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19 世纪世界日不落帝国英国对古老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场战争系由英国向中国强行倾销鸦片所引发，故称鸦片战争，又称“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这场战争自1840年6月英军军舰封锁广州珠江口[※注]，至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宣告结束，历时两年多。这场战争是古老的中国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第一场中外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它不但揭开了中国近代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帷幕，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也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被载入史册。本章拟以时间为经，以问题史研究为纬，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作一扼要回顾。[※注]

第一节 研究概述

在晚清发生的几次重大中外战争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烈度并不是最强的，但鉴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位列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之首，曾长期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鸦片战争史研究受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发展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被重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顿、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和新世纪的守望及发展四个阶段。

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刚独立的新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扼制，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冷战之中，因此，鸦片战争作为西方列强在近代发动的第一场侵华战争，受到了国内学界的特别重视，一定程度上走在了晚清其他相关专题研究前面。这首先表现在鸦片战争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上。为推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学界出版了多种与鸦片战争有关的史料。其中，综合性资料汇编以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初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重印）的影响最大。此书共6册，近250万字，所收资料以私家撰述为主，计收录150余种。另还出版数种专题资料汇编：如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为研究鸦片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即中英在长江下游交战与议和的专题史料汇编，计25.7 万字；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料内容涉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社学及平英团抗英斗争和手工业者抗英斗争，共22 万余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收录林则徐、黄爵滋、姚莹、龚自珍、魏源等20 多人的50 篇时局评论文章，“这份资料是为了供研究鸦片战争时期思想作参考而编辑的”；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汇录了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学作品，按照诗词、小说、戏曲、散文4 种体裁分类排列，共69万余字。在档案资料出版方面，则以齐思和等整理、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最有价值。此书共6册，收录涉及外事的上谕廷寄、臣下章奏以及中外往来的照会等凡2700多件，约220万字，起于道光十六年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疏，讫于道光三十年，一定程度弥补了综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偏重私家文献和记述的缺陷。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时人文集及纂著，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之《日记》《公牍》和《奏稿》三个部分，分别于1962年、1963年、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计137 万字；《龚自珍全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及梁廷枏的《夷氛闻记》等均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出版。[※注] 这些资料的出版，为国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史研究也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发表的与鸦片战争有关的论文和文章约400 篇，出版的与鸦片战争有关的通俗读物和小册子近30 种，比较有学术性的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鲍正鹄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陈锡祺的《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丁又的《香港早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绍溪的《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黄苇的《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和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等。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鸦片战争论文集，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间24篇有关鸦片战争的代表性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鸦片贸易和禁烟问题，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另还翻译出版了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和英国人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等著作。

但需要指出的是，受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也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突出侵略和反侵略斗争，无论是论著，还是编辑出版的史料集，都以此为主题，强调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注] 而对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这一历史定位，则多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如鸦片战争史研究专家姚薇元在1942年解放前出版的《鸦片战争史实考》中比较突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自序”的开头写道：“中英战争（1840—1842）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近人讲述中国近代史者大部从鸦片战争讲起；因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这个古老帝国如梦初醒地感觉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和‘船坚炮利’的可畏。因而激动了民族的自觉心（粤人的抗英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等），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文明，（曾左李的筹备‘洋务’和康梁的变法运动等），换句话说，就是开始踏入‘近代化’的大道上。所以这段史事是‘近代中国’大转变的一个关键，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注] 但到1955年再版时，他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就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只强调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开端，在“前言”的开头这样写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次战争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国被套上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开始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也从此担负起反对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任务，中国革命第一步的准备阶段也就从此开始。”[※注]

从这一革命史观出发，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20—40年代孟世杰、陈恭禄、周谷城、蒋廷黻、肖一山、李剑农等学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归纳起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他们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说成“通商战争”、为争取“外交平等”而战，掩盖了侵略战争的本质，“站在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立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凶狠狡诈、贪婪残暴的资本主义国家卸罪”，“一是妄图卸脱或冲淡贩卖鸦片的无耻罪行，二是掩饰久已在暗中进行的为扩大推销商品市场而建立侵略据点的野心”，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通商自由”和“外交平等”，实际上只是西方列强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是“外国侵略者及其所豢养的反动学者为了掩饰这次战争的可耻的侵略真相”而所作的辩护，“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高唱的研究历史的‘纯客观’的态度只不过是骗人的谎话”。另一方面批判他们宣扬投降主义、失败主义，诋毁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等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替屈辱投降、卑鄙无耻的卖国奸贼开脱”，另外又无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是根本不提或轻轻地一笔带过，就是把人民的这种斗争看作是盲目‘排外’的有害举动”，只是“在写王朝的历史，不是写人民的历史”，“完全抹煞中国人民普遍自发的反侵略、反投降英勇斗争的伟大意义”。[※注]

总之，这一时期的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比较重视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强调“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党性的科学，只有努力运用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

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国内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影响，鸦片战争史研究陷于停滞状态，几乎完全中断，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为配合国内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杨国桢《鸦片战争前后的儒法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论林则徐的尊法反儒》（《厦门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钟彬《鸦片战争前后的儒法斗争》（《文汇报》1975年3月19日）、郑思世《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2 期）、刘大年《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思想》（《新建设》1962年12月号）等。同时，出版了一些被称为鸦片战争时期法家人物的诗文选注，如《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龚自珍著作选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广州合金钢厂等编《龚自珍诗文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后勤第398库战士理论组等编《龚自珍诗文选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南京师院中文系编《龚自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等编《龚自珍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及中华书局1976年编辑出版的《魏源集》等。

