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韦勒克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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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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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各种流派杂然纷呈,相互交织。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或者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文学伦理学等,它们或多或少对我国的文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远景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文学并存交流的美好的、和谐的图景。针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朱立元进而阐述了作者、作品、读者, “文学:三环节交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以及文学存在方式对“社会交流活动”的依存关系。 |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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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文学批评 美学 文学理论 伦理学 比较文学 文化 主义 生态 结构主义 文艺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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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韦勒克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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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是20世纪世界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比较文学家和思想史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韦勒克的文论著作与文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六十年间,中国学界对韦勒克文学理论与批评进行了全方位的译介与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汉语语境中的韦勒克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韦勒克文论在中国所产生的话语变异尤其值得关注。
(一)新中国语境与韦勒克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
1949—2009年六十年间中国文论发生了多次话语转型,韦勒克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受到中国文论发展过程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初始引介时期:1949—1979
韦勒克生于1903年,40年代起开始在西方学界受到关注。但新中国成立以前,韦勒克与中国学界只有零星的关联。李赋宁和周珏良先生40年代负笈美国求学期间曾听过韦勒克的课程并阅读他的著作。1949年至1979年,西方美学与文论在中国的研究一直受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左右,全面、客观的研究几乎处于缺席状态。韦勒克与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ism)同样如此。
60年代,为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动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得到了一些复苏。此时的韦勒克已经在西方世界声名鹊起。他于1949年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一起合写的著名的《文学理论》一书已经成为新批评文论的经典之作。1955年,韦勒克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单独出版了《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1950)的前两卷,即第一卷《18世纪晚期》(Vol.1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和第二卷《浪漫主义时期》(Vol.2 The Romantic Age),这标志着韦勒克8 卷本西方文学批评史浩大学术工程的正式面世。在此背景下,韦勒克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流派之一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
60年代左右,石俘翻译了韦勒克(此文译为“魏列克”)的《批评的一些原则》(《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期),蒋孔阳翻译了韦勒克(此文译为“魏列克”)的《20世纪文学批评的几个主要倾向》一文,刊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8 期。袁可嘉的《“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应当时政治任务需要将韦勒克列为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猛烈批判。
在初始译介期,中国文学界对韦勒克的了解相当粗浅,其理论对中国文论与批评基本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2.影响扩张时期:1979—1989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西方文学与文论研究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韦勒克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被大量译介,并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时期中国学界最早提到韦勒克并给予很高评价的是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1979年,朱先生修订了他最早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美学史》。在新版书末的“简要书目”中,朱先生提到了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从韦勒克学术生涯看,自从1955年出版前两卷后,韦勒克曾于1965年再次出版第三卷《转折时期》(Vol.3 The Age of Transi-tion)和第四卷《19世纪晚期》(Vol.4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第五卷和第六卷一直等到1986年才出版。这样,朱先生只列出了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前四卷,并且特别注明“编者只见过第一二两卷”。朱先生评价这本书时说:“在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这部是后来居上的,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很丰富,叙述的条理也很清楚,但是观点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过分着重每个时代的个别代表人物,而对每个时代的总的精神面貌则往往没有抓住,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也没有足够地重视。”[※注] 朱先生的评价还残留着新时期初期极“左”文艺观的话语因素,但总的评价与看法仍然是中肯和深刻的。1979年,钱锺书出版了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经典著作之一的《管锥编》。在这部书中,钱先生数次引用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并运用“中西打通”的基本方法将韦勒克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平行比较。[※注]
