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如果不考虑其复杂的学科历史而只是做简略的学科概括，其实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专门性比较研究。它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国际间的文学理论关系史，也研究并未有事实联系，但基于人类文学共生共创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间文学理论问题。它与一般意义上文艺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从事比较研究者的“多语种”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在今日中国，文艺的理论问题之所以需要从跨文化的视野去研究，至少是基于这样一些重要理由：首先是近代以来，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由历史造成的现代性落差；其次是自先秦孔孟和老庄以来，我们所拥有的，具有原创性话语特征的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资源亟待精神延续；最后是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欲望和策略。存在落差，拥有资源，具有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愿望，面对所谓“西方”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参照系，就不得不借鉴、参照、比较和游走于中西古今之间，以图通过所谓跨文化和比较性的对话，去发现自身，更新自身，以图实现中国文艺研究在21世纪的现代突围。这种学科选择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艺研究的现代性超越和世界性融入的大趋势。

也正因为如此，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不可回避和宿命般需求的学术命题。早在20世纪初，也就是学科化的比较文学理论尚未引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学者们就已经在自如地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问题了。譬如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等。据对1949年以前近三百余种国内比较文学论著和论文的统计，其中可以列入比较诗学研究范畴的就占四分之一左右。[※注] 而且，当时一些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往往就是以比较诗学为代表的。譬如朱光潜的《诗论》（1942）、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等。由王国维开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原则，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以及钱锺书所谓“取资异国”，“颇采‘二西’之书”，通过互参互照，“以供三隅之反”（《谈艺录·序》）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有着自觉的学科价值理念和问题意识。在这些主张中，人们真正容易认同的往往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是“中体西用”，“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是对域外思想和方法的“同情的了解”（陈寅恪）；是“兼收西法，参合诸家”以达到“会通以求超胜”[※注]（钱锺书）的学术价值追求。他们试图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坚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注] 而无论是东方西方，人作为所谓无毛两足动物，也都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正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注] 也就是说，在深层的人性和文学艺术的本性方面，无论中外都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可以加以对话和沟通，而中国特有的传统文论思想资源，不仅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础和生长因子，而且于世界的文论发展也可以大有裨益。正是这样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原则，确立了现代中国比较诗学最有突破价值的研究理路。