1977—2000年的2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不断深入，以及学术和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国内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不但得到恢复，并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国内鸦片战争研究的最大一个特点是破除简单化、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对鸦片战争的定位重新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既承认这场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序幕，也不讳言这场战争同时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由此，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呈现出多元研究特色：既有偏重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研究的，也有偏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研究的；既有偏重政治史研究的，也有偏重军事史研究的；既有偏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也有偏重思想文化研究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发表的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多达千余篇。出版的重要论文集有：宁靖编《中国历史研究丛书——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从1958—1984年间发表的400余篇论文中收录23篇代表性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人物、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诸方面，为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的续编；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录会议论文17篇；姚薇元、萧致治著《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两位作者的13篇论文，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变化；萧致治著《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为作者的论文结集，其中收录了18 篇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研究有关的论文和序文。此外，为纪念鸦片战争150 周年，各地出版了多部会议论文集：如梁钊主编《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一百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58篇会议论文提要及19 篇纪念文章，计18 万字；阮芳纪等编《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 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会议论文26 篇；张海峰等主编《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会议论文61 篇，55 万多字；管玉春、杨永泉主编《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了南京史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为纪念鸦片战争150 周年而作的32篇论文；顾大全、冯祖贻、肖先治主编《百年沧桑——“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23篇会议论文。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还出版了3 部有代表性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专著，它们分别为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2.4万字）、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66.1 万字）和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42.1万字）。其中，牟著和萧著为通史性著作，所不同的是，牟著着重从侵略和反侵略斗争角度对鸦片战争过程作了完整叙述，共分5章，依次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的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上）”，“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下）”，“鸦片战争的结果及其影响”，可以说该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80年代初国内在鸦片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史研究中的一部代表作。而萧著既揭示鸦片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一面，但同时又不把鸦片战争单纯看作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或一个单纯的政治事件，而是将这场战争看作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因此，该书内容和观点与牟著多有不同，除第六章至第九章详述鸦片战争的经过外，前五章从战前300年中西关系的演变和世界大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详细阐述了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和背景，最后四章分别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思想、中外关系的影响和结果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比较充分地吸收了既往特别是80年代之后鸦片战争研究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0年代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与以上两部通论性著作不同，茅著则具有专题研究的特点。该著共分八章，外加“绪论”，以酣畅的语言史论结合，既对鸦片战争史中一系列重要人物如琦善、林则徐、伊里布等作了重新评价，也对清政府的禁烟和剿抚政策做了不同前人的诠释；既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中英兵力情况及清军战败的原因，也从中外关系史角度考察了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阐述了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提出许多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鸦片战争史研究不同的新说，其中不少与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学者的看法近似。该著因此一度颇遭争议。但该著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最终还是得到学界的肯定，作者也因此蜚声中外学界。

此外，在鸦片战争前中外关系研究领域，萧致治、杨卫东合编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采用纪事本末体方法，对鸦片战争前300年间中西交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分142 节作了系统的追溯和考察，不失为“一部关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的力作”，迄今具有参考价值。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 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鸦片战争前夕，主要是乾隆朝的中外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影响作了理性的考察和分析，也是当时一部比较有新意的著作。另，余田禾编《鸦片战争专题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3）》（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版）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则是两部有用的鸦片战争研究工具书。

再者，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还出版了多部鸦片战争人物研究专著。其中，关于林则徐研究的有杨国桢的《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5年修订版）和《林则徐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林庆元编著《林则徐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屈小强的《制夷之梦：林则徐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关于龚自珍研究的有皱先进的《龚自珍论稿》（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陈铭的《龚自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阎海清的《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全传》（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雷雨的《龚自珍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等。关于魏源研究的有杨慎之、黄丽镛编的《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汉武的《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高虹的《放眼世界：魏源与〈海国图志〉》（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安宇、刘旭的《魏源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瑚的《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年版）等。此外，还有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士钵、于伯铭合著的《道光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孙文范等著《道光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等。戴学稷主编的《鸦片战争人物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则编写了这个时期较为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79 个人物的传略。并且，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研究鸦片战争人物的论著，如《国外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991年版）[※注]，美国学者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美国学者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等。

在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首先，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7册[※注]、460万字，系对馆藏的关于鸦片战争方面的档案史料整理编选而成，均为原件记录，准确而且可靠。其次，翻译出版了三部有关鸦片战争的英文史料集，它们分别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37.9 万字），《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32.3 万字）及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共79 万字）。其中，前两种史料系从鸦片战争时期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中选译，只是选译内容各有偏重。胡滨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则由两部分组成：上册选译自英国蓝皮书中有关鸦片战争资料，这些文件起自1834年1月，止于1839年12月；下册译自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鸦片战争资料，这些文件起自1839年10月，止于1842年4月，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特别是有关英国方面制定侵华政策的经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再者，出版了四种比较重要的鸦片战争区域性史料，它们分别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下册（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会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国书店2002年版）。这些资料集的出版，为开展鸦片战争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在时人文集及撰述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也多有增补。如1985年中山大学为纪念林则徐诞辰200 周年出版的《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就对60年代出版的《林则徐集》有所补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史料，其中增补奏稿13 件、公牍43 篇、日记6 份。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分为10 卷，计 28 万字，它收入书札 320 通，附手札题跋 14件，友人来书28 通。由于这些都是私人书简，具有奏稿和公牍所不具备的价值。1982年中华书局重印的《魏源集》，则增补了《筹海篇》等重要著述，并于1984年将韩锡铎、孙文良整理的魏源于鸦片战争后所著的《圣武记》一书也加以出版，便于后人完整了解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的思想。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按年纪事，记述了张自道光十六年之后30年为官所经历的事情，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官场、民情和国情变化的一本值得参阅的资料书。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兴趣有所下降，发表论文400篇左右，进入守望阶段。这阶段的研究主要在鸦片战争中外关系史领域有所突破。其中，吴义雄和郭卫东两位学者所做的相关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吴著《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对鸦片战争之前中英贸易关系和交涉作了专题研究，50 万字，共分6 章，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后的来华英商及其团体、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粤海关税费问题与鸦片战争后海关税则谈判、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鸦片问题及其在19世纪30年代的演变、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与中英关系的演变。他的另一部著作《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41万字）一书以19世纪20年代末至19世纪40年代初西人在华创办的报刊为依托，从媒体和公共舆论角度，探讨西方来华商人群体有关对华关系的集体意识和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对鸦片战争的影响。郭卫东的《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65 万字，计18章，分“碰撞篇”“本约篇”和“附件篇”。其中，“碰撞篇”由第一、二、三章构成，从世界大贸易圈、中国与世界沟通历史上的几种重要物品、英国殖民者的侵华“范式”等三个方面，对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中西交通历史作了追溯。“本约篇”由第四章至第九章构成，依次从“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妇女进入中国商埠”“在华殖民战略的调整”“条约赔款的滥觞”“广州贸易制度”“中英官方文书交往方式及所谓‘平等权’”等方面，对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外交冲突历史及其变化作了考察。“附件篇”由第十章至第十七章构成，依次从“《江南善后章程》”“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兵舰在华航行权”“香港开埠初期与内地的贸易”“鸦片输华合法化”“清朝西教政策的变迁”等方面，对中英所签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及中外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第十八章为余论，对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作了概述。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深化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除以上三部著作之外，国内学界还出版了多部与鸦片战争研究有关的专著。其中，涉及鸦片战争前后思想文化变化研究的有李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章永俊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黄山书社2009年版）；涉及鸦片战争军事史研究的有张建雄、刘鸿亮合著的《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刘鸿亮的《中英火炮与鸦片战争》（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涉及鸦片战争传教士和英商群体研究的有俞强的《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张坤的《在华英商群体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两部外国人撰写的鸦片战争著作：一部为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W.Travis Hanes Ⅲ）和弗兰克·萨奈罗（Frank Sanello）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杨立新校）；另一部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著、刘悦斌译的《鸦片战争》。尽管上述著作有些并不乏一定的学术性，个别译著甚至有不少学术大咖们倾力推荐，但终不能激起学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和响应，深刻反映了21 世纪国内学术研究的转向及鸦片战争史研究在21 世纪所遭遇的窘境。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史向近代化史、政治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等多元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在20世纪末大体臻于成熟。为了更好地展现国内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以下我们从专题史维度，就60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或重点问题择要做一介绍。

