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近代以来列强对华发动的第二次战争，英、法为元凶，俄、美为帮凶。但是，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我国学界对美、俄两国予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50年代初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美国侵华史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一批论著相继问世，其中有些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卿汝楫在《美国侵华史》一书中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了系统的考察，认为美国政府宣布的所谓“中立”与“和平”政策是伪善、是欺骗，指出美国战前为实现其扩大侵华的政策不择手段，采取战争威胁、干涉和联合外交压力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比英法的表现还要积极；开战后，美国政府明知英法已势在必战，单凭这两国的力量，即可以粉碎清政府的抵抗政策，美国乐得高唱“和平”，示惠中国，实则凭借“利益均沾”条款，借刀杀人，坐收渔利。[※注] 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如丁则良通过对1858—1859年美国在华外交官、海军和传教士侵略活动的考察，说明美国表面上伪装“中立”，实则跟英法狼狈为奸，共同侵略中国，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取得很多特权；美国戴着“中立”“和平”“友好”的假面具，进行卑鄙阴险的勾当。[※注]

70年代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之后，两国关系得到迅速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史再度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但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味反美、批美的观点和立场不同，学者们能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审视美国对华政策。有人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过渡时期，此前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方针，而此期其政策反复多变，过渡性特点十分明显，为后来美国倡行合作政策打下了基础。[※注] 有的则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并未与英法合伙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约，也未利用清政府的无知蒙骗清政府在英法之前订约。美国能够不与英法勾结就获得同等权益，靠的不是武力和强大的国力，而是给清廷留下的好印象以及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声称尊重中国的“自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中国表示友好，希望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又支持英法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实行自由通商和传教，把中国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按照欧洲文明方式“进步”。它既追随英法，充当“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但又保持其独立性，不甘心小伙计的地位。这一比较温和的对华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与美国当时的政策重点在国内以及实力不足有关，此外还有其历史的、社会的以至民族心理上的根源。[※注]

鉴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史中的特殊地位，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又是美国侵台的开端，因此这一时期美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及其侵略主张也为国内学者所关注。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美国官员中，第一个鼓吹侵占台湾的是美国访日特使裴里（Perry），他主张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个“美丽富饶的岛屿”，提出侵占台湾可以给美国带来种种利益。此外，美国驻宁波领事哈利斯（Harris）也是一个积极鼓吹侵占台湾的人，他曾向美国政府建议购买台湾岛。传教士出身的美国驻华公使伯驾（Parker）则提议占领台湾作为胁迫修约的最后手段，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强调台湾在商业上和政治上对美国有特殊的重要性，还要求美国驻远东舰队司令赶快动手以造成既成事实。至于美国政府当时没有采纳侵台主张的原因，有的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无意对华作战，更不愿意因台湾问题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只想把美国对华政策限于保护贸易和侨民的生命财产。有的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当时美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二是当时英美两国的矛盾关系不容许美国独占；三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远瞻”，其对华政策尽可能维持“对中国无土地野心”的假面具。[※注] 此外，还有学者对裨治文、伯驾、威廉士、丁韪良等美国传教士的侵华活动作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美籍传教士从一开始便和他们的政府勾结在一起，甘心充当侵华先锋；这些人特别鼓吹侵略思想，以中国通的资格提供侵华具体方策；他们以秘书或翻译的身份在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谈判与签订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注]

如同美国，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是一个配角，但这并没有影响它趁火打劫，事实上，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得实利最多的国家。正是鉴于这段历史在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伴随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而出现的中俄关系史研究热，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的侵华政策与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史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领土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项目《沙俄侵华史》第二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的经过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由余绳武、徐曰彪、吕一燃合写的署名为史宇新的《驳谎言制造者——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一文针对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等人就中俄边界历史问题所发表的大批论著作出回应，用大量史实反驳了对方的观点，指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都是沙俄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注] 余绳武等人还就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作了深入考察，揭示沙俄在侵华过程中实行领土掠夺与经济扩张双管齐下的政策。[※注]

