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是伴随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以建立女性价值系统为目标的一种批评潮流。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在女权运动的实践中，女性们意识到局部利益的得失（诸如女性获得“教育权”、“参政权”及“婚姻自由”、“性解放”、“男女同工同酬”等权利）并不能改变女性在整个男权中心社会中严重缺席的现状，便逐渐摆脱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狭隘，自觉地将斗争的策略由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权运动调整到女性主义批评上来。它并不局限于对女性受歧视现象的针砭或对女人特殊性的强调，而是努力厘清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对西方知识传统和男权文化进行一次总的清算。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将一种新的视角——性别视角——带入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强调从历来被父权制文化排斥在一边的女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传统和批评标准，注重“性别意识”及文化建构，努力挖掘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批判性别歧视话语，描述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两性角色的独特视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潮流之一，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门“显学”。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与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外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其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80年代初期至中期）：介绍引进和崭露头角。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产生与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境差异。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原本建立在社会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但在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并不是为了指导妇女解放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实际上是包含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妇女解放目标的实现。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前社会生活中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妇女的困境与问题也并未终结。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引介，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人道主义思潮、人的觉醒直接推动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不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首先思考的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国内较早从事西方女权主义文学以及理论译介工作的学者首推朱虹。1981年，她在《世界文学》第4 期上发表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 〈美国女作家作品选〉》，介绍了美国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还编选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序言中，她评述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再次勃兴的历史背景、现实表现及其在历史学、思想史、文学创作及批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给国内广大读者介绍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之谜》、凯特·米利特的《性权术》等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这些介绍虽比较简略，但开启了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介的序幕。另外，朱虹还介绍了美国各科研机构和大学关于妇女研究及妇女研究课程的开设情况，让中国理论界对国外的女性研究状况有了初步的认识。朱虹的工作，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裘小龙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其中有六万多字的篇幅讨论美国妇女文学。这是首次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较为集中的论述。

总的来看，在8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各种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和得到热烈追捧不同，女权主义理论在国内的译介处于“波澜不兴”的状态，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主要译介工作多是由一些熟谙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动态的研究者、翻译者承担。他们在译介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同时，“捎带”把女性主义理论一并译介过来。其内容大多只涉及女性主义批评的早期成果，以及国人更容易接受的英美学派理论；而且多以一般性的介绍为主，阐发研究得不够。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有《“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谭大立，《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李小江，《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女人与小说”杂谈三篇》（黄梅，《读书》1987年第6、8、10期）、《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黎慧，《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女权主义”批评一瞥》（朱虹，《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 期）和《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王逢振，《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等。此外，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以“女性主义”命名的文学研究专著。

80年代前期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不温不火”，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普遍缺失。即使是当时的女性知识分子，“仍然更重视自己与男性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的同盟关系：共同反抗‘文革’时代的黑暗，共同拒绝‘文革’时代的重演”。[※注] 二是对政治的疏离。时人刚刚走出“文革”，对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西方理论普遍抱有一种警惕和抗拒的心理。因此，在文艺批评领域，大家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注重形式探讨的批评和“内部研究”方法，而女性主义理论恰恰是以其革命性、反抗性，以及关注作家的性别存在等特点著称，由此反倒限制了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步伐。

第二个时期（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大量译介和渐成热潮。国内真正具有一定规模地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特别是1986年以后，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进行了大量译介。这一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桑竹影、南珊翻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在我国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给正处于思想解放大环境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和考察世界的方法和视角，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更有学者认为《第二性》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正式出场。至此，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译介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始进入一个比较自觉的阶段。

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为国内关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女性主义理论的契机。198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同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这部书是国内面世的第一部西方女性文艺批评文集，汇集了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权威性论述。其探讨范围除文学外，还包括戏剧、电影、雕塑及绘画，较全面反映了女性主义批评各流派的基本面貌。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西方早期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澳大利亚著名女权主义运动家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欧阳昱译）。199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挪威学者托里·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赵拓译），这是一本在西方影响极盛的、试图建立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巨著，对国内读者全面了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有很大帮助。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9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这是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主要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十九篇论文，基本反映出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新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张京媛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她将“女权”与“女性”相区别，将Feminism一词翻译为“女性主义”。该书出版后，“女性主义”这一提法在国内盛行起来。

从女权到女性，这种改变不仅是措辞上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轨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将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阶段，要求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第二阶段是以性别差异反抗男性秩序，颂扬女性本质；第三阶段则是消解作为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元对立，在理论建设方面主张开放性地接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同样，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将Feminism理解为“女权主义”，在批评实践方面侧重描摹女性在历史、文化传统中被压抑被歧视的地位，倡导男女平权，批判男权秩序和文化传统。90年代，改用“女性主义”的提法则表明，中国文学批评界更为注重在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理论背景下探讨女性本质，建立女性文学传统。

伴随着上述译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国内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也同步展开，力图将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创作实践相结合。从1988年开始，《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刊物纷纷开设“女权主义”批评专栏；同年，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1989年，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考察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的研究专著，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

第三个时期（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理性反思和自我建构。20世纪80年代末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一次浪潮，1995年前后，国内掀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次浪潮。这一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这两次会议标志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向了繁荣。