第二节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研究

为了说明鸦片战争不只是一场单纯的中外战争，而且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直至80年代，受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的影响，比较一致地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或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经济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从各个研究领域加以具体论证。如钱宏考察了鸦片战争以前江南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广东佛山镇铁器业以及陕西汉中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注] 彭泽益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中国茶业和苏州丝织业及广州轻纺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及特点。[※注] 杜黎考察了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布染踹业、棉纺织业、航运业的发展情况。[※注] 王明伦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云南铜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注] 王翔和彭雨新分别考察了江南丝绸业和苏松地区丝棉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注] 傅衣凌和萧国亮分别考察了鸦片战争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湖南洞庭湖流域等地的商品经济状况。[※注] 还有学者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情况及阶级关系，从中透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及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注] 但在进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后，国内不断有学者对鸦片战争之前关于中国社会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出质疑，或批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不能成立，它忽视了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唯生产关系”，“倒因为果”；或认为这是个伪问题，等等。[※注] 笔者以为，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和概念上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国内学者对鸦片战争之前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大多为实证研究，出于一些学有素养的学者之手，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不能一概抹杀。

第二，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贸易状况。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中外贸易冲突所引发，在西方被称为“通商战争”，因此，对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贸易状况，国内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有的综论鸦片战争前的中英或中外贸易关系，从中揭示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注] 有的具体探讨鸦片战争前中外茶叶贸易状况及其与鸦片贸易的关系和影响，认为鸦片战争前的茶叶贸易对维护中国的出超地位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鸦片贸易则破坏了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加重了中国在19世纪的危机，并导致战争的爆发。[※注] 有的在考察19 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中棉花与鸦片的易位后指出，自1820年开始英国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绝不能视为仅是所谓“黑货”与“白货”间的简单互换，而是反映了中西经济关系由单纯的国家经贸关系向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转变，由基本平等向非互利经济关系的转变，以及工业革命开展和美洲开始独立进程后世界秩序的重组及殖民体系的重构。[※注] 有的对鸦片战争前的广东洋行制度的产生、演变和衰落作了深入的考察，并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剖析。[※注] 有的在考察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贸易后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中国豪商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其商业网络已与国际贸易网络相交织，伸展到欧美各地。[※注] 有的研究了在华洋行的发展情况[※注]，有的专门考察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注] 等等。

第三，关于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状况及其白银外流。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曾长期根据马士（H.R.Morse）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a Empire），认为1835—1839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35445 箱，而最高的一年为1838—1839年度的40200箱。在鸦片战争前的30年代十年间，平均每年白银外流（中外贸易出超额）在1000 万两以上。[※注] 有的甚至估计高达3000万两[※注]。对此，李伯祥等学者于1980年合作发表文章，加以修正，指出这些数字没有扣除运往东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箱数，显然偏高，应该加以订正。根据他们的推算，鸦片战争前十年（1830—1840）共计输入鸦片约238000箱（平均每年进口约24000箱），总值约163384000元；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七八百万元（合白银五六百万两）。[※注] 吴义雄根据《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核心材料所载数据，也对鸦片战争前18年的鸦片贸易额进行了重新估算，认为当时每年仅1万多箱鸦片输入，总计1000多万白银被掠夺。这个数据不如以往研究那么庞大[※注]。龚缨晏的专著《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则对鸦片何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第四，关于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及其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首先对清政府有无实行闭关政策存在分歧。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指出“综观清王朝从入关到鸦片战争前约200年间的海外贸易政策……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关、半闭关状态。与明代相比，清前期的对外态度显然更加封闭、保守。认为清前期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注] 但也有少数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清政府并没有实行过这样的政策，批评持前一观点的学者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去说明乾隆皇帝的所谓“闭关政策”，乃是“用错误的论据去论证错误的命题”，指出针对外国海盗冒险家的行径，清政府将贸易限制在少数口岸进行，无可厚非，各国无不如此。[※注] 或曰在清代前期的196年中，海禁不过39年，其余157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并且，即使在海禁期间，东南四省的海关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只是与西洋的贸易被局限在广州一口而已。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清朝前期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注] 或曰将清朝前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对外商采取的“防御”政策和贸易制度，说成“闭关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清政府在清代前期只是在外交上墨守成规，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注]