此后,提及韦勒克和新批评的中文文献日渐增加。其中,杨周翰的《新批评派的启示》(《国外文学》1981年第1 期),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张隆溪的《作品本体的崇拜——论英美新批评》(《读书》1983年第7期),伍蠡甫、程介未的《现代西方文论简评》(《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等对中国学界理解和领会新批评和韦勒克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与此同时,韦勒克单篇译文开始散见于各种期刊和西方文论与批评文选。《文艺理论研究》杂志1981年第2 期刊出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黄源深译,作者名译为勒内·威莱克),1982年第3 期刊出韦勒克与沃伦《文学理论》中的《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一章(周纯译,译韦勒克为威莱克)。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收有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予译)。《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 期刊出王春元所译的韦勒克论文《文学的类型》。1985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干永昌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收入韦勒克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四篇:《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今日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这些文章多为黄源深所译。19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收有韦勒克论文三篇:《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予译)、《比较文学的名称和性质》(刘象愚译)、《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对比》(李广成译)。1987年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选有韦勒克论文三篇,即《20世纪文艺批评关于形式与结构的概念》、《文学批评作为术语和概念》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注] 1987年孙景尧选编的《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收有韦勒克比较文学论文两篇,即《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概念》(韩冀宁译)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评论史》(周宁译)。《外国文艺》1987年第4期刊载有《大学里的批评》(汤永宽翻译)。1987年第1 期《文艺理论研究》刊出杨正润译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1988年,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中译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1960)一文。在编者按中,译者还写道:“雷奈·韦莱克是新批评派中最不泥守信条的人,但是他对新批评的原则同样信守不渝,只是论证手法比较灵活。……作为一个杰出的比较文学理论家,他的眼界比其他新批评派开阔。”导言还认为,韦勒克的这篇论文是在新批评失势之时的“自辩”。[※注] 1989年,史亮编译《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书时曾得到了韦勒克的建议,并译出了他总结新批评派文论思想的重要论文《新批评:是与非》。《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5期则刊出《20世纪文学批评的六种模式》(柔之译)。
除单篇译文,韦勒克的著作在中国不断正式译介并出版。新时期中国第一部韦勒克译著出版于1983年11月,即林骧华译的《西方四大批评家》(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英文版1981年出版,是韦勒克为撰写《近代文学批评史》20世纪部分的前期成果。短短两年间,中国就出版了中译本,这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学者对韦勒克的高度关注。1984年12月,韦勒克与沃伦合作的《文学原理》由刘象愚等翻译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重印该书,总印数达到四万四千册。1987年3月《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由杨岂深、杨自伍合译并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了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本书全文译出英文原版中十余篇论文,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20世纪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与结构概念》、《文学研究中的巴罗克概念》、《比较文学危机》等。1989年,刘象愚从韦勒克的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和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1970)两书中将专门研究文学思潮与运动的概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巴罗克”等术语的文章合编为《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刘让言将韦勒克为W.B.弗莱施曼主编《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一书所撰的长篇文章全文翻译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并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注] 1989年10月,杨自伍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3.深入译介时期:1990—2009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一个专业主义的历史时期,韦勒克的著作继续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不断出版,中国韦勒克研究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在著作方面,韦勒克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在杨自伍的翻译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全部出齐。其中,第三卷《过渡时代》出版于1992年,第四卷《19世纪后期》出版于1997年,第五卷《英国批评1900—1950》出版于2002年,第六卷《美国批评1900—1950》出版于2005年,第七卷《德国、俄国和东欧批评1900—1950》出版于2006年,第八卷《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批评1900—1950》出版于2006年。此外,第五卷还出现了一个中译单行本,即章安淇、杨恒达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1900—1950年的英国文学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批评的概念》则由张金言译出第二个中文本,于1999年出版于中国美术出版社。2005年,刘象愚等在编辑“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第一辑时推出了《文学理论》中译本的修订版。这个修订版以二十年前的中文第一版为基础,着重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原版中错译、漏译、误印、误植等处进行了纠正;二是进一步统一了译名、增加了译注和中文索引,并将书后尾注换为页脚注;三是刘象愚撰写了一篇导读性文字代替了第一版中王春元的“中译本前言”。[※注] 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和《辨异:续 〈批评的诸种概念〉》作为第二辑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研究方面,本阶段出现了三篇专题研究韦勒克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两篇略作修改后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版),另有硕士学位论文六篇,这标志着韦勒克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拓展与深化。这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对理论的拯救——韦勒克文学理论思想论纲》(陈菱,1998)、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韦勒克诗学研究》(支宇,2002)、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雷纳·韦勒克》(胡燕春,2006)。本时期韦勒克文论成为硕士研究生选题对象,主要有《文学批评的批评》(支宇,四川大学,1996)、《论韦勒克的文学内部研究》(王娟,新疆大学,2004)、《韦勒克“批评的概念”的文艺学及批评学意义》(张海燕,广西师范大学,2004)、《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李阳,东北师范大学,2005)、《韦勒克文学批评史观研究》(张存锋,山东师范大学,2005)和《韦勒克“内部研究”论重估》(余燕萍,河北师范大学,2008)。随着研究的深化,以韦勒克为论述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该往更加细腻的专题研究方向发展。
