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作为中日两国三百年来的第一战，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争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朝三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远东的国际关系面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发生革命性逆转，此后接踵而来加诸中国之上的，还有列强层出不穷的持续侵略，与日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血腥掠夺和肆意宰割。但就另一层面而言，甲午战争也从根本上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证明洋务运动那种表面上的现代化，根本无法引领中国走向新生，政治改革思潮、武力革命以至下层民众的自发反帝斗争，同步肇兴。

第一节 研究概述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是一片较为古老的学术园地。早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人就已经对这场战争展开认真检讨。不过由于缺乏近代学术理论和广阔的世界史眼光，相关研究长期是以资料汇编或回忆录的形式呈现的，勉强可称为战史著作者，唯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注]、洪弃父《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记》）[※注]、池仲祐《海军实纪》[※注] 等。其中，姚著因其亲历、亲见、亲闻，参以中外记载，描述了日本肇衅至台湾沦亡的这段历史，文字精练，叙事详赡，为早期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权威之作。洪著分上、下两卷记载了1895—1901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侵占实况，歌颂了台湾军民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池著“述战篇”之《甲午战事纪》，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侵吞朝鲜、侵略中国的阴谋，叙述了丰岛、黄海、威海诸役的主要情节及北洋海军的覆灭，并附有死难将领事略。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国内外环境长期动荡不安，但无论从史料建设层面，还是从学术论文、论著、译著的出版发表情况来看，甲午战争史研究都取得相当突出的成绩，是为其开创与奠基时代。史料刊印方面，中文资料，如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皆卷帙浩繁，价值巨大；外文资料，主要为外国人士有关甲午战争的见闻和回忆，如张荫麟译泰莱（W.F.Tyler）《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注]，李鼎芳译肯宁咸（A.Cunningham）《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注]，费青、费孝通译艾伦（James Allan）《中日战争目击记》，[※注]，陈德震译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甲午之战时辽居忆录》[※注] 等。专著方面，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3卷）[※注]、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注] 为代表作。两书大体皆以时间为序，以事件为经，后者尤侧重于分析甲午战争爆发的外交背景，尤其是对壬寅事变至中日宣战之间的这段历史作了详细说明，书后还附有大事日志、相关条约等。论文方面，则有张忠绂《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注]，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注]，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注]、《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注]，陈烈甫《甲午以前的中日邦交》[※注]，冯节《甲午战争之检讨》[※注]，千家驹《中国财政史上的一页重要教训——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注]，魏建猷《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注]，翦伯赞《论甲午中日之战》[※注] 等，皆属佳作。其中，《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一文，应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丰岛海战衅自日开、方伯谦冤案、刘步蟾与黄海海战等问题多有新见，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翦伯赞一文则是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研究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尤其是对甲午中国战败的原因作深刻剖析。

新中国成立后的60 余年间，受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的影响，甲午战争史研究同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样，虽然也经历了起伏波折的过程，但整体趋势还是不断向前深化发展的。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文化大革命”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1965年，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恢复发展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史料编纂工作的系统化。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注]，凡7册、300余万字，分为三编：第一编综述类，收录《东方兵事纪略》《盾末拾余》《中东战纪本末》等5种时人记述；第二编收录甲午战前的相关史料，包括《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李文忠公全集》《翁文恭公日记》等的相关记载；第三编为记录战争及战后状况的资料，既有中方的文牍档册，也有外文资料的译编，书末还附有“书目解题”。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甲午战争史研究提供了莫大方便。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注]，阿英（钱杏邨）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注]，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注]，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 卷）[※注] 等，都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近代史资料》也有选择地刊布了一些与甲午战争相关的史料，如《丘逢甲信稿》，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长顺函稿》《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吴质卿《台湾战争记》《甲午战时东北清军一览表》等，多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