在如何评价清政府闭关政策问题上，国内学者也存在分歧。一种意见完全否定。他们认为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产物，是清政府加强专制统治的结果，是旧的上层建筑惰性力量的表现，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种意见倾向于肯定。他们强调“闭关政策”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的一种回应，具有民族自卫性质，因此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第三种意见则综合前两种观点，既肯定“闭关政策”具有反侵略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它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注]

既往国内学界有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研究既宏观，又具体，许多研究成果都出自一流学者之手，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对于统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及鸦片战争性质的认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观点和论述被国内学界普遍接受。但从学术层面来说，既往学界的研究似也存在一些瑕疵。以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问题来说，相关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向，一些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似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贸易和鸦片贸易状况来说，也有待从世界贸易史角度作进一步探讨。总之，在鸦片战争已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之后，我们完全可以以更客观的态度、更宽阔的视野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中西贸易状况及关系。

第三节 中英冲突及列强对华政策研究

中英冲突问题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围绕中英两国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和战争过程及结局，既往研究已作了充分论述。但在研究中也出现一些分歧和争议问题。

关于中英正式开战之前的交涉，国内学界分别就洪任辉（James Flint）事件、马戛尔尼（Maeartney）和阿美士德（Amherst）使团来华及律劳卑（Napier）事件作了较多探讨。对于1755年、1756年、1769年东印度公司汉文翻译、英国人洪任辉驾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的事件，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是由英国欲摆脱清朝的贸易限制与清政府加强外贸限制的矛盾引起的。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侧重英国扩大对华贸易口岸的动机[※注]；有的学者侧重英国对清政府限令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不满，认为保商制度是洪任辉事件的一个导火线。[※注]

对于1792—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国内学者大致有两种不同评价。一种意见倾向于商业动机，认为英国派使团来华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消除中外隔膜，改变中国现行的贸易体制，减少对英商的限制，扩大通商，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批评清政府在觐见礼仪问题上虚骄自大，不了解世界大势，以自我为中心，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注] 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使团访华的侵略性，认为其目的“在于扩大鸦片贸易，并为这项贸易创造良好条件”[※注]；或谓使团访华的目的不是友好通商，而是带有窥探中国虚实、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阴谋，是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前奏[※注]；或曰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为英国后来武力侵华提供了张本。[※注]

对于1834年发生的律劳卑事件，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是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激化了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对于律劳卑来华的使命及引发律劳卑事件的原因和责任，国内学者又存有分歧。传统意见强调律劳卑的侵略意图，认为律劳卑来华是英国推行殖民政策的一次尝试，带有开辟商埠、推销鸦片，伺机对华进行武装侵略的目的；律劳卑事件是英国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咎在英方。[※注] 另一种意见强调律劳卑来华的商业动机，认为是英国试探用和平外交方式取得对华贸易自由权的继续；导致律劳卑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华夷观念及在处理中外关系中缺乏平等精神。[※注]

此外，国内学者还对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商欠案及其他问题的交涉做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有的指出鸦片战争前夕中英贸易中存在的严重商欠案表明延续百余年之久、长期与东印度公司相伴而生的行商体制已弊窦丛生，陷入危机，并促使英商内部对华态度发生变化，趋于强硬，将商欠案作为改变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契机。[※注] 有的指出，乾隆皇帝在商欠案问题上采取的绥远政策使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外交成功的希望，促使英国散商在索债问题上由“交涉派”转为“外交派”，推动英国政府派遣使团访华来解决全部债务问题。[※注] 有的指出，从17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税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外争端，一直贯穿于以中英贸易为主体的中西贸易史中。在税费征取过程中形成的地方关税利益集团，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这不仅引起以英商为主的西方商人的长期抗争，也损及清政府的财政利益。鸦片战后清政府逐步接受英方协定关税的要求，以确保关税“有盈无绌”。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实际上是战前中外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长期持续和演变的结果。[※注] 有的通过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英在对凶杀案件的审判与执行方面的司法冲突，揭示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指出从18 世纪末开始，来华英人就利用其海上强权，规避中国的司法管辖，并宣称中国的相关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可接受，在欧洲通行的国际法准则也不适用于中国，为建立在华治外法权制造舆论。英国政府从1833年开始立法酝酿，为在广州地区建立具有刑事、海事及民事管辖权力的法庭进行准备，驻华商务监督义律（Elliot）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于1839年7月擅自宣布建立英国在华法庭。鸦片战争后，英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最终完成了建立在华治外法权的法律程序。[※注] 有的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围绕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的交涉及影响做了考察和分析，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外国妇女进入中国口岸实行禁限政策是清朝闭关政策中较早形成的一项政策，根源于中西传统的若干歧异和清朝统治者对西方殖民者的戒心，也是英国侵略者煽动对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鸦片战争之后，这项禁令遭废弃，反映了清政府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退让，同时表露出国人西洋观的某些有意思的变化。[※注] 还有学者探讨了西人舆论对鸦片战争的影响，指出来华西人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纪事报》《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报刊的政治主张虽各有特点，但在对华关系方面的舆论却渐趋一致，都主张以林则徐禁烟作为发动战争的契机，要求英国政府为被销毁的鸦片取得赔偿，为对华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在英国正式发动侵华战争后，这些报刊又鼓吹要运用武力使中国彻底屈服，为侵略行为极力进行辩护，为英国侵华军出谋划策，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以攫取利益，直至《南京条约》签订。[※注] 这些研究成果多发表在20 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之后，具体揭示了中英正式交战之前英商、外交官及西人舆论对中英关系的影响，弥补了既往研究之不足。

关于中英开战后的交涉，国内学界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内容：一为对中英战争进程的考察；二为外交条约的谈判及签订。就中英战争进程来说，与国内主流学者将1840年6月英国正式派遣远征军来华作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不同，牟安世以1839年9月4日爆发的九龙之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并将中英鸦片战争划分为以下5 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9年9月到1940年6月，为第一次广东战争阶段；第二阶段从1840年6月到同年11月，为英国侵略者北上骚扰沿海阶段；第三阶段从1840年11月到1841年8月，为第二次广东战争阶段；第四阶段从1841年8月到1842年6月，为闽浙战争阶段；第五阶段从1842年6月到同年8月《南京条约》的签订，为英军侵略长江下游阶段。[※注] 牟安世所做的这一划分，应该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鸦片战争的过程。