至2009年,韦勒克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基本已经译为中文,中国学者继续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
(二)中国学界韦勒克研究的主要范式、成就与不足
从现有成果看,中国学界在韦勒克文学理论体系研究、韦勒克比较诗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韦勒克文学史观研究和批评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绩。
1.韦勒克文学理论体系研究
韦勒克在20世纪世界文论界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为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既是对英美新批评派文学观念最重要的系统论述,也是韦勒克个人多年学术素养的理论结晶。中国学者高度评价韦勒克的文论体系,并全面、深入地剖析其理论特征与内部结构。
中国目前公开出版的首部韦勒克研究著作是支宇的《文学批评的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首篇博士学位论文(尚未公开出版)是陈菱的《历史对理论的拯救——韦勒克文学理论思想论纲》。支宇的专著以深入阐释韦勒克文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和主要问题为目标,其基本观点是,韦勒克诗学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并存与交融,哲学基石是现象学方法,理论渊源主要是现象学文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英美新批评,核心观念是“结构”范畴,逻辑起点是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三大理论板块是文学结构本体论、文学作品层次论和文学研究方法论。此外,该专著还对韦勒克文论的文学本质观、文学批评观、批评史观、文学史观和比较文学观等进行了专门论述。在研究方法上,这部专著采取多向层次的比较和多维视野的观照,以20世纪西方文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双重变奏为经,作家—作品—读者的两次理论转向为纬,力求将韦勒克放到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中去分析和考察。该书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论证,对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提出并阐明了一系列有新意和深度的观点和见解。陈菱的论文是我国首篇专论韦勒克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主题是从西方文论思想的历史变迁中来审视韦勒克的文论体系。论文紧紧抓住韦勒克“透视论”观念,深入阐释了韦勒克在本质与现象、变与不变、一与多之间辩证折中的学术特征与基本方法,并从文学本质论、文学存在方式论、批评史观等角度予以深入解读。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韦勒克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为中国学者深入研究韦勒克的文论体系开拓了学术空间。可惜的是,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一直未以专著形式公开出版,且因时间较早,网络上无法查询,许多韦勒克研究者很难全面了解其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
就单篇论文而言,新时期以来研究韦勒克文论体系的论文多达数十篇。80年代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有:王春元的《〈文学理论〉 中译本前言》(见韦勒克《文学理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刘象愚的《韦勒克和他的文学理论》(《文谈》1986年第1 期;《20世纪文学理论概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林大中的《文学的纯文学研究——评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读书》1986年第5期)、康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地位——兼谈韦勒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4期)、周珏良的《对新批评派的再思考——读韦勒克 〈现代批评史〉 卷六》(《外国文学》1988年第1期)等。90年代比较重要的论文主要有:胡苏晓、王诺的《文学的“本体性”与文学的“内在研究”——雷纳·威勒克批评思想的核心》(《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李凤亮的《功能·尺度·方法:文学批评何为——重读韦勒克札记》(《暨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4 期),陈菱的《“透视论”:一种经验性的阐释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何仲生的《韦勒克批评理性的困乏》(《浙江学刊》1999年第4期),杨冬的《另一种学者 另一种风范》(《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等。
2000年以后,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更加丰富,重要的论文主要有支宇的《韦勒克文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周颖君的《韦勒克的文学本体观》(《思想战线》2001年第3期)和《论韦勒克关于文学外在关系的阐释》(《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刘上江的《关于转型期文学价值取向的思考——解读韦勒克、沃伦》(《学术论坛》2001年第3期),支宇和罗淑珍的《西方文论在汉语经验中的话语变异——关于韦勒克“内部研究”的辨析》(《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6期),徐葆耕的《科技时代的诗之惑——回眸韦勒克与瑞恰慈之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支宇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韦勒克文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文学结构本体论——论韦勒克的文学本质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 期],温潘亚的《文学史:文学共时结构的动态史——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 期),胡鹏林的《文学分类研究的重新审视——兼论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的“三分法”》[《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 期],董学文和李龙的《雷·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彭彤的《多元文论话语中的韦勒克批评理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5 期),陈峰蓉的《透视“经验的客体”——谈韦勒克、沃伦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胡燕春的《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雷强的《试论英伽登现象美学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等等。
