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的文学伦理学研究出现回归热潮，并开始从文学伦理学研究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转向。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文学伦理学研究表明，文学伦理学不仅从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的挤压中摆脱出来，实现了文学批评的伦理回归，而且重新在文学批评领域崭露头角，形成了新的批评热潮。

在中国，文学批评有着深厚的道德批评传统，对西方伦理学批评似乎不言自明，因此没有注意到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新变化而把它当成过时东西忽略了。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把大量的西方批评理论介绍到了中国，但是我国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仍然是各种新型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对西方伦理批评的介绍和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迄今为止，有关伦理批评的著作仅有美国伦理批评家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及布斯的选集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布斯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和“20世纪后半叶卓越的批评家之一”，于2005年10月去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出版于1961年，不仅是布斯伦理学批评的代表作品之一，而且是布斯整个伦理批评体系的基础。布斯选择一系列重要作家，以伦理为主线，阐述了从中世纪作家薄伽丘到当代法国小说家格里耶的欧洲小说发展演变的历史。这部著作于1987经由周宪等人翻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宪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布斯的著作，1984年发表《现代西方文学学研究的几种倾向》的论文，在讨论作品社会学时就谈到了西方出现的伦理批评的倾向，指出其特点是“从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实现过程入手，具体地讨论作品在审美领域中所起的道德伦理功用，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以及文学传统和体裁发展演变的规律，作品的时间和空间生命力和价值构成方面的规律”。2009年6月，周宪主编的《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译文集精心选择了十七篇布斯的经典之作编选成书，可以从中窥探布斯整个伦理批评思想的发展过程。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由付礼军翻译的《小说修辞学》，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小说修辞学》是我国第一次翻译出版的西方伦理学批评家的著作，对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21世纪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几乎可以做到在我国同西方同步，西方新理论一旦面世，必然在中国引起反响，并被人研究和运用，如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等。然而在西方各色理论中，以非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与批评往往在中国最受欢迎和追捧，而伦理批评往往被看成传统的、保守的和已知的批评受到冷遇。尽管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在1987年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直到20世纪末，我国仍然鲜见对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介绍和讨论。不过，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研究文学伦理问题或从伦理视角研究文学的论文，如《哈代的“悲观主义”问题探索》（聂珍钊，1982）、《中世纪文学与伦理思想：爱、信、从》（唐涛，1988）、《当代美国文学理论》（程锡麟，1990）、《伦理价值与中西方古代文学批评》（苏桂宁，1994）、《伊朗、中国文学中伦理观念比较谈》（李文钟，1994）、《报恩与复仇——中日文学中被伦理强化了的主题》（徐晓，1995）、《试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程锡麟，1997）、《试论基督教伦理在西方文学中的演变》（夏茵英，1997）、《论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和意义》（李建军，1999）、《尊严维护与伦理实现——中西方复仇文学中主体动机意志比较》（王立，1999）、《在破译中重建秩序——试解西方文学阅读中的伦理难题》（李迎丰，2000）、《论环境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向玉桥，2000）、《〈魔鬼与上帝〉 ——萨特伦理思考的文学断案》（江龙，2000）、《日本文学三鼎足作品中的伦理理念剖析》（冉毅，2000）等。

