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我国研究人员在西方古典文学及文论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古典名著的翻译亦有新的进展，质量也有所提高。古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早年曾在美国、希腊雅典攻读古希腊文学和文化，1934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并从事古希腊文学翻译，如《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俄狄浦斯王》、《波斯人》等。195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古希腊文学研究和翻译，直至去世，是我国在这方面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1978年后主要成果如下。译著：《琉善哲学文选》（选编并主译，1980），《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1981），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86年开始翻译，至去世，委托王焕生续译完后半部分，1994），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订本，1982），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1991），《古希腊汉语词典》（与水建馥合编，2004）。主要著作：《论古希腊戏剧》（1985）。王焕生于1975年底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来外国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主要工作成果如下。著述：《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1998），《古罗马文学史》（2006；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08），《西塞罗 〈论共和国〉 导读》（《西方学术名著导读丛书》，2002），《古罗马神话传说》（2010）。以上各项著作在国内都是开创性的。翻译：《伊索寓言》（与罗念生等人合译，1981）、《古罗马戏剧选》（与杨宪益等合译，1991）、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罗念生合译）和《奥德赛》（1994—1997），等等。其中《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于1999年获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奥德赛》于2001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追加奖。

专著方面有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1998）。此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技艺、语言、修辞、神学等诸多方面对柏拉图的诗学和艺术思想展开了研究，凭借语义学的有力支持，对一些重要概念（包括“情节”、“模仿”、“诗”、“词语”、“艺术”、“诗人”、“灵感”、“回忆”、“德性”、“美”、“善”、“心智”、“辨析”、“形”、“虚象”和“限度”等）进行了背靠柏氏学术系统的剖析，揭示了柏氏学术思想视阈下的诗艺观的精髓。他的《神圣的荷马》（2008）认为荷马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两部不朽的诗篇，还因为他深湛的诗学。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荷马其实也是一位诗论家。荷马并不愚守古老的神赋论，提出了“自我教授”和诗歌来源于目击者讲述的重要思想，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本书还探讨了希腊智识的起源，发现了“塞玛”（sēma）的作用。塞玛出自秘索思，却又对接逻各斯，身份独特，地位重要，是连贯展示希腊思想的中枢。此外，塞玛偏重于实证，因而又可与侧重于理性分析和阐释的逻各斯形成某种形式的分工，是西方建立在细致观察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以及后世成规模出现的实验科学实际上的（概念）“鼻祖”。书稿提出了（研究者们或许应该）从逻各斯的单行道上转身，开始从整体上用“二元”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观点。

相关学术论文有陈中梅的《在柏拉图的对面——读孔子关于“学〈诗〉”与“言 〈诗〉”的论述有感》（《人文新视野》第二辑，2004），该文认为柏拉图严厉批评诗歌，将其置于知识级次的最底层。柏拉图相信，认识事物，关键在于认知它的本质，辨析能帮助哲学家探察事物的机理，尽可能精确地揭示“它是什么”。与柏拉图截然不同是，孔子盛赞诗歌，很大度地将其纳入了自己的诗教体系，坚信诗是可靠的知识之源，可以成为弟子们为学和修身养性的正当起点。孔子教导弟子们学《诗》，待后者学业有所成就后又把他们引向研究的高层，鼓励他们言《诗》，将有效掌握知识与人的道德修炼以及社会责任感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精湛的言《诗》展示治学的最高水平。他的《荷马诗论》（《意象》2008年第2期）认为：以为荷马只是一位史诗诗人的观点当然是片面的。但是，即便承认他在哲学、神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农艺、艺术和语言诸多方面的造诣，如果不提他对西方诗学之形成所作出的原初贡献，我们对他的认识依然会留下遗憾。荷马诗学是他的艺术论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熟程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大大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写作西方文论史，学界已习惯于从柏拉图开始，此文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起点前推了大约四百年。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同，国内相当一部分外国文学研究者，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教学工作者，也在大量著述中探讨和涉及了古希腊罗马文学。比如由李赋宁先生等人主编的三卷四册《欧美文学史》（1999），朱维之的《欧美文学简编》（1999），仵从巨的《逝者说话——外国古典名著与文学大师》（1999），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史》（2004），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2006），以及华东六省一市高校编纂的《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1980）等有关外国文学及文学史教材大都涉及古希腊罗马文学。其中《欧美文学史》影响最大，其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系统梳理体现了我国有关文学史研究的水平。

