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战争研究中，相关人物与历次战役是学界最关注的对象，这方面的成果也是最多的。

关于刘永福。学界对于刘永福援越抗法战绩基本都持肯定态度，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评价存在分歧。其一，关于他脱离吴亚忠率军转入越南的问题。一种观点将之视为一种背叛，认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对革命起了分裂和破坏作用，加速了吴亚忠的败亡。另一种观点认为刘脱离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刘永福出走越南也是吴对刘妒忌和不满的结果。[※注]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永福脱离吴部的直接原因是吴亚忠使两人矛盾激化，而且刘一再向吴亚忠协商不果，因此不属于背叛、失节。刘永福为了克服困境，避开强敌自保，无疑是正确的。[※注] 其二，关于黑旗军与黄旗军火拼的问题。一种认为黑旗军是阶级斗争中的变节者，他们与越南、清朝统治者站在一起共同消灭黄崇英的黄旗军，刘永福的阶级本色已经起了变化。[※注] 另一种认为应该分阶段来看黄黑火拼问题，在初期，冲突是由争夺保胜引起，双方都有错误，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和猜疑。在后期，法国向越北发动进攻，针对中国而发，民族矛盾上升，黄崇英却与法国侵略者发生暧昧关系，客观上起了配合作用，刘永福攻打黄崇英，乃是巩固抗法后方的必要行动，后果是积极的。[※注] 还有一种认为黑旗军被黄崇英逼得走投无路，与越南阮朝及清朝的合作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强，这种合作既符合阮朝和清朝的利益，也符合黑旗军的利益，更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黄崇英是民族败类，而刘永福是抗法民族英雄，两者的是非界限应该分清。[※注] 其三，关于刘永福从越南回国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论著都把刘永福回国看成为了个人名利，贪图官禄，抛弃患难战友的不义行为。[※注]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刘归国不是贪图清朝的功名利禄，刘入关归国是十分勉强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顾全祖国大局（使法人退出澎湖）才归国的；再从时间来看，清政府赐给刘水福名号，授给他“南澳总兵”，及领饷银四万均是入关以后的事，说他为了个人利禄才入关回国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南澳总兵的官衔比他在越南的“三宣提督”的官小得多，实际上刘入关后是降职降级使用了，不能说是为了“官爵诱惑”而入关。至于奉命入关，不能说是刘永福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只能说他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受到历史的和阶级局限性的束缚[※注]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永福黑旗军回国守边，是民族斗争中联合的继续，不是阶级斗争中投降的结局；既有个人的名利欲望，更有时代的爱国热情；他并不愿意离越入关，离开战友，面对各种压力，作了力所能及的抗争和相当周全的部署。[※注]

关于冯子材。对中法战争时期冯子材的评价，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他与镇南关大捷的关系；二是他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组织指挥问题。鉴于冯子材是清朝将领，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的评价多为负面，强调他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但其他时期，学界多肯定冯子材坚强的抗敌意志和决心以及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对赢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注] 有学者提出，在镇南关战役，冯子材并不是主帅，但他爱国热诚不减，充分发挥卓越的军事才能，说服主帅，动员全军，终于取得了这场名震中外的大捷。[※注]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过去对冯子材的评价存在神化的倾向，忽略了潘鼎新、苏元春等人的功劳，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注] 有人甚至提出夺取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奠基人是李秉衡。[※注] 关于冯子材的组织指挥才能，一些学者从军事的角度进行了阐析。多数人认为冯子材出色的指挥才能是取得镇南关大捷的一个重要原因。[※注] 有学者提出冯子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有一套制胜的军事艺术：招募军队有严格的准则；重视军队装备和训练士兵；善于团结不同派系的将帅；集中兵力对敌；悬示重赏，振作士气；出兵诱敌。[※注] 有人认为，在镇南关战役中清军之所以能连战连胜，除了兵力优势外，还取决于冯子材对优势兵力的正确运用，冯善于利用地形，合理布防，活用战术等。[※注] 但也有学者认为冯子材虽然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但缺乏洞察时局的政治眼光。[※注]

关于李鸿章。改革开放后，在中法战争人物研究中，李鸿章是一位备受学界关注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由过去的“卖国贼”而变为局部肯定，甚至全盘肯定。即使在认为他对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结局负有责任的人中，也认为他不是真心卖国而是无心误国。鉴于李鸿章的活动主要是负责谈判签约，因此关于他的评价，详见本节外交问题研究部分，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张佩纶。对中法战争时期的张佩纶，过去一般都认为他是马江战役前敌指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执行李鸿章的投降卖国政策，与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几位福建地方大吏任虎入室、不作战备、临阵脱逃，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注] 另一种观点持中间立场，认为视张佩纶为马尾战败的罪魁祸首，与史实不符，张之谬误，不在于无备，实在于让敌先机。张佩纶身临前敌，以会办大臣专任船局，马尾战败难逃其咎，但不能因之否定他所作过的努力，更不应就此概其生平。[※注] 但也有人认为张佩纶并不是马尾战败的罪魁祸首，作为马尾地区水陆防务的统帅，在战斗打响后退到制高点进行观战是必要的，起到了督战和稳定军心的作用。他与李鸿章虽然私交密切，但在对外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他是有名的主战派。马尾海战失败的责任在清政府决策者。[※注] 有人则认为张并没有“轻敌怯战”，而是知难而为，张佩纶对马江战败是负有直接责任，但战败的根本原因在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张的错误在于部署失宜，对清政府的乞和抵制不力，缺乏魄力和实战的经验与指挥艺术。[※注] 对于张佩纶的主战言论，学界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在中法战争前后张佩纶作为清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活跃在晚清政坛，对于清政府处理中法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主张加强军事部署，发展海军以备战事，在与法国谈判中反对妥协，主张以战求和，对于清政府的对法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注] 也有学者从张佩纶的性情、品格、人际脉络等角度探讨其由辉煌至悲凉的仕途悲剧。[※注]

