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间的第三次战争，中法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与越南传统的宗藩关系以及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地位与影响，同时进一步加深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晚清帝国的边疆危机，中国的西南门户由此洞开，而且对清朝的内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鉴于它在晚清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中法战争予以较多的关注和研究。不过，与晚清史上其他重要事件相比，中法战争史研究还比较薄弱，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拓展和深入。本章将对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的国内中法战争史研究情况作一综述，并就今后的研究趋向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推进中法战争史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节 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中法战争的研究大致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为了统计的方便，我们姑且以1949—1979年为第一阶段；1980—2012年为第二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第一阶段发表的论文及各类文章约 55 篇、专著 1 部、通俗读物 8 种[※注]、资料汇编 2 种、中法战争形势图3种。[※注] 其中，牟安世的《中法战争》，特别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为新中国的中法战争研究做了奠基工作，迄今仍广为学者所沿用。

牟安世的《中法战争》，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中法战争的专著，全书共138页，9.6 万字。该书分3章共12 节，依次叙述了法国侵略越南与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中法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与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该书主要参考马、恩、列经典著作、中文文献资料和少量英文著作写成，出版后曾遭到学界的质疑，[※注] 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中法战争研究领域的地位，它的多次再版和很大的发行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这一阶段的中法战争研究成果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在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先后出版两种。一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该书由邵循正、聂崇岐、张雁深、林树惠、单士魁等学者编纂，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全书共7册，计278万字。其中，第一册包括《中法兵事本末》《刘永福历史草》以及中法开始交涉以前的文献资料如《越南世系沿革》《安南通史摘译》和法越间所订各项条约；第二册收录翁同龢与唐景崧日记、张树声与徐延旭来往函牍等，内容偏重越南北圻、云南、两广，也涉及福建、台湾和其他地方；第三册为战纪；第四册是文集，依撰者与中法战争关系的紧密和轻重排序；第五册汇辑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资料，以及部分档案或者接近档案的资料；第六册和第七册前一部分为档案；第七册中间部分是中法间关于越南的各项条约，最后部分为附录，收录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和法国对这些斗争的镇压。此外，该书还加入两个表：“大事表”、“固有名词对照表”，前者简单罗列300年来的中越法关系，后者是西文人名、地名、船名的译音；4 种图：人像、战利品、战绩图、地图；以及书目解题，分“中文之部”和“西文之部”，后者只列选译的书，前者分“征引书目”和“参考书目”（其中参考书目所列的书是没有选录的）。这套书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学者从事中法战争研究的基本史料。

二是《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该书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再版。全书20.9万字，共5 章，根据资料来源，可以分成3组。第一组即第一章越南问题始末，译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7章，中法战争期间马士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秘书，使他得以了解李福天津谈判的一些机密内容。第二组资料包括第二、三、四章，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其中，第二章是赫德与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往来电报的译文，起自1883年4月，至1885年6月止；第三章是赫德致金登干书简的译文，起讫时间与第二章相同，它们与电报互相补充；第四章收录金登干备忘录的译文，这些文件记述了他代表中国政府在巴黎与法国外长谈判和约的经过。第三组资料是各口税务司的报告。本书对深入研究中法战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一阶段里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论题主要涉及镇南关大捷、马江战役、刘永福与黑旗军、冯子材、刘铭传、李鸿章、邓世昌、周玉泉、黄守忠、1884年的香港罢工运动、法国天主教的活动、中法战争前法国对中国西南的侵略扩张、中法战争期间美国的活动等。其中，关于刘永福与黑旗军的文章有23 篇，约占总数的一半。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司绶延的《中法战争》（《历史教学》1951年第2 卷第5 期）、刘汝霖的《六十年前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的反帝斗争》（《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3期）、丁名楠的《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大公报》1952年1月4日）、万次夏的《1884年的马江战役》（《历史教学》1964年第10期）、赵捷民的《刘铭传在台湾的抗法问题》（《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1期）、陆方《试论刘铭传》（《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郑逸梅的《中法战役炮击孤拔之周玉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李明仁的《1884年香港罢工运动》（《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王崇武的《中法战争时法国天主教在中越两国的活动情形》（《进步日报》1951年10月12日）、胡益祥的《中法战争前法国企图从越南向中国进行扩张的阴谋活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3期）和《中法战争期间美国的阴谋活动》（《史学月刊》1964年第9 期）、沈奕巨的《评牟著〈中法战争〉——和牟安世同志商榷中法战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等。

除了上述这些以中法战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和资料汇编外，一些中国近代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著作也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中法战争，有些书的篇幅和研究深度并不亚于上述论著。在此不一一列举。此外，张雁深的《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史哲研究社1950年版）也有一章论述中法越关系的变化。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中法战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外，受革命史观的影响，对于一些人、事的评价带有感情色彩。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而且对我国的学术研究和人们的思想解放均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国内史坛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学术争鸣的良好风气，中法战争研究与其他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一样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据本人粗略统计，1980—2012 的30 余年里，国内学界发表的有关中法战争的论文和文章约有300篇、论文集8本[※注]、专著14种、通俗读物9种[※注]、史料5种、地图1种[※注]、铜版画1种。[※注]。

其中，黄振南的《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199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0.3万字，分8 章，介绍了中法战争研究中有争议的65个问题，书末附有一个详尽的论著索引，为中法战争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中法战争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中法战争诸役考》，1998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计26.3 万字。作者利用法国档案，结合中越文献资料，对山西战役、基隆战役、淡水战役、镇海战役的经过作了考证，提供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澄清了某些史实错误，纠正或推翻了前人的一些结论，在中法战争军事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法战争管窥》，200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是黄振南先生的论文结集。

廖宗麟的《抗法名将刘永福》一书，1991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2.4万字，分13 章，附录《刘永福抗法大事记》。作者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认真考订，纠正了广为学者引用的《刘永福历史草》的讹误，在中越两国政府对法政策的大背景下考察刘永福和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在刘永福与黑旗军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7年，作者在修改、扩充此书的基础上，完成了《民族英雄刘永福》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廖宗麟在对中法战争进行多年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成《中法战争史》一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5.7万字，分10 章，书末附有《中法战争大事记》和《中法战争形势图》。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战争、战役的进程，以及相关人物、事件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并得出一系列新的结论。