就具体战役研究来说，茅海建的成果代表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从军事学角度提出许多新的观点。他认为，清军在定海之战、厦门之战、虎门之战和吴淞之战失败的原因，并非清军战略有误，或敌众我寡、猝不及防，或一些清军将领和官员投降卖国、临阵脱逃，而主要在于清军将士对近代化战争的无知，在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筑城技术、训练水平和军队素质等方面落后于时代，远远不如英军。[※注] 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战果、影响和意义并没有国内一些论著所说的那样巨大，多有夸大之处；此役英军死亡为5—7人，受伤为23—42人，相对于鸦片战争的各次战役，英军的伤亡固然相当大，但从军事学角度观察，此役对战争进程并无决定性影响或价值，英军之所以迅速撤离广州，虽然其中有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但主要还是由于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停战协定，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须休整。[※注]

关于外交条约的谈判及签订，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一个深化过程。大致说来，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者普遍从侵略和反侵略角度，聚焦于鸦片战争期间所签中外条约的内容及其对中国主权的危害。90年代之后，有些学者尝试从中外关系史角度，通过对外交条约的谈判及签订过程的考察，具体揭示中外不平等条约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主权是如何丧失的，从而产生一些新的认识，认为鸦片战争期间中外所签不平等条约固然是西方列强武力侵略和讹诈的结果，但其中也有清朝政府自身不懂近代国际知识所致。如茅海建通过对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逐一进行考察，指出许多条约的签订，许多权益的丧失，并不全是因为战败，有的是清政府不懂得近代国际知识，缺乏近代外交观念所致。他们用传统的“夷夏”的观念去处理十分棘手的外交事件，结果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当，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注] 郭卫东对鸦片战争中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及外交文书的演变分别做了考察，也认为鸦片战争中中国一些权利的丧失既肇因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外交讹诈，但又不完全是外国侵略者强制掠取的，一部分是清朝统治者主动奉送的；[※注] 而鸦片战争中“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的初步形成，则反映了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及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注] 此外，因为港澳问题，国内学者对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和葡萄牙入据澳门及扩大侵略活动分别作了较多专题研究。

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80年代之前简单强调美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9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对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进行比较客观的探讨。如梁碧莹认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国内的反英情绪最终未能成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因素，相反在华的美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报告成了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政府综观当时的中外形势，汇合各方的意见，终于决定在战争期间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求自身的利益，《望厦条约》的签订便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它标志着早期中美关系的结束，近代中美不平等关系的开始。[※注] 金卫星也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美国并未与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联合阵线”，也不是简单地尾随英国侵略中国，充当其侵略帮凶，而是在其既定的孤立主义外交方针指导下，采取“利益均沾”的外交侵略方式，狐假虎威，坐享其成，“均沾”了英国侵华战争之利。[※注] 何大进对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赴华传教士与美国侵华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认为由于美国赴华传教士的影响和直接参与，美国政府在侵华之初便采取了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同时并举的政策：一方面利用炮舰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屈辱的条约，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角逐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另一方面又通过传教士对中国进行一场“和平”的“讨伐”，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摧毁中国的固有防线。美国政府的这一侵华手段，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始终，从而成为美国近代侵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注] 仇华飞对中美《望厦条约》签约过程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国内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有过短暂的争论，争论焦点在于美国在华利益是凭中国皇帝的恩准，即一体通商，还是美国应有同英国一样的条约。最终，坚信条约派取得胜利，美国政府派遣顾盛使团前来中国，要求清政府以中美签订条约的形式，保证美国在华利益。谈判签约，中美双方经历了从对抗到妥协的发展过程。以耆英为首的清政府谈判代表团基本上做到了据理力争，期望通过努力尽量减少条约给国家利益造成太多的损失，但鸦片战争后的国际环境使清政府无法拒绝美国政府提出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要求。[※注]

关于鸦片战争时期法国的对华政策，葛夫平和张建华两位学者的论文代表了国内的最新研究。前者利用法文档案和文献资料，对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国王特使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Cécille）、法国驻广东首席领事官拉第蒙冬（Ratti-Menton）、拉萼尼（Lagrené）使团来华的外交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从中揭示了鸦片战争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指出拉萼尼使团来华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它不但为法国在中国获得了与英、美等国相同的特权，而且还获得了在中国的保教权，从而确立了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 后者根据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着重对中法《黄埔条约》的交涉做了具体考察[※注]。

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俄国的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一章对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150年间俄国试图侵吞中国黑龙江的种种图谋作了比较系统和简要的论述，指出“辽阔富饶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历来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统治集团妄念未消，继续窥伺这片中国领土，不断制订新的入侵计划。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有比较强大的自卫力量，沙俄的图谋未能得逞。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这就使沙俄得到趁虚而入的机会。”[※注] 陈开科则利用俄文档案和文献资料，从18世纪、19世纪之交中俄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这一大背景，对1805—1806年俄国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的目的、经过、结果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指出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是“中俄两国社会整体发展态势差别的一种反映”，“它不但是当时整个东、西方外交接触中的一环，也是当时俄国远东外交活动链条中的一环”；“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既是中俄两国异质文化的冲突，又是现实政治层面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通过戈洛夫金使团访华事件，俄国19世纪的对华政策基本形成，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戈洛夫金使团没有成功实现访华，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注] 但这些研究都止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俄关系，对于鸦片战争期间俄国的反应和对华政策，国内学界迄今尚无研究。

从上所述，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冲突、战争过程及条约谈判等问题，既往学界已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但在有关英商、传教士、外交官在中英交涉和鸦片战争中与英国政府的关系及他们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方面，尚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列强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既往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个别专题研究上，似有必要从世界史角度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和论述。