另外,还有学者在其著作或教材中对韦勒克进行了专门论述。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多次论述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和作品层次论。盛宁的《20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美国文论史的背景下论述了韦勒克文论的独特价值。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韦勒克的批评方法论进行了专门论述。杨冬的《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第六章“20世纪后期的文学理论”中设专节讨论韦勒克。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对韦勒克进行过简要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韦勒克比较文学观研究
韦勒克是世界文学界一位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从他的文学理论出发,韦勒克提出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比较文学观点,在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学者对韦勒克比较文学观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其中最全面和系统的是胡燕春的著作《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雷纳·韦勒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对韦勒克比较文学观念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将韦勒克放入比较文学学科史的发展长河中进行定位与审视,不仅高度肯定了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贡献,同时对此局限也提出了中肯的评价。本书从“影响研究论”、“平行研究论”和“跨学科研究论”三个方面来共时性地勾勒韦勒克“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比较文学观,对某些中国学者视韦勒克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代言人的倾向具有纠偏正误的学术作用。在资料方面,本书运用《康德在英国:1793—1838》(Immanuel Kant in Eng-land 1793-1838,1931)、《英国文学的兴起》(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1941)、《捷克文学论》(Essays on Czech Literature,1963)、《对照:19世纪德、英、美三国之间的理智与文学关系研究》(Confrontations: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England,and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65)等中国学术界评述较少的韦勒克著作进行分析与论述,深化了中国学界韦勒克研究视野。
中国学者在其他一些文献也对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进行了研究。干永昌在《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序言中将韦勒克与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一同视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该书的前言《比较文学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和韦勒克论文中译文之后的四篇后记对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进行了较为准确而清晰的论述。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三章“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学科理论研究”(支宇撰写)以韦勒克为核心,深入阐释了美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除此之外,中国比较文学教材都有对韦勒克比较文学观的介绍与评述。比如,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不仅在第一章讨论“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时引述了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两篇文献,而且在第二章“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中将韦勒克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其生平和主要著述予以专门介绍。再如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第二章“比较文学的性质、范围和意义”对韦勒克的文章进行了引证,第三章论述“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对韦勒克又进行了重点介绍。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教材与专著基本如此,兹不赘述。
在单篇论文方面,胡燕春取得的成果最多。她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过程前后,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最后都收入其专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雷纳·韦勒克》。这些论文包括:《论雷纳·韦勒克对于诸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论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实践中的跨学科维度》[《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 期或《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论雷纳·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本体视域》[《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贡献述评》(《天中学刊》2008年第1期)、《论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实践中的自然科学维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论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之中的影响研究实践》(《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论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实践中的历史维度》(《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雷纳·韦勒克的比较文学学科本体论述评》(《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论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实践中的艺术维度》[《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论雷纳·韦勒克的平行研究视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 期]等。另外,支宇、罗淑珍的《西方文论在汉语经验中的话语变异——关于韦勒克“内部研究”的辨析》(《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凌英菲的《新时期韦勒克 〈文学理论〉 在中国的再版及其研究情况》(《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胡燕春的《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研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和《雷纳·韦勒克文学研究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对韦勒克在中国的接受与流传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梳理。李卫涛的《从韦勒克、艾金伯勒到伯恩海默至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轨迹》(《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刘郁琪的《唯美与形式:王国维与韦勒克文学观念之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胡燕春的《从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看中国的文学史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和《论雷纳·韦勒克对诸种文学流派的参照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在比较诗学视野下对韦勒克文论进行了讨论。