除了上述两位学者的6本专著外，在这一阶段，还出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杨万秀、吴志辉的《刘永福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田心的《中法战争与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剑顺的《甲申中法马江战役》（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龙永行的《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杨法慧和李坚的《抗法英雄项从周》（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峰的《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唐上意的《中法战争与张之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和加深了中法战争的研究。

这一阶段，论文数量也大为增加，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对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显著加强。李鸿章、岑毓英和中法战争的结局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从过去的简单否定到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这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以及“双百”方针在中法战争研究领域的反映。与此同时，学者的视野扩展到以往被忽视的一些人物与问题。在人物研究方面，拓展到慈禧、张之洞、曾纪泽、彭玉麟、张佩纶、潘鼎新、唐景崧、薛福成、左宗棠、翁同龢、陈宝琛、刘璈、徐延旭、盛宣怀、杨玉科、唐炯、蔡希邠、李秉衡、杨昌魁、丁宝桢、周德润、项从周等。在清朝内政外交方面，学界探讨了清流派、主战派、洋务派对中法战争的态度；甲申政变与中法战争；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外交策略、清政府的对法政策、对越政策。在中法战争军事史研究方面，涉及历次战役的考证、战略问题、清廷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清军的战术思想、军事成败、中法战争中的台湾保卫战、北圻清军的防御与进攻、中法战争后期南关边军的军事作用。在中法战争对边疆与国防的影响方面，涉及中越边务规制、中法战争后的广西边务与边疆、中法战争后的云南边防建设、中法对两广与越南边界的勘定、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危机的态度、中法战争期间的广东防务、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台湾建省、中法战争对台湾防务的影响、中法战争前后的台湾海防等。在中法战争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方面，涉及中法战争与云南、两广地区的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中法战争后广西农业的变化。在群体研究方面，涉及中法战争期间民众动向、中法战争中的广西边疆少数民族、壮族人民的卓越贡献、中法战争期间的会党、滇军、华侨、客家人。在列强方面，涉及日本与中法战争、英国对法政策、列强的“调停”活动、列强的干预与中法战争的结局、中法战争前后的法俄关系、殖民主义强权外交、中法战争后法国金融资本对我国的侵略等。在贸易、财政与军费支出方面，涉及中越边境贸易、中法战争前夕滇边通商之争、桂越边境贸易、中法战争前厘金与子口税的消长变迁、中法战争外债、中法战争前后的海防支拨、中法战争后十年的南洋海军经费、中法战争与清廷财政、清政府筹措中法战争军费。在宗教与文化思想方面，涉及基督教会与中法战争、教案与文化问题、法国的宗教侵略与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国际法问题、中法战争与晚清国家观念的变迁。在媒体研究方面，涉及《申报》与中法战争、《点石斋画报》与中法战争。在研究领域拓展的同时，对前期已有一定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细致，或者用新的视角进行研究。

除了上述论著外，第二阶段在资料整理与出版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的《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32 万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炎明主编的《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42 万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福建文博》（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1985年版）等。其中，张振鹍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原计划出版8 册，1996—2006年中华书局已陆续出版5 册，第3—5 册选译了部分法国档案。另外，国家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收录1883—1885年中法战争相关奏稿函电，共4 种、附一种，依时间顺序，分别收录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李鸿章、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监察御史邓承修、粤督、苏督等中央机关军政要员因中法战争战事、清廷与法国议和、会勘中越边界等事，上呈光绪皇帝密奏各方战事请示通报往来函电。附一种为广西梧州知府徐延旭关于中越法关系、中法战事及清军行动等的函电。这些资料的出版有助于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内中法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以下我们从专题史角度，就一些研究热点问题分别作一介绍。

第二节 相关战役研究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战，这些战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法战争的走向，成为国内中法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关于山西之战和北宁之战。山西之战为中法战争的起点，清军首次以公开身份与法军作战。对于清军在这次首战中败北的原因，黄振南认为除了清政府避战态度束缚守军手脚以及山西守军力量单薄和缺饷少械等原因之外，也由于越南阮氏王朝拒绝抗法救国、越军倒戈相向。[※注] 关于紧接山西之役后的北宁之役失败的原因，黄振南认为客观上固然由于法军整体上优于清军，但更主要的还是以黄桂兰为首的军官腐败无能，这些军官生活腐化，荒淫糜烂，粉饰太平，蒙骗上司，盲目虚骄，不谙戎机，胡乱布防，调度失灵等。[※注]

关于基隆、淡水之战。一些学者认为台湾是中法战争的主战场，基隆首战是台湾军民和法国侵略者的首次较量。它的规模虽然很小，但中方的胜利对于加强台湾军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法决心，打击法军的士气，挫败法国据地为质、勒索赔款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它在中法战争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注] 对于法军进攻基隆的战略目的，国内学者认为一是据地为质，以此胁迫清政府承认法国吞并越南合法化；二为控制煤矿和关税；三为夺取战略要地。对于第一次基隆之役的结局，有些学者认为中方取得“大捷”，称法军阵亡百余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清军在此役中并未取得大捷，实际情况是清军的损失远远超过法军，是役法军仅阵亡2人，重伤4人，轻伤6人，且均为普通士兵，而清军则伤亡70人左右。[※注]

与第一次基隆之役相关，国内许多论著对淡水之战清军的胜利也是大加称赞，誉之为“淡水大捷”或“沪尾大捷”。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对于挫败法军占领台湾，向中国勒索赔款的阴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台湾抗法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事后法方统计，法军死49人、伤17 人，清军死80 人、伤200 人。不但完全抵消了法国占据基隆的胜利，使之变成不能扩大战果的徒劳之举，更因为沪尾清军的威胁，基隆变成套在法国远东舰队脖子上的大石，牵制了它的进一步行动。此战改变了中法外交谈判的形势。[※注] 但也有学者指出淡水之战的重要性及战果不宜夸大，淡水并非法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攻打淡水只是法国发动第二次基隆之战的伴生物，法军参战兵力有限，仅派600 名军人登陆作战，伤亡人数并非中方夸大的数百人或千余人，实际伤亡为60余人，其中阵亡9人左右，失踪8 人左右，负伤49 人，而清军的伤亡大于法军，为300人左右。[※注]