第四节 清朝统治集团及相关人物研究

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清朝统治集团如何应对，也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围绕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之分。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存在两派不同意见。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对待鸦片泛滥问题上的确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两个政治派别：前者以林则徐、黄爵滋为代表；后者以穆彰阿、琦善、许乃济为代表。这派学者还对否定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弛禁派是客观存在的，也为当时一些侵略分子所觉察，如果统治阶级中没有弛禁派，那么就无法解释鸦片屡禁不止的现象。[※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另一派学者则否定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分野，认为在禁烟问题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严禁派与弛禁派的分野，指出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如何禁烟的讨论曲解成禁烟派与弛禁烟派的交锋，并以是否赞成吸食论死作为划分两派的标准，这是不恰当和不科学的；当时那些反对重治鸦片吸食的官员的根本愿望也是要禁绝鸦片，以达到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清朝统治阶级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注]

后一派学者的观点虽然具有创意，尤其是其提出的不能以是否赞成吸食论死作为划分禁烟派与弛禁烟派界碑的观点，颇有合理之处，但那些主张弛禁的官员是否如这派学者所说的那样，与严禁派并无本质区别，其目的也是禁绝鸦片，而与鸦片实际利益无关，这还是一个有待作进一步具体考察的问题。

此外，国内学者还曾就严禁派与弛禁派代表谁的利益问题进行过探讨和论证，认为严禁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弛禁派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商人和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注] 事实上，既往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伪问题”，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简单化和教条化，是一种学术资源的浪费。无论是严禁派，还是弛禁派，他们作为清朝政府官员，其主张不是代表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便是代表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与其他无关。

第二，关于清政府禁烟政策的评价问题。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郦永庆认为得到了比较认真的执行，并达到了实效，指出在19世纪30—40年代（道光中叶），道光皇帝在中国境内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并且收到了实效，在下达禁烟令上谕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在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鸦片80 多万两。而且这场禁烟运动坚持了较长的时间，鸦片战争爆发后，尽管军事上清廷连连失利，负责指挥作战的大臣不断更换，但在战争过程中，道光帝没有放松禁烟，查处吸食或兴贩鸦片案件的运动继续进行，吸毒贩毒官员或普通烟犯仍然在受到惩处。[※注] 萧致治也对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作了肯定评价，指出林在广东收缴外国鸦片237万多斤，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光辉篇章，赢得了中外进步人士的广泛赞誉，那种认为林则徐广东禁烟是中了义律的圈套、禁烟引起鸦片战争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谬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而且做了精心准备，绝非禁烟引起的。[※注] 王开玺认为1838年以前清廷的禁烟律令在实践中虽多为具文，但就其实行的“断源”与“遏流”并举、并重的内容而言，实是无可厚非；就其对违禁贩卖、吸食及开设烟馆者的惩处而论，亦不可谓不严，因此不失为较正确的禁烟政策。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了理论上荒谬、实践上危害极大的弛禁方针，这可以被看作清统治集团禁烟议论的第一次错位。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同样感触于清廷吏治的腐败，鸦片屡禁不止，因而提出了重治吸食者而置鸦片走私人口于不顾的“治内不治外”的禁烟方针。这一主张可以被看作清统治集团禁烟议论的第二次错位。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不思奋发图强，也未认真分析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而是消极地接受了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战争系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外国鸦片所致，终于造成清政府禁烟政策及实践的又一次实质性的重大错位。[※注] 对于鸦片战争期间黄爵滋等清朝官员在禁烟中轻源重流、治内不治外，偏重治吸食者的原因，他认为一是深受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传统夷夏观的影响，既鄙夷又畏夷；而另一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令不行、禁不止的腐败吏治官风。[※注]

第三，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是否存在抵抗派和投降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及其评价问题。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就像在禁烟问题上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的分野一样，在如何对待英国军事侵略问题上也存在抵抗派和投降派，或者说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野：前者由一部分坚持禁烟和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官员构成，他们以林则徐、邓廷桢、裕谦、关天培等爱国官员和将领为代表；后者由一部分原来反对禁烟和惧怕战争的官员构成，穆彰阿、琦善、伊里布是他们的代表。对于投降派对外投降的目的，有的学者认为是从个人和本集团的私利出发[※注]；有的认为他们投降不是为了个人和本集团私利，而是为维护清朝的统治[※注]；或谓他们是被侵略者吓破了胆[※注]。

80年代中期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或对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作出不同阐释，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内主战派和主和派并非传统观点所说那样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的，并且主战和主和也非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具有是非判断价值，主战便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主和的便是投降卖国。如茅海建就指出，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清朝官员的主战或主和都是随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如两江总督伊里布、闽浙总督颜伯焘、吏部尚书奕经、盛京将军耆英、两江总督牛鉴、浙江巡抚刘韵珂等都经历过由主战到主和的变化，大抵他们在未与英军交手之时虚骄自大，痛言“进剿”，而在英军面前遭受失败后便一一转了向；其主“和”者，是以“天朝上国”来驾“抚”边“夷”，而并不自认为投降之举；其主战者，虽具有反侵略的性质，但其目的之一是不改变古存至今的中外体制的格局，且大多未认真研究敌情，找出必胜的方法，结果只能屈服于侵略者的凶焰；主抚、主战都没有改革中国政治的要求，甚至都没有改变“天朝上国”观念的愿望；清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们不能承负历史的责任，应当被新到来的时代所淘汰。[※注] 郦永庆也持与茅海建相同的观点，并在从档案考察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之后，进一步断言“统治集团内部不存在抵抗、投降两派斗争”，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注]

对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制夷策略，国内学者认为有“以商制夷”“以夷制夷”“以民制夷”“以静制夷”和“师夷制夷”等策略，这些制夷之策，相继涌生，又彼此交错、渗透。其中，前四种制夷之策都基于对西方列强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以商制夷”反映出清统治者不谙世事的封建愚昧性；“以夷制夷”反映出其主观空想性，几乎不存在付诸实施的可能；“以民制夷”虽有一定的正面性，但未能发展为全民族抵抗侵略的人民战争思想；“以静制夷”则充分反映出清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极度缺乏政治应变能力。[※注] 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制夷之策表明闭关政策仍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因此不可能收到成效，即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传统的制夷之策在鸦片战争期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历史舞台上走完了它最后一段历程。[※注]