关于欧阳利见。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是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统帅，对于他的评价，一种肯定他对镇海之役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欧阳利见积极备战，亲临前敌，指挥、激励将士军民，团结一致，抗敌御侮，是一名爱国将领。[※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欧阳利见并不是什么抗法民族英雄，镇海之役的胜利，是中方士卒奋勇实行民族自卫，抗御外来侵略的结果。在这个战役中，吴杰、周茂训等中下级军官，利用炮台、地形等优势，积极防御，屡屡击中敌舰，消灭敌人的攻击力量，致使法国舰队的旗舰受创，舰队司令孤拔中炮重伤，他们是立了大功的。而欧阳利见战前怯战，临战退守，冒功讨封，而且迫害真正的英雄吴杰，为自己树碑，极为恶劣。[※注]

关于岑毓英。岑毓英是中法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与清朝统治阶级其他人物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有的也是一笔带过或负面评价。有人认为他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望风而逃[※注]；他指挥的临洮大捷则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注]。改革开放后，多数学者在指出他镇压人民起义的同时，基本上都肯定中法战争时期岑毓英对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有人认为，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的主流是应该肯定的，他联络黑旗军，资助刘永福军械粮晌，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帝国主义侵入滇境；组织领导了由滇军、黑旗军、桂军及越南抗法武装力量所组成的西线联军，在宣光、临洮战役中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中法战争后参加中越划界，力争收回具有战略意义的都奄等要地。[※注] 有人认为岑毓英是清朝统治阶级中难得的能主动站在抗法战争最前线的一员，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对敌斗争的态度比较坚定。他指挥的西路军，有效地阻挡了敌人的前进，使法国侵略者始终无法达到其在北圻的主要作战目的——打通红河航路，作为西路军的总指挥，岑毓英功不可没。[※注] 有人指出岑毓英作为陆路西线战场的统帅是有一定贡献的，他在抗法斗争中虽有过兴化撤师和宣光撤围，但毕竟与东线的昏帅徐延旭、懦将潘鼎新不同。[※注]

关于潘鼎新。潘鼎新在中法战争期间曾担任广西巡抚，但长期以来他在我国的史书中一直以“主帅脱逃”的负面形象出现。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有所改变。一种肯定他是抗法功臣，指出潘鼎新不仅在当时是“有功不赏”、最受委屈的人，而且后人也把他描绘成一个狼狈的逃兵，这是中法战争史上的一桩大冤案。实际上，潘鼎新在冯子材的影响下，曾参与支持、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是抗法有功之臣。潘鼎新之所以被长期淹没，含冤蒙垢百年之久，是因为潘鼎新无意中得罪了一些权贵，包括他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而埋下他日后遭受厄运的祸根。镇南关大捷冯子材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全体广西边军的努力，其中也有潘的作用。[※注] 另有学者指出，在观音桥冲突前后潘鼎新由动摇状态逐渐转向坚定抗法，从清政府对法宣战到镇南关失守期间，潘鼎新对待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在镇南关一度失守至潘的革职令下达前线的一个多月当中，潘鼎新仍是广西各军的主帅，冯子材不过是潘手下的一个将领，就是镇南关大战，也没有脱离潘鼎新的指导。全面衡量，潘鼎新仍不失为一个抗法将领。[※注]

关于苏元春。苏元春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任广西提督。关于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当时清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我国史学界对他关注不够，他的作用，要么被忽视，要么就是负面评价。改革开放后，苏元春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对其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大多持肯定意见，认为苏元春主动协助冯子材，密切配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注] 有人甚至提出，夺取镇南关大捷主要功绩应归苏元春，其次才是冯子材。把冯摆在苏之前是不合适的，理由有二：一是“督办军务”即前线总指挥是苏元春；二是作战开始和中途的主要局面，是苏元春指挥打开的。[※注] 另有学者表示苏元春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临阵逃亡者，在中法战争中他英勇善战。[※注]

关于刘铭传。刘铭传是中法战争期间闽台战场的一位重要人物。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他并不重视，评价也是负面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刘铭传的关注和研究大为加强。刘铭传的故乡安徽学术界于1985年、1995年、2005年举办了三次纪念刘铭传的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刘铭传研究。关于中法战争中的刘铭传，学界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刘铭传对抗法保台斗争的功过；二是如何看待刘铭传的撤师基隆问题。一种持否定意见，认为刘铭传执行李鸿章的投降政策，窃取人民抗敌功劳。刘铭传撤退基隆，使台湾的战事处于不利的地位，其目的是借刀伤人，打击政敌湘系军阀。[※注] 多数人持肯定意见，认为刘铭传的反对外国侵略立场是鲜明的，同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形成鲜明对照，他是抵抗派人物。他在抗法保台斗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撤师基隆是出于战略考虑，起到了稳定全局的作用，为沪尾大捷创造了条件。[※注] 还有一种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刘铭传在抗法保台战争中的作用，但是对撤师基隆问题基本上持否定意见，或认为刘铭传的撤兵是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或认为刘撤师基隆的目的是保全实力，但这与存心卖国无关，也非假洋人之手打击湘系军阀。基隆撤军给中法战争带来消极的影响，致使清廷在陆路大捷的情况下，也不敢将对法战争进行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占据了基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