关于马江之战。马江战役是中法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近代中国始建海军以来首次较大的战役。此战以清军失败告终，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福建船政局也遭严重毁坏。传统的观点都把马江战役的惨败归罪于福建的诸大吏即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尤其后两人，认为他们是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现在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采取了对外妥协、退让方针与避战求和政策。[※注] 另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张佩纶等主要官员临阵怯战失措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因素[※注]。关于马江战役争论较多的另一问题是，法军是“偷袭”还是“公然挑战”？过去的论著多主张前说，但现在一般认为不是偷袭，法军向清政府提交了宣战照会。[※注] 但也有人认为法军是精心策划，假宣战之名，行偷袭之实。[※注] 关于法军司令孤拔是否在此战中被击毙，学界存在分歧。一些学者根据采樵山人的《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等资料认定孤拔在马江战役中应弹身亡，让孤拔毙命的是民族英雄杨金宝。[※注] 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马江战役发生在1884年8月23日，此后孤拔一直在指挥法舰队的活动，他死于停战条约签订之后，其死因不是单一的，与受伤、染疫、愤恨几个方面都有关系，孤拔于1885年6月1日死于澎湖。[※注]

关于镇海之战。一说镇海保卫战是中法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近代海战史上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战役。它和镇南关大捷、临洮大捷一起组成了一曲中国南北军民胜利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凯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镇海保卫战以击沉法军板船两艘，击伤法军舰数艘和毙伤数十名法国官兵而告终。孤拔想消灭南洋三舰，破坏炮台，占领镇海的计划失败。在四个月中，他们始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却反而陷入了进退维谷、旷日持久、折舰损兵的困境。而中国军民却在此役中一雪国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注] 另一种观点结合法文资料，认为法国军舰闯入镇海的目的并非据地为质，而是为了追歼三艘南洋军舰；镇海之战的规模和战果不宜轻信清军的报告，实际情况是镇海之战的战事主要集中在3月初和中旬，战事并不激烈，法方并不存在中方所说的伤亡，镇海之战对清军来说只是打了一场防御战，成功阻止了法军闯入镇海；镇海之战的意义在于拖住了法国有限的兵力，保住了中方的五艘军舰。[※注]

关于宣光、临洮之战。有的学者将宣光、临洮之战与镇南关之战相提并论，认为对清军转守为攻、由败而胜具有重大意义，是中法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宣光之战清军最终虽因法国援军的到来未能攻克宣光，但是役清军围攻宣光历时73 天，从1884年12月11日至次年的3月3日，伤亡不下4000余人，而法军的损失约为此数的一倍，不失为中国军队的一大胜利。[※注] 但也有学者对宣光、临洮大捷提出质疑，认为在宣光之战中清军和法军都损失惨重，清军并没有达到攻克宣光城的目的，因此没有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清军在临洮之战中的战果亦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辉煌，收复的失地仅1 府、1 县和4 隘而已。[※注]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临洮大捷，所谓“临洮大捷”，只是云贵总督岑毓英的个人杜撰。[※注]

关于镇南关—谅山大捷。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镇南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中法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军民打出了国威和军威。[※注] 有人则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1884年夏季以后法国的战略目的还是夺取越南，为此，法国采取了转攻中国东南沿海，通过夺取“担保品”来换取越南殖民地化的确立的战略方针，镇南关大捷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法双方在谈判中的地位，法国占领基隆实现了担保品政策，奠定了中法战争的结局，这个结局不会为清军在越南战场的胜利所左右。[※注]

第三节 外交问题研究

中法战争期间，鉴于交战双方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战争时断时续，外交斗争与军事进退共同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与最后结局。因此，外交史研究也是国内中法战争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关于李鸿章及其主持的历次谈判和条约的评价。一种观点总体持否定态度，批评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福禄诺、巴德诺的谈判，执行的都是卖国投降路线，战争的结局与李鸿章的投降活动密不可分。[※注]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李福《简明条款》明显违背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自动向侵略者打开西南的大门；李巴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又使法国侵略者打开中国西南边境大门的目的如愿以偿。[※注]《李宝协议》是“使法国在侵略越南与侵略中国两方面都得到实际利益的协议”，而李福协议达成之迅速，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表明了清朝统治者迫切求和的心态，该协议与清政府原来规定的条件是有距离的，不仅越南被放弃了，李鸿章所谓的“上国体制”也没有保住，法国从中满足了它侵吞越南并窥伺中国的全部愿望。[※注] 李鸿章只凭宝海的空口许诺就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请旨撤军，是不择手段的谋求妥协，李鸿章坐失戎机之责难逃，李宝谈判是一次外交欺诈，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注]

另一种观点对李鸿章主持的中法外交谈判并不一概否定，既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如有的学者认为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他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李宝协议》对中国有损害，李是有责任的，这与他持妥协求和态度和外交斗争策略不当有直接关系。关于李、脱谈判，法国实际上是用来作为烟幕，掩护它在越南的攻势，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注意与总理衙门和曾纪泽保持经常的联系，其策略基本得当。李福《简明条款》的核心是清政府承认法国控制全部越南，这比起《李宝协议》放弃了更多的权利。李鸿章作出这样的妥协，根本原因是中国军事上的失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李巴《中法新约》内容与李福协定大体相同，中国放弃在越南的权利，法国的赔偿要求终未得逞，这就使中法战争成为近代一次没有赔款的中外战争。[※注] 有的学者指出李鸿章在清政府对法宣战以前在法国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一再妥协退让，与法国签约出卖主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在清政府对法宣战后，李鸿章的态度有所变化，为守疆土，替在台湾进行抗法斗争的刘铭传筹兵筹饷，并授以在越南指挥清军作战的潘鼎新作战方法。[※注]也有学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不是真心卖国，而是无心误国。[※注] 或曰李鸿章的“主和”韬略实质上源于他的实力外交思想，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李过于注重和拘泥于实力，导致了他的主和思想在中法战争中趋于僵化。[※注]

