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或同光新政，是晚清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以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恭亲王奕掌握实权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为标志，清王朝统治集团在“内忧外患”压力相对缓解的形势下，高举“自强”“求富”的旗帜，一路高歌却又步履维艰地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并且一度出现了难得的中兴局面，直至1895年甲午海战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马关条约》签订，洋务运动遭受重创，宣告破产，前后历时30余年，几乎占据70余年晚清史、80年中国近代史的一半时间。本章从政治史角度，将国内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概分四个时期加以介绍。[※注]

第一节 1949年之前的洋务运动史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专门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起步的，而此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洋务运动这段史事展开过评述。目前学界公认最早对洋务运动进行历史考察与评议的是梁启超。早在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后不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就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的上谕批注中对同光年段的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简要的描述：

我国迫于外侮，当变法者，盖六十余年矣。然此六十余年中，可分为四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徧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荜路开山矣。……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肯讲求，是为第三界。[※注]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维新的思想脉络下，以中法战争为界，把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时段构成了其构建的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变法”历程“四界”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可以说，梁启超的“四界说”是明确将洋务运动置于近代中国接受西学、变法图强的思想启蒙过程之中加以肯定，甚至视其为维新运动的先导。

同样在近代思想启蒙意义上讨论洋务运动的还有何干之。在1937年12月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何干之型塑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谱系，洋务运动则被置于这个谱系的起点，被认为是“最初的思想运动”。书中何干之用一专章讨论“新政派的洋务运动”，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使用“洋务运动”这个概念，同时对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王韬、薛福成等人的洋务思想也做了梳理和探讨，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国主义的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不论他们的眼光是如何短视，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观念。”[※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作品，他从思想运动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形态相结合的角度，对洋务运动及其洋务派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与分析，既指出洋务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客观存在的不足，又肯定了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作用。故而今天重新审读这部著作，仍会引发我们不少有启发性价值的思考。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近代中国尤其是洋务运动这段历史的学者，何干之并不是第一位。早在1929年，李达就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及其发展趋势的特殊性问题。他指出：

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

这个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的时代，就是洋务运动时期，也是李达认为的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发达”的时期。李达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创办军用工业与官办事业、官督商办事业两个时期。这就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企业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洋务企业的结果都是失败的，成绩“很不足观”。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一文中，李达又从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角度出发，通过论述洋务时期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揭示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兴办军用工业时期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是试图反抗的，及至官营事业和官商合办事业时期，则进入了“封建势力开始投降于资本主义而自动的兴办新式产业的时代”[※注]。

同样也是将洋务运动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则与李达截然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中，邓拓将洋务时期的经济表现用“新工业的畸形发展”来概括。他认为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军事工业“完全表现出封建的军事工业的性质，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方法，仍然没有发生直接的变革作用”，“实际上都只是旧的‘官局工业’的延续，它和一般正常发展的大机器工业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新式的军事工业的兴起，完全是清朝封建政权受鸦片战争失败教训和内战经验的刺激的结果”；洋务活动没有使中国发展起商品性工业，“官局工业”仍占优势地位，“就是一般官督商办的工业经营，仍然也是包含浓厚的封建作用在内”，“中国新工业的基础，始终还没有建立起来”。[※注] 进而，邓拓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活动并未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过促进作用：

在外国资本主义打进来了以后，中国还没有迅速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实行自身的经济变革。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八九六年中日战后，其间有整整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仍然不能建立，仍然不能自动转向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注]

虽然前述何干之已经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史的谱系中强调了洋务运动作为最初的思想运动的开端意义，但他的这一见解并未得到当时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与响应。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吕振羽，在比何著稍晚一些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中，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时期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与批判。他指出，在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方面，“洋务运动时，一部分官僚认为只须把‘西洋’的自然科学贩运进来，给‘天朝’封建主义糊上一点‘物质文明’的颜色，中国就会‘富强’”。进而犯了文化贩运主义的错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则又属于文化“半闭关主义或半国粹主义”的偏向范畴。[※注]

吕振羽的这篇文章写作并发表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学过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所写，主观上并试图从一个角度来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文章对毛著所提出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旧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和阐发，指出“作为民族民主革命一个构成部分的文化革命运动，也显示为‘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之前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戊戌运动、辛亥革命诸时期，其斗争的对象是或基本是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所谓新文化则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注] 可见吕振羽在从革命的角度建构近代中国的文化运动谱系时，是以戊戌运动为起点的。正是根据这一前提，吕振羽提出了洋务运动是“自救运动”这一著名论断：

所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一种革命运动，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人民革命运动交迫的形势下，一部分封建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企图输入一点资本主义血液，来延续中国封建主义的生命。……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注]

吕振羽在20世纪40年代就能够如此中肯地评价洋务运动，不可不谓富有远见卓识。他的这一论断，基本上也为现代很大一部分学者所赞成或是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吕振羽在论证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还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状况做了初步的探讨与反思。那么，在20 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化”与“革命”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中，洋务运动又是如何被历史学者所书写的呢？

深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西力冲击与中国回应”分析框架模式影响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便属“近代化”典范的表率。陈著成书于1934年，是以中西冲突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嬗变为轴心，论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近代史著作。其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同光时期“内政外交”的历史，对于总理衙门之设立、机器局招商局之成立、铁路之兴筑、电报电话邮局之设立以及新教育等，凡此洋务新政事业都有所言及，进而肯定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顺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潮流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也认为，所谓“中兴期内之政治”，实际上仍毫无进步可言，“依然使人失望”[※注]：

（同光之际）皇帝冲幼，太后专政，亲贵用事，宦官乱政，实清季政治上重要之变迁也。其时国内于大乱死亡之后，人口锐减，生活稍易于前，对外则于败辱之下，外人之势力锐进，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处于世界交通便利之世，列强竞争市场与海外，而图恢复昔日闭关之情状，事实上既不可能，其一二因时制宜之制，均非彻底之改革，乃粉饰苟安，贫弱如故，外交依然失败，终遂拜于日本。[※注]

