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和决策，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政府“避战求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改革开放后，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具体的研究，提出不同看法。如有的学者指出随着民族矛盾尖锐，即使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坚持民族自卫立场，力主抵抗侵略的主战者，翰林院侍讲学士潘祖荫、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恭亲王奕、吏部尚书周祖培、詹事殷兆铺与科尔沁忠亲王僧格林沁等人，便是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主战派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些主战派人物都昧于世界大势，囿于“天朝大国”“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对中国武器的落后、军备的废弛与清军的腐败没有清醒的认识，又无近代战争的军事常识，缺乏像林则徐那样的识见，无助于解救清政府所面临的危机，但他们的呼声代表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愿望和要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注] 有的学者则通过考察两江总督何桂清与咸丰皇帝的对外政策之争，揭示对外妥协政策在当时环境中具有适应力，是清王朝苟延残喘的“灵丹妙药”，而咸丰以传统闭关自守为特征的对外强硬政策却四处碰壁，无法适应新形势，丧失了对清廷的保护作用。[※注] 学界对咸丰皇帝、奕、僧格林沁等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和反应所做研究，详见下文相关人物研究介绍。

除了认为清政府内部存在主和和主战之争外，国内学者也对清政府的抵抗政策做了探讨。有的对清政府为了赢得战争胜利而采取的“辑民攘夷”政策做了考察，指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除了正面与英法侵略者作战、交涉外，还从侧面组织力量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抵抗，即由地方官绅出面，召集民众，组织团练，出击和扰乱侵略者，而皇帝和地方官则佯装与己无干，暗中进行操纵，给予扶持。这种奇特的抵抗方式就是“辑民攘夷”政策。该政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抵抗侵略的作用，但因有些地方当局惧怕联军报复而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这种“隐身式”的抵抗政策以失败告终。[※注] 有的指出咸丰帝在抵制列强侵略过程中曾采取了抚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制夷”方略，但均由于阶级局限，加之国势衰颓，未能奏效。[※注]

此外，国内学者还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外交策略作了考察，并持否定态度。如有的学者指出，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针对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联合提出的修约要求，在策略上有一个从分化瓦解到借助俄美进行调停的转变过程，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清政府从传统的外交体制出发以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具体措施，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侵略本质的无知，而且显示出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的无能。[※注] 有的则批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把持外交大权的满族权贵在外交上奉行既要维护国体，又要避免与西方国家作战的指导思想，不但对维护国家主权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造成国家权益的惨重损失，指出那些满族权贵心目中的“国体”，就是清朝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也就是与闭关自守政策相联系的惯例和体现所谓天朝上国之尊的程序与礼仪形式。[※注]

在探讨清政府的战争对策中，国内学界还对清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受关注的人物要数叶名琛和僧格林沁。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两广总督兼管中国对外交涉。他以强硬、不妥协著称，史称“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学界对叶名琛多持负面评价，将他视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批评叶名琛不善于领导对敌斗争，又不能制止或者延缓战争[※注]；批评他不解世界大势而误判局势，谎报军情，使清朝在毫无准备之际，一下子陷于全面战争之中；[※注] 批评叶的“不战”“不守”断送了广州[※注]；他自称“海上苏武”，却是“可耻的苏武”[※注]；他虽然没有公开投降敌人，但实质上和投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注]

后来，受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的影响，我国学界对叶名琛的评价多有改变，认为叶名琛这个历史人物被扭曲和丑化了，对他不应全盘否定。有的指出所谓的“六不总督”是百年冤屈，叶的负面形象是外国侵略者、汉奸和清廷三方面丑化的结果：外国人想败坏他在广州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便占领广州；汉奸想通过抨击叶名琛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清政府利用谣言转移视听，将战败的责任转移到叶名琛一个人身上。[※注] 有的提出应实事求是地评价叶名琛的反侵略立场，指出叶名琛虽然存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些固有的劣质：无知、昏庸、迷信、虚骄，但他并没有向侵略者献媚妥协，更没有贪生逃跑。不论叶名琛反对入城的目的和具体措施有什么问题，在客观上毕竟反映了当时广州人民的意愿。[※注] 有的甚至认为从纯粹的外交手段讲，叶名琛在处理亚罗号事件中做到了有理有节。[※注] 还有不少学者指出，叶的对外态度及其采取的措施只是清政府总体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不能将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完全归咎于叶名琛措置失宜，叶的失败，主要是敌人的强大及清政府的外交方针所致，叶只是咸丰皇帝推卸责任和企图以叶为代价与侵略者换取和平的“双料替罪羊”[※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出现叶名琛这样一个人物，不仅仅是叶个人的悲剧，还是清朝政府这个“天朝上国”急剧跌落进程中的缩影，是道光帝虚骄鄙吝作风影响下的清廷官僚的代表[※注]；叶名琛的悲剧是清政府“不失国体”“不启边衅”外交方针的牺牲品[※注]，也是咸丰帝对英法侵略者无奈心态和妥协政策的牺牲品[※注]。