关于曾纪泽及其进行的对法交涉的评价，学界大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曾纪泽是爱国外交家，与当时李鸿章所奉行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曾纪泽在中法交涉中面对法国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敢于力争，揭露法国当局对中越两国的殖民扩张野心，极力主张援越抗法，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维护了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促进了清政府的抗法斗争；曾纪泽有效的外交斗争打乱了法国的殖民计划，推迟了越南殖民地化的进程，维护了中国西南的领土主权。[※注] 有些学者则不停留于对曾纪泽外交的定性评价，而是就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某一方面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的考察。比如曾纪泽对黑旗军的处置问题，有人认为曾纪泽在极为险恶的局势下仍坚持选择解决黑旗军及中法分护越南问题为突破口，作不懈的外交努力，有利于扭转中法交涉的僵持局面。他的外交努力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对刘永福黑旗军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他对刘永福黑旗军始终如一地主张和平、安置生活去处的解决方案是理性的、客观的。刘永福能成为抗法民族英雄，除了他自身的奋斗和客观环境外，还应该归功于曾纪泽等一批历史人物的努力。[※注] 还有学者就曾纪泽与英国的调停做了考察，认为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数度调停，目的在于操纵中法和议，维护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及列强共同侵华的统治秩序。曾纪泽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外交立场和活动及其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是英国调停未能成功的重要因素。[※注] 有人对于曾纪泽由战初的主战到镇南关大捷后的力倡主和的转变及其原因做了探索，指出曾纪泽主战既是基于他对国内海防力量的了解，也是基于他对法国社会内部矛盾和内外交困情况的掌握上。镇南关大捷后曾纪泽主张体面议和，是在分析中法双方实力对比和权衡利弊后提出的明智之举。对于曾纪泽的主战转而主和、以战求和的思想应当予以肯定。[※注] 对于清政府屈服法方的要求，撤换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失策和软弱的表现，它意味着撤除了中法外交斗争的一道坚固防线，此后清政府中法交涉权便落在李鸿章等人手中，他们一味妥协退让，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这标志着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由干预向“脱身”的政策性转变。[※注]

中法战争后期实际主持谈判的中方代表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他究竟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还是双重效忠，如何看待他所操纵的中法议和，这也是学界较关注的问题。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赫德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以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列强不难从中获得间接利益。在战场上并未最终失败的中国却在谈判桌上可悲地失败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被出卖了。所以，赫德的操纵中法谈判和签约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外交的典型一例。[※注] 另一种认为赫德在和约谈判中在充当法国帮凶的同时，也照顾了中国的利益；赫德干预中法纠纷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赫德都有不同的表现；赫德的努力，对于中法双方最终达成和约，结束战争，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注] 还有一种则肯定赫德对中法和约的签订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尽管赫德在参与中法谈判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英国在华利益不受影响，但也应看到，正是赫德及金登干的从中斡旋，促成了中法停战协定的最终签订，赫德对尽快结束中法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注] 也有学者不赞成将中法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的外交操纵在赫德等英国人之手，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的外交大权并未完全丧失，中国的主要决策者还是慈禧太后等少数统治人物。在整个中法外交中，清政府是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她在外交上的失败，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必然结果。[※注]

除了上述三位人物的外交活动外，学界对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外交思想与活动也有一定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战问题上，薛福成与李鸿章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指出，中法战争时期是薛福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对外思想和斗争策略逐渐成熟，并在浙东抗法战争中付诸实践。作为一个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在外交领域为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具有近代化的外交理念，提出“敌外必先强内”的外交思想；主张运用多样化的外交斗争策略，“让以虚而不让以实”，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注] 另有学者认为薛福成是援越抗法的积极主张者和宣传者，他反对将滇粤清军仓促撤回，他对刘永福及黑旗军的评价很高，将扶助刘军当作援越抗法的重要途径。他提出“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的方针来处理中法交涉，这在当时来说很高明，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注]

关于中越关系。越南问题是引发中法战争的直接原因，关于中法战争时期的中越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强调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关系，称“中越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关系。从公元前三世纪末期间开始直到现在，两千多年来不曾中断过的关系，使中越两国人民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都一直休戚相关。中法战争乃是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虽然由于两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卖国投降而没有赢得最后胜利，但是却充分表现了两国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精神，这种英勇斗争精神在两国人民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注]。或曰中法战争“也是中越两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一页光辉历史”[※注]；“在中法战争前夕，中国与越南有着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血缘相通的民族关系、唇齿相依的宗藩关系，以及中国军队五次应邀入越援剿和留兵越境等特殊关系，这就为日后中国出兵助越抗法提供了基本条件”[※注]。他们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援越抗法看作中法战争期间中越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一个具体见证[※注]，并认为中国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支持”[※注]。另一种观点则如实揭示中法战争期间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对法亲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态度。当法国挑起中法战争、向中国进攻时，阮氏王朝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助纣为虐，听命法国殖民当局，将与援越清军有联系的官员革职，并配合法军驱逐黑旗军，援助法军，背弃中国，违反中越两国人民团结战斗反对外来侵略的愿望。[※注] 此外，国内学界比较一致认为中法战争是中越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最频繁，所起的作用亦最大。英国政府希望战争在无损于英国利益的前提下尽早结束，赫德和金登干所进行的调停活动，即代表了英国的利益和要求，并对促成中法停战起了重要作用。[※注] 也有学者认为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态度是在变化的。在越南问题发生初期，英国政府并没有尽力帮助法国，而是采取观望态度，并趁机巩固自己在埃及的统治。随着法越冲突发展为中法战争，英国才倾向于积极调停，以使战争不致拖延，影响其在华的商务主要是鸦片贸易和加剧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到法国宣布封锁台湾全岛和禁运大米的时候，英国就急切希望并尽力促成中法战争的结束，以消除战争对其商务的影响，且有利于它对俄斗争。[※注] 也有学者认为英国对中法两国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反对法国野心无限扩大，在中国取得独占性特权，同时又与法国沆瀣一气，遇事偏袒法国；另一方面对中国则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对法国让步，但也注意投清政府所好。[※注]

德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中国学者多认为德国是赞同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这种怂恿和鼓励解除了法国的后顾之忧。[※注] 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在1884年6月之前，德国在列强调停中扮演主要角色。法国之所以决心发动战争，与德国在幕后对法国的保证分不开。德国还为法国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提议法国派遣更多的军队到远东。德国选择不公开支持法国的政策是为避免与英国的公开对抗。德国借此控制局势朝着它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并有效抵消了英美对法国远东行动的压力和影响。中法战争爆发后，德国通过李鸿章亲信德籍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操纵中法议和，促使中法双方迅速签订《简明条约》。这一调停活动扩大了德国在华势力和影响。[※注]