3.韦勒克文学史观与批评史研究
西方文论史上,韦勒克的文学史观和批评史独具特色,中国学界对此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韦勒克文学史观与批评史研究方面,重要的单篇论文主要有:杨冬的《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述评》(《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 期),金琼的《视域·方法·批评个性——雷内·韦勒克 〈批评的概念〉 研究札记》(《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胡燕春的《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当下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 期)、《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韦勒克批评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杜珊珊的《试论韦勒克文学批评观的现实意义》(《安康学院学报》2007年第6 期),姜辉的《知识考古学视阈中的韦勒克批评——以 〈批评的概念〉 为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等。
著作方面,除支宇的《文学批评的批评》和胡燕春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雷纳·韦勒克》两部专著外,中国学者还在一些著作中对韦勒克文学史观或批评史观进行专门论述。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葛红兵的《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对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有深入阐释。杨冬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韦勒克批评史观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中国学者其他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受到了韦勒克文学史论观的影响。比如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在绪论中对韦勒克多有引证。
与韦勒克文学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相比,韦勒克文学史和批评史研究相对薄弱,这还有待中国学者们继续拓展。
4.中国韦勒克研究的主要不足
根据上述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学界的韦勒克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不足之处仍然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材料与研究尚不全面。迄至2009年,韦勒克的著作尚有Immanuel Kant in England 1793-1838(1931)、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1941)、Essays on Czech Literature(1963)、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1970)、Confrontations: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England,and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70)、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1982)等未有中文译本。虽然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有所运用,但受制于国内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和语言限制,汉语学界的韦勒克研究还是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另外,西方学界也未编辑出版《韦勒克全集》,韦勒克尚有许多重要的单篇论文未收入其著作单行本,依据http://www.lib.uci.edu/libraries/pubs/scctr/Wellek/wellek/网站所收集的韦勒克文献资料,这样的文章尚不在少数。对这些论文,汉语学界的关注也还刚刚才开始。
第二,研究程度尚不够深入与开阔。就韦勒克文论整体研究而言,中国学者的深度与广阔度还有待继续拓展。在20世纪西方文论多元话语中,韦勒克文论独具特色,既具有优点又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盲点。中国学者现有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侧重于准确地理解韦勒克文论的基本框架与特征。即使这样,现有研究成果仍然还不够深入和细腻。作为韦勒克文论的逻辑起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究竟在其理论体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韦勒克文学结构本体论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是什么?韦勒克作品层次论如何界定作品的诸层次?韦勒克文论与批评史写作的关系如何?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论述与研究。在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上,虽然中国学者们也试图将其放置到西方文论与批评发展史中进行审视,以期揭示出韦勒克的独创性贡献,但是韦勒克文论与其他文论流派关系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单薄。比如,在韦勒克文论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现象学文论的同与异问题上,汉语学界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即使是韦勒克与英美新批评派其他理论家在文学审美特征和研究方法等的关联以及韦勒克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等许多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还未得到充分展开。
第三,研究视野尚不够独特和深刻。与西方学界相比,中国学者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研究特色和学术深度。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应该站在中国诗学传统的理论地基之上,以独特的中国文化身份参与韦勒克研究,从而取得西方学者无可比拟的理论眼光和成果。此外,中国学者研究韦勒克文论还是为了深化自身对文学这一文化形态和艺术门类的认识。作为一个独特的理论资源,韦勒克文论应该最终在研究过程中变成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有机养料和组成部分。在韦勒克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交往对话与理论融汇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尚显得非常单薄。
(三)韦勒克对新中国文论与批评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新时期的话语变异
韦勒克文论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与此同时,中国语境也使其话语功能与内涵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异。韦勒克对新中国文论与批评的影响与变异问题是中西文论交往对话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1.“文学研究向内转”:韦勒克与新时期中国文艺学
