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定性，这是新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热烈学术讨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扩展经济的支配势力借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次侵略战争，起因是罪恶的鸦片贸易。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重新出现两种不同观点。

一派学者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将鸦片战争称为“通商战争”。如陈翰生在参加“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中，在列举一系列历史事实后明确指出：“发动战争是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计划，而并非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所引起的。鸦片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更无丝毫‘正义’可言。”[※注] 蒋大椿也表示将1840—1842年的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便是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虽然鸦片生意是英国鸦片商人直接做的，但英国鸦片商从中国掠走的数以亿计的银元也极大地充实了英国政府的国库，因此积极保护、支持鸦片走私贸易也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国策，只要中国政府反对这种鸦片走私贸易，两国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鸦片问题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正是鸦片走私贸易造成中英双方的尖锐冲突，英国政府主要也是因为鸦片贸易才决定对华发动战争的。[※注] 黄逸平通过对中英贸易与鸦片战争关系的考察，指出1840—1842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远不只是旨在保护鸦片贸易”，而且要通过武力在落后国家的领土上攫取种种殖民特权，进行不平等贸易，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平等”“自由”贸易进行的“通商战争”；清政府当时实行的闭关政策，仅仅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注] 庄国土从考察1750—1840年的中西贸易结构入手，认为这一时期的列强主要依靠鸦片来保持贸易结构平衡，而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打击了鸦片贸易，引起了结构失衡，使得英国政府最终诉诸战争。他指出，19 世纪前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面临重大的转折。18 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能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注]

另一派学者则不同程度地认同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性质是一场“通商战争”，源于中国和西方通商制度的冲突。如顾卫民就认为清政府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是引发中英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注] 刘存宽也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兼有开展对华合法正常贸易和保护非法鸦片贸易的双重动因，自由贸易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前者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后者是在一段时间内起重要作用的直接动因。[※注] 杨国强也认同鸦片战争是一场因禁烟问题引起的通商战争，指出：1840年的中英之战，西方人称作通商战争，中国人称作鸦片战争。战争由禁烟触发，而牵动的则是工业革命以后发源于西欧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中英之间的战争既体现了理与势的冲突，也体现了中世纪和近代的冲突。这种错杂预示了后来一百年历史的曲折和畸态。他认为中英战争的肇因在于中国的禁烟政策和贸易制度妨碍了英国奉行的自由贸易主义，并以富有文学色彩的笔触论述道：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冲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和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涨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扩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制度。至1833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权力遂被废止。于是，由来已久的种种矛盾便在旧日的局面瓦解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英国人意在求利，把商业拓展当作天下第一要义；中国人重在防弊，对来去飘忽的群夷不肯稍懈裁制之心。因此，西洋商人虽携自由贸易主义而来，遇到的却是一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以及许多旨在管制日行起居的周密条法。曼彻斯特的蒸汽机代表了一个世界，古老的广州城墙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在扞格中碰撞，又因碰接而愈扞格。与这种难以化解的窒碍相错杂，还有公行行商累年拖欠货款引发的商业纠纷和西洋水手与中国人民之间屡酿命案的法律纠纷。在前一种纠纷里，当太多的欠款使行商丧失偿还能力之后，债权一方便非常容易吁请自己的政府出面干预。在后一种纠纷里，以中国律法为西方人量罪，其结果总是要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权观念相冲突，由此产生的纷争，余波常常会远及欧洲。中西之间以通商相交往，而牵出来的许多东西都越出了贸易的范围。西商孜孜逐利的一腔热望遂多被撞碎。通商与禁烟的冲突，导致了中西之间的第一次民族战争。发源于西欧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因通商的胜利而进入了沿海中国的条约口岸，自此把根须扎进了一个古老的社会，为来日种下因果。[※注] 还有学者径直认为中英鸦片战争是一场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冲突，指出：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注]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白银战争”，这个观点以台湾学者林满红为代表。她在200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盛衰的逆转：1808—1856年的货币、社会和思想》（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第一部分指出：1820年之后英国等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激增是受世界金银减产的影响，因为没有足够的白银用于支付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货款，他们就以鸦片充当等价物。同样，造成当时中国银贵钱贱现象的也不是由于鸦片的输入，而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对美洲白银的过度依赖；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世界白银供应不足；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和生丝需求的疲软。因此，她认为“鸦片战争”更确切地讲是“白银战争”[※注]。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反映了国内学者对通商、白银和鸦片在1840—1842年中英战争中不同作用的认识，纯属学术问题，但在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判断和学术立场，体现了史学的政治性。所谓“通商战争”说和“白银战争”说，实际上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化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而“鸦片战争”说则无疑旨在强调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国内学者严肃、科学对待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国内学界更是作了多角度的解读和分析。其中，萧致治吸收各家之说，同时结合个人研究，从中英双方作战能力、中英双方战略方针比较、社会制度腐败和清政府民族歧视政策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和有代表性的论述。他指出，其一，就作战能力来说，中国方面除军队数量具有优势之外，在军队素质、装备、调遣、情报工作和后勤供应等方面都不如英国军队，这是清军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一个军事原因。其二，就中英双方战略方针来说，英国的战略方针始终如一，战略目标非常明确，有预谋、有计划，并赋予其全权代表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为英军在战争中的取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清政府一方却举棋不定，时而“羁縻”，时而“攻剿”，时而调兵开赴前线，时而又裁撤官兵归伍，始终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对战争造成恶劣影响。其三，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诸如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统治者的自大与欺蒙，前线文官武将的“爱钱”与“惜死”，由官吏残民而引起的尖锐的阶级矛盾等，也是导致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其四，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满汉畛域之分，也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造成了极大影响。[※注] 此一观点大致代表了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的认识。