在上述论文中，《当代美国文学理论》是程锡麟同布斯的访谈。这篇访谈以对话的形式介绍了布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学理论，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美国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程锡麟是四川大学的教授，是一位学养厚实、卓有远见、学风严谨而又为人谦逊的优秀学者，对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伦理学批评及其代表人物布斯有深入研究。他于199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第4 期上发表的《试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一文可能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伦理批评的论文。这篇论文对《小说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了梳理和总结，介绍了一系列诸如“隐含作者”（隐含作者实际上是就是读者的道德指导者）、“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叙述者”、“戏剧化和非戏剧化的叙述者”、“视点理论”等观点，重点强调了小说的道德和教化作用。这篇论文让中国更多的人认识到小说同伦理的关系问题，为后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做了铺垫。程锡麟还于2000年在《四川大学学报》第1 期上发表《析布斯的小说伦理学》一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把布斯的《小说伦理学》介绍到中国。《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不仅是集中体现布斯伦理学批评思想的最重要作品，而且也是美国伦理学批评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对《小说伦理学》的语境、理论构架、基本观点和批评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归纳总结，既有精当的引用，又有准确的评述。这篇论文在介绍和总结布斯的伦理学批评的同时，又把西方的伦理学批评传统以及其他伦理批评家观点结合在一起，细加评说。应该说，这是我国介绍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最重要论文。2001年，程锡麟和王晓路教授共同出版了《当代美国小说理论》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不仅对当代美国小说主要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有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客观阐述、评价了各自的理论基础、主要观点及其影响，而且还设专节介绍了布斯的文学伦理学。至21世纪开头，通过翻译进入我国的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著作、发表和出版的我国学者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著述文字，虽然不多，但是我国读者借此更多地了解了布斯，对西方的伦理学批评也有了较深的认识，这对于我国后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有关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和介绍，还有两篇值得一提的论文。一篇是《文艺研究》杂志发表的《艺术的伦理批评与审美批评》（凌海衡编译，2003年第6 期）。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以厄尔·卡洛尔提出的“适度的道德主义”（moderate moralism）和贝里斯·高特的“伦理主义”（ethicism）作为个案讨论艺术与道德及美学的关系问题，并没有涉及文学中的伦理批评的话题，但是文中讨论的艺术与道德及审美的关系问题，却是与伦理批评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另一篇是刘英教授在《南开学报》（2006年第5 期）上发表的论文《回归抑或转向：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刘英的这一篇论文从宏观上对西方伦理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进行归纳评述，从微观上对具体的伦理学批评的著作进行细致的分析，按照历史的发展对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梳理，总结出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几大特点。她的评述精当，见解深刻，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

从我国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著述来看，同其他西方批评理论如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等在我国的传播相比，除了对布斯有较多的研究和介绍外，明显缺少对伦理批评系统、全面的研究和介绍。如前面提到的除了布斯而外的其他伦理学批评家的代表性著作，目前我国基本上都没有译介。尽管如此，由于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即使有限的研究和介绍也会产生强大的推动。从2005年开始，伦理学批评在中国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名称开始形成一股强劲潮流，这有力地说明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既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同其他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接受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被接受在时间上要晚一些。一直到21世纪初，我国对西方的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和介绍都比较薄弱，也很少有人用伦理批评的方法研究西方作家和作品。在某些讨论文学伦理学的著述中，实际上讨论的仍是我国传统上的文艺理论，并没有从我国固有的文学理论的框架束缚中摆脱出来。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别关注的西方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其中都包含有明显的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这就为我国学者不断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基础，促使大家对文学进行伦理学批评的尝试。在中国学者中间，可以看到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伦理学批评领域做出的努力。1982年，聂珍钊发表的《哈代的“悲观主义”问题探索》一文，就是从伦理批评视角研究哈代思想的论文。在1992年他出版的《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一书中，不仅伦理的观点贯穿全书，而且在“哈代的思想和艺术”篇的开头，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哈代的伦理道德观”。他在2002年发表的《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一文，仍然是用伦理的观点研究哈代。在借鉴西方伦理学批评的基础上，他于2003年组织国内一些对伦理学批评感兴趣的学者，展开对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其成果于2007年以《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书名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出版。

从时间上看，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被接受始于2004年，其标志就是于当年6月和8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湖北宜昌举行的把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方法加以讨论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及聂珍钊于当年10月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第5期上发表的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为了解决文学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2004年6月，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了“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次会议上，吴元迈先生以《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英美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言，以钱锺书与卞之琳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品格为例，阐述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巴赫金的文学研究进行对比，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不研究中国文学实践，也不研究外国文学，一味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倾向提出批评，强调要注重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考、探索与建树。他尤其强调了文学批评方法的重要性，并列举一系列作家作品探讨不同文学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聂珍钊附议吴元迈先生提出的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题发言，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尽管西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影响和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我国在接受和运用西方批评方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暴露无遗，这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理论而无自己的建树以及理论脱离实际，认为这就是导致我们不能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原因。针对吴元迈先生指出的我国批评界存在的问题，聂珍钊在会上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试图以此来解决我国文学批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倾向。

