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期间，鉴于交战双方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战争时断时续，外交斗争与军事进退共同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与最后结局。因此，外交史研究也是国内中法战争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关于李鸿章及其主持的历次谈判和条约的评价。一种观点总体持否定态度，批评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福禄诺、巴德诺的谈判，执行的都是卖国投降路线，战争的结局与李鸿章的投降活动密不可分。[※注]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李福《简明条款》明显违背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自动向侵略者打开西南的大门；李巴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又使法国侵略者打开中国西南边境大门的目的如愿以偿。[※注]《李宝协议》是“使法国在侵略越南与侵略中国两方面都得到实际利益的协议”，而李福协议达成之迅速，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表明了清朝统治者迫切求和的心态，该协议与清政府原来规定的条件是有距离的，不仅越南被放弃了，李鸿章所谓的“上国体制”也没有保住，法国从中满足了它侵吞越南并窥伺中国的全部愿望。[※注] 李鸿章只凭宝海的空口许诺就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请旨撤军，是不择手段的谋求妥协，李鸿章坐失戎机之责难逃，李宝谈判是一次外交欺诈，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注]

另一种观点对李鸿章主持的中法外交谈判并不一概否定，既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如有的学者认为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他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李宝协议》对中国有损害，李是有责任的，这与他持妥协求和态度和外交斗争策略不当有直接关系。关于李、脱谈判，法国实际上是用来作为烟幕，掩护它在越南的攻势，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注意与总理衙门和曾纪泽保持经常的联系，其策略基本得当。李福《简明条款》的核心是清政府承认法国控制全部越南，这比起《李宝协议》放弃了更多的权利。李鸿章作出这样的妥协，根本原因是中国军事上的失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李巴《中法新约》内容与李福协定大体相同，中国放弃在越南的权利，法国的赔偿要求终未得逞，这就使中法战争成为近代一次没有赔款的中外战争。[※注] 有的学者指出李鸿章在清政府对法宣战以前在法国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一再妥协退让，与法国签约出卖主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在清政府对法宣战后，李鸿章的态度有所变化，为守疆土，替在台湾进行抗法斗争的刘铭传筹兵筹饷，并授以在越南指挥清军作战的潘鼎新作战方法。[※注]也有学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不是真心卖国，而是无心误国。[※注] 或曰李鸿章的“主和”韬略实质上源于他的实力外交思想，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李过于注重和拘泥于实力，导致了他的主和思想在中法战争中趋于僵化。[※注]

关于曾纪泽及其进行的对法交涉的评价，学界大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曾纪泽是爱国外交家，与当时李鸿章所奉行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曾纪泽在中法交涉中面对法国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敢于力争，揭露法国当局对中越两国的殖民扩张野心，极力主张援越抗法，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维护了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促进了清政府的抗法斗争；曾纪泽有效的外交斗争打乱了法国的殖民计划，推迟了越南殖民地化的进程，维护了中国西南的领土主权。[※注] 有些学者则不停留于对曾纪泽外交的定性评价，而是就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某一方面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的考察。比如曾纪泽对黑旗军的处置问题，有人认为曾纪泽在极为险恶的局势下仍坚持选择解决黑旗军及中法分护越南问题为突破口，作不懈的外交努力，有利于扭转中法交涉的僵持局面。他的外交努力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对刘永福黑旗军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他对刘永福黑旗军始终如一地主张和平、安置生活去处的解决方案是理性的、客观的。刘永福能成为抗法民族英雄，除了他自身的奋斗和客观环境外，还应该归功于曾纪泽等一批历史人物的努力。[※注] 还有学者就曾纪泽与英国的调停做了考察，认为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数度调停，目的在于操纵中法和议，维护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及列强共同侵华的统治秩序。曾纪泽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外交立场和活动及其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是英国调停未能成功的重要因素。[※注] 有人对于曾纪泽由战初的主战到镇南关大捷后的力倡主和的转变及其原因做了探索，指出曾纪泽主战既是基于他对国内海防力量的了解，也是基于他对法国社会内部矛盾和内外交困情况的掌握上。镇南关大捷后曾纪泽主张体面议和，是在分析中法双方实力对比和权衡利弊后提出的明智之举。对于曾纪泽的主战转而主和、以战求和的思想应当予以肯定。[※注] 对于清政府屈服法方的要求，撤换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失策和软弱的表现，它意味着撤除了中法外交斗争的一道坚固防线，此后清政府中法交涉权便落在李鸿章等人手中，他们一味妥协退让，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这标志着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由干预向“脱身”的政策性转变。[※注]