二、对于地方文史资料及口头史料的抢救整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辽宁等地方与军队的文史工作者，曾对当地甲午战争的遗迹和这场战争的参加者、目击者或其后裔，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取证，获取了不少珍贵的文字、口头史料，如陈兆锵《战时日记》、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丁汝昌遗墨》《威海海防统领绥巩军戴（宗骞）示》、孙宝田《甲午中日战争旅顺虐杀始末记》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注] 其中，依据当事人回忆整理而成的文章，有赵泮馨《甲午战争志略》、王可举《甲午之战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攻陷威海军港事略》。[※注] 依据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撰写的文章，有于飞《甲午之战中的左宝贵》[※注]、中原《怀念甲午海战的民族英雄——访邓世昌长孙》[※注]、廉成灿《左宝贵生年调查》[※注]。将调查史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撰写的文章，有李时岳《甲午战争期间辽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注]、威海市志编辑委员会（戚其章执笔）《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军民的抗日斗争》[※注]、金纯泰《甲午战争旅顺抗日轶闻》[※注] 等。

三、相关出版物的数量明显增多，选题趋向多样化。专著方面，以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注]、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注]、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注]、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注]等影响较大，各具特色。其中，贾著从战前的国内外背景、主要战役、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和战争结局等方面，对甲午战争的历史作了大致勾画和初步探讨。郑著重点阐述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经过、清军失败的原因及列强的阴谋伎俩，强化了对于战争场面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描述。阮著以朝鲜问题为核心，重点从外交史的角度，剖析了甲午战争为何以朝鲜问题为爆破点。戚著将文献记载与口碑史料相结合，系统分析了威海战役的过程及其失败原因，对于各场战役的描述，甚至地形的分析，都十分详尽。此外，为纪念甲午战争60周年，《历史教学》月刊社还于1954年推出《中日甲午战争论集》，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甲午战争史专集。[※注]这部专集共收入周一良、丁则良、来新夏等先生的7 篇文章，主要涉及朝鲜东学党起义、反割台运动、战后大借款、中美关系四个层面，可谓代表了当时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时还出现了一批面向青少年和工农群众，以普及历史知识、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的小册子，如周继仁《甲午中日战争》[※注]、章回《甲午战争》[※注]、戴逸《北洋海军》[※注]等，大都篇幅不大，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烙印。

论文方面，除被《中日甲午战争论集》收录者之外，富有开拓性的作品，还有司绶延《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注]，缪楚黄《五十年前台湾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注]，魏建猷《甲午战争中日寇对华暴行》[※注]，胡滨《一八九五年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的内幕》[※注]，卿汝楫《甲午战争期间美国的侵华政策》[※注]，金冲及《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注]，徐义生《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注]，严启祥《中日甲午战争前中日在朝鲜的矛盾和斗争（1884—1894年）》[※注]，郭毅生、池汤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注]，陈诗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注]，胡昭曦《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注]，祁龙威《从〈张謇日记〉看中日战争时的帝后党争》[※注]，李鼎文《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注]，孙克复《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玩弄的和平骗局》[※注]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层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争鸣的动向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崭露，如陈东《评介贾逸君著〈甲午中日战争〉》[※注]、贾逸君《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几个问题（并答陈东同志）》[※注]、赵捷民《“卖国贼李鸿章”一书值得讨论的地方》[※注]、张世永《对郑昌淦著“中日甲午战争”的几点意见》[※注]等，基本上都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展开。

综观此一时期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无论是就各类成果的数量来看，还是就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选题范围的多样化和史料运用的深入程度而言，都取得相当进步。不过，受革命史观和阶级史观的影响，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近代史研究的热门领域相比，甲午战争史研究还是显得相对冷清，在选题范围、史料运用上，也不无局限。就战争史本身而言，多数研究者都关注海战，忽略陆战，叙述过程大多集中于战争本身，对于影响战争的各种具体因素如交通运输、信息机制、后勤装备、社会基础等，缺乏有意识的观照。就相关人物研究而言，只着眼于很有限的若干人物，分析视角也较为单一。在史料运用上，偏重中文史料，对于外文资料，尤其是日文资料，未能充分运用。在理论方法上，单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对于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缺乏有选择的传承，对于西方的年鉴史学，也基本不予了解。商榷文章虽然有之，但整体学术氛围尚不够活泼。此外，受制于当时整体的政治外交环境，在相关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上，过多偏重中美关系，对于英、法、俄等国列强的表现，缺乏细致的把握。至于学术交流的空间，更是极其狭窄。