1995年，又被称作世界女性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年”。国内妇女研究发展势头强劲，逐渐与国际女性主义研究交汇融合。中国出版界、知识界对女性问题的热情被前所未有地带动起来。在这一年，中国出版界成批量地出版了有关女性主义的著作。首先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经典之作《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王蓁、汪溪译），接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德语女性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E.M.温德尔的《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竣译）；还出版了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该书过对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在不同领域里的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书中的评论既肯定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特色，又指出了其不足，从而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女性主义平等对话的平台。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著作，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对于西方话语进行理性批判和平等对话的意识。其中，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都能从更广阔的社会性别的角度进入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批评，使女性主义有了更丰富的接受层面和更长久的理论生命力。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也能在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梳理中融入自身的理解。

与此相对应，国内知识界也掀起了整理、出版女性文化与文学丛书的热潮，如王绯与孙郁主编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王蒙主编的“红罂粟丛书”、陈晓明主编的“风头正健才女书”、陈骏涛主编的“红辣椒女性文丛”、钱满素等主编的“蓝袜子丛书”等，都产生了较大反响。

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不断阐发和本土学者自我意识的强化，国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也不断拓展，涌现出一大批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如《“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陈顺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刘慧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树明，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镜城突围》（戴锦华，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新潮女性文学导引》（荒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吴宗蕙，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陈惠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乔以钢，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典文学》（康正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屈雅君，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女性文学新探》（盛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自己的一张桌》（王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徐坤，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陈晓兰，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专著虽以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中国文学，但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达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自觉地反思西方权威，关注本土实践。我们认识到，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西方的现实差异，看到我国妇女问题和女性文学传统的特殊性，努力找到一种本土的言说方式，走出一条我国女性主义批评自己的道路。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进行文本分析时作情绪化的惊人之语，而是逐渐转向对女性文学传统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与总结，以及对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反思，从而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进入了理性反思，谋求自我构建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时期（21世纪初）：本土化和学科化。21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日益走向本土化，逐步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特点。一方面，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仍在继续，翻译出版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保持了与西方女性主义同步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力度，成果卓著。如《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宋素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林树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和中国》（罗婷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以中国女性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批评著作也先后涌现，如《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性问题研究》（李新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荒林、王光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王春荣，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李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乔以钢，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女性主体的祭奠Ⅱ：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林幸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西慧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杨莉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李有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文洁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王喜绒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的专门性的学术团体与组织机构先后成立。1987年，李小江在郑州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世妇会”带动下，中国大陆高校中成立的相关学术机构不断增多。1995年，借“世妇会”的东风，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女性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女性主义批评学科化的开始。作为女性文学最具影响的全国性学术团体，该学会成立至2009年，已召开过八届学术研讨会，协办过三次国际国内相关会议，与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牵头主持了两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的评奖，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内不少高校在本科教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相继开设女性主义批评课程或研究方向。女性主义批评已经进入高校的教材中。2007年，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女性文学教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将正式作为一门具有学科规范的课程进入高等教育的课堂。同时，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学科化的讨论文章较多，有代表性的有刘思谦的《女性文学：女性·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屈雅君的《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化建设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乔以钢的《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等。另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2006年开始出版了荒林总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这套丛书由《中国女性文学读本》、《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选》和《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组成，是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

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学科。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学者走向共识，即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为思想资源，以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为生存土壤，以女性主义写作为实践基础，以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为独立前提，解构传统文化范式，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在走向成熟，日益成为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问题。首先，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建设仍显滞后，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及其女性文学的特殊性的强调，以及重复解读针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抗议性书写的文本，从而忽略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性别意识与种族、阶级、文化、时代的复杂纠缠关系等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女性生存与写作的困境提供有力的理论援助。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加强对本土思想资源的研究和利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在西方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生成的。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盲目迷信西方理论预设，丧失本土意识，缺乏分析、批判地搬用移植，将会造成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本土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殖民地”格局。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只有坚守本土，发展自身的特色，才会避免走入批评误区。

其次，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惯性模式需要突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习惯从社会—历史模式出发，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较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即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研究女性文学，导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了一种浅薄的社会学的批评。同时，由于盲目跟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路向，执着于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象从20世纪80年代广泛关注社会生活的所有女性创作，减缩为具有鲜明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文本。批评目标定位的单一，也带来批评视野的偏狭。这种欠缺妨碍了对文本价值的探寻。简单化、表面化的阐释，往往使批评如隔靴搔痒，难以形成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互动互益、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实际上，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者不要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定在女性主义，而要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思路；应该摆脱单一的、狭窄的性别视角和方法，从而构建开放的多元化的批评空间。

最后，需要克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贵族化”倾向。孙绍先曾经指出，今天相当一部分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还是没有走出小的知识圈子，显得多少有些与中国民众文化现状，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文化真实相疏离。的确，中国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业。他们接受“女性主义”更多是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进行学术研究，而并非将其作为实践的手段或者信仰。因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颠覆性”在中国同人身上显得有些矫情。[※注] 这样的后果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往往不为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始终只能停留在书本上。中国女性主义批评需要真诚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贴近最广大、最普通的两性生存境遇，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变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经历了从被拒斥到接受，再到本土化、学科化的曲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从边缘转移到了中心。

总的来说，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也是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显现和提升，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女作家都是以自觉的女性主义眼光来思考和写作的。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显著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化传统和性别规范。性别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切入，大大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乃至语言文字学等的研究空间。女性主义已成为参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建构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