最近十年，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由改革开放以来的跃进式发展转而渐趋理性，学者译介、研读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时体现出更为明确的主体意识。从古希腊文学研究来看，近十年所发表论文数量呈抛物线形，比如在“中国知网”上以“希腊”为主题检索，2018年有639 条记录，较之2017年的849 条、2016年的954条、2015年的1765 条来说呈下降趋势，而基本上回归到2004年（594条）、2005年（754条）的文章数量。以古希腊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为89篇，为近十年来数量最少，而与2008年基本持平。

具体看，近十年以来古希腊罗马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其一，研究格局的变化：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为古希腊罗马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学科互动十分明显，形成了古典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格局。这种新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基于对“言必称希腊罗马”之西方中心论神话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诸如埃及学、亚述学、梵学以及玛雅学等在中国的逐步建立和推进。从世界各区域文化互动的角度看，希腊研究者对希腊文化、希腊文学持更为审慎、清晰的态度。其二，理论思维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也刺激了希腊学界。希腊学者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不再以匍匐的心态仰视西方文明，而是更多地以批判吸收的态度对待西方传统。譬如，以往的希腊研究被视为高深莫测，似乎不懂希腊文就不能进入；而其他领域的研究则并无此限。近十年来，大量非希腊文专业研究者的进入为此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说明希腊研究已走下神坛。这种广泛参与恰恰有助于批判意识的增强。

准此而言，近十年来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研究成就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移译、细读和诠释；二是以古希腊罗马问题为中心，展开对西方文学、文化史上某些重要问题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从西方古典学出发，进行“现代性”研究，即立足于中国当下，从本土文化立场对中国现代化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

对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基本典籍的移译实乃基础之基础，也是十年来最显著的学科成就。其中老一辈翻译家继续推出重量级译本，如王焕生先生所翻译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作品不断重印之外，王先生还推出了《西塞罗文集》（2010）、《古罗马戏剧全集》（2015）等。这些译本皆有填补空白之功。其中，《古罗马戏剧全集》译介是我国第一次将古罗马戏剧以全貌形式展现，直接从拉丁文译出，收录古罗马戏剧完整或较完整传世的三位剧作家的全部作品：普劳图斯的二十一部剧本、泰伦提乌斯的六部剧本和塞内加的十部悲剧。古罗马戏剧虽不及古希腊戏剧璀璨绚烂，却是整个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前承古希腊戏剧的衣钵，后启欧洲戏剧的发展。贺拉斯也正是基于古罗马自身的戏剧实践，结合古希腊文学遗产，写出了著名的文艺理论著作《诗艺》。此外，《罗马的遗产》由牛津大学马格利特女子学院研究员理查德·詹金斯编著，由晏邵祥、吴舒萍译出（2016）。该专著从法律、艺术、戏剧、诗歌等多个角度探讨古罗马留给现代世界的宝贵遗产，以及它如何形塑、改变现代生活，富于启发与洞见。本书英文原著最早出版于七十多年前，现已成为介绍罗马世界成就的标准读物。冯伟2011年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的论文《罗马的民主 〈裘力斯·凯撒〉 中的罗马政治》，以莎翁的政治历史剧《裘力斯·凯撒》中的民主与暴政、民主与正义、民主与法治等众多政治哲学命题展开，论述其如何打破凯撒不朽的个人神话和布鲁图斯对于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理想。《裘力斯·凯撒》的意义还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缺乏宽容精神与法治保障下的平民政治一旦失去理性将会酿成何等的悲剧。

