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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十四 波斯(伊朗)、阿富汗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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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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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年以后,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全面复兴。这一阶段的整体综合性成果除了各种外国文学教材和外国文学史中的东方文学部分之外,重要成果有:高慧勤和栾文华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和高加索诸国由于其文学长期划在苏联文学范畴,故而21世纪之前尚未引起东方文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其中尤以新中国60年为主题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和以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为取法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陈众议主编, 2011—)、《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申丹、王邦维主编,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陈建华主编,最为引人注目。
关键词

文学

外国文学

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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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波斯(伊朗)、阿富汗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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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伊朗)文学一直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有关东方文学的各种专集和文学史中,波斯(伊朗)文学部分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篇幅。因此,新中国七十年波斯(伊朗)文学翻译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9—1966年,虽然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从1957年开始正式招收波斯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但由于人才成熟需要时间,因此这个阶段直接从波斯语翻译介绍过来的作品不多,其中有北大波斯语专业集体翻译的拉胡蒂的诗歌集《伊朗人民的呼声》(1958)和邢秉顺翻译的巴哈尔的诗歌集《朝霞的信使》(1965)。巴哈尔与拉胡蒂都是伊朗现代著名左翼诗人,他们具有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成为翻译介绍的重点。这个阶段波斯文学较多是从俄语和英语转译过来的,代表性译著有宋兆麟译自俄语的《鲁米诗选》(1950),水建馥译自英文的萨迪的《蔷薇园》(1958),潘庆舲译自俄语的《波斯短篇小说集》(1958)、《鲁达基诗选》(1958)、《赫达亚特小说选》(1962)和菲尔多西的史诗片段《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1964)。此外,《译文》1957年第8 期、1958年第9 期辟有“波斯文学专辑”,刊发作品皆译自俄语和英语;《译文》1958年第10 期还刊发了戈宝权译自俄语的《鲁达基四行诗十章》。这一阶段波斯文学研究主要是上述译著、译文前后以前言后记出现的介绍性文字。

1978—1989年,波斯语专业学者开始承担起了翻译介绍波斯(伊朗)文学的重任,代表性的成果有张鸿年译《蕾莉与马杰农》(1984)、《波斯文学故事集》(1984)和《果园》(1989),邢秉顺译《哈菲兹抒情诗选》(1981)和《巴哈尔诗选》(1987),张晖译《鲁达基诗集》(1982)、《涅扎米诗选》(1987)、《柔巴依诗集》(1988)和《波斯古代抒情诗选》(1988)。从第二外语转译的作品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有潘庆舲译自俄语的《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选》(1983)和黄杲炘译自英文的《柔巴依集》(1982)。

在波斯(伊朗)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时期除了上述译著的介绍性文章之外,还产生了一批述评,对波斯经典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展开分析,其中有元文琪的《波斯古经 〈阿维斯塔〉》(《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和《善恶·祥瑞·神权——波斯古经 〈扎姆亚德·亚什特〉 剖析》(《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及其刊于《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0、11、12、13辑的一系列有关波斯上古时期宗教神话的论文和有关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赫达亚特作品的论文《〈瞎猫头鹰〉:图像的人生哲理》(《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等,共计十余篇。王家瑛关于波斯古典文学的系列论文,涉及面较广,对鲁达基、欧玛尔·海亚姆、尼扎米、鲁米、哈菲兹等波斯古典文学代表诗人都有所论及,其中以《四行诗的源流、结构与海亚姆风格——兼论与唐绝句有无事实联系》(《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2辑)为代表的数篇论文对欧玛尔·海亚姆及其四行诗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哦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文艺研究》1983年第4 期)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性文章。这个阶段还尚未产生专著。

1990—2009年,我国的波斯文学翻译与研究日益繁荣,取得了较为丰硕成果。翻译方面完全由波斯语专业学者担纲,转译现象退出历史舞台。本阶段重要译著有:张鸿年译《列王纪》(节选)(1991)和《波斯古代诗选》(1995)、张晖译《卡布斯教诲录》(1990);波斯文学翻译的巅峰之作,是由张鸿年、宋丕方、穆宏燕、邢秉顺、张晖、元文琪、王一丹七人共同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丛书”共十八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丛书”在伊朗和中国获得了多项荣誉,并作为文化国礼在200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伊朗时赠送给伊朗总统哈塔米,两位领导人共同在该丛书上签名留念。伊朗政府和文化界盛赞中国波斯文学学者在翻译介绍波斯文学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盖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推出如此大规模“波斯经典文库丛书”的国家,该丛书对促进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在21世纪比较重要的翻译作品有元文琪译《阿维斯塔》(2005)、穆宏燕译《伊朗现代新诗精选》(2005)和《伊朗现代小说精选》(2006)等。此外,穆宏燕译萨迪克·赫达亚特《瞎猫头鹰》(《世界文学》1999年第1期)和胡尚格·古尔希里《埃赫特贾布王子》(《世界文学》2008年第2期)这两部作品虽然只是中篇小说,却在伊朗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上这些翻译作品为我国的波斯文学研究提供了充实的资料。