以“近代化”作为核心概念来诠释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在1938年问世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里得到进一步发挥。蒋氏在全书开篇的总论问道：“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注] 走向近代化成为贯穿蒋著全书的主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廷黻惋惜同光之际的改革发生得太晚，如果移至道、咸年间，则“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注]。蒋氏将“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视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近代化运动，也是国防近代化的开始，在“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这是蒋氏对洋务事业积极方面的肯定。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所以自强运动这个近代化运动很不彻底，仅是实现了低度的西洋化、近代化，最终在甲午海战时败在高度西洋化、近代化的日本人手里。[※注] 蒋廷黻“近代化”话语体系中有关洋务运动的见解，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学者的意见，在今天来看，仍不失为持平之论。

比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稍早一年问世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注]不仅是目前所见第一部以“中国近代史”命名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也是最早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专著。虽然李著也是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递嬗变迁为研究主旨，但他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注]。因此，李著紧紧围绕帝国主义侵略这条主线，进而构建出“革命”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对于同光之际的历史，李著以论述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外患为重点，内政变革则较少着墨，如详述日并琉球、俄占伊犁、法夺安南以及英侵缅甸的过程，以便揭示“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注]。但李著在分析戊戌变法的背景时发现“在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在进步的新官僚的建议之下，已经逐渐注意到新的事业之建设”，虽然这种新事业主要体现在军事工业方面，但“此等建设”仍“构成了中国幼稚的资本主义组织之前身”。[※注] 从而肯定了洋务运动作为戊戌变法酝酿准备阶段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李鼎声《中国近代史》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更侧重于对帝国主义侵略过程的考察，对人民群众反侵略过程的研究尚不充分的话，1947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册与1948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巨著问世，均以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注]作为解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奠定了以“阶级斗争”“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雏形。在这个叙述框架下，站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的立场上重新梳理与认识洋务运动史成为有关洋务运动书写的基本内容。

相对来说，范著的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内容上更倾向于细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实，以凸显对满族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在叙述同光之际这段历史时有很明显的反映。如范著用相当篇幅描述了洋务派的“自强”“新政”活动，并最终得出结论说，洋务派是从顽固派中转化出来的一个统治派别，是集军阀、买办、官僚成分于一身“与顽固派平分政权的统治者”；洋务派推行“新政”的目的在于壮大本集团的力量、镇压人民革命；他们所谓的“自强”，一个是“满洲自强”，另一个是“军阀自强”，“实际上是分裂割据”；正是“顽固派的愚蠢，洋务派的自强，把中国推进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虽然他们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但其实他们“并不是欢迎资本主义，而是害怕资本主义”；比如同文馆施行的是“崇拜洋人、贱视汉人、放任满人骄傲的教育”，其实质是为满人和外国人的利益服务的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琉球事件是洋务派“新政”事业破产的“第一次宣言”，到中法战争时“新政”事业“破产了一半”，表现“在‘自强’上是不堪一战，在政治上是造成湘淮军阀割据对立，在外交上是割地丧权”，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新政”受到“澈底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结果，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同时也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裂痕，实质上是一场取得了外国人支持的“反革命”。[※注]

胡著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基本相似，但更加注重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层面，如认为“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可耻可卑的纸老虎”，是“向外国侵略者屈膝”“借外国力量镇压人民”的结果；曾、左、李等洋务派官僚“是想以洋务的皮毛来维持旧社会秩序、旧统治秩序的实质，他们也只是在当时列强侵略者所允许，所给予的范围内从事洋务运动，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李鸿章是列强侵略者“满意的高才生”，“纵然在他的努力下使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但完全在买办的官僚资本控制下，他的官督商办一开始就没有好成绩，成为阻止民间资本自由发展的镣铐”；他在军事上的洋务建设，“完全是靠向外国人买武器，并靠外国军官们直接帮助的”，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加强海防，预防洋人侵犯，实则只是为外国的军火商人开辟了市场，使外国人能控制中国军事”。[※注] 这样，洋务运动便被描述成清政府与列强的相互勾结，处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阵营而被完全否定。

应该说，范著和胡著中对洋务运动史的考察，无论是从史料运用还是宏观分析，都是较为全面和充分的，对同光之际军事、外交、经济、思想等层面的内容，均有一定涉及。只是阶级斗争史观下的洋务运动，从政治层面便被定下“反动的卖国的运动”的基调而被全面否定和批判，遑论积极因素可言。

注目近代历史上重要政治事件的递嬗变迁，以此作为叙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基本脉络的叙事方式，几乎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是持进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者所普遍接受与采用，而这种叙事模式一定程度上又是受李剑农之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启发。该书初版于1930年，1942年在此基础上补写合刊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注]，进一步接续严复“社会进化论”、梁启超“新史学”的近代史研究路径，系统完整地描绘出鸦片战争至北洋时代终结这近百年内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在其勾勒的外力入侵、新思想酝酿时代，革命势力进展、清皇位颠覆时代以及革命势力与清残余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这三大历史阶段谱系中，同光之际的洋务运动被置于第一阶段的最末环节，“洋务讲求”就是“西法模仿”，也是1864—1894年时代的政治中心问题，只是这种皮毛上的西法模仿，最终不能发生抵抗外力的效能，而让位于维新变法。[※注] 李著从外部世界之刺激与清廷朝局之变化的角度观察洋务运动，既有对外患入侵和时代心态的客观讨论，也有对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翔实分析。几乎同一时代采用这种立论角度观察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的还有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石泉，在其194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中，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过程中清廷内部人事变动、政治因素对事态发展的作用及其影响的阐释与解析，特别强调“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政”构成了洋务运动失败的三大线索。[※注] 这样的研究视角与观点，对今天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仍不乏有启示作用。

