击，波拉尼奥系列作品获得如潮好评。在这新一轮的大潮中，也涌现了新一代西班牙文学翻译的生力军。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推出巴尔加斯·略萨文集，并相继补足了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凯尔特人之梦》、《卑微的英雄》等新作。2011年6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巴尔加斯·略萨访问北京，在社科礼堂发表演讲，并与中国作家、学者座谈，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新经典”出版公司也相继推出了新版科塔萨尔经典短篇集《被占的房子》、《南方高速》、《有人在周围走动》等。其妙趣横生的《克洛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2012）一书中译本受到不少国内读者的喜爱。

在拉美经典作家中，除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帕斯的作品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和博尔赫斯的全集单行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再度面世。近年来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越发受到国内读者关注，其所撰写的《火的记忆》三部曲及《时间之口》等书在2014年以来陆续译成中文。《火的记忆》第一卷《创世纪》中译本推出于2014年，作者以小品文的形式，通过土著居民的创世纪神话来铺陈哥伦布史前美洲的情况；第二部分讲述了15世纪末到1700年期间美洲的历史；而第三部分《风的世纪》讲述20世纪拉美历史与文化，尤其是左翼抗争的历史。该译本因水平精湛而获得了鲁迅文学翻译奖的殊荣。

最后需强调的是，墨西哥人类学家米格尔·雷昂-波尔蒂利亚的名著《战败者见闻录》由孙家堃教授经过多年努力完成，在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该著在墨西哥纳瓦尔文化和古典文献方面的成就首屈一指，其内容既是重要的人类学文本，也是文学价值颇高的史诗，同时还是阿兹特克文明被毁灭的最深切的见证，学界翘首多年的巨著，终于在近年内完成。此外，阿根廷-美国著名学者米尼奥罗的代表作、讨论殖民时期西班牙与美洲文学关系的著作《文艺复兴的隐暗面》，通过征引文学、符号学、历史学、地图学和文化理论，省思了语言在新大陆殖民过程中的角色，探讨了欧洲识字教育在殖民过程里的核心作用，语言层面上的征服与毁灭的过程及其意义。

（四）葡萄牙及巴西文学翻译与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葡语文学研究处于初创阶段，但也在译介、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译介方面以佩索阿、萨拉马戈及亚马多三位经典作家为主导。佩索阿代表作《阿尔伯特·卡埃罗》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了佩索阿生前以“卡埃罗”这个异名写作的作品，该书还附有研究性年表等资料。翻译完毕后，译者闵雪飞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从沼泽主义到异名写作——解读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组诗 〈斜雨〉》一文，详述佩索阿如何从“交叉主义”出发，走向了涵盖更为广泛的“异名写作”，《斜雨》又如何构成佩索阿异名写作的诞生之作，诗人将异名作为中介，试图沟通梦与现实。2015年，欧凡翻译的《佩索阿》诗选出版，引起国内诗坛对佩索阿的持续关注。

巴西文学巨擘若热·亚马多的作品近年来也获得再版与补足。《奇迹之篷》、《沙滩船长》、《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和《三个彩色故事》均为首度出版，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这位多面的巴西左翼小说家的理解。《奇迹之篷》的译者樊星，在《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1 期撰文指出，种族问题不仅是巴西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在亚马多作品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更是《奇迹之篷》里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在《奇迹之篷》中，亚马多通过底层混血儿塔代乌的阶级跃升与“人人都是混血儿”的宣告，力图彻底消解种族概念，构建起以混血性为根基的巴西民族身份认同。

从以上管中窥豹的文献综览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其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较以前更丰富多样的面貌。正因为外国文学属于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在政治协作和经贸往来之外的“无用之用”，这类成果才更加符合今天我们和各民族和平发展、友好交往的愿景。实际上，中国的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和研究正在发挥这一“无用”的重要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