1949年以后,中国文论与批评的主导形态是社会历史批评。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文论发生了一个从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即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向注重文学的“内部”因素(即作家心理、情感、语言和形式因素)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韦勒克文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韦勒克文论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文学理论与批评“内部研究”(intrin-sic study)与“外部研究”(extrinsic study)的区分。1985年,刘再复将“近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倾向”进行了五点概括,其中第二点即是“由外向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到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研究,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注] 著名作家刘心武明确引述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来阐述“内部研究”,并热切地号召说:“我们亟需向文学内部即文学自身挺进,去探索文学内部的规律,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去探讨文学的本性。”[※注] 1986年10月18日鲁枢元在《文艺报》发表《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一文,进一步强化了韦勒克“内部研究”概念在中国批评界的影响。王春元的《文学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文艺报》1986年10月3日)一文将“内部研究”视为对“语言艺术的独特性”的研究。在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文学主体性”和“重写文学史”等理论论争中,韦勒克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向内转”倾向的形成与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批评家旷新年回顾说:“‘新批评’的理论家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也在80年代被作为文学理论的‘圣经’译介到中国并且发生了覆盖性的影响。《文学理论》所提出的有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剖析被奉为圭臬,由此发动了‘文学回到自身’与‘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潮流。”[※注] 借助于韦勒克“内部研究”概念,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与批评家们成功地将文学从政治工具论和机械反映论思维框架中挣脱出来,从而将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叙事手法和艺术风格等当作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
2.审美主义话语:韦勒克与中国当代审美主义话语形态
韦勒克文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符号结构”,具有“审美性”、“虚构性”和“想象性”多种特质。新时期中国文论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文学从政治宣传工具中剥离出来,恢复其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性属性。韦勒克文学本质论对审美、虚构和想象的强调和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使它对中国当代文论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韦勒克文学本质论认为,文学作品的本体是“审美性”的“语言结构”,文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就是这一“语言结构”的“审美特征”。所谓审美性,主要指的是文学作品在语言运用上的独特性质,即其运用音韵、节奏和格律等多种方式强化语音和文字方面美感的性质。在韦勒克看来,文学作品的“虚构性”意指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的交织体,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语言世界。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或戏剧,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要求我们不能将其看作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和真实再现。文学作品的“想象性”特征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特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通过语言的“符号结构”来反映社会生活,它与生活和现实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批评受现实主义美学影响,普遍将文学看作社会发展与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从“审美性”、“虚构性”和“想象性”出发,韦勒克指责现实主义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经常试图成为社会学家和宣传家,经常将艺术虚构与信息传达和实用劝诫混为一谈。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制作’(making),并且本身是一个由幻想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注] 韦勒克契合了新时期中国文论急切地想摆脱现实主义美学的时代需要,从而得到中国批评家的普遍欢迎。在中国新时期文论审美主义话语建构的过程中,韦勒克文论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3.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韦勒克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韦勒克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其比较文学观。韦勒克的名文《比较文学的危机》1981年就译为中文,是其在新时期最早被译为中文的论文之一。韦勒克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学派意识。韦勒克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学者最早对法国学派开展论争的学者,他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被称为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宣言书。受韦勒克影响,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具有非常鲜明的学派意识,一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通常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理解为学派演化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学者非常自觉地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举例而言,干永昌等主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就将比较文学史描述为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再到“苏联学派”的发展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观。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同样将学派发展视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初由台湾学者李达三、古添洪、陈慧桦等于70年代提出。在大陆,自季羡林先生1981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后,中国大陆学者一直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热心的倡导者。1995年,曹顺庆提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注] 这一概括是在将中国比较文学所取得的成果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比较中归纳出来的。2001年,曹顺庆将“跨文化研究”改称为“跨异质文明研究”,将其作为中国学派理论特征,并明确提出中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注] 韦勒克的学派意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第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韦勒克比较文学观建立在其文学理论基础之上,非常强调文本分析和审美批评,将“文学性”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实证主义”文学观,否定法国学派将研究领域限制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受韦勒克影响,也特别关注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新时期早期,中国比较文学流行“X+Y”式的平行比较,试图跨时空地进行中外文学主题、形象和技巧等研究,这与韦勒克比较文学观反实证主义倾向的影响密不可分。9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中国学者努力用“文学性”概念来抵御视觉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等学科对比较文学的渗透。韦勒克对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性”的强调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4.文艺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研究的纳入: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变异