在19世纪中期俄国对华领土扩张过程中，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是一个关键人物。有学者指出，正当英法联军与中国交战的时候，俄国便向清政府成功地进行勒索，“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这与俄国起用一批新人，特别是穆拉维约夫在东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地区10年的积极活动，有着直接关系。[※注] 也有学者通过揭露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地区的侵华罪行，批评苏联学者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中关系》一文中为俄国扩张政策辩护，将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罪恶史写成“符合友好睦邻的精神”的“友谊”史，将沙俄侵华头目穆拉维约夫说成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这是颠倒历史。[※注]

在俄国侵华过程中，传教士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有学者指出沙俄自1715年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士团以后，就一直不择手段地把它作为对华侵略扩张的工具，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随着沙俄侵华的步步升级，传教士团与沙俄政府的配合也大大加强，在沙俄大肆攘夺中国主权的侵略活动中，传教士团的巴拉第、阿瓦库姆和塔塔林诺夫等人始终积极参与，“起到了沙俄的大炮和商品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注] 另有学者揭示了巴拉第与《瑷珲条约》签订的关系，指出巴拉第是深藏在北京城里的俄国超级间谍，他不断地向沙俄侵华头目穆拉维约夫提供关于中国的绝密情报，促成了《瑷珲条约》的签订，为沙俄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立下“汗马功劳”。[※注]

法国虽然是这次战争的主角之一，但长期以来受语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我国学界对于法国研究极少，往往简略带过，以致我们对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模糊不清，多有误解。20 世纪末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有学者利用法文资料对法国参战动机、法国的军事和外交作用、法英合作与矛盾、法国与俄、美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分析，指出法国参战首先是当时法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拿破仑三世提高其在国内威望的工具；其次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仅仅如西方学者所说的为了“法兰西的荣誉”“政治上的虚荣心”或纯粹的宗教利益；其次，与当时的欧洲局势，特别是法英同盟有着直接关系；最后，法国参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法国对华政策的延续。综观法军在战争中的表现，1857—1858年第一阶段参战兵力有限，1860年第二阶段实际参战兵力则几乎与英军相当。但无论哪一阶段，法军都不遗余力，给予英军有力的配合。此次英法联军之役为日后列强公开联合武装侵华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法国在外交上的作用和影响更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方面的外交活动，几乎多出自法国特使葛罗的倡议。正是在葛罗的撮合协调下，英法联盟演变成英法美俄四国的联合行动。法国拉拢俄、美等国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以达到其侵华目的，但同时也为了与英国在合作的同时展开竞争，以弥补军事上与英国相比所处的劣势，分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注] 另有学者对1860年法军侵占烟台的几个问题作了考察，认为法军侵占烟台是蓄谋已久的，并曾因此与英国发生冲突；文献所载法军侵占烟台的人数有出入；清政府对侵烟法军的基本政策是“暗为防堵”“剀加开导”和严禁内地百姓为其接济食物，但这些措施对法军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注]

关于英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最有分量的研究当属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该著对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过程和结局以及英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做了系统考察，指出英国叫嚷的战争理由和导火线都是借口，“实际乃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无限贪欲”，进一步侵略中国；并且，英国通过发动对华战争，最终也达到了侵略目的。另有学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侵占大连湾始末作了探讨，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曾三次践踏我国神圣领土。其中，1860年最后一次进犯时，英军曾在大连湾一带强行登陆，非法占据一个多月，犯下了种种罪行，使旅大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浩劫。[※注]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列强合作侵华的开端，学界对于列强间的关系也有所注意。蒋孟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指出英法合伙侵略中国是它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联盟的继续，但同时他们又各怀鬼胎，始终存在矛盾，目标不一，英国为通商，法国为传教，甚至认为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得于法国的帮助少，妨碍多。英美虽然屡屡伙同打劫中国，但是对中国的侵略也是明争暗斗不绝，英美在华外交人员互相妒忌，且愈演愈烈。英俄更是矛盾重重，俄对英大肆中伤，英对俄则疑惧又嫉妒，英国政府为阻止俄国的侵略，甚至考虑“保护”中国。英国和它的三个侵略伙伴的矛盾始终存在，有时还相当尖锐，侵略国家之间的所谓合作和团结，总是表面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则是绝对的、不可克服的。[※注] 但也有学者对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两国的关系提出异议，指出法国与英国虽然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但联合侵华仍是法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基调，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相对的，共同对付中国才是绝对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