第二次鸦片战争人物研究的另一热点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系内蒙古科尔沁贵族，从政时间历道咸同三朝，史有“南曾北僧”之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僧格林沁也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我国的近代史论著中，有人甚至将圆明园被毁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人。改革开放后，学界对僧格林沁的评价也发生变化，对僧格林沁指挥第二次大沽之战取得的胜利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方取胜的为数不多的战例，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僧格林沁起了重要作用，为捍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是一位与岳飞、林则徐一样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不能因为他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完全否定。[※注] 但在评价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之战的功过上，国内学者仍然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僧格林沁对第三次大沽之战的战败负有重大责任，大沽失守是僧格林沁的战略战术失策造成的，指出他因第二次大沽之战的胜利而自满轻敌，对战争形势发展估计不足，只注重大沽一地，撤除北塘的守卫官兵，敞开了海上通往北京的门户，而且将各要塞的八千多名将士全部撤回度假、过冬，在防务布置和指挥上犯了错误。[※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僧格林沁一人身上，他在大沽之战并没有临阵脱逃，而是奉咸丰帝之命撤离阵地，那种认为僧格林沁畏洋人如虎、贪生怕死的观点，是很不公允的。[※注]

除了叶名琛和僧格林沁外，奕和肃顺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人物。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奕，传统观点将他视为投降卖国者，但80年代之后学界基本多持肯定态度，一些学者认为奕对外属于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主战派或抵抗派[※注]；也有学者认为奕对列强的侵略是有抵抗意识的，但态度不够坚定。[※注] 另有学者指出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经历了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但对奕的这一转变又多做正面评价。有的指出奕战初主战是“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之气使然，是对中外双方都缺乏了解的一种“局外议论”，其后主和系受中西力量悬殊的刺激和英法侵略者温和政策的影响，以及从“经权常变”的儒学原则与“两害相形”的现实利益考虑出发，因此，奕后来所奉行的“真心和好”“以诚相待”的外交方针，固然有其迁就妥协的一面，但并不是“媚外投降”。[※注] 有的指出奕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知之甚少，把外国侵略者等同于中国历代的“夷患”，为清朝统治利益计，故主张抵御列强的侵略；而战后奕对外主张“权宜和好”，提出“师夷智”以求“自强”的口号，系出于对中外认识的提高，包含着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注] 有的学者甚至将奕从主战到洋务思想的转变看作他具有开放意识和全球观意识以及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一个表现，认为他是开启中国近代平等外交事业大门的第一人。[※注]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肃顺，学界的关注点在三个问题上。一是他对战争的态度。有的认为肃顺是主战派的首领，继承了林则徐的爱国抗战主张，指出把他抵制侵略的行动说成只是为了迎合咸丰帝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注] 有的认为肃顺、载垣、端华不是主战派，指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肃党急于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一些重大的对外关系问题上基本上奉行对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方针；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和斗争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主战派。[※注] 二是关于肃顺与中俄边界谈判，国内学者多持肯定态度，认为肃顺在1859—1860年的中俄边界交涉中与清朝那些投降派官僚不苟合，义正词严，反对侵略，维护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一位爱国者。[※注] 三是关于肃顺处理议约违旨案，国内学者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将之看作肃顺整顿吏治，认为他是晚清罕见的满族政治改革家[※注]；另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为了铲除异己，张扬权势[※注]；还有一种观点把肃顺力请处死议约违旨的耆英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肃顺不仅把卖国贼送上审判台，而且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与穆彰阿、耆英之流的继承人奕集团进行斗争。[※注]

除上述四位重臣外，作为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者的咸丰皇帝是一位更重要的人物，他对战争的态度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走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咸丰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英法侵略者始终采取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他是地主阶级投降派的总代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对咸丰帝进行了重新评价，并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倾向于肯定，认为咸丰帝并不是一味地避战求和，他往往是一面加强防务，一面派人和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而“战”与“和”实际上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注]；或曰咸丰帝采取了一种谈判议抚和武装反抗相结合的双重外交政策，但其侧重点在于武装反抗[※注]；或曰咸丰帝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以议抚为主、以战守为辅到先剿后抚、羁縻议抚，再到以议抚为主、以战守为辅的几个过程的转变，咸丰帝的对外政策虽具有妥协性，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英法侵略者的防范，他的妥协是有限度的。[※注] 另一种意见偏向于否定，认为咸丰帝对外的战略思想是“总须以抚局为要”，不立足于战[※注]，指出咸丰帝在《天津条约》签订后虽然没有彻底投降，对英法侵略者采取了谈判议抚和武装反抗的双重外交政策，但其侧重点显然是谈判议抚，在大沽一带加强军事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防备措施[※注]；有的则批评咸丰帝忽战忽和的对外政策是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注]，指出咸丰帝和战不定，他的指示常常是既不要开战，又不准对列强让步，这种矛盾的政策实际上无法实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