第二阶段，即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在“左倾”思想主导下，正常的学术研究几乎难以开展，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也随之陷入停顿。在此10年间，全国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有关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专题论文，仅于1973年出现过两本分别由《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同名小册子《甲午中日战争》。前者共78页，后者共47页，都以普及历史知识，而非学术研究为旨趣。[※注] 史料方面，差可提及者，仅有几所大学历史系自行编印的、以“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为题眼的资料选编类书籍，但所收资料的数目和种类均属有限。[※注]

第三阶段，即“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7年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策方针，甲午战争史研究空前繁荣，呈现百家争鸣的积极气象。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史料建设的大踏步发展、大型专题丛书的组织编纂、学术讨论会的频频举办以及相关论文论著的大量问世。

一、史料建设的大踏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戚其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共12 册、约400 万字，主要收录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未曾编入的档案史料。其中前6册主要为中文档案（第6册也包含少量日文和英文的零散史料），分别选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电报档、上谕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以及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总数超出原丛刊所收档案史料数目的4倍，大多为首次刊布；第7 册披露日本方面预谋挑起和发动战争的相关材料（包括西方人士对战争的评论）；第8—11册分别选译自《日清战争实记》《日本外交文书》《英国外交文件》；最末1册收录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相关的史料和甲午战争时论、甲午人物传记等，并有全书征引书目解题。[※注] 此外，比较重要者，还有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注] 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注]，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涵电汇编〈1874—1907〉》[※注]，苑书义和赵德馨分别主编《张之洞全集》[※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注]，汪叔子编《文廷式集》[※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注]，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实录》[※注]、《光绪朝朱批奏折》[※注]、《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注]、《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注]，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注]，张本义等编《甲午旅大文献》[※注]，谢俊美编《翁同龢集》[※注]，易家胜等主编《清季名人禀牍奏稿函札——甲午中日战争新史料》[※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日甲午战争奏稿》[※注]等。此外，各地的文史资料选辑，也有以甲午战争为主题者，如《大连文史资料》第4 辑“甲午战争在大连专辑”[※注]，《威海文史资料》第8辑“北洋海军的兴衰”[※注]，《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0 辑“中日甲午陆战辽海战事纪”[※注]，《锦州文史资料》第24辑“昭忠祠碑与甲午陆战纪略”[※注] 等。此外，《近代史资料》总第57、87、97号，也披露过一些与甲午战争相关的史料。

二、大型专题丛书的编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关捷主编的“甲午国耻丛书”和戚俊杰、刘玉明主编的“勿忘甲午”丛书。“甲午国耻丛书”凡6册，包括关捷《觉醒——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杨惠萍等《国殇——从甲午战争至甲辰战争》，李晓菲、邵龙宝《忠魂——甲午战争的故事》，郭铁桩《恨海——甲午大连之战》，韩俊英等《史鉴——甲午战争研究备要》，日本学者龟井兹明著、高永学等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1997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勿忘甲午”丛书，是为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10 周年而作，2004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与前者相比，该丛书在研究主题上衔接更为紧凑，撰著者的阵容也更显整齐，凡9册，分别为王如绘《甲午战争与朝鲜》，戚其章《甲午日谍秘史》，王家俭《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孙占元等《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甲午日军罪行录》，王记华、董进一《甲午辽东鏖兵》，戚海莹《甲午战争在威海》，柯平《反割台抗日运动》。其中，戚其章一书分析了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总结了其对华谍报活动的四大特点，即侦查目的的明确性、组织形式的系统性、活动方式的灵活性、间谍培养的就地性；王家俭一书则深入探讨了外国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之间的关系，既肯定这是一种国际间的互利合作，也揭示了洋员问题的复杂性。