整体来说，晚清民国时期学者们在不同的叙述脉络中对洋务运动书写了不同的主题，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并未展开。然则，与洋务运动史相关的一些专题类考述文章，此一时期已经出现不少，比如《同治新政考》《同治的中兴》《福建船政厂考》《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江南织造局之简史》、《福州船厂之沿革》《京师同文馆略史》等[※注]，凡此种种，均显示了时辈学人对于洋务运动史最初的专注与兴趣点所在，文中所廓清的一些史实或引人发省的论断，直至今天尤为很多治洋务运动史者常备做基础资料所征引参考。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洋务运动史研究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间的洋务运动研究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重点提出。一是在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洋务运动”命名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和第一部研究资料集；二是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个洋务运动研究小高潮。

前述范著和胡著对洋务运动的描述与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学者们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性、经典性、权威性意见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尤其是1954年胡绳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注]被提出后，旋即引起近代史学界广泛的赞誉与认同，随之而来的便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这“三次革命高潮”事件成为学者们蜂拥而上的研究热点，作为人民革命斗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自然被打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冷宫”[※注]，处于边缘位置，乏人问津。笔者根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所列各研究专题论文进行统计后得出的数据（见下表），似乎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近代史研究领域“旱涝不均”的状况。姜涛先生根据历年《历史研究》刊载论文的情况，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晚清政治史各研究专题中，洋务运动是位居最末位的。[※注]

如果再仔细检视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前10年间发表的这20 篇讨论洋务运动的文章，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见，大多是应近代史教学需要而作兼及特定政治宣传之类性质的短文，如《清末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与意义？》《说满清同光时代的“洋务运动”——讲堂讲授内容纪要》《洋务运动（历史教学小词典）》等[※注]，对洋务运动评价也是基本沿袭范、胡的立场与标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56年牟安世的《洋务运动》出版，虽然作者自称是本“小册子”，仍不失为系统研究洋务运动史的拓荒之作。必须承认，牟著将“洋务运动”置于毛泽东从政治角度提出的近代史发展规律权威论断框架内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无疑仍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注] 这一点，牟安世在书末做了明确表述：

我们从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既然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乃是中国人民近百年的理想，并一直为它奋斗而没有成功，只有今天才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我们就应当虚心学习，客服困难，加倍努力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注]

在对洋务运动的整体评价上，牟著继承并进一步阐释了胡绳“洋务运动为外国侵略者开辟道路”的观点，强调它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反动卖国运动，是封建官僚在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外交政策的产物，其实质是助长了他们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多重侵略。[※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牟著引用大量的原始史料特别是外文资料以及统计数字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相较于之前或同时期有关洋务运动的泛泛之论，无疑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显示了作为第一本洋务运动史著作应有的学术生命力。牟著中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值得重视。如牟著强调以军事建设为中心，将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60—1872年的建立军事工业阶段，1872—1885年的围绕军事工业建立其他企业阶段，以及1885—1894年的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阶段，从而突破了以往笼统以“自强”“求富”为划分洋务运动阶段标准的研究框架，代表了一家之言。牟著虽然批判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但也承认初期的官营军事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注] 这些见解在其对洋务运动强大的政治定性的批判下反而被后世学者给忽视了。

值得注意的是，牟著中引用的统计数据已经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的资料。该书初版于牟著问世的前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纂的第一部专业工具资料书。[※注] 随后，到60年代，经济史领域整理汇编了十几种资料集，相继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系列的形式出版，其中很多都涉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企业等内容，从而大大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史料匮乏的缺陷。

然而这一时期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研究史料建设工作的还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编纂与出版。它是在中国史学会的提倡与主持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洋务运动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大规模、系统的科学整理的成果。承担编纂任务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和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相关研究人员，历时数年之功，最终在1959年编纂完成8册共计320余万字的资料集，两年后出版。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中述及的“八大事件”，本是不包括洋务运动的。50年代先后编成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以及《洋务运动》10种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洋务运动正式跻身中国近代史学科“八大事件”序列。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愈来愈成为学者关注的议题。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开篇的“序例”，集中反映了资料汇编的选编者——其本身首先也是研究者——对待洋务运动的基本看法与认识。他们承认洋务运动的封建性、买办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的自救运动，为的是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洋务运动某些积极的方面，比如“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政府既办理洋务……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注]。姜涛认为这种看法与认识代表了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一种“经典性表述”[※注]，笔者深以为然。这种对洋务运动相对来说较为全面的定位，可能更为同期研究者所乐于遵循，姜铎、黄逸峰在60年代提出的观点就是在此基础上形式上走向极端的阐发。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汇编共分12编，包括综合编、育才编、海防海军编、练兵编、制械编、马尾船政局、轮船招商局、铁路编、电报编、矿务编、纺织制造编以及传记编，涵盖了洋务运动的大部分主题，书末附录的“洋务运动书目解题”篇，详细提供了研究洋务运动可资利用的基本史籍线索。这套大型资料汇编为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60年代初学界围绕洋务运动性质和作用问题展开的第一次较为活跃的学术争鸣，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这次争鸣的核心人物，研究经济史的姜铎后来回忆说：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谓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 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注]

姜铎的看法也就是他后来一直坚持的所谓基本否定基础上的“两点论”，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洋务运动同时存在着反动与进步、消极与积极的双重作用，不应偏废或忽视任一方面，当然前提是反动和消极作用是主要方面。应该说，姜铎的“两点论”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之语，在前述著作如吕振羽《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都可找到相似的思想因子，只是他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前人或当时学界没有充分展开的进步与积极方面，并作了集中讨论。他从分析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入手，提醒学界要“全面地对待历史事实”，“全面地”研究与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与作用。他特别强调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存在着“刺激和促进”作用，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和外国资本还存在着显著的矛盾，对外国资本的侵略，还起着一定的抵制作用”，“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微弱的，效果也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注]

姜铎毫不讳言洋务运动的进步因素，为了论证自身的观点，甚至不惜过分强调、突出乃至放大洋务运动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重视政治层面判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近代史研究框架中就显得是异军突起，一时间成为近代史学界“商榷”话题最多的活跃人物，批评他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没有“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没有“放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总体中”加以考察的意见纷至沓来。[※注] 在此基础上，洋务运动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洋务运动的目的、分期、失败的原因，洋务企业的性质、与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关系、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等，也进一步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与兴趣。上述1949—1978年发表的94篇有关洋务运动主题的论文中，仅1961—1964年就有57 篇，其中姜铎发表的文章有6篇[※注]，与姜铎商榷的文章多达10 余篇。长期饱受冷遇的洋务运动史研究领域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小高潮。