除了老一辈学者的耕耘之外，近十年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翻译有两大值得关注的动向，其一是丛书的大量出现，其二则是新生代译者的崛起。丛书中较为显眼的比如“日知古典”，其总体思路仿效英语界的Loeb 丛书，采取古希腊-汉语对照形式，为汉语学界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纳入该丛书的有不少名家名译，堪为希腊罗马文学重要参考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中的《古希腊古抒情诗集》为2018年重要成果，涵括百余位古希腊作家的诗歌一千五百余首，作者有阿尔基洛科斯、梭伦、阿尔凯奥斯、阿纳克瑞翁、西摩尼德斯、萨福等。该丛书由德国学者恩斯特·狄尔编选，由中国学者王扬翻译，皇皇四卷，是继荷马史诗之后的重要出版物。其他如刘小枫、甘阳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也是兼收并蓄，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经典进行了系统的译介和注疏。至于“汉译世纪学术名著”、“大象学术译丛”等等，皆含有大量古希腊罗马方面的经典移译或研究。

古希腊罗马经典的译者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长春等几个大城市，尤以社科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为代表，新生代译者群体也主要出自上述城市和高校。与老一辈学者的博通精专不同，新生代译者群体现出兴趣广泛、选题新颖的特点，翻译作品呈现跨学科、重理论等特色。比如由高建红翻译的雅克利娜·德·罗米伊《古希腊悲剧研究》（2017），不仅扼要而清晰地梳理了古希腊悲剧这一特殊体裁的诞生、发展、变化和没落过程，而且认为埃斯库罗斯剧作大多围绕“神圣正义”展开、索福克勒斯悲剧侧重于不可抗之命运主宰下的孤独英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自始至终受人物的激情掌控。作者将古希腊悲剧的衰落与雅典城邦的衰落、公民政治的一蹶不振勾连起来，折射“现代性”反思。此外还有程志敏的《荷马注疏集：英雄诗系笺释》（2011）、吴雅凌的《劳作与时日笺释》（2015）、罗逍然翻译的博伊-斯通《柏拉图与赫西俄德》（2016）、赵翔翻译的鲍勒《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2017）、张拉翻译的保兰·伊斯马尔《民主反对专家：古希腊的公共奴隶》（2017），等等。

立足于古希腊罗马研究，从文明、文化内部照鉴自身运动轨迹，从而更加深切地把握文化特质，乃是我国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向度。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陈中梅先生。近年来，陈先生持续关注西方文化基质的探索钩稽，对重新认识西方文化结构提出了理论框架。他的理论可归结为秘逻双轨理论，对诗歌与哲学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理性与启示等命题给出了独特的见解，阐释了由秘逻二元基质所派生、拓展的各种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达，并探究其可能的理论论域，对诸如博尔基、理查德·罗蒂、拉曼·塞尔登等的理论阐述一一进行评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加尔文、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等人的文本。陈先生的秘逻双轨论对西方长期以来的片面中心说（如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深刻反思，并对西方文化归纳出传统的两种根本视角，以此潜入古典文化传统的纵深，以二元视野观照西方历史，对我们认识西方文化具有启迪意义。其主要观点体现于《秘索思词源考》（《文学》2013年春夏卷及秋冬卷）、《模塑西方：荷马史诗的观念史意义》（《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等相关论文以及《希腊奇迹的观念基础：荷马史诗与西方认知史的开源研究》（2018）等著述中。李川的《论“谱属诗”：〈天问〉 与 〈神谱〉 比较研究》（2016）从理论高度界定“谱属诗”并以此开展对赫西俄德和屈原的比较研究，通过古典著作的现代解读和中西文献的平等对话，思考中西文化所共同面临的普适性问题。唐卉的《“史诗”词源考》（《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也对“史诗”一词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正本清源，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此外，近十年以刘小枫、甘阳等引入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为代表，经年移译该学派的著述，国内读书界一度形成施特劳斯热，并将其列为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并列的西方思想家。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将中国的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带入新的发展阶段，在经过反刍消化吸收之后迅速和本土国学热合流，成为古典学复兴的酵素。其中代表作品主要包括《施特劳斯注疏集》、《伯纳德特集》等。它们从政治哲学角度阐释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等古希腊经典作家作品，对拓展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多有助益。而中国学者自身的思考，则有刘小枫的《王有所成：细读柏拉图札记》（20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