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展开，总起来说，大致经历了如下的发展阶段。

翻译早于研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关注同样具有这一特色。1978年之前，被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宗教和古典经典作品、民间文学作品上。主要有时子周译《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纳训译《一千零一夜》三卷（1957—1958），后又多次再版。这一时期，被翻译过来的现当代阿拉伯文学作品为数不多，主要有秦星译塔哈·侯赛因的《日子》（第一部、第二部，1961）、冰心译纪伯伦的《先知》（1957）、冰心选译《沙与沫》（1963）等。

在研究方面，1956年马坚为纳训译《一千零一夜》作序，以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序幕。但截至1980年，我国专门研究阿拉伯文学的论文寥若晨星，基本上都是些一般性介绍文章。

1978年后，中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介呈现出新的面貌，被介绍作品的时间跨度逐渐拉长，涉及作家范围逐渐扩大，从知名作家到新兴作家，从经典作品到时下新作，从严肃文学到通俗文学，各种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著都开始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除少数译作外，大部分译作都能够准确地呈现原作风貌，译文或通俗流畅，或典雅清新，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水平。对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的翻译更是不断更新，一方面适应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翻译水准上力求不断实现突破和进步。例如，除《一千零一夜》、纪伯伦的作品被反复出版外，埃及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等大部分小说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当代知名作家作品有中文译本问世。截至目前，共有上百部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其中80%都是1978年之后翻译的。此外，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东方文学研究室学者郅溥浩翻译的黎巴嫩汉纳·法胡里著《阿拉伯文学史》（1990），成为研究阿拉伯文学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1978年后，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多，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并不断成熟。到2008年为止，共刊出论文近五百篇。综合来看，这些论文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覆盖面由单一到全面，由介绍性文章，逐渐发展到具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专业论文。涉及面不仅包括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也开始注重对古代阿拉伯文论、近现代电影等多方面文艺形式的研究，涉及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海湾国家等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作品，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等方方面面。从《古兰经》、阿巴斯时期诗歌，到近代埃及诗歌、戏剧革命，再到现代小说的诞生，国内都有论文进行分析、阐述。这表明，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已摆脱了最初重视经典文学的束缚，开始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二）对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的研究逐渐深入化。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对《古兰经》研究历来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刊出了《〈古兰经〉的文学探讨》（陆孝修、王复）一文，探讨了《古兰经》的文学价值及其对阿拉伯散文发展的影响。此后，研究学者们从多角度、多视点出发，研究《古兰经》这部阿拉伯文化、宗教、哲学经典。也有学者将其与其他宗教经典或史诗相比较，以此探寻其折射出的特殊历史、人文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孙承熙的《〈吉尔伽什〉 史诗、〈旧约〉和〈古兰经〉 中洪水传说及其相互联系》（《中国比较文学》1989年第3期）。

《一千零一夜》也是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重点。从1979年到2008年，有关《一千零一夜》的研究文章就有近四十篇，其中有些论文着重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或是经济面貌，也有些论文或从平行比较的角度，或从影响比较的角度出发，研究其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关系，这方面论文比较出色的有郅溥浩的《〈一千零一夜〉和中国文学》（《阿拉伯世界》1986年2月）、伊宏的《〈一千零一夜〉 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9辑，1984），等等。另外，郅溥浩还撰写了多篇文章，对《一千零一夜》中的多个母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还将其与中国民间文学相类比，发现了许多有待深入研究、挖掘的切入点，在这方面，他取得了前人未及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二十五万字的专著《神话与现实—— 〈一千零一夜〉 论》中。该著作在我国《一千零一夜》研究史中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大大深化了学界对这部文学巨著的认识，对后世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对著名的黎巴嫩旅美作家纪伯伦的研究，也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的论文主要分别从美学、文艺学、哲学等方面对纪伯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尝试挖掘其作品蕴含的艺术价值，也有将其与中国庄子哲学思想或是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的论文发表，遗憾的是，这些论文数量虽不算少，但其深度和广度还十分有限。截至目前，除了伊宏所著的《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1993）外，国内还没有深入地研究纪伯伦的专著问世，这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对埃及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马哈福兹给予了极大关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东方文学研究室学者李琛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与埃及电影》（《阿拉伯世界》1984年2月），是国内第一篇研究马哈福兹的文章。马哈福兹获奖后，有关其人其作的研究文章纷纷问世，仅1984—1989年六年时间，就有十七篇。此后，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热潮始终居高不下，1978—2008年共约有八十篇，为国内阿拉伯专题文学研究之首。许多学者将其与日本的川端康成，中国的鲁迅、巴金等进行比较，试图探析其作品内在的社会和思想蕴含，多数文章都以分析马哈福兹对社会、宗教的批判精神为主，张洪仪和谢杨主编《大爱无边》（2008）是一部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专辑。遗憾的是尚未有研究专著。

尽管取得了上述诸多成就，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仍较薄弱，近七十年来出版的研究专著屈指可数，且多为普及介绍类的读本，其中较为值得一提的是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2000）。这部著作从神秘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宗教与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关系，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堪称新颖、深刻，并且，这种单角度深入切入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此之外，仲跻昆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东方文化集成》（2004）可谓国内阿拉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共约五十万字，详尽介绍了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摆脱了过去学界只能通过阿拉伯原文史学著作了解其文学面貌的限制，增进了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