在波斯(伊朗)文学研究方面,论文数量成倍增长。《国外文学》1991年第1期“波斯文学研究专辑”刊发了十六篇相关论文,对波斯文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陶德臻、何乃英主编的《伊朗文学论集》(1993)共收录相关论文三十二篇。除了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有关研究文章和非波斯语专业学者的论文之外,波斯语专业学者发表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有张鸿年的《〈蕾莉与马杰农〉 与 〈罗密欧与朱丽叶〉》(《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王一丹的《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沈一鸣的《跨越时空的苏非经典——贾米的〈勒瓦一合〉 与刘智的〈真境昭微〉 初步比较研究》(《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元文琪的《贾米和他的〈拉瓦一合〉》(《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以及穆宏燕的《波斯中世纪诗歌中的苏非思想审美价值》(《国外文学》1999年第4期)、《波斯古典情诗中的喻托》(《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和《融会贯通东方神秘主义——塞佩赫里思想研究》(《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等。

此外,研究专著有张鸿年的《波斯文学史》(1993)、元文琪的《伊斯兰文学》(1995)和《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1997)、穆宏燕的《凤凰再生——伊朗现代新诗研究》(2004)等,这些著作使波斯(伊朗)文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元文琪和穆宏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波斯语学者,他们的研究注重从波斯宗教哲学的角度切入,对波斯文学进行分析和论述,呈现了波斯文学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阿富汗地区在古代一直臣属于伊朗,波斯语也是阿富汗国语之一,因此阿富汗古典文学与波斯古典文学不作区分,一般皆以波斯文学论之。我国学界对阿富汗现当代文学的关注十分不够,相关翻译与研究仅有闻迪的《阿富汗尼斯坦文学精品》(2003)和《阿富汗文存》(2003),以及穆宏燕的《阿富汗现当代文学一瞥》(《外国文学动态》2004年第6 期)。另外,张敏的《阿富汗文化和社会》(2007)一书对阿富汗普什图语文学辟有专章。

近十年,波斯古典文学与广义的伊朗文学研究,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起落。北京大学张鸿年教授于2009年6月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专著《列王纪研究》。2011年1月,穆宏燕研究员出版了《波斯古典诗学研究》。之后,原北京大学波斯语教研室三位建室元老曾延生、张鸿年、叶奕良相继离世。由于各种原因,几年间发表作品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只剩穆宏燕一位专职研究人员,其所发表十余篇论文涉及波斯古典文学与伊朗当代文学,乃至前伊斯兰伊朗文化与中伊文化交流史等方面。而波斯语专业人士之外,有关论述基本集中在《鲁拜集》及鲁拜诗体研究上,主要关注点是菲茨杰拉德英译《鲁拜集》,旁及鲁拜(或按维吾尔语习惯译作“柔巴依”)诗体在中国——主要是维汉两族,很少涉及这种诗体在波斯语的历史地位。

不过十年间当代伊朗文学翻译延续前十年的势头,又有穆宏燕若干译作出版,如《恺撒诗选》、《伊朗当代短歌行》、《萨巫颂》和《瞎猫头鹰》。北京大学年轻教师沈一鸣也译出了《灯,我来熄灭》。

最近几年,波斯古典文学译介和研究有了新起色。北京大学教师刘英军发表了《此味与彼味——中国与波斯古典诗学味论例说》(《国外文学》2018年第1期)。同时,《波斯经典文库》增容再版,不过增容并不代表波斯古典文学经典已经尽数收入,今后仍有进一步扩容的余地。

此外,随着内地高校纷纷开设波斯语专业,以北京大学波斯语教研室为根基的波斯语及对应文学研究队伍,人数上和分布地域都有了显著增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研究水平的大跨步上升。

阿富汗多数民族与伊朗多数民族同属伊朗语民族,且两地自有史以来关系密切。阿富汗两种官方语言中,第二种虽称作“达里语”,实际就是波斯语的阿富汗变体。波斯古典文学是伊朗、阿富汗,及中亚操波斯语各族人民的共同古典文学。而阿富汗近代以来的文学,无论是第一国语普什图语,还是第二国语达里语的,中国学界均很少关注。1957年出版的《阿富汗诗歌选》,系从俄文转译。季羡林、刘安武主编的《东方文学史》,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等,均有专节介绍阿富汗文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60年代普什图语专业毕业生虞铁根(笔名闻迪、闻耕虞等)是唯一一位从事过普汉二语种文学作品直译的专业人士,其所译普什图文学作品收入《阿富汗文存》、《阿富汗尼斯坦文学精品》(均署名闻迪,无正式书号);而张敏则在《阿富汗文化和社会》(2007)一书中,辟专章介绍普什图文学。但随着老一辈专业人士渐渐淡出(2014年虞铁根去世),该领域青黄不接的情况一时尚难弥补,尽管穆宏燕在《阿富汗现当代文学一瞥》(《外国文学动态》2004年第6期)一文中对达里语现当代文学有简单介绍。此外,虽然阿富汗文学作品不时有汉译出版,但都是从英文转译的,比如哈立德·侯赛尼(海峡两岸各种译作大多按台版译为“卡勒德·胡塞尼”)的“阿富汗三部曲”:《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响》。虽然这些作品在海峡两岸均有全译并再版,但涉及阿富汗文学方向的论文却基本仅仅局限于侯赛尼。然而,他这样已经加入美国籍且用英语写作的作家能否划归“阿富汗文学”的范畴,已经和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能否算作波斯文学译文一样,在理论上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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