2004年8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联合中国剑桥大学人文学者同学会、三峡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财经大学、襄樊学院等单位，在宜昌三峡大学共同举办了“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大会通过对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学术传统和批评方法的研讨，突出反对伪理论和倡导优良学风的主题，反思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吴元迈又一次出席了会议，作了《批评方法还是多元化好》的发言，再次强调文学批评方法要多元共存，文学批评不能脱离文学的实际，鼓励中国学者要勇于在文学批评方法上创新。王忠祥以《中西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思考》为题发言，在分析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继承、创新以及批评方法的多元化问题，指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和批评文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派。陆建德以《剑桥学术传统与文学批评》为题，回顾、论述了剑桥学术治学传统的来源及发展，强调了批评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英国文学批评重视文学伦理价值的倾向，认为这对中国的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聂珍钊在江西会议发言的基础上，以《剑桥学术传统：从利维斯谈起》为题，再谈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如今有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存在着理论自恋（theoreti cal complex）、命题自恋（preordained theme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的某个文化、美学或哲学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他认为这助长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不利于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而剑桥学者利维斯通过细读文本来发现作品中蕴藏的社会意义的批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范例，值得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剑桥留学归来的学者如曹莉、刘雪岚、黎志敏、高继海、王松林、梁晓冬、田祥斌等也在大会上发言，强调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中要反对侈谈和空谈理论，反对文学批评越来越远离文学文本的不良倾向。通过两次会议的研讨，大家基本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价值达成了共识，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4年10月，聂珍钊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第5 期上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第一次在我国明确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批评的对象和内容、思想与文学渊源进行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其文学的特性，以此表示对西方伦理学批评的借鉴和发展。接着，聂珍钊又在2004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第6期上发表论文《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以利维斯为个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进一步作了阐释。可以说，在众多新老学者的共同参与和推动下，伦理学批评于2004年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之名在中国实现了软着陆，成为学术界认可、接受和运用的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文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的数据显示，聂珍钊发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在2005—2006年外国文学研究中高被引论文统计中，不仅位居第一，甚至高出其他高被引论文近四倍，[※注]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学术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注。

（三）文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勃兴

2005年初，《外国文学研究》第1 期发表了一组专题论文，共六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从总体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起源、方法、内涵、思想基础、适用范围、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挪威奥斯陆大学克努特教授以易卜生的戏剧为例，不仅讨论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且就文学伦理学发表了自己的重要意见。王宁把生态批评同文学伦理学批评结合在一起，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其他批评相结合提供了范例。刘建军以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时期为基础，用比较的和多学科的观点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了进一步阐释。邹建军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讨论了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这些论文企图说明，要实现文学伦理道德价值的回归，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法。这一组论文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2005年10月，为了探索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广东商学院等在武汉联合举办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题讨论会。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来自全国各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集中就伦理学批评方法与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文学存在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批评、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伦理学批评方法同其他批评方法的融合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次大会共有十五人作了大会主题发言。王忠祥教授以莎士比亚为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文伦理学批评与审美的关系发表了看法，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蕴含了“道德的审美乌托邦”，所以才有了“永远的莎士比亚”。陆耀东认为从伦理的角度可以较全面地体察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性格和心理特征。聂珍钊从文学伦理学与现实的需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意义、对象、内容、原则等方面阐释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构建的框架。他以希腊神话为例论证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人类的一种伦理表达；以《哈姆雷特》为例分析作品中的伦理矛盾，认为主人公悲剧的本质是伦理的悲剧。陆建德研究员作了题为《阅读过程中的伦理关怀》的发言，指出阅读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呼唤读者的道德敏感的过程，作品的价值判断往往在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这就需要读者有较高的阅读品位。他从阅读的方法出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老练、敏感的读者，感受作品中的道德价值。其他大会发言人如曹莉、殷企平、王松林、宁一中、曹山柯、朱卫红、李增、罗良功、刘雪岚、颜学军、黎志敏等教授，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正如学界评价的那样，可以看成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勃兴的标志。

