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室开始酝酿和筹备《东欧文学史》的撰写工作。这是项艰巨而庞大的工程，耗时近十年。它填补了东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意义非凡。有关专家和学者经过艰苦努力，于80年代中期完稿。1990年，这部五十多万字的著作分上下两册，作为“东欧文学丛书”的一种，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全书按年代顺序分为四编：19世纪前为第一编，19世纪上半叶为第二编，19世纪下半叶为第三编，20世纪上半叶（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四编，囊括东欧所有国家的文学史，而且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既有宏观概括，也有微观描绘；既涉及基本历史和文艺思潮，也兼顾作家论述和文本细读，还关注到其他艺术种类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撰写者全都是通晓东欧有关国家语言的学者，因此，所依据的全部是第一手材料。它基本上是东欧文学研究室成立后学术上的一次集体亮相。林洪亮和张振辉负责波兰文学，蒋承俊和徐耀宗（唯一外单位的作者）负责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兴万生、冯植生和李孝风负责匈牙利文学，王敏生负责罗马尼亚文学，陈九瑛和樊石负责保加利亚文学，高韧负责南斯拉夫文学，郑恩波和高韧负责阿尔巴尼亚文学。这是我国第一部《东欧文学史》，简明扼要，脉络清晰，只要一册在手，读者便能了解到东欧各国文学的基本情况。迄今为止，它依然是最全面、最权威的东欧文学史著作。

之后，到了90年代，冯植生、林洪亮、蒋承俊、陈九瑛、高韧、高兴等部分东欧文学学者趁热打铁，又参加了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东欧文学部分的撰写工作，将东欧文学史延展至20世纪90年代。至此，东欧文学从古至今的基本面貌，在我国学者的笔下，得到了初步呈现。规模巨大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历时多年，分成五卷，最终由译林出版社于2004年隆重推出。这套外国文学史，凭借其宏伟的规模、整齐的作者队伍、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和规范的编辑加工，获得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利用自身优势，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1999年前后推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作者大多是北外的教师，活跃在外语教学第一线。丛书包括《保加利亚文学》（杨燕杰）、《波兰文学》（易丽君）、《捷克文学》（李梅、杨春）和《罗马尼亚文学》（冯志臣）。这套丛书以大学生为读者对象，注重通俗性、概括性、生动性，每本都在十万字左右，属于文学简史，是不错的外国文学史入门书籍，对普及外国文学知识、了解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线索，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易丽君、冯志臣等长期在东欧语系工作，有着深厚的中外文功底，教学之余，从事翻译和研究，成就斐然。

东欧文学史方面，还有《东欧文学简史》（上下册，张振辉等，1993）、《东欧戏剧史》（杨敏主编，1996）、《东欧当代文学史》（林洪亮主编，1998）、《20世纪波兰文学史》（张振辉，1998）、《波兰战后文学史》（易丽君，2002）、《捷克文学史》（蒋承俊，2006）等先后问世。这些著作表明，东欧文学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新时期，东欧文学翻译一刻也没有停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典重译。我们终于读到了从捷克文直接翻译的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译）、马哈的《五月》（蒋承俊译），以及从波兰文直接翻译的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林洪亮和张振辉先后译出），从罗马尼亚文直接翻译的卡拉迦列的《卡拉迦列讽刺文集》（冯志臣、张志鹏译）、《一封遗失的信》（马里安·米兹德里亚、李家渔译），等等。显克维奇《十字军骑士》（张振辉、易丽君译）、莱蒙特《福地》（张振辉、杨德友译）、普鲁斯《玩偶》（张振辉译）、普列达《呓语》（罗友译）、《世上最亲爱的人》（冯志臣、陆象淦、李家渔译）、安德里奇《桥·小姐》（高韧、郑恩波等译）、塞弗尔特诗选《紫罗兰》（星灿、劳白译）等从原文直译的东欧文学作品都在中国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阅读记忆。而且这些译本大都有长篇论文作为序言，对作家作品都有精当、深入的研究和评析。兴万生先生潜心研究裴多菲，翻译裴多菲。他的研究专著《裴多菲评传》（1981）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裴多菲的权威读本。1996年，他几十年呕心沥血完成的六卷本译著《裴多菲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众多刊物中，《世界文学》杂志一直孜孜不倦地译介东欧文学。它先后推出的“斯特内斯库小辑”、“鲁齐安·布拉加诗选”、“塞弗尔特作品小辑”、“米沃什诗选”、“赫拉巴尔作品小辑”、“米兰·昆德拉作品小辑”、“希姆博斯卡作品小辑”、“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小辑”、“贡布罗维奇作品小辑”、“埃里亚德作品小辑”、“齐奥朗随笔选”、“霍朗诗选”、“克里玛小说选”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广泛的影响。有些作家甚至引起了读书界、评论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呼应。