如果我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研究能够始终遵循这些思想和方法理念去实践，则今日中国的文艺研究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局面。遗憾的是，在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将近三十年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文艺研究在中国内地人为地被忽略了。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中国内地的学术环境，除了如钱锺书这样的个别人，在私下仍旧做着自己的研究之外，在整体上基本上不可能开展什么系统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更不可能有专业论述的出版。在极“左”文艺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如果有谁斗胆把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作为建构革命文论的讨论基础和资源，其命运除了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对象，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更何况比较文学学科在当时的苏联早已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方法被批得体无完肤，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学学术研究又都是常常照搬苏联的体制，既然这种学术路径在当时的苏联已经是过街老鼠，那么，在中国它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出笼了；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文艺思想除了更僵化，“左”得更过分以外，其理论体系与话语格局也并无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较诗学的研究除了销声匿迹，似乎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命运。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此一时期中国没有比较诗学的研究，但它们主要由海外和台港的华人学术界来加以推动的。事实上，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学科化的比较诗学，在西方也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成气候。从70年代起，它很快被引入中国的港台学界，那里的学者一方面承继了“五四”以来中国学人的研究传统，例如叶维廉在他的代表作《比较诗学》的序言里，就曾经谈到自己在治学路上受到“五四”精神和诸如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郁达夫、茅盾、钱锺书、陈世骧等人的影响。他说：“像我的同代人一样，我是承着‘五四’运动而来的学生与创作者。‘五四’本身便是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题。‘五四’时期的当事人和研究‘五四’以来文学的学者，多多少少都要在两个文化之间的运思方法、表达程序、呈现对象的取舍等，作某个程度的参证与协商，虽然这种参证与协商，尤其是早期的作家和学者，还停留在直觉印象的阶段，还没有经过哲学式的质疑。”[※注] 可见，“五四”的的确确为后人提供了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和海外华人学界，相对于大陆无奈的文化封闭的情形，他们已经可以更方便和更直接地去领受真正学科化国际比较文学潮流的影响和刺激。尤其是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相当多的人是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院校的比较文学系或者英美文学系受到系统的西方文化和理论训练，这基本上决定了他们的学术选择和问题倾向性。检索那个时期台港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以叶维廉的《比较诗学》为代表，比较诗学领域可以说是当时比较文学研究的突出亮点。除此而外，周英雄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郑树森的《现象学与文学批评》、王建元的《雄浑观念：东西美学立场的比较》、古添洪的《记号诗学》、张汉良的《读者反应理论》等，都具有强烈的比较诗学特色。其中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以一种至两种西方理论为参照，较为深入地去考察中国文论的问题。在研究重心上，这一批学者比较优先处理和侧重于探讨的，往往是诸如中西共同理论规律的追寻，某种跨文化普遍使用的批评架构的探讨等。他们的学术追求目标在于，认定从诗学发展本身的地域差异和文化个性出发，中西双方甚至世界各民族的理论，都应该具有各自的原创价值和世界贡献，也都有权利和资格具备谈论的元语言性质，因此，不能因为对方一时的话语强势，便放弃自己的理论自主性，甚至成为别人理论框架的填充物和延伸性的注脚。而任何跨越文化地域的诗学阐释，也就是所谓比较诗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双向性的互释互证，只有把它们放到一个平等的谈判桌上，一个可以互相提问的话语平台上，去谈判、对话和协调，这样，才有可能去探求真正的所谓理论的普遍性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处于当时中西文化语境不平等，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发展落差较大，语言和学术意义的世界地位失衡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些理论逻辑和学术见解贯彻到底？以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力量和学术身份，试图将中国的诗学理论推向世界，并得到普遍性认可的努力，有时候往往会遭遇西方理论话语世界不屑地转过身去的背影，这也许正是在出现了80年代的台港比较诗学理论研究高潮之后，海外和台港的比较诗学研究又一度沉寂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内地比较诗学学科发展的学术机遇，是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而出现的。三十年间，因为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和资源土壤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很快成长为世界比较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一翼。

回首历史的轨迹，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8）：学科自觉意识的觉醒。

这一时期的开始，无疑是以1979年中华书局一举推出钱锺书四巨册的《管锥编》作为标志的。该书承继了作者《谈艺录》以来的研究风格，却进一步打破了更多语言、文化和学科界限，以更加广博的知识面和跨文化涉猎展开视野。作者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老子王弼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种经典为对象，旁涉中英德法多种语言，千余种中外著述的材料，旁征博引，探幽索微，针对中国学术和文论话语的表达和存在特点，力求从中探讨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艺现象和规律性问题，并且将它们置于国际学术文化的语境和材料中加以现代性的处理和确认，一举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打造起一座跨文化学术和文论比较研究的丰碑。

《管锥编》涉及的学术面相当广泛，并不全是比较诗学的问题，但是，其中关于中西文论与诗学关系和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无论在方法、范式，还是学理思路方面，在这一领域都有深入的推进和原创性的发明，更不用说丰富厚实的材料和众多新颖的见解了。在宏观历史的较长时段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学术的进步与时间的进化演进是相应的，但是，在诸如十年、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意义上，后来者，却未必就能够超越它的开创者，而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比较诗学研究中，钱锺书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创者。他让后来者为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原创性成果而骄傲，同时也面临难以超越的沮丧。

诚然，钱氏的学问是不能以一个什么比较文学家或者比较诗学家去加以概括的，但是，他在文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跨文化研究理路，却为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开出了示范性的路径之一。正如在和张隆溪的谈话中，钱锺书先生就曾经指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注]