与认为鸦片战争失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观点不同，另一派学者更强调失败的主观原因。如牟安世就认为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一些军事优势及清军武器的落后并非中国失败的主要因素，中国失败的根本或主要原因在于“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及清政府在指导战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就中英双方军事形势来说，虽然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武器和装备要比中国先进，但中国方面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雄厚的战斗潜力，鸦片战争在中国本土进行，无论从保证供应、调动军队、熟悉情况等各方面来说，中国都处于一种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远比英军远渡重洋，补给困难、交通不便的形势，要有利得多。中国方面的这些有利条件未曾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反动和腐朽的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由于它的反动，所以它根本就不敢动员和号召中国人民参加战争，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危及封建统治……这样就丧失了战胜英国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腐败，所以它就不可能指导好这次战争，不可能发挥中国的雄厚的战斗潜力，甚至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一种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也全部丧失，到处被动挨打，最后自然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注] 此一观点大致代表了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的认识。

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国内学者都从中国近代史开端角度进行阐释，认为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半殖民地具体体现在：丧失了领土的完整；国家主权遭到破坏；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开始处处依赖于他国。半封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廉价商品的输入，使中国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遭到破坏；近代产业工人和买办商人的出现，使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开始改变；赔款和外国商品的倾销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由此引发的农民起义给予中国封建统治沉重的打击。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它已不可能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了。

除了注意到鸦片战争的消极影响之外，国内学界也没有忽视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些积极影响，认识到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但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指出“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而且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面向世界的潮流，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长技成为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反侵略的思想和文学应时兴起；为了知己知彼，一些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去研究世界及中国边疆的史地之学。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开始觉醒”[※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只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局部战争，并不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开端，它的影响和冲击在当时资讯极为闭塞的中国其实是有限度的。至少，中国传统的天朝制度并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就此崩溃。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至多是让中国的天朝制度“闪了一下腰”罢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其实很大程度是后来历史叠加影响的结果，不可简单归因于鸦片战争的影响。这在我们讨论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不可不察。

综上所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 余年的研究，国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和认识，有些固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所致，譬如有的偏重革命史角度，有的偏重现代化史角度；有的偏重侵略与反侵略角度，有的偏重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角度；有的偏重政治史研究，有的偏重军事史研究。这些研究取向从不同角度推进了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导致学界对鸦片战争产生一些不同认识和看法。但从科学的态度来说，这些不同研究取向彼此并不相抵牾，它们都各自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一面。我们从革命史角度揭示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序幕，但同时不应也不能否认鸦片战争也是中国历史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反之亦然。同样，我们从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角度认为鸦片战争表现出中西两种不同外交体制的冲突，但不能也不应就此否定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实质。同理，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两种研究路径，也不应相互排斥或取代，而应相得益彰。其实，通过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歧见，不难看出，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症结，实际上在于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这不但是鸦片战争史研究遭遇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是研究晚清中国历史始终绕不开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晚清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组成部分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