1987年，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每年召开学术会议，给国内的阿拉伯文学研究提供了交流信息、互助互进的平台。2007年，埃及作家黑托尼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访华，同年他的两部作品《落日的呼唤》、《宰阿法拉尼区奇事》出版，它们分别由东方文学研究室学者李琛和宗笑飞翻译并作序言。2008年，叙利亚旅法诗人阿多尼斯应北京外国语大学之邀访华，其诗歌集薛庆国译《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2008）中文译本出版。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发展。

最近十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阿拉伯文学研究迈上了新台阶，共计发表论文近五百篇，累计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论文发表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并大体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阿拉伯古典文学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明显提升，研究重点也较为突出，主要涉及《一千零一夜》、《卡里来和迪木乃》和比较文学等。前两者几乎占古典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计有《从 〈一千零一夜〉 到 〈安塔拉传奇〉》（邹兰芳，2010）、《〈一千零一夜〉 主线故事探源》（穆宏燕，2015）、《〈卡里来和笛木乃〉 及其西渐》（宗笑飞，2016），等等。此外古代阿拉伯文学与欧洲或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计有《试论阿拉伯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周放，2015）、《被忽略的一环——安达卢斯俚谣》（宗笑飞，2016）、《中国与阿拉伯—波斯文学关系的见证》（姑丽娜尔·吾甫力、米克拉吉·阿不来提、王媛，2016），等等。

其次，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研究一直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框架逐渐形成，对周边国家国情、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随之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心。2009年至2018年，近五百篇论文中有约五分之四为近现代阿拉伯文学研究。这些论文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由过去集中在几位重要作家作品，转向对多国别、多维度研究。纪伯伦、旅美文学、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等几个关注点一直是我国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这方面的论文近十年来有数十篇之多。但除此之外，许多敏感作家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渐渐进入视阈。其中《当代中国学者对阿拉伯文学流派的研究》（林丰民，2015）简要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阿拉伯文学流派的研究及其不足；研究埃及富有争议的女性作家的论文有《论女性自传主体的漂移性——以赛阿达薇的〈我的人生书简〉 为例》（邹兰芳、余玉萍，2010）、《将陌生的“母语”变为己有——论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对语言的探索》（牛子牧，2017）、《“我无畏末世火狱”——赛阿达维对“伪形化”的闪族一神教之批判》（牛子牧，2012）；关注叙利亚流亡诗人阿多尼斯的《阿多尼斯二元对立的精神世界——解读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李志茹，2017）、《“阿多尼斯的死与生”——青年写作刍议》（颜炼军，2018）、《从阿多尼斯的诗歌管窥“一带一路文学”新范式的未来》（张驰，2018）等。

二是重视热点地区和国家，如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等国别、区域文学现象、文学走向，乃至作家身份认同的分析和阐释。研究者们准确地把握住了动荡时局中阿拉伯文学的特殊性，并且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条分缕析地对流派、思潮进行深层探究，如《抵抗身份危机——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文学创作述评》（余玉萍，2015）从以色列巴勒斯坦裔作家群的“居间”立场出发，分析了作家对社会现实所采取的批判与拟仿、反抗与防守之态度；又如《离散群体视角下的阿拉伯战争文学书写》（史月，2016）、《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薛庆国，2016），等等。

三是注重及时把握和梳理当前阿拉伯文学。自2012年以来，《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每年都会刊登一篇阿拉伯文学创作的综述性文章，概括上一年阿拉伯世界的文坛动向，如《“革命”元年的阿拉伯文学：预警、记录与反思》（薛庆国、尤梅，2012）、《变革、反思、呐喊——2014年阿拉伯文学简述》（尤梅，2015）等，这些有助于国内学者以及读者及时了解阿拉伯文坛的最新成果。

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大，阿拉伯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者成功申请到了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等，这使得研究呈现出持续、深入的发展态势。短短数年，学者们陆续发表富有深度的阶段性成果，并且将它们不断完善、深化，最终以专著形式出版。例如，涉及专题研究的《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马征，2010）、《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邹兰芳，2016）、《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的小说叙事艺术》（汪颉珉，2016）、《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林丰民，2011）、《文化大背景中的阿拉伯文学和欧洲文学影响研究》（孔令涛，2014）、《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宗笑飞，2017）等，均由项目牵引。

此外，近十年来，不断有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以及文学交流史方面的专著问世，这也说明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更加系统、细致、全面。《阿拉伯文学通史》（仲跻昆，2010）洋洋百余万字，涵盖了自公元5、6世纪至20世纪末漫长时间跨度内阿拉伯文学的方方面面。其时间跨度之长，涉及国别之多，内容介绍之全面，均堪称国内之首。作者仲跻昆教授于该书出版的第二年获得了“谢赫·扎耶德图书奖”。此外，《阿拉伯古代文学批评史》（王有勇，2014）、《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仲跻昆，2015）、《阿拉伯文学史》（郑慧慈，2015）、《阿拉伯文学史纲：古代部分》（陆培勇，2015）、《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郅溥浩、丁淑红等，2015），各各精彩纷呈，体现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高度、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