继钱锺书之后，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积累也陆续问世，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周来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蒋孔阳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以及杨周翰的《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在这些著述中，普遍都具有明显的比较诗学研究特点。例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与此前所谓“龙学”著作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引入了西方文论的观念作为参照对象；而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过程中，中西方的对话总是在他的闲庭信步过程中碰出火花；至于杨周翰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首任会长，他的著述更多了一份学院派比较研究的学科严谨，在他的笔下，许多17世纪英国作家的知识结构中，关于中国的叙述和传说，竟然不断成为其创作想象力的重要基础，而当弥尔顿乘着想象的中国加帆车在“失乐园”中疾驰的时候，中国这个被想象改造过的东方帝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人世界意识和美感诗学的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88—1998）：体系化学科建构的努力。

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学术的普遍复兴性建设。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大好时光，作为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85年秋季，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成立。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曾经在1988年于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开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复兴的意义，他说：“我们学会近期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秋季成立。中国人在历经数载文化隔绝后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是预示人类复兴和人类自我弥补能力的有希望的征兆之一。”[※注]

在这一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进展迅速。新起的国内一代学者，明显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经验和成就；海外华人学界的学科知识和成果；国内文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理论和方法热潮。由此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比较诗学研究对于中国文艺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意义，于是在这一领域急起直追。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末，比较诗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界的研究声誉日隆，每三年一届的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诗学专题讨论的参与者众多，成果也不断丰富。这些成果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与前一时期都有新的开掘。有的注重研究具有历史影响关系的中西文论关系史梳理；有的注重对中西诗学之间某些概念、范畴的比较研究；有的则尝试展开中西诗学宏观层面的总体把握，如认为西方诗学偏重于模仿、再现、写实、求“真”，而中国诗学则偏重于物感、表现、抒情、求“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早期倾向于异同罗列和差异区分，这一时期则普遍转向于将诗学问题纳入现象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来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之上，很快便出现了把微观的概念比较和宏观的文化探求结合起来的著述，也出现了试图系统清理中西文论和美学体系关系的专著。

十余年间开始陆续有较多专门的成果问世，作为比较诗学和广义跨文化文论研究著述的出版一时相当普遍，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从1988年至1998年，出版的相关专著和论文集就已经超过了五十种。主要的著述有：《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以单纯的中西范畴比较研究见长；《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作者虽声称主要不是以诗学和比较诗学为主题，但是作者的审美阐释学立场和明显的中西作家二元对立比较模式，使其在比较诗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角度独树一帜；《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张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作者对于中西美学和诗学范畴系统差异的精当把握和细致入微的分析，读来说服力很强；《西方文论述评》（张隆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则是借助中国的观念介绍西方文论，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颇有深意；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试图体系化地去梳理中西诗学的主要线索节点；此外还有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周来祥与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该辞典眼界宏阔，立意高远，遍邀国内文论各领域的学人共同撰写，在中国文论研究史上，第一次把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朝鲜文化地域的文论和美学思想与欧美诸国的诗学观念平等地加以梳理和重点介绍，东西方文论观念范畴和著述理念都融于一书，进行整体全方位总体性的平等介绍，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面和严谨的范畴阐释和理论资源空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论研究中，提到外国文论一直以来总以西方为中心的写作倾向，为学界所称道。

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比较诗学著述的学科化、体系化尝试目标非常明确，研究者往往具有自觉的比较诗学方法论意识；在研究视阈方面，既有对中外诗学比较的逻辑起点、学术向度和可比性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又有对相近诗学范畴和命题的横向比较和价值钩沉，也还有从文学阐释学和价值本体角度去展开的学术追问，均试图进一步将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尤其是90年代末，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又出现了具有研究疆域突破性的扩展。首先，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把印度、日本、朝鲜、越南、阿拉伯等民族文论也纳入研究的范围；王晓平等的《国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则将诗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海外汉学领域。其次，是研究视角与方法日益丰富，如王岳川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著述，钱中文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叶舒宪、萧兵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人类学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等等。最后，在研究的层次上也不断有所提高，如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等，开始尝试从哲学和审美本体论的高度去关注跨文化的文艺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比较诗学学科化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就是，“比较诗学”作为一门研究生课程，开始出现在国内的研究生教育讲坛，在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较大的发展。譬如，最先被批准的比较文学博士点，其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是以比较诗学为主，例如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首先确定的培养方向就是比较诗学方向；而暨南大学的博士点则是认定为比较文艺学方向；至于四川大学的博士点则选择了以古典为主的比较文论的方向。因此，从根本上讲，它们的基本研究方向实际上都是“比较诗学”，而且研究的重点普遍都是放到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领域。只不过由于各自的专业强项不同，而各自的表述和侧重点不太一样罢了。

