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
第二节 战争起因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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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问题，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修约、广州入城、公使驻京、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学界对于马神甫事件是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一定论并没有提出异议，分歧主要在于如何评价马神甫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与马神甫之死。有的认为马神甫事件是西方列强把文化浸透、军事政治与商业侵略联系在一起的最典型事件之一,这种联系使中国人民更深刻地看清近代西方传教士高举圣洁十字架的是一只只肮脏的手。有的认为马赖之死责任主要在他本人,但中方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对基督教文化的误解，对马赖处罚过重，手段过于残忍和野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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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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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 条约 西方列强 公使 学者 学界 外交 城邑 最惠国 南京条约 主流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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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争起因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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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问题，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修约、广州入城、公使驻京、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在这五个问题中，学界对亚罗号事件基本没有异议，但在其他四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
修约问题。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是无理的，因为：1.英国提出的修约要求本身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南京条约》并没有关于修约的规定；英国根据最惠国条款援引中美《望厦条约》第34 款和中法《黄埔条约》第35 款的相关规定要求修约，但按照国际法，最惠国条款只涉及给予外国个人的特权和优惠，并不包括政府间的修约。2.关于修约的范围，既然条约载明“不得轻有更改”，只可在五口“稍有变通”，那么列强自然不应要求全面修约；修约的实质是英美法等国为了实现其新的侵华目标，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注] 改革开放后30年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学者们对修约问题的看法也发生变化。论者虽然也承认修约谈判是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但认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清政府试图将英、美等国的修约要求纳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清政府与英美公使的谈判实质上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模式（即宗藩关系体制和近代资本主义外交体制）来处理同一事件，因此必然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局。[※注] 有的学者则对1856年美国发起的第二次修约活动及其失败的原因作了探讨，认为此次修约失败的原因在于清政府极力阻遏，加之伯驾本人因外交经验不足而采取一些不切实际的行动。清政府虽因鸦片战争惨败而自知落后，但整个统治阶层仍处于闭关锁国之保守态势，不愿向西洋打开国门，甚至连本应切实遵守的对外条约都消极应付，不予履行。[※注] 两个时代的学者对修约问题的看法差异主要在于，前者强调列强的无理，后者则认为清政府应对谈判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广州入城问题。学界的分歧集中在英国要求入城的理由、广州人民反对入城的原因、反入城斗争的性质与评价等问题。关于英国入城要求的法律依据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南京条约》规定让英国人居住的是五处“港口”，是广义的“城邑”，并不一定是城内，英国人强求入城，不符合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条约中文本规定英国民人只能住五处“港口”，英国外交官可住五处“城邑”，这里的“城邑”当指城里；但根据条约英文本，英国民人和外交官均有权居住五个通商口岸的“城市和镇”（cities and towns），因而他们有权要求入城。国际条约的各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用，《南京条约》中文本是由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起草的，英方应对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承担责任。另外，当时中英官方文件往来，英方在英文本后附有中文本，而清方只有中文本，以致实际运作中形成了以中文本为主的惯例。[※注] 关于广州人民反入城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是反对英国强订不平等条约[※注]；一种认为与英国军队的暴行有关，这给广州人民留下惨痛记忆[※注]；一种认为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仇外情绪是反入城的动因[※注]；也有人认为生存恐慌是广州官民反入城的主因[※注]。至于清政府拒绝入城的原因，一种认为清政府力图窃取人民斗争的成就作为自己的功劳[※注]；一种认为清朝官员把“官”摆在“内民”与“外人”之间，实行“抑民以奉外”的政策[※注]；一种认为清政府除了为保持“天朝”尊严外，主要是防止“华夷杂居”，以致危及其统治。[※注] 对于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传统观点肯定其反侵略斗争的性质。但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广州入城问题是一个对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广州民众的反入城斗争，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产生的条件，但只是一种低级水准的斗争。[※注] 有人认为传统将广州绅民反入城斗争视为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是一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拔高，它的出现和流行，是政治上的极左思潮、文化心理上的狭隘民族意识在学术领域中的扩散和折射，无益于客观正确地评判历史。[※注]
公使驻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学者多认为这是西方列强的一项政治要求，为其侵华政策服务。有的认为英国要求使节驻扎北京是企图随时向清朝政府和地方官吏施加压力，以便予取予求。[※注] 有些人虽然也承认派驻使节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惯例，但强调当时外国侵略者企图控制清政府。[※注] 有的认为列强与北京建立直接联系的目的是要中国彻底投降，迫使皇帝和钦差大臣充当侵略者的工具。[※注]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更多地从国际交往的角度看待公使驻京问题，认为公使驻京虽潜含着可直接向清廷施压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清政府拒绝接受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是为了维护其“天朝”观念与对外体制，这种外交观念和体制与西方近代国际关系和外交模式格格不入，是中西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昧于国际大势，不能对西方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更好地保护国家主权与利益。[※注]
马神甫事件。学界对于马神甫事件是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一定论并没有提出异议，分歧主要在于如何评价马神甫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与马神甫之死。关于马神甫的传教活动，有的学者认为他进行非法传教，在广西西林建立宗教侵略据点，借教为非，引起极大的民愤。[※注] 有的学者则肯定马赖对广西传教事业所作的贡献，认为他建立了广西第一个传教基地——西林传教点，发展了近代广西的第一批天主教徒，开创了广西的基督教事业。[※注] 关于马神甫之死，主流观点认为马赖因非法入内地传教被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处死。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马赖不是被张鸣凤下令逮捕并经审讯，然后被杀死的，他是被定安附近群众打死的。[※注] 关于马神甫事件的性质问题，有的认为这是清朝地方官府和各族人民群众反对法国传教士侵略活动的一次政治斗争，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爱国运动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正义性不容怀疑。[※注] 有的认为马神甫事件是西方列强把文化浸透、军事政治与商业侵略联系在一起的最典型事件之一，这种联系使中国人民更深刻地看清近代西方传教士高举圣洁十字架的是一只只肮脏的手。[※注] 有的认为马赖之死责任主要在他本人，但中方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对基督教文化的误解，对马赖处罚过重，手段过于残忍和野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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