除了对洋务运动宏观意义上的性质讨论之外，具体史实和相关洋务人物的研究在这次小高潮中也取得一定进展，邵循正和汪敬虞二人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改组、人事更动等关键性史实的考订与阐发[※注]；邵循正通过主持《盛宣怀未刊信稿》对盛宣怀作为淮系洋务派人物代表的评价与分析，对郑观应与洋务派特别是与盛宣怀的关系及分歧的梳理与探究[※注]；戴逸对慈禧、奕集团、顽固派等晚清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和同光之际政治格局的考察与解析[※注]等，均是之前学界没有重视或研究不够充分的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事的了解与认识。另外，戴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洋务派及其活动的两面性、动机和效果辩证关系的探讨，对洋务运动三阶段分期的论断[※注]，也对重新认识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然而，学界对洋务运动研究的小高潮仅是昙花一现，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洋务运动研究又陷入了冰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几乎付诸阙如。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有所起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领域中的“热点”，但学者们在史料整理、理论论辩以及史实考证方面，仍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可贵的探索，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成为以后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点。

第三节 1979—1999年的洋务运动史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长期被“左”倾思想禁锢，“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冠以“洋奴哲学”与“崇洋媚外路线”而遭批判的洋务运动，在史学界被提上了重新探讨和认识的日程，特别是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与带动，从1979年起，洋务运动史研究始获新生，并呈现出厚积薄发的姿态，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政治史领域逐渐成为“热门”议题。不仅十几年前被迫中断的洋务运动研究小高潮再次以理论争鸣[※注]的形式活跃一时，拓展了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促使洋务运动跻身晚清政治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另外，洋务运动专史[※注]及相关专题新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形成蔚为大观的研究局面。正如前文显示，“文化大革命”前洋务运动虽列入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序列，但就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而言，却几乎是敬陪末座，然而到1984年后，它已经跃居第2位，仅次于辛亥革命。[※注] 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79—1999年的20年中，学界发表洋务运动史的专论不下623篇，[※注] 综合性专著、论文集（包括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集中反映学者洋务运动史研究体系的论文结集以及论文选编）、史料资料集、工具书，等等，举凡也有数十种之多，如果加上洋务企业、洋务人物、洋务思潮等相关的论著资料等，数量则更为壮观。此外，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的相继召开，也对推进和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980年12月在长春召开首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后，致力于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学者们基本形成两年一聚的学术传统，直至1994年福州第7 届亦首届国际洋务运动史学术研讨会才基本告一段落。">[※注]

整体而言，在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洋务运动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并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洋务运动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重新评价，并对研究范式进行了再探讨。毋庸讳言，姜铎、黄逸峰1979年的《重评洋务运动》，其相对保守的“两点论”观点是引发这一时期学界围绕洋务运动展开“商榷”热潮的导火线，但真正将洋务运动的讨论引向理论高度，特别是将其纳入近代史发展基本脉络从而进一步引发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大讨论的则是李时岳，他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对之前否定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人民和统治者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进行了检讨，认为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简单而不加分析地贬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这些“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他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寻找到评价洋务运动新的突破口，即把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观察，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是“前后紧相连接”的四个重要政治活动阶段，这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都是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方向沉沦。救亡亦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时代主题，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注] 李时岳“四个阶梯论”中对洋务运动的肯定，与稍后徐泰来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强调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注] 前后呼应，大大充实和发展了李达、何干之等前辈学人肯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将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整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随后展开的围绕洋务运动历史地位、作用、性质的大讨论中，研究者从洋务运动的目的与结局、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洋务企业、洋务人物、洋务思想等专题，对洋务运动史展开新一轮多方向、多角度深入的探究，既有宏观的概述式综合研究，也有具体的个案式实证研究。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大致形成以李时岳、徐泰来、胡滨、余明侠为代表的基本肯定派，以黄逸峰、姜铎、张海鹏、张国辉、樊百川为代表的基本否定派，以及以夏东元为代表的发展论派。这些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和不同角度的学术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的认识，推动了新时期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发展。

在对洋务运动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国内学者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还从方法论角度对洋务运动史研究现状，特别是研究者们热衷于洋务运动的定性与评价之争这一现象进行反思，承认目前的成绩只能表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这片亟待深入开拓的处女地，仍有许多问题，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国际关系等方面，缺乏相应的研究或揭示得不够，从而呼吁要加强史料整理的工作和多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注] 这表明部分研究者已经清醒认识到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新的突破。有研究者在对洋务运动史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检讨后指出，打破洋务运动史研究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既有的“两条路线”“三次革命高潮”“四个阶梯”等所谓“线性发展观”的束缚，进行研究方法和思想形式上的进一步开拓和调整，是实现洋务运动史研究新的突破的关键。[※注] 这种检讨和意见与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界“告别革命论”思潮相呼应，代表了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种新动向，即摆脱传统“事件史”“革命史”的研究路径，转向“社会史”“专题史”研究的路径。1989年东营第五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便是展示这种新动向的标志。从前文我们列出的各届讨论会主题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整体上是围绕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在进行总体研究—个案研究—总体研究这样的往复循环，此次会议则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洋务运动与近代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全面探讨。[※注] 鉴于此，有研究者不无见地地指出：“这表明洋务运动史研究已开始突破以政治评判为价值指向，以描述事件本身因果关系为主要旨趣，以‘短时段’式的研究方法分析和处理人的历史活动这样一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而转向对与事件、运动、人的活动相关的社会环境作‘中时段’‘长时段’的整体综合性研究。由于这种研究的目标指向不是指出‘是什么’而是探究‘为什么’，因此，它从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热衷于给人物、事件贴标签、戴帽子的简单化研究倾向，而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引向规范洋务运动产生、发展趋向的深沉力量——中国传统和近代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作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等多方位的思考和探索。”[※注]