《世界文学》1993年第2期重点推出“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作品小辑”。小辑包含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和《露倩卡和巴芙琳娜》，以及创作谈。《过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译）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篇幅不长，译成中文约八万余字。这部小说是“一首忧伤的叙事曲”。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

赫拉巴尔小辑发表后，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龙冬在读到赫拉巴尔作品后，顿时被吸引住了，不久之后便开始考虑出版赫拉巴尔作品单行本。终于，从2003年起，“赫拉巴尔作品集”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包括《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我是谁》、《传记三部曲：林中小屋》、《传记三部曲：婚宴》、《传记三部曲：新生活》、《过于喧嚣的孤独 底层的珍珠》、《巴比代尔》等。译者星灿、杨乐云和万世荣都是捷克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对作品的把握准确、可信。星灿的序言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信息，大致勾勒出了赫拉巴尔的创作景象。读者的反响出乎出版社的意料，既产生了社会影响，又带来了经济效益。

齐奥朗可以算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一大怪杰，一辈子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在孤独中写下了大量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从罗马尼亚移居法国后，他一直用法语写作，在欧美文坛声名鹊起，但国内却一直没介绍过他的作品。于是，《世界文学》1999年第6期刊登了“齐奥朗散文六篇”，其中既有箴言，也有笔记和评论。小辑刊出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诗人寒烟还在《值得人活下去的成长》一文中表达了对这位作家的敬意：“终于，我也能读到带来‘终结’意义的齐奥朗了。”

《世界文学》之所以一直关注东欧文学，与鲁迅的精神及几十年的传统有关，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历史交往有关，当然主要的还是因为东欧文学的丰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世界文学》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经典性，将文学价值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如此，我们便通过这个窗口，目睹了一大批真正有价值的外国作家的风采。

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丛书”的名义，接连出版了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徐乃健译，1987）、《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1987）、《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1989）等长篇小说。说是“内部参考丛书”，实际上却是公开发行的。与此同时，《中外文学》等刊物也连续发表昆德拉的短篇小说、谈话录和文艺评论。很快，中国读者便牢牢记住了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轻与重”、“永劫回归”、“媚俗”等昆德拉词汇开始出现在中国评论者的各类文章中。昆德拉在中国迅速走红。一股名副其实的“昆德拉热”也随之出现，并且持续了几十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昆德拉，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一样，吸引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读者、作家和学者。