三、大型学术讨论会的频频举办。1984年，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在山东威海联合举办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可谓对新中国成立35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状况的一次大检阅。与会学者80 余名，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帝后党争、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甲午战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后结集为《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注] 199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100 周年，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再次于威海举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12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著作10 余种。无论从会议的规模，还是从提交论文的质量、议题范围的广泛及讨论的深度来看，这次会议都可称代表了当时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最高层次，对于推动海峡两岸、中外之间的学术交往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相关文章后收入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注] 同年，北京、大连、成都、长沙等地也举办了类似的学术研讨会。2004年，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又携手在威海举行纪念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主题为“勿忘甲午，以史为鉴”，到会的专家学者有80余位。此外，重要的讨论会及其结集还有为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出版的《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张炜主编）[※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等编《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关捷主编《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政协广州市委办公厅等编《回顾与反思——“纪念甲午海战一百一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为纪念甲午战争人物而举办的研讨会及其专集，则有吴宏聪等主编《丘逢甲研究》、《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注]，周军等主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注]，林伟功等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注]，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注]等。

四、除大型丛书、会议论文集等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大量与甲午战争史研究相关的论文论著相继问世。鉴于其中内容极为丰富，在此先将相关论著分类列举如下。

（一）多角度探讨甲午战争史的，如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注]、《走近甲午》[※注]、《甲午战争新讲》[※注]，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注]，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注]，寇伟《甲午战争史话》[※注]，关捷等总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注]，刘玉明、戚俊杰《辨证看“甲午”》[※注]，宗泽亚《清日战争》[※注] 等。其中，《中日甲午战争全史》代表了中国学界对于甲午战争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最新成果，凡5篇、380余万字，分别为战前篇、战争篇（上、下）、战后篇、思潮篇、人物篇。“战前篇”，论述了19 世纪中叶后半期东亚的格局形势，重点阐明了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败；“战争篇”，翔实叙述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日本建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中日两国的宣战，各大小战役的战备、战略、战术情况，兼及战争期间的中日外交、国际关系；“战后篇”，包括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保台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历史地位；“思潮篇”，主要记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扩张思潮和中国的爱国改革思潮；“人物篇”，分别叙述了与甲午战争相关的各类中外人士，在战争期间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甲午战争新讲》则汇聚了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戚其章先生半个世纪的研究心得，篇幅不大却信而有征，并且不乏新史料的披露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展示。《清日战争》一书通过系统利用日本的档案材料，对中日两国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及其制度组织等诸方面作了全面对比，其中穿插的许多图、表、数据，是此前较为少见或不为人们所关注的。

（二）侧重研究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的，如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注]、《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注]，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注]，孙克复编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注]，戴逸等《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注]，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1839年至1895年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注]。其中，《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一书引用了大量中外文档案，从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与挑起战端的外交策略、清政府乞保和局与列强调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外交、清政府加紧乞和与美国居间周旋、马关议和前后的国际关系五个方面，探讨了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乃至远东的深远影响及其历史意义。《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则从国际法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甲午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史，尤其对“陆奥外交”的侵略本质，做了透彻揭露。

（三）侧重探讨甲午战史的，如戚其章《北洋舰队》[※注]、《甲午战争史》[※注]、《晚清海军兴衰史》[※注]，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注]、《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注]，林濂藩《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注]，王守中《威海卫与甲午战争》[※注]，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校订版）[※注]等。其中，戚著《甲午战争史》考订精严，史料渊富，对于甲午战争发生的经过始末，叙述十分详尽，对于相关战术动作的描述，细致到营一级。《甲午中日陆战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甲午中日陆战史专著，内容涉及平壤战役、鸭绿江战役、金旅之战、海城反攻战、山东半岛之战等，而对于与战争相关的历史背景、海战史、国际关系史及中日和谈等也做了简要交代。《龙旗飘扬的舰队》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的曲折历史，着力挖掘了北洋海军失败的历史教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再现了近代海军的兴衰始末及其历史教训。此外，近代军事史、海军史著作，也往往论及甲午战争，如张玉田、陈崇桥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注]，张墨、程嘉禾《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注]，吴杰章等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注]，胡立人、王振华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注]，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注] 等。