自2005年以来，全国有众多学者参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讨论，并运用这一批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中的理论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写作了一批学位论文，国家和政府也资助了一批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关的研究课题。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论文重点从理论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研究和讨论，代表性论文主要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刘建军、修树新）、《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几个问题》（陆耀东）、《文学伦理批评的当下性质》（刘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多元主义》（张杰、刘增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一隅》（朱宝荣、丁曦妍）、《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王晨）、《文学伦理学批评：内涵、目的以及范围》（蔡云艳）、《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李定清）、《卡塔西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叙事伦理批评原则》（季水河、李志雄）、《文学批评的童真回归——文学伦理学批评》（刘保安）等。另一类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论文，代表性论文主要有：《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聂珍钊）、《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王宁）、《伦理缺失·道德审判——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榆树下的欲望〉》（马永辉、赵国龙）、《从 〈弗兰肯斯坦〉看玛丽·雪莱的伦理道德思想》（龚雯）、《叶芝象征主义戏剧的伦理理想》（刘立辉）、《〈蝇王〉 中人物的道德伦理分析》（段汉武、黄青青）、《〈查特莱夫人〉的伦理学解读》（田鹰）、《血亲复仇中的伦理冲突——读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袁雪生）等。王松林教授评价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其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内涵，具有学术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品格，具有学理上的创新意义。“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还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服务，为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为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服务”，“对目前和将来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伦理道德秩序的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注]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有其重要意义。自2005年以来，这一类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把文学伦理学批评推向深入发挥了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至今已出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会议论文集，2006）、《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聂珍钊，2007）、《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王松林，2008）、《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邹建军，2008）、《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刘茂生，2008）共五种。其他著作如《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杜隽，2006）、《伦理的诗学：但丁诗学思想研究》（姜岳斌，2007）、《重建策略下的小说创作：爱丽斯·默多克小说的伦理学研究》（马惠琴，2008）、《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丁世忠，2009）等，也都从不同角度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展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在我国高校，还有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写作学位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如《加里·斯奈德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陈小红，2006）、《乌云后的亮光：索尔·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祝平，2006）、《趋向诗化生存：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伦理透视》（吴秀莲，2007）、《和谐与秩序的诗化阐释：蒲柏诗歌研究》（马弦，2007）、《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研究》（赵光慧，2007）、《论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杜娟，2008）、《论狄更斯小说的和谐家庭主题》（陈智平，2009）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运用也获得国家的支持，自2006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如《情感伦理与叙事：理查生小说研究》（朱卫红，2006）、《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李玫，2007）、《日本女性道德观的衍变研究》（王慧荣，2007）、《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祝平，2007）、《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小说的伦理主题研究》（胡强，2007）、《菲利普·罗斯小说研究》（袁雪生，200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一些省级社科基金，也资助了一批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与运用的课题。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这与它不同于西方伦理学批评的自身新特点密切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文学伦理学，因此它在中国的成长，已经不是西方伦理学批评的照搬移植，而是借鉴创新。同西方的伦理学批评相比，它有四大鲜明特点。（1）它将文学伦理学转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从而使它能够有效地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2）它把文学的教诲作用看成文学的基本功能，从理论上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设立了自我立场。（3）它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概念取代伦理批评的概念，并同道德批评区别开来，使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避免主观的道德批评而转变为客观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而解决了文学批评与历史脱节的问题。（4）它建立了自己的批评话语，如伦理环境、伦理秩序、伦理混乱、伦理两难、伦理禁忌、伦理结等，从而使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容易掌握的批评文学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文学伦理学批评才能从众多的文学批评中被重新发现并获得新的生命。

当然，文学伦理学批评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对研究的现状加以总结，厘清一些理论问题，处理好同中国文学、文学理论、不同的批评方法以及其他学科诸如伦理学、美学、哲学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它成为有效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在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生命必然依存于自己的创新特色，而不能是西方伦理学批评的翻版。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同西方的文学伦理学和伦理学批评渊源很深，同过去已经存在的道德批评有着天然联系，但它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国内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伦理学批评的论文中，相当一部分都把“伦理道德”的讨论虚空化了，往往只注重对作家作品的伦理思想、观点和倾向进行论证和评价，缺乏对文学作品深入细致的客观分析。目前有一些所谓的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论文，往往只是属于道德批评的范畴。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讨论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但这一批评方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探讨文学理论，而在于阐释文学作品，尤其是借助这一方法如何把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能很好地同伦理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其他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加自己的适用性。展望未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必然会在我国文学批评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促进中国的文学研究做出积极贡献。

总之，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尽管它在文学研究方面产生的作用刚开始显现，它的巨大学术潜力还有待我们不断发掘，但是它的社会和学术价值已经不容置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测，文学伦理学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被介绍引入中国，形成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对翻译介绍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进行考察，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三个大类。一是强调形式价值的形式主义批评，如20世纪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二是注重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批评方法强调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如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末我国文学研究中主要的批评方法之一。三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如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尽管上述批评用于文学研究也展开对文学与政治、道德、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研究，展开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但最后都还是回到了各自批评的基础如形式、文化、性别或环境的原点上，表现出伦理缺场的总体特征。

但是，在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时代，往往不仅新的流行方法大行其道，而旧有的方法或是传统的方法也不时显示出新的力量，在文学批评中发挥重要作用。纵观文学批评方法运用的历史，文学批评方法并不完全遵守新旧交替的自然进化规律，往往是新旧并存，中西融合，相互借鉴，并在多元并存和跨学科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催生出新的批评方法，从而为文学批评增添新的活力。21世纪初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在西方多种批评方法相互碰撞并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新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在西方批评话语中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选择，尤其是它对文学伦理道德的关注，使它显露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