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是韦勒克提出的一对重要理论范畴。受韦勒克影响,中国新时期文论大力倡导文学的“内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使韦勒克文论在语义内涵上发生了比较大的话语变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作家研究的问题上。中国新时期文论中的“内部研究”包括作家研究,而韦勒克的“内部研究”概念则完全没有作家研究的立足之地。新时期中国文学界的“内部研究”明显高扬着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在哲学意识上有着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作家的个体心理结构和潜意识、直觉、灵感等非自觉意识成为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内部规律”。新时期倡导“内部研究”最有力的批评家刘再复非常强调作家内在个性心理结构,在他的关于新时期文论“由外向内转换”的描述中,“文艺心理学”是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的“七个表现”之一。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刘再复把作家主体的心理结构分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等五个基本层次,并最终把文学创作归结为作家精神世界的自我实现,“这种实现的特点,是作家全心灵的实现,全人格的实现,也是作家的意志、能力、创造性的全面实现”。[※注] 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则将“传记研究”和“心理学研究”排斥在真正的文学研究之外。
其二,从读者方面看,中国新时期文论中的“内部研究”在语义内涵上还包括接受美学对读者阅读经验研究,而韦勒克的论述则不包括这一内容。中国学者普遍将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兴起当作文学研究从“外部规律”进入“内部规律”的一个重要证据,刘再复在描述新时期文学研究“由外到内”的趋向时就把接受美学视为一个重要标志。刘再复一边批评传统文艺学,一边高度赞赏接受美学。他说:“以往的文学观念,往往把读者接受文学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过程,而接受美学则把接受过程看成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再创造的过程,这样,读者就参与了创造,就包含了本身的价值,而不是被动的文本的接受者。”[※注] 韦勒克则认为读者经验并不能真正影响作品本体,他的“内部研究”与接受美学大异其趣。
5.走向“人类学的本体论美学”:韦勒克文学作品层次论的话语变异
受现象学家英伽登的影响,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的构成分为四个基本层次,即语音层面、意义单元、世界层面和形而上学层面。这一层次论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影响很大,许多文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著作都予以采用,举例而言,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彭吉象主编的《艺术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一川主编的《新编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都是如此。其中,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艺术作品构成论是西方文学作品层次论在中国发生话语变异的很有代表性的个案。
李泽厚在《美学四讲》第四章中提出了艺术作品结构观包括“形式层、形象层和意味层”三个层次。这一理论的三个层面与韦勒克的作品层次论相比都有重大的差异。在形式层,李泽厚的“形式层”概念由韦勒克文学作品层次的“语音层面”和“意义单元”两个层面合并而来,但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涵。首先,李泽厚的“形式层”可运用于一切艺术作品,而韦勒克的“语音层面”和“意义单元”只针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其次,李泽厚讨论“形式层”的目的并不在于详细分析艺术作品物质材料和形式结构的内部构成,而在于讨论“原始积淀”。在李泽厚看来,艺术作品的“形式层”并不单纯是一个艺术作品的形式外观和材料特征的问题,而是一个体现着人类历史进程、蕴含着时代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是一个人类感觉和知觉这些动物性能力发生“人化”的问题。在世界层面,韦勒克的“世界层面”产生于“语音层面”和“意义单元”层面之上,“从这两个层次上产生出了一个由情景、人物和事件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任何单独的语言因素,尤其是等同于外在修饰形式的任何成分”。[※注] 李泽厚提出“形象层”的目的在于分析审美心理的“情感和欲望”的“人化”现象。在李泽厚看来,人类的“情欲”与感知一样,经历了一个从生理性、动物性到心理性和人类性的“积淀”过程。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在强调理性、社会和历史对人类情欲塑造的同时,肯定了“情欲”表现在艺术创作与批评中的地位,从而有意识地为中国新时期艺术突破意识形态工具论提供理论支持。最后,“形而上学层面”在《文学理论》中并未受到重点论述,它在韦勒克文论体系中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与此相反,李泽厚则非常重视艺术作品的“意味层”。李泽厚认为,艺术对人类“心理本体”具有强大的培育作用:“艺术作品的意味层却正是超越语言的无意义而传递出来的‘意义’,从而这意义只能是不可言传的本体意味……专指这些意味之中的某种更深沉的人生意味。”[※注] 艺术作品的“意味层”给人类带来深沉的人生感受,它在个体的审美经验中实现了超个体的历史感和时间感,它是积淀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情感,是对“人值得活着”的强有力的确证,比科学、宗教具有更高的价值。服务于中国新时期的美学任务,李泽厚创造性地为韦勒克等的文学作品层次论注入了全新的内涵。
中国韦勒克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浅到深,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阐释,中国韦勒克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文论经历了风云变幻,与20世纪同行的韦勒克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影响巨大。他独特的文论体系、他的文学史观、批评史观、比较文学观以及文学研究方法等是中国新时期文论家和批评家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语境对韦勒克文论进行了全新的理解与创造性转换。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等成为汉语学界主导学科,中国批评语境开始从审美人道主义话语形态向文化政治学话语形态转型,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成为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样,关注文学“内部研究”的韦勒克逐渐退出批评热点。但是,任何有说服力的文化批评仍然必须落实到文本分析与解读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新批评为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基本的分析工具一样,韦勒克文论对于当今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仍然具有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韦勒克研究还会取得更多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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