（四）相关人物研究，如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注]，杨万秀、吴志辉《刘永福评传》[※注]，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民族英雄邓世昌》[※注]，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邓世昌》[※注]，刘敬坤《丁汝昌》[※注]，夏良才、谢维《刘永福》[※注]，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注]，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气壮山河——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一百周年》[※注]，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等编《光照古今——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一百周年专辑2》[※注]，王兆春《聂士成》[※注]，廉成灿等主编《民族英雄左宝贵》[※注]，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注]，孙洁池等主编《甲午英烈》[※注]，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注]，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注]，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注]，陈明福《海疆英魂——记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和致远舰》[※注]，重庆市涪陵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甲午抗日名将徐邦道》[※注]，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注]，康化夷、康咏秋《黎景嵩与乙未反割台斗争》[※注]，戚海莹《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丁汝昌与北洋海军》[※注] 等。以上著作，或是对于甲午战争人物群像的逐一勾勒，或是对于某位相关人物生平事迹的详细铺陈，或是选取若干集团做了重点绍介，或是凸显对于甲午英烈的纪念与缅怀。其中，《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一书共收录中外相关人物170 人，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五）其他专题类作品，如论及甲午战争与清朝政局的，首推石泉（刘适）《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该书完成于1948年，历经沧桑始得问世，其主旨系从内政角度探求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尤其是对李鸿章集团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做了细致论述。全书分6 章，第1 章为甲午战争前30年间清朝政局之概观，第2—5章叙述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政局的演变，第6章总括战后政局的新形势。[※注] 侧重研究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如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该书不只把甲午战争当作一场战争进行描述，而且把这场战争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宏观考察，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层面深入探讨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变迁，拓展了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视域。[※注] 论述乙未反割台运动的，如刘雄《乙未割台与台湾抗日反割台斗争新探》。该书对于乙未割台的历史责任、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历史背景、政权性质及其历史作用、刘永福“矢穷内渡”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注]讨论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如吴天颖《甲午战争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注]、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注]。控诉日本侵华暴行的，如关捷总主编《旅顺大屠杀研究》。[※注] 总结甲午战争影响与启示的，如孙克复、焦润明主编《甲午战争启示录》。[※注]

（六）图集图志、工具书及相关译著。

1.图集图志方面，有关捷、刘志超编《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注]，柯平编著《威海甲午战争遗址》[※注]，林声主编《甲午战争图志》[※注]，戚俊杰主编《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摄影集》[※注]，戚俊杰、郭阳编著《为了历史的重托——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二十年》[※注]，陈悦《北洋海军珍藏图片集》[※注]。

2.工具书方面，有关捷《甲午中日战争史论著目录》[※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北京图书馆阅览部编《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注]，韩俊英等编著《史鉴——甲午战争研究备要》[※注]。此外，还可参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报刊论文与资料篇目索引》[※注]，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注]，徐立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注]，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注]，林增平、林言椒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注] 等。