洋务运动史研究的这种新动向在进入90年代以后终于形成趋势。在1992年宜昌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如何推进洋务运动史研究提出了切实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洋务运动史推向深入的两个方向：一是彻底摆脱“事件史”的传统研究框架，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二是重视跨学科的研究，在发扬历史学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有研究者呼吁在研究洋务运动的社会环境时，应注意从城市文化史的视角切入，研究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对洋务运动的认同和制约，以及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的带动作用。还有研究者倡议从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视角来观照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把洋务运动放到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放到整合的世界史视野中，对洋务运动所达到的近代化水平进行整体把握和考察。[※注]

研究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这些见解，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史研究，甚至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向，也明确了洋务运动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更新，洋务运动社会史、区域史、专题史的研究得到明显重视和加强，90年代召开的两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体现出研究者深化洋务运动史研究的自觉与努力。[※注] 在加强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方面，夏明方有关自然灾害群发期与洋务运动的一系列专论是其中颇有参考价值的代表性成果，为认识洋务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注] 对之前被批判的统治集团及其人物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力图从统治集团派系纷争的角度揭示晚清政局的走向等议题，更加引人注目，并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洋务企业、洋务人物等个案实证研究在稳步推进的同时，研究视野也进一步拓宽。[※注]

其二，出版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著。第一部为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本书是系统反映李时岳、胡滨等人[※注]基本肯定洋务运动观点的著作，旨在系统讨论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从兴起、发展到衰微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讨论洋务热兴起的原因和随之产生的新式工业、新式海防、新式教育以及它们的特点、作用、意义等问题。全书除导论、结束语之外，共分7 章23 节，即第一章讨论“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包括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太平天国战争和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外和好”；第二章“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重点剖析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六个典型局场以及军事工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第三章“洋务派倡设的民用企业”，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漠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铁政局为中心，考察官督商办企业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第四章“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海军”，重点讨论从早期购买船舰、筹议海防和设立海军，及至洋务派建立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的历程与意义；第五章“洋务派与兴办的教育事业”，对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求实堂艺局、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这几所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以及幼童赴美留学、船政学堂留欧等留学教育进行讨论，兼及探讨洋务学堂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第六章“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从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的关于同文馆、制造轮船以及修筑铁路三次大争论入手，分析其斗争的性质；第七章“洋务思想”，从爱国和卖国、官办和民办以及君权和议院三个层面讨论洋务思想的特点，并重点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历史的考察。

作为基本肯定洋务运动派的代表，作者在书中对其关于洋务运动总体评价的观点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

洋务运动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地主阶级改革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倡导的“富国强兵”运动；随着运动的发展，日益显示出运动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注]

质言之，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低层次的体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从单纯农民战争向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注]

作者在尽量充分占有、客观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对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存在的史实误解作了力所能及的澄清，如洋务运动并非“华洋会剿”的产物，还没有任何具体事实材料可以证明是英国侵略者策动发生了“辛酉政变”；福州船政局实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徐润并非轮船招商局的最大股东；郭嵩焘的《条议海防事宜》在筹办海防和筹建海军的“廷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等。作者还就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建立近代海军的目的、与外人的关系，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的关系等，与相关论者展开学术对话，多有新义发明，自成一家之言。特别是作者用“从闭关到开放”来概括洋务运动时期社会变化总体特征的观点，亦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这些努力对于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部代表性著作为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9年修订版）[※注]。本书是作者积近40年之功，在完成《郑观应传》《郑观应集》《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盛宣怀传》等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系统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佳作，也是集中反映其“洋务运动发展论”观点和研究体系的代表性著作。

夏东元对洋务运动的认识，既不同于基本否定派，也不同于基本肯定派，而是自成体系。虽然他同徐泰来等人一样，也是从经济入手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认为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条件下兴起，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发展，在清政府受到英法入侵和太平天国革命两重压力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但他强调要将洋务运动放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观察与评价，即19 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却掀起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促进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迅速发生，从而又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19 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起义被镇压，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军事上大办海军海防和装备新式陆军以御外寇，经济上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与洋商争利，这一时期也是具有进步性的，但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反动目的并未改变；当80年代资本主义有所发展需要变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以与它的发展相适应时，洋务官僚却仍坚持封建专制的反动政治制度，并将其渗透到洋务企业和新式海军内部，从而违反了历史潮流而失败了。总之，夏东元认为从“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价洋务运动，它是“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开始，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结束”，要分时期、分层次地评估其贡献与弱点。此即其所谓洋务运动“发展论”[※注]。

该书即是按照这一观点和体系进行系统阐发。除前言、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以及后记外，共分19 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借师助剿’及其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三方面讨论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其背景。第四章至第六章，以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及兰州机器制造局为个案，探讨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和作用。第七章分析“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第八章综论“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第九章至第十六章，则具体讨论洋务路线改变后的洋务举措，包括轮船、电报、采煤、金属的开采与冶炼，以及铁路修建、纺织工业等能源、冶金、交通、电讯行业的创办与发展，其中第十四、十五两章，专门探讨了近代海军海防和陆军的改造与加强。第十七章讨论为了适应新式工矿、交通、电讯等事业的需要而举办的以科学技术为主的务求实用的“洋务教育的发展”。第十八章综论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中国资本主义、洋务派、外交、中法中日战争以及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六个方面的关系。第十九章论述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走向“尾声”，1901年总理衙门的撤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结束。