昆德拉先是作为“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几乎一夜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并被译介到西方。只不过这声名多少建立在一种误解上：他被当作了“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他的小说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被划入政治小说一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不停地出版，大多数从英文转译，且一直畅销。21世纪初，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了昆德拉认可的所有作品的版权，并依据法国伽里玛出版社法文版，重新翻译出版了昆德拉的几乎所有作品。2004年，当这套“昆德拉作品系列”出现在书店时，照样受到了欢迎。可见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兴趣始终不减。昆德拉几乎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几十年来，有关昆德拉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由于文本的广泛传播，一些作家、中文系师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不少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以昆德拉及其作品为题材。不少课题以昆德拉为研究对象。这里当然不排除某些追赶潮流、追逐名利的成分。但我们还是读到了不少有见地、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在最初介绍和评论昆德拉的文章中，捷克文学专家杨乐云的《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文艺报》1989年1月7日）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专业的知识背景介绍了昆德拉及其小说。文章指出，昆德拉的思想特点是失望和怀疑，而他的小说的重要主题就是展示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昆德拉把世界看成罗网，小说家的作用就是对陷入罗网的人类生活进行调查。因此，怀疑和背叛一切传统价值，展示罗网中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就成了昆德拉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昆德拉小说的实质，找到了恰当的路径，对于深入研究昆德拉至关重要。在昆德拉热刚刚掀起，人们的阅读还带有各种盲目性的时刻，这篇文章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之后，乐黛云在《复杂的交响乐》（《读书》1992年第1 期）一文中强调指出：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具体存在”。盛宁《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考》（《世界文学》1993年第6期）一文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米兰·昆德拉本人对世界、人生、文学等问题的思考；二是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所引发的思考。作者将昆德拉的思考归纳为三个话题：一是关于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对人的存在的拷问；三是小说艺术形式的出路。作者正是从这三个话题介入，提出了不少个人的看法。比如，对“媚俗”一词，作者通过文本细读，认识到，在昆德拉的思想中，媚俗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不仅指矫揉造作、趣味庸俗的艺术品，还指骗人的谎言，以及编织谎言、自欺欺人的行为和态度。文章对《不朽》中“意象形态”这一概念的思考也耐人寻味。此外，景凯旋、仵从巨、余中先、李凤亮、高兴等学者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评论文字。

有关昆德拉的各类著述中，《对话的灵光》（李凤亮、李艳主编，1999）值得关注。编者李凤亮长期密切关注昆德拉，并跟踪昆德拉研究。他将有关昆德拉的重要文章和译文都收入其中，并附有详尽的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目录，为昆德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极大的便利。《米兰·昆德拉传》（高兴，2005）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者凭借多年积累，通过种种迂回路径，尽可能地贴近昆德拉的世界，大致勾勒出了他的人生轨迹，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同时还对西方语境中的昆德拉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力图让读者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昆德拉。书中有大量对昆德拉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对读者理解昆德拉有参考价值。《叩问存在》（仵从巨主编，2005）汇集了十几位作家和学者的文章，全都围绕昆德拉的文学世界。昆德拉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有人论述。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角度。这让我们看到了昆德拉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1989年底，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这一剧变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这种影响和改变自然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

东欧剧变后，我国东欧文学研究者再一次面临困境：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又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东欧文学研究者已进入老年。翻译和研究队伍已青黄不接。曾经人丁兴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室，也随着最后一位研究者的退休，而不复存在。

和以往不同，这一回，困境并没有导致停滞，而是某种沉淀。沉淀有助于走向深入，进行反思。事实上，尽管艰难，翻译和研究依然在进行。只是节奏放慢了一些。粗略统计一下，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一些成果，还是有不少成果值得一提。翻译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欧五卷，1992）、《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东欧卷》（林洪亮、蒋承俊主编，1993）、《我曾在那个世界里》（蒋承俊选编，1995）、《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东欧卷》（张振辉、陈九瑛主编，1996）、《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冯植生主编，2000）、《呼唤雪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著，林洪亮译，2000）、《诗人与世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张振辉译，2003）、《无命运的人生》（凯尔泰斯·伊姆雷著，许衍艺译，2003）、《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五卷，星灿、高兴主编，2004）、《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高兴译，2004）、《东欧国家经典散文》（林洪亮主编，2005）、《世界美如斯》（赛弗尔特著，杨乐云等译，2006）、《塔杜施·鲁热维奇诗选》（张振辉译，2006）、《河畔小城》（赫拉巴尔著，杨乐云、刘星灿、万世荣译，2007）、《一个女人》（艾斯特哈兹·彼得著，余泽民译，2009），等等。这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这盏聚光灯照亮了希姆博尔斯卡、凯尔泰斯这两位东欧作家，让读者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致。此外，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赫拉巴尔、赛弗尔特的作品，一股小小的捷克文学热在中国读书界悄然掀起。

这一时期，《密茨凯维奇评传》（张振辉，2006）、《裴多菲传》（冯植生，2006）、《东欧文学大花园》（高兴，2007）、《中罗文学关系史探》（丁超，2008）等研究专著先后问世。