3.译著方面，有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注]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érard）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注]；英国学者杨国伦（L.K.Young）著，刘存宽、张俊义译《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注]；英国学者迪肯（R.Deacon）著，姜文灏、赵之援译《日谍秘史》[※注]；美国学者罗林森（J.L.Rowlinson）著，苏小东、于世敬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注]；刘广京等编，陈绛译《李鸿章评传》[※注] 等。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同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的是，除以上这些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著外，另有一大批以甲午战争为主题的通俗文史类作品，数量多达数十部，如刘培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注]，潘兴富编著《中日甲午战争》[※注]，杨峰编著《中日甲午战争》[※注]，杨东梁《气壮山河的甲午海战》[※注]，乔还田、马宗平《马关奇耻》[※注]，周源《春帆楼的迷梦：马关条约》[※注]，董志正《东方风云》[※注]，丛笑难《甲午战争百年祭》[※注]，袁定基《虎头蛇尾——中日甲午战争实录》[※注]，苗培时《甲午雄魂》[※注]，郝瑞庭《甲午战争全景纪实》[※注]，许华《甲午海祭》[※注]，张永枚《黑旗！黑旗！——刘永福拒日保台传奇》[※注]，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注]，刘玉明、戚俊杰《甲午风云——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注]，张明金《落日下的龙旗：1894—1895年中日战争纪实》[※注]，王明皓《沧海苍天：北洋水师覆灭记》[※注]，王俊彦、王意书《掠夺的开端——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注]，双传学、李信《甲午悲歌——中日战争》[※注]，李延筌等编著《军费花园——甲午战争实录》[※注]，郑彭年《甲午悲歌——北洋水师的覆灭》[※注]，丁炜编著《世界著名海战系列——甲午风云》[※注]，杨筱憬《兵殁威海》[※注]，吴果迟《李鸿章·海祭》[※注]，舟欲行、黄传会《梦断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注]弘治等编著《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注]，王树强主编《甲午战争始末》[※注]，崔光弼编《中日第一战：甲午战争全景纪实》[※注]，陈斌《李鸿章：甲午残梦》[※注]，张鸿福《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注]，王林、姜鸣撰稿，《探索·发现》栏目编《甲午中日大海战》[※注]，舟欲行、黄传会《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注]，李剑桥等主编《甲午战争》[※注]，乔洪明《甲午海战》[※注]，刘军伍《跨世纪寻访——北洋海军将士的后裔们》[※注]，陈桦、李景屏主编《永远抹不去的印记：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参拜“靖国神社”》[※注]，雪儿简思《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注]，红将编著《甲午年的狼烟》[※注]，胡为雄《帝制的终结：甲午之殇》[※注]，邓加荣编著《揭开甲午海战的黑匣子》[※注]，陈悦《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注]、《沉没的甲午》[※注]、《北洋海军舰船志》[※注]、《北洋海军舰船志——龙旗飘扬的年代》[※注]，雪珥《绝版甲午》[※注]，陈明福《沧桑旅顺口》[※注]，师永刚、张凡编著《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注]，金满楼《北洋水师的最后一百天》[※注]等。这一则显示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于甲午战争的浓厚兴趣；二则也彰显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广阔空间，充实了该领域的学术视野。不过，其中固然不乏佳作，却也有若干作品滥竽充数，肆意杀曲史实，校对印刷质量欠严格。

至于与甲午战争史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以惊人速度持续增长，据粗略估计，其数量已超过千余篇。选题范围涉及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及其起因，甲午海战史与北洋海军史，甲午陆战史，甲午战败的原因，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的关系，甲午战争与清朝高层政局，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史，《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清朝上下的拒约运动与“公车上书”，割台与反割台斗争，甲午战争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甲午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甲午战争与山东大刀会的关系，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关系，甲午战后清朝改革运动的重启，甲午战争与战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领域诸改革的关联，以及相关的人物研究等。

为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还开辟了若干与甲午战争史相关的专刊。如1999年，戚俊杰等人创办的《北洋海军研究》，迄今已出3辑，颇多收录与甲午战争相关的文章。[※注] 2001年，又有《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主编戚俊杰）问世，大量刊载甲午战争史、北洋海军史方面的文章。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大连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大连近代史研究》，也经常刊载与甲午战争相关的研究论文。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 余年间，甲午战争史研究跨入长足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整体治学环境、治学条件的改善，治史群体的不断扩大，还是研究成果种类、数量的日益增多，研究深度、广度的持续拓展，以及学术交流的空间范围和频繁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在选题方向上，既延续了前一时期宏观研究的理路，也加深了对于微观问题的探讨。过去备受关注的战争史环节，依然是本研究的热门，而且学者们对于己方的失败，有了相较以往更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很多学者也能够以更加全面、更为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在研究主题上，国际关系史、经济和财政问题、反割台斗争、改革与革命团体的萌生、政治思想的变迁，获得持续关注；此前一直未能纳入学者视野的社会文化史，和长期被简单化处理的清政府及其政治高层，也获得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过，在该领域相关成果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存在质与量严重不相称的现象，原创性的、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并不易觏。不少文章粗制滥造、毫无新意，甚至剽窃抄袭，不仅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也造成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此外，该领域的研究，目前虽然基本摆脱了阶级分析的固定范式，但在借鉴历史学的最新理论方法，开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及与外国同行的互动方面，还是稍显滞后。未来拓展的空间依然相当巨大。