关于美国与中法战争的关系，国内学者认为，美国也插手中法战争，进行调停活动，同样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承认法国可以向中国勒索赔款。[※注] 也有学者通过对中法战争期间美国所进行的三次调停活动的考察，对美国调停的动机作了分析，认为美国的动机在于：一是赢得清政府的好感，扩大在华影响；二是谋取商业利益，争取美国资本和美国人在中国修建铁路中发挥作用；三是保护美国利益，以免战争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总之，争取和平环境，推行经济扩张，是美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注]

俄国担心法国在远东的战争会削弱其在欧洲牵制德国的力量，因此希望及早结束战争。日本则趁火打劫，乘机插手朝鲜内政，扩充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并故作与法国联合的姿态，诱迫清政府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不但为后来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埋下伏笔，而且加强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求和态度。[※注] 总之，在中法战争中，列强之间虽然存在矛盾，态度各异，但他们利用中国的困难谋取利益，则是共同的。

第四节 清政府的战争对策研究

对于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的态度和反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存在主战和主和两个派别，但在如何评价问题上则众说纷纭。一派对清政府内部的主和派持否定和批评态度，认为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唯武器论，高估法国的侵华力量，低估中国的抵抗力量，企图以“柔、忍、让”来乞求法国侵略者的宽容，结果上了侵略者的圈套，批评主和派为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妥协求和，损害民族利益，挫伤军民的抗战热情，助长法国侵略气焰；批评主和派在战争中拒绝赴前线督师抗法，消极避战，畏敌怯战，反对福建海军先发制敌，热衷于谈判议和，一味顺应法国侵略扩张需要，丧失民族气节。而主战派则力主抗法，在战争中英勇无畏，抗敌御侮，尽心尽力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有利于维护民族利益，激扬士气和民心。[※注]

另一派认为中法战争期间主和与主战并非爱国和卖国的路线之争，两派均有合理成分，并且主和较诸主战更值得肯定。其主要理由是主战和主和两派的分歧源于对“理”与“势”的判断，并非截然对立，都是从挽救边疆危机和维护清朝统治出发，所不同的是主战派从愿望和道义出发，立足点在“理”，不曾考虑中国的实力，认为有战的必要性，他们考虑的是该不该打；主和派也不否定抗法保越的正义性，但他们的立足点在“势”，从现实和能力出发，认为主战不可行，他们考虑的是行不行。并且，从两派的分野和所持理由来看，主战派多为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保守派和清流派及部分湘系军阀，他们虽然对列强的侵略野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他们的主战理由深受儒家“守在四夷” “仁者无敌”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建立在对中法两国基本状况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空谈误国，当战局发展到由胜至败时，他们就会从一定程度的主战变成主和。[※注]

除以上两派对立观点之外，另有学者独辟蹊径，跳出主战与主和之争，从斗争方略角度探讨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对策，从而得出不同的见解，认为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对策根据形势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881年12月总理衙门上对法“豫筹办法”奏折起，至1882年10月清政府获悉“法越和约”条约内容止的近一年内，清政府的战略目标是“保护越境”以“屏蔽吾国”；其斗争方略是外交和军事威慑并用，企图达成“消弭衅端”之结局。第二阶段自1883年10月清政府获悉“法越和约”内容后发出上谕起，至1884年8月法海军突击福建水师止的10 个月间，清政府的战略目标是“因势利导，保境息民”；其斗争方略是军事上越境抗击，守御中土，外交上以“不损国体，不贻后患”为原则展开对法交涉，企图达成“保全和局”之结局。第三阶段自1884年8月下旬清政府对法宣战起，至1885年8月清政府发出“和局既定”“通谕中外”上谕止的一年里，清政府以“保全疆土”为目标，军事上实行沿海反击，越境陆路进攻之策；外交上以不赔款为原则，展开对法交涉。最后，在军事上实施“乘胜即收”方针，在外交上进行和谈，达成了“弃藩保台”之结局。[※注]

对于清政府在战争最后阶段所采取的“乘胜即收”的政策，国内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也是传统的观点，持否定评价，认为这一政策导致中法战争不败而败，清政府与李鸿章以中国军队的胜利作为求和的资本，投降卖国。第二种观点对清政府的“乘胜即收”的政策给予肯定评价，认为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结束战争，是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局面：战争的整体军事形势不容乐观，法国方面并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迫于当时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采取的明智决策。[※注] 或曰“乘胜即收”政策是在正确分析中外形势后作出的决策，目的是为中国的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而不是投降卖国。[※注] 第三种观点也偏向于肯定，认为“乘胜即收”似乎比在其他不利情况下收稍微有利。[※注]

另外，还有学者在对清政府在马尾惨败后对法宣战与镇南关大捷后却乘胜议和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策略进行具体分析后指出，不能像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论著那样将它们作为批判清政府投降卖国的典型罪证，清政府既然曾在“列强环伺、危机四伏”的艰难情况下勉力援越抗法，并起了一定作用，在批判它的昏庸无能、妥协投降等错误的同时，应恰如其分地肯定这些正确的决策、措施的积极作用，如实反映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总结和吸取教训。实际上，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决策，失误虽多，但内中也有力不从心的难言之隐，还有避狼驱虎的缓急之分，失中有得。不宜将通过外交途径谋求某种缓和、军事上为避免某种不利局势而作出的退让，统统加上投降、妥协罪名，加以批判。[※注]