和李著相比，该书在讨论的主要内容和题材方面并无太大超越，框架方面则较为完整和系统，对史实的解释，如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脉络、成败得失以及李、曾、左等重要人物的论析等，则自成体系。最重要的是在史料利用方面，因为作者对郑观应和盛宣怀的研究用力最勤，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盛档资料和作者多年搜集所获的未刊资料等，成为该书最大的亮点。如果说1985年的论文集《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是将“走进死胡同”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救活”的话[※注]，《洋务运动史》以其成熟且平实的研究，将此专题领域的学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部代表性著作为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樊百川先生之遗作，虽然出版于2003年，书稿实际上成于20 世纪80年代末，反映了80年代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水平。樊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对中国轮船航运业史、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等问题素有研究。虞和平根据樊先生生前设计的章节结构，在保持其原有思路的前提下，将其未完成的3卷本书稿改编调整成现在2 卷本的框架与内容。[※注] 除序言和结语外，本书共分10章29节，约计125万字。第一卷分别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洋务派的产生和形成”“洋务派的主体”“洋务派思想及其与清流派之争”“总理衙门的设立和洋务新政的推行”五个主题详细阐述“洋务新政的兴起和推行”；第二卷重点讨论“洋务新政的半殖民地军事设施”，依次从“陆军的采用西方近代武器与近代兵制的变革”“近代海军的筹建与覆败”“北洋舰队的建立与覆灭”“半殖民地近代军火工业的畸形建设”以及“近代船舰制造工业的兴衰”五个方面展开。此外，结语部分对“半殖民地的官办近代工业”进行了专门探讨。

该书的观点大致还是属于较为保守的基本否定派。如称买办是依附外国侵略者为生存条件的新的反动阶级力量，是“中外反动统治者之间进行勾结、出卖中国利益的桥梁”，进入中国政治舞台后，扮演的是“亘古未有的反革命角色”。[※注] 诸如此类的判断俯拾皆是。根据樊先生的研究，洋务派的所谓“洋务新政”，几尽为西方“冲击”“刺激”的结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海军的建立等，“差不多都是靠外国侵略者诱导以至逼迫出来的”。在如何看待洋务运动这一关涉宏旨的问题上，樊先生在全书首篇代序的《洋务新政正名议》一文中，开宗明义便对“洋务运动”这一学界约定成俗的概念提出质疑。他在追溯“洋务”一词出现、使用、嬗变的历史脉络后指出，“洋务”是指“外国侵略”或“外国侵略事情”，并不含有“借法自强”等向西方学习的词义，二者一指外事，二指内政，不能混为一谈。再者，洋务派因办理外国侵略事情，即“办洋务”而引发的“借法自强”活动，无论从执行者的危机感、主动性，活动的规模乃至群众性方面，都没有造成“运动”的形势，加之洋务派借法30 余年并未使中国或清朝统治者“自强”或“富强”起来，用“自强”来概括其“借法”活动也是不妥。因此，他主张将因“办洋务”而引发的“借法”活动定名为“洋务新政”。[※注]

樊先生所论或有可商榷之处，最简单的反证便是他通篇使用的“洋务派”这一词汇按照他的观点就已大成问题，这一点他反而轻易地给忽略了。但他注意从概念本身意蕴的演变以及时人使用、议论“洋务”的历史语境中，区分“洋务新政”“外事”与“内政”的不同层面，这种思考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

樊先生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见长，书中对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具体建设用力甚勤，提供的各种统计数据如“总理衙门经费估算表”“洋务新政人才培养和雇用经费统计”“陆军改用近代装备统计”“兴办海军统计”等，对研究者亦极具参考价值。

其三，新专题的拓展。由于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外交等相关研究在经济史、思想史等领域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仅就和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专题，即洋务运动时期派系纷争与晚清政局进行重点评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对洋务派和顽固派斗争的讨论较为充分，但基本也是集中在对这两个政治派别在洋务活动方面的论析，以此讨论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对由此引发的晚清政局的演变却较少涉及。即便是一些讨论同光之际派系的研究论著，多数也是以考察洋务事业的主要内容为核心，对政局发展规律与特点的检视和论析只是居于附从地位。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开阔，将洋务运动时期统治集团的派系纷争与政局联系起来考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学者较为关注的议题。宝成关的《奕慈禧政争记》是80年代较早系统讨论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的专著，其中对同光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权力分配和人事变动也有很具体的揭示与剖析。宝著紧紧抓住奕与慈禧这两个晚清统治集团内部重要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之间长达40年的明争暗斗为主线，揭示了这一时期纵横交错、互相利用、互相排挤的各种政治势力之争。如奕集团、慈禧与肃顺集团之间的矛盾，奕集团与慈禧之间的矛盾，洋务集团与顽固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奕与奕譞两党之间的矛盾，清流派与重臣、慈禧之间的矛盾，湘淮系之间的矛盾，等等。特别是对同光之际各个政治势力、政治集团的兴起，各个政治势力间的政争过程、各自得失以及对政治格局的影响等内容，作者都有很明确的梳理和交代。作者指出，洋务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派系矛盾体现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上。慈禧作为最高统治者，基本上是超脱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她是以最高决策者的身份驾驭、利用各个派别。奕是洋务派的有力支持者，慈禧一方面利用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操纵顽固派对奕及洋务派进行牵制。顽固派之所以气焰嚣张，是因为有慈禧当后台，洋务派能针锋相对，一半是由于他们有一定的实力，另一半是引奕为奥援。宝著中对此间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相互牵制的剖析，颇见功力。[※注]

苗长青的《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是从官僚派系的角度论述晚清政局的一篇力作，也是讨论同光之际派系纷争的代表性著作。作者首揭“官僚派系”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贯穿自鸦片战争以降，历经同治、光绪两朝，终至宣统初期，由中央到地方，各个派系发展与对抗的历程。集中在同治和光绪朝初期的政治格局中，以肃顺为代表的肃党集团，以奕为代表的恭党集团，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洋务派、顽固派、清流党、帝党、后党，先后粉墨登场。在这些派系的相互纷争与对抗过程中，不少人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个别的还发生派别的转化，对此，作者称之为官僚派系派别的“丰富多彩性”。[※注]