第二节 相关战役和清朝将领研究

一 关于丰岛海战

丰岛海战作为甲午海战的序曲，虽然规模不大，却对整个战争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关于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日本军方报告及官私著作，一向宣称是中方的“济远”舰于1894年7月25日上午7 时52 分首先开炮轰击日舰。对此，许多中国学者都给予了反驳，不过在具体说法上有所不同。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称，7 时52 分，中日双方军舰相距3000米时，日舰“吉野”突然以左舷炮火向我舰“济远”轰击。接着，日舰“秋津洲”“浪速”也分别在7 时55 分、7 时56分，用左舷炮火向“济远”猛射。[※注] 季平子援引日本“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日记，称日方是在7时55分发动攻击。[※注] 戚其章则通过查阅《济远航海日志》，证实日舰“吉野”于7 时45 分首先发射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从而推翻了所谓的中方挑衅说。[※注]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对比丰岛海战前，中日双方舰队的出行目的及其各自指挥官的态度，认定中国海军是绝不会先开第一炮的，而只可能是在遭到日舰的无理挑衅后，才被迫还击。[※注]

另外，围绕“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的表现，学界迄今存在四种不同意见：一说否认“济远”舰的战绩，批评其管带方伯谦临战脱逃[※注]；一说肯定“济远”舰一度参与作战，批评方伯谦贪生怕死[※注]；一说称“济远”舰是中炮后退却[※注]；一说称“济远”舰虽因力不能敌而逃遁，但在逃遁途中仍能击伤日舰吉野，保全舰只，应属有功。[※注] 戚其章认为，“济远”舰在遭遇敌舰突袭时，确曾抵抗一个多小时，不过当敌舰追来时，即挂白旗逃跑，因此不应对“济远”舰和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表现持全面肯定态度。[※注] 另外，当时社会上曾风传“济远”舰在回驶途中，一度树起白旗或日旗。不过方伯谦本人从未承认，学界的看法也不一致：或曰“济远”舰的确曾畏敌示弱，树起白旗或日旗；或曰“济远”舰是故意诈降，而树白旗或日旗；或曰根本没有此类举动。[※注]

还有丰岛海战发生前一天，北洋舰队为何未派出大队接应？一些学者认为责任在北洋大臣李鸿章，丁汝昌原本曾电请李鸿章派出主力舰队接应，却遭到拒绝，以致未能成行。对于李氏拒绝增援的原因，或曰李氏没有认清敌情，麻痹大意；或曰李氏原本曾命丁派兵增援，但因后来收到的丁氏电文中有“大队到彼，倭必开仗”之语，李认为“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且其听信了叶志超所谓“尚能自固”的表态，以及寄望于俄舰出手援助，所以临时改变了派队接应的主意；或曰李一心想仰仗列强调停，断定日军不敢真的挑起战争，所以拒绝派兵增援。[※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丁汝昌负有不可脱卸的责任。理由有三：一是丁如果真拟率海军大队接应，为何当舰队“已升火将起航”时，才仓促“告行期”；二是李鸿章不一定因为刘步蟾在丁汝昌所致电文中私加“遇倭必战”四字，而电止他的行动；三是丁电请启程时，已然贻误了战机，即使接应，也失之晚矣。[※注]

日本击沉英轮“高升号”的问题，也是与这场战争相关的一个重要争议点。戚其章从国际法的角度，反驳了日本及欧美的一些法学权威为日本的残暴行为做出的辩护，指出：第一，作为对方立论基础的是日方对事实的种种编造，如编造中国军舰在此前的丰岛之战中首先炮击日舰，又将本来毫无关系的丰岛之战与击沉“高升号”拉扯到一起，再将单独航行的“高升号”说成与中国军舰同行云云，从而为其击沉“高升号”寻找借口；第二，日本军舰炮击无防卫能力的抛锚商船以及向落水士兵射击的行为，是公然蔑视和违反国际法的暴行；第三，当时中日尚处和平时期，英国也正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日本即挑起战端，同样与国际法格格不入；第四，中国向朝鲜运兵，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并非针对日本的敌对行动。总之，从法理上来讲，日本的开战依据是虚假的，它要行使交战权的前提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注] 郭渊也通过分析中、日、英三国对待国际法的不同态度，谴责了国际法背后的强权逻辑。[※注] 关于“高升号”的殉难官兵人数，学者们也曾作过细化研究。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称溺死千余人，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称约1000人壮烈殉国，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则称淹死700 余人。戚其章通过考察“高升号”原载官兵人数，及其被击沉后的幸存人数，指出殉难官兵应为850人。[※注] 季平子则援引盛宣怀档案，证实“高升号”所载确切人数为950人。[※注] 此外，还有学者就“高升号”遇袭，源于天津电报生向日本人出卖其开船时间一说，进行过辨析。[※注]