《东欧文学大花园》力图重新打量和梳理东欧文学。囿于种种缘由，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别样的色彩。如此，一些作家和作品被夸大了。另一些作家和作品又被低估了。还有一些作家和作品根本就被埋没了。时代变了，目光肯定就不一样。因而，重新阅读，重新评价，重新梳理，成为一件必须的事。例如，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在过去，我们总是过于强调它的政治性，而忽略了它的艺术性。事实上，它的艺术性独特而显著。

此外，丁超的《中罗文学关系史探》（2008）是本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专著。作为中罗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罗文学关系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而且旁涉政治、历史、哲学、外交等诸多领域，很值得研究。但长期以来，一直无人问津这一课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料匮乏，考证难度大，学术时机和政治形势不够成熟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这一课题对研究者本身的素质和条件也有特殊的要求：既要通晓罗马尼亚语、法语、英语等外语，能够阅读和领会外文资料，发掘线索，理清脉络，以求细节和整体上的全面把握；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文学修养，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并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探讨问题、分析问题；还要有严谨、踏实、不畏艰难的治学态度。这一成果至少有以下意义和价值：（1）首次对中罗两国文学互相接受的历程进行双向梳理和现代诠释，以客观、适当的方法勾勒出了中罗文学关系的全貌，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为小国文学研究树立了一个范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2）发掘出了中罗文学关系中的一些原先不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澄清了不少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的史实，解决了许多悬而不决的问题。比如，澄清了米列斯库的真实身份和访华的具体背景、细节和过程，全面、客观介绍和评价了他的有关中国的著作；通过考证，推翻了“鲁迅为翻译罗马尼亚文学第一人”的说法；用新的眼光重新评估了中罗文学交流中的一些事件和作品。（3）为中罗文学，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个案和参考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丰富了中罗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体现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学术研究实力。（4）具有相当的政治和外交意义，可以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份有说服力的参照和依据。近几年，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又开始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他的《破碎的四月》（孙淑慧译）200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亡军的将领》（郑恩波译）也再次出版（2008）。其实，20世纪90年代初，此书曾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但当时并没受到特别关注。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时隔近二十年，人们终于将热情和欣赏的目光投向了卡达莱的这部作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依然有着丰富的空间和无限的前景。就连经典作家翻译和研究都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一一填补。

最近十年，随着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和“16+1”的合作趋于深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欧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出了井喷的态势，其中体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要算“蓝色东欧”翻译系列。

为了让读者看到多彩的东欧文学，从2013年开始，广东花城出版社推出了“蓝色东欧”系列，计划在十年之内甄选出近百部东欧经典文学著作。截至2018年12月，“蓝色东欧”系列共推出四辑，包括来自阿尔巴尼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二十位作家的四十一部作品。在已经问世的四辑中，不仅有早已被我国读者熟悉的伊斯梅尔·卡达莱、伊凡·克里玛、卡雷尔·恰佩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切斯瓦夫·米沃什，更多的是首次被“蓝色东欧”引介给国内读者的作品，比如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无止境》，匈牙利女作家萨博·玛格达的《鹿》、《壁画》，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的诗选等。“蓝色东欧”的出版，受到了不少国内读者的喜爱，在未来的几年中，此系列的其他作品仍将继续与读者见面。

除了“蓝色东欧”系列译著外，也有不少颇具规模的译介成果值得关注。2013年，译林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丛书收录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2014年，《世界美如斯》又被译林出版社收入“百读文库”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米兰·昆德拉著作系列，其中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韩少功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告别圆舞曲》、《不朽》、《慢》、《生活在别处》、《玩笑》、《无知》、《身份》、《相遇》、《笑忘录》、《好笑的爱》、《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雅克和他的主人》等十五部作品。2013年，又更新了这套系列作品，增加了《庆祝无意义》，舍去了《笑忘录》、《小说的艺术》和《帷幕》三部，2014年再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曾于2011年作为单行本发行，2017年再版。2011—2014年，“新经典”系列相继出版了赫拉巴尔的十部著作：《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甜甜的忧伤》、《时光静止的小城》、《一缕秀发》、《婚宴》、《林中小屋》和《新生活》。近两年来，《过于喧嚣的孤独》等几部著作也不断再版。