这一时期以来，由于队伍的壮大，参与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以及教学培养中的师承关系等等，国内的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开始分化集结，出现一些各具特色的重点研究群体。

譬如以北大、社科院、北师大为主的华北地区的学者群体，比较重视西方诗学理论的引进、译介、传播和消化；重视基本诗学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的研究；近期更关注中国文化经典中的跨文化诗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力图站在思想文化和现代性宏大叙事的高度，重新去读解翻新经典中的诗学意义，从而引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研究命题。在此后一个时期出版的北大等高校比较诗学博士的著述中，均可以见到这种突出的研究侧重。譬如中国诗学阐释学的现代意义问题，与此相关的言意问题，隐喻、反讽、象征诸形态的转换生成问题，跨文化诗学中的“时间”问题，叙事问题，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产生和外来影响问题，基督教思想中的诗学问题，《诗经》的解释学问题，《孟子》及其先秦儒家著述的意义生成和对话研究，隐喻的跨文化研究，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小说理论的生成问题，钱锺书的诗学研究范式和成就，等等。

以四川大学为主的西南地区学者群体，则主攻文论总体规律和传统中国文论名著的阐释，后期也关注中国文论和思想经典在西方“理论旅行”的遭遇问题。时有热点问题抛出，引发学界争论。譬如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失语症”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等。他们强调对于中国文论体系价值意义的挖掘、对中国古典阐释学理论的宏观考察、对中西诗学概念的异同比较、对传统诗学名著如《文心雕龙》等的理论现代性申说，以及从非主流的民间立场对于诗学问题的颠覆性批判建构，等等。

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华南的学者群体，一度更注意从哲学、宗教、语言和美学等层面去追问和辨析诗学的问题，尤其注意佛教与中国文论的关系、现象学意义上的传统诗学理论还原、基本诗学概念的生成性追问等。除此而外，国内也还有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致力于比较诗学的课题研究，有的侧重对于中西比较诗学海外资料的整理；有的着重对跨文化的理论交往和对话理论的探讨；有的发掘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对于跨文化诗学交流的意义；更有的从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的多种角度，试探重新建构和叙写中国的文论话语；等等。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界对于文论的比较研究有越来越重视的趋势。1995年8月，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外国文学所两个研究所和一批重点高校发起，成立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并在济南召开了成立大会和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意味着在原有的比较文学队伍之外，一大批国内文艺研究的精兵强将，从学科意义的认同上进一步开始致力于中外文艺理论的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把研究的重心和主要的项目放到了比较诗学领域，开始对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文论和诗学关系按照国别和文化地域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一套国别性的比较诗学丛书也有望在几年后问世。

第三阶段（1998—2009）：学科研究的渐次成熟和文化身份觉醒。

走进21世纪，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正方兴未艾，渐入佳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日益加快。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向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全面普及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知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初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和兼顾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二是组建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机制，譬如团体、杂志、丛书出版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管道等；三是由于三代人的努力，积累了相当的学术研究经验和可观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比较文学在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体制中的地位从最初的不被重视，到一步步得到国家机制的承认。1995年北大召开“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家教委主任亲自出席作报告；而2001年北大召开“多元之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教育部副部长也亲自与会。尤其是1998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被国家认定为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隶属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此正式实现体制化，一整套学科教育体系的框架不容分说地开始快速形成。与此同时原先所有的大学中文系的“世界文学教研室”，也变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课程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都开始向比较文学倾斜。这样的学科规模，即使是与西方比较文学发达的国家相比，也已经算得上是洋洋大观了。尽管这当中始终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整体上讲，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之后，比较文学终于在学科体制建设方面迎来了大发展的局面，它正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与时俱进地走向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历史趋势。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了它的发展新阶段。可以说，随着21世纪初对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总结反思的展开，在整个文艺学领域和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以中外文论的历史和平行发展关系研究为主旨的比较诗学的研究分量和学术价值变得愈加突出。原有的研究群体格局正在发展，作为比较文学重点学科的北大和川大等高校，都在比较诗学领域加大了研究力度。新的研究群体也正在崭露头角，国内不少院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以及文艺理论学科，例如北师大、人民大学等，许多都不约而同地把研究侧重投注到了比较诗学以及相关的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比较诗学也成为研究基地的学术方向，重点科研项目和学科发展生长点的重要学术选项。