第五节 相关人物研究

在中法战争研究中，相关人物与历次战役是学界最关注的对象，这方面的成果也是最多的。

关于刘永福。学界对于刘永福援越抗法战绩基本都持肯定态度，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评价存在分歧。其一，关于他脱离吴亚忠率军转入越南的问题。一种观点将之视为一种背叛，认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对革命起了分裂和破坏作用，加速了吴亚忠的败亡。另一种观点认为刘脱离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刘永福出走越南也是吴对刘妒忌和不满的结果。[※注]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永福脱离吴部的直接原因是吴亚忠使两人矛盾激化，而且刘一再向吴亚忠协商不果，因此不属于背叛、失节。刘永福为了克服困境，避开强敌自保，无疑是正确的。[※注] 其二，关于黑旗军与黄旗军火拼的问题。一种认为黑旗军是阶级斗争中的变节者，他们与越南、清朝统治者站在一起共同消灭黄崇英的黄旗军，刘永福的阶级本色已经起了变化。[※注] 另一种认为应该分阶段来看黄黑火拼问题，在初期，冲突是由争夺保胜引起，双方都有错误，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和猜疑。在后期，法国向越北发动进攻，针对中国而发，民族矛盾上升，黄崇英却与法国侵略者发生暧昧关系，客观上起了配合作用，刘永福攻打黄崇英，乃是巩固抗法后方的必要行动，后果是积极的。[※注] 还有一种认为黑旗军被黄崇英逼得走投无路，与越南阮朝及清朝的合作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强，这种合作既符合阮朝和清朝的利益，也符合黑旗军的利益，更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黄崇英是民族败类，而刘永福是抗法民族英雄，两者的是非界限应该分清。[※注] 其三，关于刘永福从越南回国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论著都把刘永福回国看成为了个人名利，贪图官禄，抛弃患难战友的不义行为。[※注]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刘归国不是贪图清朝的功名利禄，刘入关归国是十分勉强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顾全祖国大局（使法人退出澎湖）才归国的；再从时间来看，清政府赐给刘水福名号，授给他“南澳总兵”，及领饷银四万均是入关以后的事，说他为了个人利禄才入关回国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南澳总兵的官衔比他在越南的“三宣提督”的官小得多，实际上刘入关后是降职降级使用了，不能说是为了“官爵诱惑”而入关。至于奉命入关，不能说是刘永福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只能说他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受到历史的和阶级局限性的束缚[※注]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永福黑旗军回国守边，是民族斗争中联合的继续，不是阶级斗争中投降的结局；既有个人的名利欲望，更有时代的爱国热情；他并不愿意离越入关，离开战友，面对各种压力，作了力所能及的抗争和相当周全的部署。[※注]

关于冯子材。对中法战争时期冯子材的评价，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他与镇南关大捷的关系；二是他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组织指挥问题。鉴于冯子材是清朝将领，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的评价多为负面，强调他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但其他时期，学界多肯定冯子材坚强的抗敌意志和决心以及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对赢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注] 有学者提出，在镇南关战役，冯子材并不是主帅，但他爱国热诚不减，充分发挥卓越的军事才能，说服主帅，动员全军，终于取得了这场名震中外的大捷。[※注]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过去对冯子材的评价存在神化的倾向，忽略了潘鼎新、苏元春等人的功劳，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注] 有人甚至提出夺取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奠基人是李秉衡。[※注] 关于冯子材的组织指挥才能，一些学者从军事的角度进行了阐析。多数人认为冯子材出色的指挥才能是取得镇南关大捷的一个重要原因。[※注] 有学者提出冯子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有一套制胜的军事艺术：招募军队有严格的准则；重视军队装备和训练士兵；善于团结不同派系的将帅；集中兵力对敌；悬示重赏，振作士气；出兵诱敌。[※注] 有人认为，在镇南关战役中清军之所以能连战连胜，除了兵力优势外，还取决于冯子材对优势兵力的正确运用，冯善于利用地形，合理布防，活用战术等。[※注] 但也有学者认为冯子材虽然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但缺乏洞察时局的政治眼光。[※注]

关于李鸿章。改革开放后，在中法战争人物研究中，李鸿章是一位备受学界关注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由过去的“卖国贼”而变为局部肯定，甚至全盘肯定。即使在认为他对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结局负有责任的人中，也认为他不是真心卖国而是无心误国。鉴于李鸿章的活动主要是负责谈判签约，因此关于他的评价，详见本节外交问题研究部分，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张佩纶。对中法战争时期的张佩纶，过去一般都认为他是马江战役前敌指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执行李鸿章的投降卖国政策，与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几位福建地方大吏任虎入室、不作战备、临阵脱逃，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注] 另一种观点持中间立场，认为视张佩纶为马尾战败的罪魁祸首，与史实不符，张之谬误，不在于无备，实在于让敌先机。张佩纶身临前敌，以会办大臣专任船局，马尾战败难逃其咎，但不能因之否定他所作过的努力，更不应就此概其生平。[※注] 但也有人认为张佩纶并不是马尾战败的罪魁祸首，作为马尾地区水陆防务的统帅，在战斗打响后退到制高点进行观战是必要的，起到了督战和稳定军心的作用。他与李鸿章虽然私交密切，但在对外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他是有名的主战派。马尾海战失败的责任在清政府决策者。[※注] 有人则认为张并没有“轻敌怯战”，而是知难而为，张佩纶对马江战败是负有直接责任，但战败的根本原因在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张的错误在于部署失宜，对清政府的乞和抵制不力，缺乏魄力和实战的经验与指挥艺术。[※注] 对于张佩纶的主战言论，学界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在中法战争前后张佩纶作为清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活跃在晚清政坛，对于清政府处理中法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主张加强军事部署，发展海军以备战事，在与法国谈判中反对妥协，主张以战求和，对于清政府的对法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注] 也有学者从张佩纶的性情、品格、人际脉络等角度探讨其由辉煌至悲凉的仕途悲剧。[※注]

关于欧阳利见。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是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统帅，对于他的评价，一种肯定他对镇海之役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欧阳利见积极备战，亲临前敌，指挥、激励将士军民，团结一致，抗敌御侮，是一名爱国将领。[※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欧阳利见并不是什么抗法民族英雄，镇海之役的胜利，是中方士卒奋勇实行民族自卫，抗御外来侵略的结果。在这个战役中，吴杰、周茂训等中下级军官，利用炮台、地形等优势，积极防御，屡屡击中敌舰，消灭敌人的攻击力量，致使法国舰队的旗舰受创，舰队司令孤拔中炮重伤，他们是立了大功的。而欧阳利见战前怯战，临战退守，冒功讨封，而且迫害真正的英雄吴杰，为自己树碑，极为恶劣。[※注]