波兰文学的译介也可谓欣欣向荣。湖南文艺出版社在2012—2019年间，相继出版了维斯拉瓦·辛波斯卡五卷本诗集。2011—2013年，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诗的见证》、《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伊萨谷》和《攫权》以“米沃什作品”系列的面貌问世。随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学纪念碑”系列又收录了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2016）、《诗的见证》（2016）、《站在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2019）和《猎人的一年》（2019）四部作品；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五卷本《米沃什诗集》，诗集收录了诗人1931年至2001年的三百三十六首诗歌篇章，按创作发表的年代分为《冻结时期的诗篇》、《着魔的古乔》、《故土追忆》和《面对大河》。此次出版的诗歌，是由国内波兰语界权威林洪亮先生、波兰语专家杨德友教授和赵刚教授直接由波兰语原作译出，是中文世界首次最完整呈现米沃什诗歌全貌的译本，系统地填补了米沃什诗歌集的空白。2011年，《显克维奇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中短篇小说选》、《火与剑》（上、下）、《洪流》（上、中、下）、《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你往何处去》和《十字军骑士》。选集中的后四部都曾出版过，而《你往何处去》和《十字军骑士》则被收录入“新经典文库·桂冠文丛”。

同样，大量的匈牙利作家、作品被译介进来。其中包括马洛伊·山多尔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草叶集》、《分手在布达》、《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和《反叛者》，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侦探故事》和《船夫日记2》。这些年来，国内对匈牙利文学的关注视线，已从裴多菲、米克萨特等早期作家的身上转移到像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上。

另一个受到国内出版市场青睐的东欧国家非塞尔维亚莫属。据不完全统计，2013—2018年，国内出版塞尔维亚文学作品在二十部以上，包括米洛拉德·帕维奇的三部作品《哈扎尔辞典》、《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双身记》，作家与其夫人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的合著作品也被译介。《捕梦之乡—— 〈哈扎尔辞典〉 地理阅读》是作者陈丹燕“循着小说的阅读脉络，回溯了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东正教的严肃幽远”，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环境的体验札记。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系列，选择了思尔江·瓦里亚莱维奇、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奥利维亚·杰尔凯茨、麦加娜·诺瓦克维奇等作家的五部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丝路文库”收录了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三部著作《德里纳河上的桥》、《萨拉热窝女人》和《特拉夫尼克纪事》。罗马尼亚文学比较受到关注的是诺曼·马内阿的作品。2015年，马内阿的《索尔·贝娄访谈录》、《流氓的归来》、《黑信封》、《巢》和《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等作品相继出版。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雨鼓》、《长城》、《事故》、《破碎的四月》、《亡军的将领》和《金字塔》等著一经问世，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作为国内介绍外国文学的重镇，《世界文学》这些年来也发表了不少东欧文学小辑，比较重要的有：2011年的罗马尼亚短篇小说选和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小辑、2013年的罗马尼亚情感小说小辑、2013年的波兰女诗人安·卡明斯卡小辑。自2016年以来，《世界文学》又相继推出了匈牙利作家马利亚什·贝拉、纳道什·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作品小辑、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斯维拉克作品小辑、爱沙尼亚作家海希斯·海因萨尔作品、波兰作家姆罗热克小小说选等内容。《世界文学》关注东欧文学的办刊思路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发展关系一脉相承，甄别作家的思想性、作品的艺术性和经典性更是具有相当的高度，《世界文学》仍是我们阅读东欧文学的一扇前沿窗口。

十年来，东欧文学的翻译如百花齐放，而东欧文学文化研究也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2011年，《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第5 期的“十年特辑”，回顾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东欧文学概况，在这以后每一年的“年度文学”期号中，我们都能看到上一年进入国际视野的东欧文学概况，比如近年来被持续关注的作家纳道什·彼得、诺曼·马内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伊斯梅尔·卡达莱等，还有如摩尔多瓦、波黑、保加利亚等边缘国家的文学作品也进入了东欧文学年度回顾的视野。