所有这些，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比较诗学的研究，亦即中外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坚实地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它已经不再是比较文学界一家的重要学科分支，而是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界的共识。

这一时期国内比较诗学各研究群体的研究呈现出了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趋势，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其一，是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并逐步超越以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为研究重心的倾向，开始关注和清理中国传统文论在本土以外的传播、影响和意义。毕竟自20世纪以来的近百年间，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论的译介和研究相对而言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仅仅是在北美和英国等其他英语世界里，到2000年为止，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专著、专题论文和翻译评述，可以统计到的已经超过了五百余种，中国不同时代的文论著述和各体文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关注。尽管中国文论的西传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引进相比，但是这种双向的交汇和相遇，毕竟实现了材料的大量译介和积累和人才造就，而面对研究上不断深化的要求，进入中西诗学之间正式的对话和比较就是研究者的必然选择。在21世纪研究深化的今天，重新去回溯这一历史的过程，从而可以将我们的问题意识建立在一个比较理性和明晰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清理和读解中国文论的海外流传事实，认识和借鉴相关的学术成果，开始成为新阶段比较诗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96年乐黛云等就率先编译了《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黄鸣奋出版了《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均对英语世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和重点介绍。2000年王晓路由博士学位论文改定出版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西方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专题著述陆续得到译介出版，一时间对中国文论经典海外译介的研究成为关注重点之一，借助现代阐释学、译介学、语言学等对这种现象展开的研究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四川学界成为风气，至今不衰。另外，对于包括印度、日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方文论及其与中国文论关系的研究渐成气候。严绍璗对东亚文化圈中汉文学及其所在国家文学观念形成的关联研究，关于超越东亚话语的特殊性而寻找普遍性的主张，黄宝生、郁龙余等对印度古典诗学的系统研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向着西方理论一边倒的倾向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其二，则是学界在跨文化诗学研究的深度上，逐渐超越了因误解比较方法而引起的简单化二元对立分析的模式，以及脱离文化共创复杂语境，急功近利地试图迅速找到所谓中西共同诗学规律的“乌托邦”努力。在文论研究的侧重上，从“比较”开始走向了“对话”，从外贸式的争“盈亏”走向了探索文化“共创”的内在机制和问题。学者们开始尝试从学术史发展的文化差异和思想史发展的不同脉络去探讨各种文论关系问题。例如张隆溪创意于国内，完成于北美并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道与逻各斯》一书，1998年被翻译回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其关于文论对话的阐释学机制的深入分析对学界影响颇大；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对“诗学”概念范畴有相当深入的追问。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关于问答逻辑、提问原则、方法结构和深度模式的梳理等，都无疑是诗学比较研究提升性思考的进一步开启。与此同时，学者们和新晋的比较文学博士群体于前期启动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纷纷结出硕果。譬如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曹顺庆等编写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版）、史成芳的《诗学中的时间观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代迅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耘华的《阐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张沛的《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这些著述不少都是由较为扎实的博士学位论文改写而成，在学理上有着较坚实的资料基础和较严密的问题逻辑，而且宏观式的全景梳理有所减少，专书专题的论述逐渐增多；肤浅的价值判断减少、深入的分析越来越多；情绪化的民族文化浪漫情绪减弱，理性的对话增多了起来，学术层次无疑有了较大提升。而作为“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成果的论文集《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许多论述也广泛涉猎了上述命题；另外一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乐黛云教授75华诞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收录了十多万字的专题论述；与此同时，由周启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集体著述，数量达八十万字的两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分别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推出，以其不同语种、不同国别专业学者的研究实力，对俄罗斯以及斯拉夫文学理论、印度古典诗学、日本文学思想、欧美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及其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为这一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而所有这些都突出地成为学科化渐次成熟阶段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进展的标志。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学术突破，则是从近几年开始，中国比较诗学界结合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开始理性地反思自身的学术文化身份、问题意识确立和方法学的结构问题。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重要的理论研究层面，既有的学科史清理已经证明，比较诗学在欧美的发育和生成，在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在真正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实践范畴，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晚了好几十年光阴。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应该有理由和有学术资源为它的学科范式建构和方法学形成展开主动的提问，既有的研究实践也应该生长了一些新鲜的知识内容，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当代中国学术还缺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现代“文化自觉”和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使得我们在学科理念上一味以欧美为标尺，将他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将他者的范式当成自己的范式，将他者的标准视为自己学科的标准。于是，我们的危机意识往往不是来自自身研究，而是来自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动向，来自国际年会和美国学界的学科阶段性报告，甚至是国际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的风向。而一旦西方学界反思性地宣布“学科之死”，本土中国学界常常就会陷入学术上的危机境地。