第四，关于鸦片战争期间的汉奸问题及清政府的对策。一种意见认为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严重，是导致禁烟斗争和抗英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清政府的反奸措施基本加以肯定，指出汉奸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五端：一是勾结鸦片贩子私售鸦片，破坏禁烟斗争；二是为外国不法商船及兵船接济食物；三是制造谣言，刺探军事情报，为英军服务；四是接引和参与英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五是在英军军事占领地区充当帮凶。而清政府的反奸措施也有五端：一是严拿、严惩“通夷”潜买鸦片之汉奸；二是对以“接济食物”为主要活动的汉奸，采取“招徕”为主，“惩治”为辅的方针；三是对从事刺探军事情报的汉奸，采取“严拿”“严防”为主的对策；四是对接引和参与英军在华军事活动的汉奸，采取“严拿”“严惩”为主，“严防”为辅的对策；五是对于维持英军军事占领区统治的汉奸，采取以“招抚”为主的对策。[※注] 也有学者虽然认同汉奸问题严重，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认为清政府的反奸措施是成功的，指出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的实质，说到底仍是一个内政失修问题；是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内部危机在整个民族对外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表现。[※注]

另一种意见认为汉奸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像清朝官员所说的那样严重，清政府对于汉奸的人员构成情况所作的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将问题严重泛化，不仅将违制同夷人交往者视为当然的汉奸，即使在定制内同夷人交往接触者都被视同潜在的汉奸；当时的清朝官员夸大汉奸问题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也是为他们的指挥无能、节节败退寻找一开脱的借口。而清政府所采取的反奸措施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清朝的专制统治，并将汉奸问题泛化，未能顾及民众利益，缓和官民矛盾，因此整体而言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注] 还有的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期间的“汉奸”或者说“内鬼”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中农民和劳动者组成的反清武装虽然被列为“内鬼”之首，而他们进行的却是一场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因而不全是内鬼；鸦片贩子及许多与侵略者利害相关的人则是真正的内鬼；而最大的内鬼是清朝政府中的投降派。[※注]

需要指出的是，汉奸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界定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和汉奸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及其成因，以及清政府对汉奸问题的认识和反奸措施，目前国内学界的讨论应该说还是不够深入和充分的，尚有待继续探讨。

第五，相关历史人物研究。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人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正面人物，基本都持历史主义态度，予以肯定。尽管90年代之后，国内有个别学者批评学界对林则徐等正面人物的评价存在人为拔高现象，但并无意推翻对他们的肯定评价，只是希望去除对这些正面历史人物的神化，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更接近事实。另一类涉及对道光皇帝和穆彰阿、琦善、杨芳等清朝官员在禁烟和鸦片战争中表现的评价，国内学界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意见，一派学者对他们持否定评价，认为他们是投降派或对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另一派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他们并不是投降派，对他们的表现不能苛责。在上述两类历史人物研究中，国内学界又偏重对正面人物尤其是林则徐的研究，但其中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成果，造成巨大的学术浪费。据萧致治统计，截至1994年，全国报纸、杂志发表关于林则徐的文章达到513篇，其中论文352 篇。关于龚自珍和魏源的文章和论文总计分别为201和190篇。[※注]

总的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比较而言，仍然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少，对于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状况及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之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学界迄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共识。并且，对于清政府禁烟政策和制夷策略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和深入。因此，这是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第五节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及影响

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定性，这是新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热烈学术讨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扩展经济的支配势力借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次侵略战争，起因是罪恶的鸦片贸易。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重新出现两种不同观点。

一派学者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将鸦片战争称为“通商战争”。如陈翰生在参加“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中，在列举一系列历史事实后明确指出：“发动战争是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计划，而并非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所引起的。鸦片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更无丝毫‘正义’可言。”[※注] 蒋大椿也表示将1840—1842年的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便是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虽然鸦片生意是英国鸦片商人直接做的，但英国鸦片商从中国掠走的数以亿计的银元也极大地充实了英国政府的国库，因此积极保护、支持鸦片走私贸易也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国策，只要中国政府反对这种鸦片走私贸易，两国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鸦片问题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正是鸦片走私贸易造成中英双方的尖锐冲突，英国政府主要也是因为鸦片贸易才决定对华发动战争的。[※注] 黄逸平通过对中英贸易与鸦片战争关系的考察，指出1840—1842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远不只是旨在保护鸦片贸易”，而且要通过武力在落后国家的领土上攫取种种殖民特权，进行不平等贸易，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平等”“自由”贸易进行的“通商战争”；清政府当时实行的闭关政策，仅仅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注] 庄国土从考察1750—1840年的中西贸易结构入手，认为这一时期的列强主要依靠鸦片来保持贸易结构平衡，而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打击了鸦片贸易，引起了结构失衡，使得英国政府最终诉诸战争。他指出，19 世纪前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面临重大的转折。18 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能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注]