中法战争后期实际主持谈判的中方代表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他究竟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还是双重效忠，如何看待他所操纵的中法议和，这也是学界较关注的问题。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赫德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以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列强不难从中获得间接利益。在战场上并未最终失败的中国却在谈判桌上可悲地失败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被出卖了。所以，赫德的操纵中法谈判和签约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外交的典型一例。[※注] 另一种认为赫德在和约谈判中在充当法国帮凶的同时，也照顾了中国的利益；赫德干预中法纠纷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赫德都有不同的表现；赫德的努力，对于中法双方最终达成和约，结束战争，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注] 还有一种则肯定赫德对中法和约的签订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尽管赫德在参与中法谈判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英国在华利益不受影响，但也应看到，正是赫德及金登干的从中斡旋，促成了中法停战协定的最终签订，赫德对尽快结束中法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注] 也有学者不赞成将中法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的外交操纵在赫德等英国人之手，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的外交大权并未完全丧失，中国的主要决策者还是慈禧太后等少数统治人物。在整个中法外交中，清政府是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她在外交上的失败，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必然结果。[※注]

除了上述三位人物的外交活动外，学界对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外交思想与活动也有一定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战问题上，薛福成与李鸿章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指出，中法战争时期是薛福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对外思想和斗争策略逐渐成熟，并在浙东抗法战争中付诸实践。作为一个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在外交领域为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具有近代化的外交理念，提出“敌外必先强内”的外交思想；主张运用多样化的外交斗争策略，“让以虚而不让以实”，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注] 另有学者认为薛福成是援越抗法的积极主张者和宣传者，他反对将滇粤清军仓促撤回，他对刘永福及黑旗军的评价很高，将扶助刘军当作援越抗法的重要途径。他提出“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的方针来处理中法交涉，这在当时来说很高明，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注]

关于中越关系。越南问题是引发中法战争的直接原因，关于中法战争时期的中越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强调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关系，称“中越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关系。从公元前三世纪末期间开始直到现在，两千多年来不曾中断过的关系，使中越两国人民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都一直休戚相关。中法战争乃是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虽然由于两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卖国投降而没有赢得最后胜利，但是却充分表现了两国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精神，这种英勇斗争精神在两国人民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注]。或曰中法战争“也是中越两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一页光辉历史”[※注]；“在中法战争前夕，中国与越南有着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血缘相通的民族关系、唇齿相依的宗藩关系，以及中国军队五次应邀入越援剿和留兵越境等特殊关系，这就为日后中国出兵助越抗法提供了基本条件”[※注]。他们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援越抗法看作中法战争期间中越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一个具体见证[※注]，并认为中国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支持”[※注]。另一种观点则如实揭示中法战争期间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对法亲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态度。当法国挑起中法战争、向中国进攻时，阮氏王朝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助纣为虐，听命法国殖民当局，将与援越清军有联系的官员革职，并配合法军驱逐黑旗军，援助法军，背弃中国，违反中越两国人民团结战斗反对外来侵略的愿望。[※注] 此外，国内学界比较一致认为中法战争是中越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最频繁，所起的作用亦最大。英国政府希望战争在无损于英国利益的前提下尽早结束，赫德和金登干所进行的调停活动，即代表了英国的利益和要求，并对促成中法停战起了重要作用。[※注] 也有学者认为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态度是在变化的。在越南问题发生初期，英国政府并没有尽力帮助法国，而是采取观望态度，并趁机巩固自己在埃及的统治。随着法越冲突发展为中法战争，英国才倾向于积极调停，以使战争不致拖延，影响其在华的商务主要是鸦片贸易和加剧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到法国宣布封锁台湾全岛和禁运大米的时候，英国就急切希望并尽力促成中法战争的结束，以消除战争对其商务的影响，且有利于它对俄斗争。[※注] 也有学者认为英国对中法两国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反对法国野心无限扩大，在中国取得独占性特权，同时又与法国沆瀣一气，遇事偏袒法国；另一方面对中国则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对法国让步，但也注意投清政府所好。[※注]

德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中国学者多认为德国是赞同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这种怂恿和鼓励解除了法国的后顾之忧。[※注] 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在1884年6月之前，德国在列强调停中扮演主要角色。法国之所以决心发动战争，与德国在幕后对法国的保证分不开。德国还为法国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提议法国派遣更多的军队到远东。德国选择不公开支持法国的政策是为避免与英国的公开对抗。德国借此控制局势朝着它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并有效抵消了英美对法国远东行动的压力和影响。中法战争爆发后，德国通过李鸿章亲信德籍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操纵中法议和，促使中法双方迅速签订《简明条约》。这一调停活动扩大了德国在华势力和影响。[※注]

关于美国与中法战争的关系，国内学者认为，美国也插手中法战争，进行调停活动，同样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承认法国可以向中国勒索赔款。[※注] 也有学者通过对中法战争期间美国所进行的三次调停活动的考察，对美国调停的动机作了分析，认为美国的动机在于：一是赢得清政府的好感，扩大在华影响；二是谋取商业利益，争取美国资本和美国人在中国修建铁路中发挥作用；三是保护美国利益，以免战争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总之，争取和平环境，推行经济扩张，是美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注]

俄国担心法国在远东的战争会削弱其在欧洲牵制德国的力量，因此希望及早结束战争。日本则趁火打劫，乘机插手朝鲜内政，扩充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并故作与法国联合的姿态，诱迫清政府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不但为后来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埋下伏笔，而且加强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求和态度。[※注] 总之，在中法战争中，列强之间虽然存在矛盾，态度各异，但他们利用中国的困难谋取利益，则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