关于岑毓英。岑毓英是中法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与清朝统治阶级其他人物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有的也是一笔带过或负面评价。有人认为他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望风而逃[※注]；他指挥的临洮大捷则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注]。改革开放后，多数学者在指出他镇压人民起义的同时，基本上都肯定中法战争时期岑毓英对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有人认为，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的主流是应该肯定的，他联络黑旗军，资助刘永福军械粮晌，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帝国主义侵入滇境；组织领导了由滇军、黑旗军、桂军及越南抗法武装力量所组成的西线联军，在宣光、临洮战役中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中法战争后参加中越划界，力争收回具有战略意义的都奄等要地。[※注] 有人认为岑毓英是清朝统治阶级中难得的能主动站在抗法战争最前线的一员，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对敌斗争的态度比较坚定。他指挥的西路军，有效地阻挡了敌人的前进，使法国侵略者始终无法达到其在北圻的主要作战目的——打通红河航路，作为西路军的总指挥，岑毓英功不可没。[※注] 有人指出岑毓英作为陆路西线战场的统帅是有一定贡献的，他在抗法斗争中虽有过兴化撤师和宣光撤围，但毕竟与东线的昏帅徐延旭、懦将潘鼎新不同。[※注]

关于潘鼎新。潘鼎新在中法战争期间曾担任广西巡抚，但长期以来他在我国的史书中一直以“主帅脱逃”的负面形象出现。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有所改变。一种肯定他是抗法功臣，指出潘鼎新不仅在当时是“有功不赏”、最受委屈的人，而且后人也把他描绘成一个狼狈的逃兵，这是中法战争史上的一桩大冤案。实际上，潘鼎新在冯子材的影响下，曾参与支持、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是抗法有功之臣。潘鼎新之所以被长期淹没，含冤蒙垢百年之久，是因为潘鼎新无意中得罪了一些权贵，包括他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而埋下他日后遭受厄运的祸根。镇南关大捷冯子材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全体广西边军的努力，其中也有潘的作用。[※注] 另有学者指出，在观音桥冲突前后潘鼎新由动摇状态逐渐转向坚定抗法，从清政府对法宣战到镇南关失守期间，潘鼎新对待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在镇南关一度失守至潘的革职令下达前线的一个多月当中，潘鼎新仍是广西各军的主帅，冯子材不过是潘手下的一个将领，就是镇南关大战，也没有脱离潘鼎新的指导。全面衡量，潘鼎新仍不失为一个抗法将领。[※注]

关于苏元春。苏元春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任广西提督。关于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当时清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我国史学界对他关注不够，他的作用，要么被忽视，要么就是负面评价。改革开放后，苏元春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对其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大多持肯定意见，认为苏元春主动协助冯子材，密切配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注] 有人甚至提出，夺取镇南关大捷主要功绩应归苏元春，其次才是冯子材。把冯摆在苏之前是不合适的，理由有二：一是“督办军务”即前线总指挥是苏元春；二是作战开始和中途的主要局面，是苏元春指挥打开的。[※注] 另有学者表示苏元春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临阵逃亡者，在中法战争中他英勇善战。[※注]

关于刘铭传。刘铭传是中法战争期间闽台战场的一位重要人物。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他并不重视，评价也是负面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刘铭传的关注和研究大为加强。刘铭传的故乡安徽学术界于1985年、1995年、2005年举办了三次纪念刘铭传的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刘铭传研究。关于中法战争中的刘铭传，学界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刘铭传对抗法保台斗争的功过；二是如何看待刘铭传的撤师基隆问题。一种持否定意见，认为刘铭传执行李鸿章的投降政策，窃取人民抗敌功劳。刘铭传撤退基隆，使台湾的战事处于不利的地位，其目的是借刀伤人，打击政敌湘系军阀。[※注] 多数人持肯定意见，认为刘铭传的反对外国侵略立场是鲜明的，同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形成鲜明对照，他是抵抗派人物。他在抗法保台斗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撤师基隆是出于战略考虑，起到了稳定全局的作用，为沪尾大捷创造了条件。[※注] 还有一种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刘铭传在抗法保台战争中的作用，但是对撤师基隆问题基本上持否定意见，或认为刘铭传的撤兵是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或认为刘撤师基隆的目的是保全实力，但这与存心卖国无关，也非假洋人之手打击湘系军阀。基隆撤军给中法战争带来消极的影响，致使清廷在陆路大捷的情况下，也不敢将对法战争进行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占据了基隆。[※注]

第六节 关于中法战争的背景、性质和影响问题

关于中法战争的时段，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多将之定格在1883年12月山西之战到1885年6月中法签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但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应以1873年12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法军发生的第一次纸桥之战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指出如果不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清朝政府的历史，那么，刘永福领导的中国民间武装力量完全有资格在第一次纸桥之战中代表中国政府，开始了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战争。[※注] 乍一看来，这一观点颇为有理。但正如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纸桥之战的性质只是法越之间的战争，当时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受雇于越南国王，与越军一同作战，系为越南而战，而与10年之后发生的刘永福配合清军抗击法军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为法越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后者则为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并且，从1873年第一次纸桥之战到1883年中法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10年里，黑旗军和清军与法军都未发生过战斗，将第一次纸桥之战与10年之后的中法战争联系在一起，未免过于牵强。[※注] 应该说，后一种观点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的相关历史可当作中法战争的历史背景，而不宜混同于中法战争；否则，我们就很难对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严格和客观的分格。

关于中法战争的性质，国内学界虽有不同表述，但认识实际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中法战争是中国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早在1955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时，国内学者就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作了定性，指出“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战争”[※注]。这一定性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为国内学者普遍接受。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越南和国外学者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中法战争说成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发生的不义之战[※注]，这是有悖学术客观性的。正如国内学者所批评的，这一观点违背中、越、法三国关系基本历史事实，即19 世纪后期清军援越抗法，系基于中越传统宗藩关系，受越南阮氏王朝之邀，维护阮氏王朝统治，避免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并非出于占领越南领土，而事实也未占领越南领土；越南学者出于政治目的，将中法战争说成是中法为争夺越南而进行的“狗咬狗”之争，这是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注]

对于法国发动战争的背景和战略目的，国内学者有不同观点。传统观点根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简单和机械地将法国发动中法战争的背景归咎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垄断阶段，认为法国发动中法战争的战略目的，旨在变越南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略中国，以迎合法国大资产阶级掠夺原料和输出资本的要求。[※注]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国发动中法战争的背景与法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与当时法国的政局有密切关系，主要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政的甘必大、格列维、茹费里等共和派领袖亟思建功立业，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海外殖民帝国，洗刷普法战败之耻，以重振法国民心和国威。[※注] 也有学者指出，法国固然有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的战略目的，但当时法国政府并没有直接把侵略中国作为战略目标，当时法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状况都不允许法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以中国为直接目标的侵略战争，而事实上法国政府也没有进行战争动员，在中法战争中实际动用的兵力和军费都十分有限，根本无意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