另一派学者则不同程度地认同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性质是一场“通商战争”，源于中国和西方通商制度的冲突。如顾卫民就认为清政府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是引发中英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注] 刘存宽也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兼有开展对华合法正常贸易和保护非法鸦片贸易的双重动因，自由贸易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前者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后者是在一段时间内起重要作用的直接动因。[※注] 杨国强也认同鸦片战争是一场因禁烟问题引起的通商战争，指出：1840年的中英之战，西方人称作通商战争，中国人称作鸦片战争。战争由禁烟触发，而牵动的则是工业革命以后发源于西欧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中英之间的战争既体现了理与势的冲突，也体现了中世纪和近代的冲突。这种错杂预示了后来一百年历史的曲折和畸态。他认为中英战争的肇因在于中国的禁烟政策和贸易制度妨碍了英国奉行的自由贸易主义，并以富有文学色彩的笔触论述道：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冲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和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涨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扩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制度。至1833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权力遂被废止。于是，由来已久的种种矛盾便在旧日的局面瓦解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英国人意在求利，把商业拓展当作天下第一要义；中国人重在防弊，对来去飘忽的群夷不肯稍懈裁制之心。因此，西洋商人虽携自由贸易主义而来，遇到的却是一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以及许多旨在管制日行起居的周密条法。曼彻斯特的蒸汽机代表了一个世界，古老的广州城墙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在扞格中碰撞，又因碰接而愈扞格。与这种难以化解的窒碍相错杂，还有公行行商累年拖欠货款引发的商业纠纷和西洋水手与中国人民之间屡酿命案的法律纠纷。在前一种纠纷里，当太多的欠款使行商丧失偿还能力之后，债权一方便非常容易吁请自己的政府出面干预。在后一种纠纷里，以中国律法为西方人量罪，其结果总是要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权观念相冲突，由此产生的纷争，余波常常会远及欧洲。中西之间以通商相交往，而牵出来的许多东西都越出了贸易的范围。西商孜孜逐利的一腔热望遂多被撞碎。通商与禁烟的冲突，导致了中西之间的第一次民族战争。发源于西欧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因通商的胜利而进入了沿海中国的条约口岸，自此把根须扎进了一个古老的社会，为来日种下因果。[※注] 还有学者径直认为中英鸦片战争是一场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冲突，指出：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注]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白银战争”，这个观点以台湾学者林满红为代表。她在200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盛衰的逆转：1808—1856年的货币、社会和思想》（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第一部分指出：1820年之后英国等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激增是受世界金银减产的影响，因为没有足够的白银用于支付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货款，他们就以鸦片充当等价物。同样，造成当时中国银贵钱贱现象的也不是由于鸦片的输入，而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对美洲白银的过度依赖；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世界白银供应不足；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和生丝需求的疲软。因此，她认为“鸦片战争”更确切地讲是“白银战争”[※注]。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反映了国内学者对通商、白银和鸦片在1840—1842年中英战争中不同作用的认识，纯属学术问题，但在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判断和学术立场，体现了史学的政治性。所谓“通商战争”说和“白银战争”说，实际上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化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而“鸦片战争”说则无疑旨在强调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国内学者严肃、科学对待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国内学界更是作了多角度的解读和分析。其中，萧致治吸收各家之说，同时结合个人研究，从中英双方作战能力、中英双方战略方针比较、社会制度腐败和清政府民族歧视政策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和有代表性的论述。他指出，其一，就作战能力来说，中国方面除军队数量具有优势之外，在军队素质、装备、调遣、情报工作和后勤供应等方面都不如英国军队，这是清军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一个军事原因。其二，就中英双方战略方针来说，英国的战略方针始终如一，战略目标非常明确，有预谋、有计划，并赋予其全权代表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为英军在战争中的取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清政府一方却举棋不定，时而“羁縻”，时而“攻剿”，时而调兵开赴前线，时而又裁撤官兵归伍，始终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对战争造成恶劣影响。其三，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诸如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统治者的自大与欺蒙，前线文官武将的“爱钱”与“惜死”，由官吏残民而引起的尖锐的阶级矛盾等，也是导致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其四，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满汉畛域之分，也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造成了极大影响。[※注] 此一观点大致代表了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的认识。

与认为鸦片战争失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观点不同，另一派学者更强调失败的主观原因。如牟安世就认为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一些军事优势及清军武器的落后并非中国失败的主要因素，中国失败的根本或主要原因在于“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及清政府在指导战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就中英双方军事形势来说，虽然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武器和装备要比中国先进，但中国方面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雄厚的战斗潜力，鸦片战争在中国本土进行，无论从保证供应、调动军队、熟悉情况等各方面来说，中国都处于一种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远比英军远渡重洋，补给困难、交通不便的形势，要有利得多。中国方面的这些有利条件未曾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反动和腐朽的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由于它的反动，所以它根本就不敢动员和号召中国人民参加战争，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危及封建统治……这样就丧失了战胜英国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腐败，所以它就不可能指导好这次战争，不可能发挥中国的雄厚的战斗潜力，甚至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一种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也全部丧失，到处被动挨打，最后自然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注] 此一观点大致代表了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的认识。

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国内学者都从中国近代史开端角度进行阐释，认为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半殖民地具体体现在：丧失了领土的完整；国家主权遭到破坏；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开始处处依赖于他国。半封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廉价商品的输入，使中国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遭到破坏；近代产业工人和买办商人的出现，使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开始改变；赔款和外国商品的倾销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由此引发的农民起义给予中国封建统治沉重的打击。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它已不可能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了。

除了注意到鸦片战争的消极影响之外，国内学界也没有忽视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些积极影响，认识到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但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指出“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而且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面向世界的潮流，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长技成为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反侵略的思想和文学应时兴起；为了知己知彼，一些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去研究世界及中国边疆的史地之学。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开始觉醒”[※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只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局部战争，并不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开端，它的影响和冲击在当时资讯极为闭塞的中国其实是有限度的。至少，中国传统的天朝制度并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就此崩溃。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至多是让中国的天朝制度“闪了一下腰”罢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其实很大程度是后来历史叠加影响的结果，不可简单归因于鸦片战争的影响。这在我们讨论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不可不察。

综上所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 余年的研究，国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和认识，有些固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所致，譬如有的偏重革命史角度，有的偏重现代化史角度；有的偏重侵略与反侵略角度，有的偏重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角度；有的偏重政治史研究，有的偏重军事史研究。这些研究取向从不同角度推进了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导致学界对鸦片战争产生一些不同认识和看法。但从科学的态度来说，这些不同研究取向彼此并不相抵牾，它们都各自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一面。我们从革命史角度揭示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序幕，但同时不应也不能否认鸦片战争也是中国历史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反之亦然。同样，我们从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角度认为鸦片战争表现出中西两种不同外交体制的冲突，但不能也不应就此否定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实质。同理，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两种研究路径，也不应相互排斥或取代，而应相得益彰。其实，通过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歧见，不难看出，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症结，实际上在于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这不但是鸦片战争史研究遭遇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是研究晚清中国历史始终绕不开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晚清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组成部分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