丁名楠的《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一文，围绕慈禧从初次垂帘听政，代掌皇权，到最终登上个人权力最高峰这条主线，论述了慈禧对待奕集团经历了当政之初依靠其巩固地位，后来因其“功高盖主”而对其折辱立威的过程，其中利用蔡寿祺的奏折打击奕，为后来的恭醇之争埋下伏笔；之后，又利用奕譞、李鸿藻打压奕，彻底击垮恭党势力。丁文认为，无论是恭醇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实际上都是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纷争。军机处南北之争的主要分歧，在于政见的不同，实则代表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政争。而秉政几十年的慈禧，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本身既不是洋务派，也不属于顽固派，她只不过是在利用各派的互相牵制来控制整个朝政。[※注] 丁先生的分析，代表了当时大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影响了一代学人。但非黑即白的道德评价，明显地留下了当时以简单的意识形态挂帅进行学术研究的时代痕迹。限于篇幅，丁文并未对官僚体系内复杂的政治运作进行更深入和充分的剖析。

陈梅龙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洋务派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及其内部矛盾》一文中，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分为洋务派、顽固派和从洋务派自身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作者指出，同光新政时期统治阶级营垒中，呈现的是一幅洋务派、顽固派和早期改良派之间既对立又联系，既斗争又统一，各派自身又充斥着争权揽肥，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的政治图景。在派别的人事分化上，与前述丁文认为奕譞一开始是奕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观点不同的是，陈文直接就将奕譞归入了奕代表的洋务派的对立面——顽固派阵营。即便是洋务派内部，也存在着以奕为首的中央洋务派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之间的矛盾，同时曾国藩的湘系势力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彼此势均力敌，为争夺洋务企业的控制权，充满了竞争与对立。早期洋务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后期洋务派之间资源、权力的争夺，同样构成洋务派内部纷争的一个面相。此外，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有实质性的思想分歧，但还未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注]

陈勇勤通过对清流成员身份、出身、籍贯的考订，指出清流党是一个由进士出身组成的政治集团。但是这个政治集团既无纲领，又无计划，因此并没有确切的形成标志，至迟在光绪三年（1877）时，已经出现在晚清政坛。清流党实际上是“思想保守”的李鸿藻与“洋务派重要人物”沈桂芬权力之争的工具。[※注] 赵慧峰探讨了清流派与湘、淮两派之间的关系，认为清流派影响了湘、淮两系的力量消长。在与湘、淮两系的关系中，一般说来，清流对淮系多有不满，特别不满其对外妥协。故清流诸人多与李鸿章交恶，对淮系常有抨击；湘系与淮系相争，对外多主战，清流与之较接近。清流派的亲湘抑淮，对甲午战争中湘军的东山再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注]

以上的研究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研究“热”的繁荣，代表了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深化、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探讨。

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史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受20 世纪90年代以降史学界研究范式与学风转向之影响，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整个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大气候已大不如前，近代史研究领域重心后移引起“民国热”的勃兴，“到民国去”“民国范儿”成为研究时尚，加之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方兴未艾，致使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渐趋沉寂。其次，晚清政治史领域内亦出现重心后移，清末新政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伴随历史研究中“历史周年意识”的强化，学界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的注目程度，仍持续不下。再次，洋务运动史研究自身的消解与分化。以事件史为中心研究取向的式微，以及专门史研究取向的加强，导致本身从“八大事件”分析框架中产生出来的洋务运动史本身被解构成两方面的意蕴，一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历史”，即洋务运动从兴起、发展到结束30 多年的历史，包括洋务派的各种洋务举措、与顽固派的各种论争，等等；二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历史”，即19世纪60—90年代清廷开展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军事等。重视实证性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历史”的研究渐成为新的趋向，而对洋务运动本身的研究，却在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洋务“热”就已呈现出消退的迹象，定期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的学术传统，继福州第七届讨论会之后中断，首届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亦成为时代绝响。为研究洋务运动奉献毕生的姜铎，在1997年时殷殷期许的三个愿望，即召开天津第八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筹建研究洋务运动的正式组织，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最终成为未竟之事业。[※注] 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洋务运动史方面的专史著作除了夏东元的修订版之外，几乎付诸阙如。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热”的消退并非代表洋务运动史研究走向了尽头，恰恰是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以一种更加冷静、更加学术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的距离和契机，并以扎实的实证研究切实推进这一专题的进展。检视21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史研究，在新的起点重新出发，取得的成绩亦是有目共睹，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对洋务运动的整体认识取得较一致的共识。研究者们普遍倾向于使用现代化叙事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视角考察洋务运动，即将洋务运动放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并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观察洋务运动，特别是其失败的结局。如夏明方指出：“洋务时期的中国近代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在遭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围绕着如何回应外国列强挑战这种中心线索而展开的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改造传统社会的历史实践。”[※注] 郭世佑、邱巍从学术史的梳理与总结中，将洋务运动视为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石。[※注]《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将1865—1895年的历史命名为“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现代化尝试，主要是早期工业化的尝试，或称为早期工业化的开端，而且是一种缺乏前提条件的工业化尝试，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现代化尝试。[※注] 彭正波认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因为固守传统文化，过分迷恋科学技术，忽视制度的变迁与革新，无法突破传统轨迹的路径依赖，导致其必然失败。[※注]

其二，伴随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淡化和边缘化，重视清朝统治集团派系及权力之争对洋务运动时期内政外交和晚清政局的影响，成为学者普遍关心的议题。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又取得了新的进展。马平安从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角度，剖析同光之际地方督抚专政和清廷“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及其影响，指出咸同后的督抚专政仅是造成中央政令不行的局面，但同光之际随着地方督抚在创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军事、政治、外交、财政、教育等权力的不断膨胀，他们对清末朝局的影响与日俱增，最终形成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而此局面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又是肇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曾国藩的湘系势力。[※注] 戴东阳以晚清驻外使臣群体为研究个案，对晚清政治派系对驻外使臣群体的影响予以了观察和探析，指出，在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晚清政局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湘军、淮军、清流以及满人统治集团。其中湘系在曾国藩去世后已经大为沦落，政坛主角的纷争是以主张洋务的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与以反对洋务的李鸿藻为核心的清流集团的对峙。这种政治派系的角力，在驻外使臣群体政治身份的认同上有很明显的反应。甲午之前对出使大臣影响最大的就是淮系李鸿章，早期清流派对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注] 王瑞成从“权力转移”的视角检讨了1855—1875年中国内部纵向上下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对同一时期外部势力冲击之下产生的体制内外之间横向权力的关系变动进行了整体性考察，指出从湘、淮集团到洋务集团的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以总理衙门成立为代表，呈现出权力外移的主导趋势，最终形成以整合了由内转外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的洋务体制，与王朝旧体制并存，这种双轨制结构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注] 王维江等学者有关“清流”人物的新近研究，丰富、深化了学界对清流党或清流派与晚清政局的认识与了解。[※注] 大陆出版印行的台湾学者林文仁从地缘关系和派系分和的视角观察1861—1898年晚清政局走向的两部大作，势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学术对话与交流的趋势，并引发大陆学界对洋务运动史研究进行新的思考。[※注]