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及评价，国内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是“不败而败”，清政府于战争后期在越南陆路东、西两线战场上分别取得打败法军的战果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和约，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这是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个恶果，“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不是败在军事上，是败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求和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上”[※注]。或曰“中国在这一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罪恶政策，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注]。这种观点如果再具体一点地说，就是中国在军事上胜利，外交上失败了。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也以失败告终，或者说从战争全局而言，中国在军事上并未取得胜利，这成为外交上妥协的重要原因。[※注] 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中法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赔款，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注]

至于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则存在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在于列强的干预，指出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是西方国家既争夺又勾结的一次恶劣表演，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从中国的身上割取一块肥肉，帮助法国打败中国。[※注] 有的学者认为阮氏王朝的投降附敌是抗法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指出清王朝在援越抗法过程中确有动摇妥协、贻误战机等严重错误，这固然出自封建王朝的腐朽本质及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但促使清廷妥协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阮氏王朝萎靡不振，首鼠两端，以至投降附敌。[※注] 有的认为李鸿章的和局思想是导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的直接原因，不过李鸿章不是真心卖国，而是无心误国。[※注]

关于中法战争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它加剧了中国的边疆危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时也催生了改良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变法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注] 近年有人提出新观点，认为中法战争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政局，1884年的甲申政变，撤换了以奕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经济上开始借用外债支持战争；军事上影响了海陆军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海军建设，清政府及时加强了台湾防务；外交上出现了新变化，打破了中国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创立了以战争解决藩属国被侵的模式；思想上树立起刘永福、冯子材、刘铭传等爱国英雄的形象。[※注] 有人认为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先进的中国人更加急迫地在黑暗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王朝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了新式海陆军的建设，特别是扩建现代化海军。[※注] 有学者就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作了考察，认为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与中法战争的催化有密切关系，清政府在中法战后普遍的边疆危机面前加强了全方位的国防建设，结合对周边形势的分析，正确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主要的、直接的威胁，将战略重点转向北方、转向海防，设立海军衙门，加强海防建设，而且不再固守传统的耕战思想，大力发展工商业。虽然中法战后国防政策的改变还停留在表层、有限的方面，还缺乏对国防体制等本质问题的思考，但它对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后建设新型国防的高潮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注] 有学者探讨中法战争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认为中法战争的失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的欺凌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投身“少年中国党”，开始进行以改造中国为宗旨的政治活动。[※注]

中法战争不仅对中国全局产生影响，对毗邻越南的中国西南地区和台湾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撰文探讨中法战争后法国对云南的侵略，指出中法战争后法国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大门，控制了云南重镇蒙自、思茅及滇越交通孔道——河口，扼住了云南进出口的咽喉，而且掌握了滇越铁路，方便了法国对云南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面侵略。[※注] 有学者从近代化的角度分析中法战争对广西的影响，指出中法战后法国势力大规模向广西渗透，并由此引起列强间的竞争，广西的大门被打开后，列强以通商口岸为基地，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肆向广西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近代商业网络开始形成，轮船运输业兴起，为广西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又促使广西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由闭关自守到自强求富，为近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列强侵入广西的目的是把广西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但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广西近代化的发展。[※注] 有人认为中法战争使广西原有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外国商品涌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金融势力进一步深入。但是，这一变化是初步的、不全面的，桂东南地区变化较显著，桂西北地区变化有限；进出口贸易发展不平衡；战后几年间变化较快，以后趋于和缓；外国列强对广西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注] 另有学者通过台湾建省探讨中法战争的影响，指出中法战后清政府在吸取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对加强海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设立海军衙门和台湾建省就是两个直接的结果。台湾建省是在中法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与其他和平时期的分官设治不同，带有明显的筹防性质；台湾建省也不是单一的闽台分省，而是与筹防、建设紧密相连。[※注]

第七节 对进一步研究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6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法战争史研究的纵横两方面的梳理，不难发现，中法战争史研究取得不俗成果，从资料整理、出版到专题论著的发表。但既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偏颇，研究对象集中于历次战役和中方人物，对于这场战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法国和配角越南，尚缺乏一个比较客观和具体细致的考察，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即便是对中方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具体言之，为进一步推进中法战争史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加强对外方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中法战争是一场国际战争，直接涉及中、法、越三国，间接涉及东西方列强，如要研究法国的政策、态度、民间舆论，或研究中越关系、越南在战争期间的反应、动向及其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或其他列强的真实态度和反应，则须参阅法国、越南、日本和欧美的档案与文献资料，这样才能对有关各方有更全面和更正确的了解，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貌，接近历史真相。虽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两套资料，尤其是后者选译了一部分法国档案文献，但这与这场战争所留下来的大量外文档案相比，是远远不够的。至于越南方面的档案资料，我国学者就更少利用。著名外交史家蒋廷黻曾说过：“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注] 因此，今后我们应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物力与人力，为中法战争研究的深入奠定必要的资料基础。

第二，拓宽研究领域，加强对法方和越方的研究。从60年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来看，国内学界的论题主要集中在具体的战役和中方人物上。中法战争涉及中、法、越三国关系，仅研究中国一方，不但不足以说明中法战争全局，而且也无法完全说清中国自身，因为它的政策和行动也要受制于法、越两方。这方面有待探索的问题不少。比如，法国政府对于和战的态度究竟怎样，影响法国政府决策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它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想走得多远？法国是怎样组织和进行战争的，中法战争对法国的政局和它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场战争对法国远东战略和中法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再比如，战争期间越南的态度和动向如何？越南的态度对中法两国的决策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又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对印度支那地区和有关国家有哪些长远影响？对远东国际关系和列强对华政策、东南亚政策有何影响？等等。就中方而言，也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有学者提出中法战争在近代五次中外战争中刚好居中，那么中法战争究竟在哪些方面吸取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又为甲午战争提供了哪些经验，三次战争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中法战争对晚清帝国的政局和军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加强研究队伍建设。中法战争史研究之所以相对落后于晚清史上的其他重要事件的研究，除了资料的局限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掌握法语、越南语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也是造成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一方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亟须培养一些掌握法语的历史专业研究生，对于在职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人员，应提供法语培训的机会，使之能够阅读和利用法文资料从事研究。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有关研究机构的重视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