另外，在年度文学方面，金莉与王丽亚主编的《外国文学通览》分别回顾了2016年、2017年的世界文学概况，其中2016年总结了阿尔巴尼亚文学、保加利亚文学、拉脱维亚文学、塞尔维亚文学和匈牙利文学；2017年总结了阿尔巴尼亚文学、保加利亚文学、波兰文学、克罗地亚文学、拉脱维亚文学和塞尔维亚文学的情况。

在文学译介全面铺展的同时，东欧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了纵向深入的趋势。柯静的《伊·卡达莱作品中的四个“他者”》（2014）以贯穿卡达莱作品始终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身份认同为主题，抓住卡达莱善用反面“他者”建构阿尔巴尼亚民族自我认同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在民族主义、社会认同、东方主义、巴尔干主义和国际关系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解析其作品中阿尔巴尼亚民族四个“他者”的呈现与演变以及相关的政治、历史背景，对冷战期间及之后阿尔巴尼亚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进行梳理，揭示阿尔巴尼亚民族身份认同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论证东西方夹缝中弱小民族身份认同的政治性、易变性和实用主义倾向。

景凯旋的《在经验与超验之间》（2018）从文学、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多维角度，围绕东欧作家的问题意识，梳理和分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该著提出了20世纪下半叶东欧文学具有的特殊地位，作者认为，东欧地区这些思想性、知识性的作家在面对传统价值消亡的现代危机，在强调生活世界的同时，也在重新追寻失去的意义，探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现代性等时代问题，也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强烈不安，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与西方现代主义迥然相异。

在中东欧文化交流领域也有三部力作值得关注。由张振辉先生翻译的《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2013）收录了17世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在中国传教时撰写的研究、论述、报告和信件。卜弥格在向欧洲介绍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成就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几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对中国当时政局的变化，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习惯和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都进行了极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卜弥格有关中国动植物和中医的著作更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足以展现出他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和汉学者的深厚造诣。

丁超教授和宋炳辉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2015）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对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文学交流综合研究的专著，着重考察了中国文学与中东欧地区主要文学之间长期以来发生的事实联系和生成背景，揭示并描写许多原本生动多姿而如今已隐晦难辨、鲜为人知的状态和情景，比较全面、客观、系统地还原或记录了中国与东欧各国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中外文学交流史》为中国与中东欧文学交流单独设卷，在国内外都属破天荒之事，这显示了策划者求索创新的学术理想和文化担当，也反映了学界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和建构方面的一种整体意识和系统思考。这一著作的问世，对于当前蓄势重启、备受瞩目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和人文交流来说，无疑有着总结历史经验、弘扬文学传统、推动创新发展的经世致用意义。

2017年，在中国与中东欧文学交流领域的另一部力作，宋炳辉教授的《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一书重新修订出版。该著以东欧文学在中国为焦点，切入了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本书选择现代中国视阈中最具典型性的弱势民族文学，即东欧诸国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作为主要论述对象，这样的设定除了意图勾勒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及其影响的历史性线索，以弥补汉语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忽视的环节外，也有意从这一典型性的中外文学关系维度对中外文学关系及其研究历史做出自己的考察。此次的修订版，删除了前一版中关于日本、俄国、意大利等国家文学一节的分析及整个南北欧地区的概述，增加了晚清民初时期的内容，将论述焦点集中在东欧地区，强化了对中东欧作为地理、政治、文化与文学在历史时空，尤其是在中国视阈中的整体意义的论述；另外，修订版还增加了近六十年来国内相关译介与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交流蒸蒸日上的今天，东欧文学的翻译仍有无限的空间和美好的前景。尽管波、捷、匈、塞等国已有大量经典作品被译介进来，但中东欧七国仍有许多国家的大量作品仍在国内读者的视阈之外，需要学界的继续努力才能一一填补空白。另外，很大一部分东欧文学的翻译仍有赖于从英文转译，只有小部分作品得以从原文翻译，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东欧语言翻译人才的匮乏。同时，与西欧北美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相比，建立一种东欧各国文学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范式仍然迫在眉睫。相信在如今国家高度重视、学界热情高涨的氛围中，东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