其三，洋务企业、洋务人物等研究渐趋成熟。对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运动中的典型企业，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盛宣怀等人物的研究，一直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重头戏，研究成果丰硕而突出。21 世纪以来，在轮船局史研究会（2004年成立）、曾国藩研究会（2006年成立）、李鸿章研究会（2005年成立）的支持下，这些企业与人物的研究继续风生水起，渐成规模。[※注] 新编《李鸿章全集》、新版《曾国藩全集》、《张之洞全集》《左宗棠全集》[※注] 等煌煌史料巨著的问世，在引发知识界学术“地震”的同时，也为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人物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与崭新的视角，相关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借助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的整理与披露，21 世纪以来夏东元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盛宣怀的研究成果[※注]，对洋务运动时期盛宣怀的事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肯定。朱浒的研究则将盛宣怀的人物研究纳入社会史的脉络，通过对学界较少注意的盛宣怀在光绪四年（1878）办理河间赈务的探讨，认为盛宣怀正是通过河间赈务为后续的洋务事业积累了必要的社会资源，成为其洋务事业脱困的序曲，由此才有了光绪七年（1881）办理电报事业扭转洋务事业颓势转机的出现，进而揭示了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注] 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既弥补了学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又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深入。

其四，洋务运动史研究向社会史领域进一步渗透和扩展。上述朱浒的专论已经是这方面很好的代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则聚焦在洋务企业中一个活跃的群体——江南绅商上。通过对江南绅商（还有与之关系密切的郑观应）在“丁戊奇荒”中义赈举措的梳理，指出江南绅商借由义赈参与到洋务企业建设，涉足矿业、纺织业、电报业以及航运业等，并成为其中坚力量。朱浒的研究在对以往关于中国近代绅商阶层和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进行某些拾遗补阙贡献的同时，其学术价值还在于为学界提供了观察这两个历史事件新的视角与反思。[※注] 邱捷以同光之际广东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为主要史料，以一个知县的视角，窥视同光之际清朝吏治、地方行政机构和晚清官场规则运作，特别是广东开展洋务运动的若干细节，指出杜凤治的日记中有其大量参与“洋务”的记载，主要体现在跟随督抚查看机器局、炮台、军舰，以及以首县知县的身份参与同外国人的交涉活动。[※注] 此外，刘慧君在考察了制约洋务运动历史进程的灾荒后指出，洋务时期的灾荒虽成于洋务期间，但却是封建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既是天灾，亦是人祸，并同当时社会法律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注]

其五，洋务运动制度史研究得到重视和加强。夏东元在20 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撰写教育制度变革、军事制度改进、政府机构变化等专史著作的设想。[※注] 伴随21世纪以来晚清政治史领域制度史的回归，关注洋务运动时期的制度建设与顿挫亦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周建波运用现代企业和管理学理论分析了官办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股份融资、技术人才引进、经营理念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对洋务运动官办企业制度建设思想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考察。[※注] 王小侠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官督商办”的制度框架进行解析，认为其在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企业的效率以及近代化进程方面的缺陷，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注] 谢俊美从近代政治制度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考察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认为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军队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陆、海军两个兵种，同时表明清朝在军事制度建设方面有了历史性突破。[※注]

其六，洋务运动专题史研究继续深化与拓展。以洋务思想为例，贾小叶认为指导洋务运动的纲领并非学界惯常以为的“中体西用”，而是遵循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时间上“中体西用”产生于甲午战后，内容上突破了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技西艺”的限度，容纳了学习“西政”的内容，所以与其说它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毋宁说是清末新政的思想先导。[※注] 邹小站从思想史的脉络中梳理国是、议论、风气三者对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影响，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输入运动，是在国是未定，议论、风气未变的情况下展开的，西学输入仅限于局部，传统的取士制度阻碍洋务人才进入政府高层，高级官僚结构的固化，使得洋务人才的建言无法真正成为影响政府的决策，西学大规模、全社会性的输入，直到庚子后始得实现。[※注] 谢放注意从“自强”含义的演变及时人议论“自强”的语境中对曾国藩的自强观进行重新审视，指出“自强”一词在同光之际经历了前期的侧重“制外”与后期侧重“治内”的变化，因此曾国藩的自强观亦在同治年间多表现为强调“师夷长技”，以练兵、制器为先，光绪年间开始强调以修政事、求贤才等“治内”举措为自强之本。从这个视角亦可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举措给予同情之理解。[※注] 李彬彬则从洋务时期士林的儒学观角度对洋务派与守旧派文化论战的中学根源进行剖析。[※注] 夏明方的研究指出，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修建铁路的论争，除了学界通常认为的军事因素外，源于大灾奇荒的残酷现实刺激，提升救荒能力的交通条件，将铁路建设和救济灾民有机联系起来的民生思想，亦是洋务派据理力争的利器之一，然而这种民生思想亦仅限于一种思考，并未付诸有效的实践，最终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立论依据。[※注] 此外，李青的研究围绕洋务派法律思想及实践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注]。

通过以上评述的这些成果可以看出，21 世纪以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就洋务运动研究洋务运动的局限，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综合、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一些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问题得到研究者的注意和讨论，从而使洋务运动史研究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昭示了未来洋务运动史大有可为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