而实际上，面对欧美学界学术反思的再反思，将有可能把我们真正逼回到中国比较诗学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原点上来，使我们重新审视自钱锺书以来中国比较诗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事实上，欧美的比较诗学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具有希腊罗马本源类似性的文化传统，其所谓比较诗学，一直局限在“文类学诗学”，即有些学者所谓“比较诗艺”的范畴，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韦勒克、艾田伯（René Etiemble）、谢弗勒（Yves Chevrel）、迈纳（Earl Miner）、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人的努力]才逐渐转向跨文化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研究成果也相当有限。而中国学者从20世纪初以来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了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起点上，即所谓“文艺学诗学”的范畴，并且出现了《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鸿篇巨制和众多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六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最近三十年的努力，总的趋势是从非学科化零散研究向学科化的系统研究整体推进。状况尽管众声喧哗，泥沙俱下，但一条基本向上的演进线索和范式构建轨迹还是可以辨认。譬如，从理论概念范畴的简单1+1配对式（如迷狂与妙悟）比较，走向共同论题（如言意关系）的多方对话式探讨；从以西方理论为范式去“整合”中国文论到寻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补；从野心勃勃的要建构统一“普世性”理论，到主动解构自身，尝试去搭建包括非西方理论（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内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多元复数理论的对话平台；从借助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倡导开展“国际诗学关系史”研究，进而认识到当今世界理论本身的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特性，从而倡导广义的，包含文化思想史反思的比较诗学研究，进而倡导在中国传统文论甚至东亚文艺理论的研究上超出特殊性的局限去寻找普遍性问题，尝试主动提问和自觉建构本土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论体系，从多元文化共创的思路去探讨国际间文学理论问题，等等。由此可以见出，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确具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问题意识和发展路径，并且已经初步摸索出了一些较为适合自身文化和理论特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径，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总结和重新去认识其价值意义。

总之，文艺研究的跨文化向度和国际化特征，无疑是21世纪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而比较诗学的内在理论逻辑正是要求超越单一民族文化的视野去看待和处理文艺命题，因此，它与世界文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任何一种地区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现代西方理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文学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普遍国际化的语境中，都将会遭遇到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都将面临对话沟通的迫切需求。而未来的中国文论现代性命题和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建设目标，也都将期待在古今中外文化间不断的比较、对话、沟通和共创的过程中去逐步推进。因此，尽管人们可以对比较诗学作为学科研究的理解不同，命名不同，说法不同，进入和研讨的方向也不尽相同，然而，总体的目标都是试图从跨文化的路径去深入文艺问题的内层，从不同角度去逼近问题的实质。就此而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重要分支的比较诗学，此前曾经为推进中国的文艺研究现代化进程有过自己的贡献，而在未来的岁月中，它仍将注定会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