二 关于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由此引发的学术争论也颇为庞杂。关于中日双方在这场海战中的力量对比，新中国成立初一般认为，双方在船速、炮位上各有千秋，实力不相上下。20 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看法出现分歧，一说认为日舰不仅在数量和吨位上超过北洋舰队，而且在速度、装甲和各式配备上也占有明显优势[※注]；一说则称中日双方参战舰队的装备互有长短，各有所长，至少也是实力相当。[※注]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以何种阵型迎敌？学界的说法长期不一。有人援引英国人泰莱（Taylor）《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说法，认为北洋舰队是排成“一字形”阵势；还有人认为北洋舰队采用了“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另有人根据德国教习汉纳根（Hanneken）的报告，认为北洋舰队是采用后翼梯阵迎敌。戚其章、孙克复等反驳了以上三种说法，指出北洋舰队在发现敌舰后，先是将十舰呈夹缝鱼贯小队阵朝敌舰航进，待了解了对方的进攻意图后，又下令改成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但及至两军交锋，变阵尚未完成，故实际上是以“接近于人字形”接战。[※注] 与之相应，对于人字阵（或称“横阵”）迎敌的优劣问题，学者们也看法对立。否定者认为北洋舰队之所以采取类似横阵的形式迎敌，是建立在它战前对海战理论的研究和战役战术操练严重准备不足这一特定基础之上的；这一阵型背离了海战战法，无法实现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高度有机结合，不利于行动自由和维持队形，不利于舷侧炮火的发挥和集中优势火力，并进而不利于舰船总体火力的发挥；正确战法应该是采用最有利的单纵阵。[※注] 还有人指出，北洋舰队采用横队意在充分发挥火力，但这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横队不仅保持队形难，作整体的转向更难，也远不如纵队机动灵活。[※注] 肯定者则认为这一阵型有利于舰首重炮火力的发挥，又利于保护两翼弱舰。如戚其章提出，北洋舰队舰型、火器陈旧，缺少速射炮，这是众所公认的。它的主力舰与日本的最新军舰相比，在形制上要落后整整一代。不过，北洋舰队以重炮见长，拥有25 厘米口径以上的重炮25 门，是日本的两倍多。显而易见，当时如此布阵，是要扬长避短，发挥舰首重炮的威力。连敌人也判断出北洋舰队“之所以构成雁行阵，因彼之重炮皆配备于舰首”。若采取单行鱼贯阵，更不会成功。至于北洋舰队缺乏机动的症结，也不是没有采取单行鱼贯阵，而是未能处理好布阵中合与分的关系。[※注]

对于黄海海战后期的作战形势，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日本联合舰队本队聚攻“定远” “镇远”，日第一游击队则专门对付“靖远”“来远”[※注]；另一种认为，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围攻“定远”、“镇远”，同时日第一游击队4 舰一分为二，“吉野”“高千穗”二舰夹攻“经远”，“秋津洲”“浪速”合力追击“济远”。迨“经远”沉没后，4舰又合力追击“济远”，“济远”以一抵四，奋力开辟了黄海海战后期的“西战场”，直至海战结束。[※注] 但后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有学者通过查阅日方海战报告，指出“致远”舰沉没后，“济远”舰首先退出战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整个黄海海战中第一游击队从未分兵作战，它的作战对象是“靖远”舰和“来远”舰，根本不存在所谓“济远”舰开辟“西战场”的问题。[※注] 还有学者毫不客气地称，所谓“西战场”说，“纯属主观臆造，毫无史料根据”[※注]。

最关键的，围绕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同样众说纷纭。传统说法是北洋舰队遭到了惨败。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北洋舰队可谓小胜，至少是未分胜负。[※注] 戚其章也认为，就中日舰队各自的损失来看，中方固然大为失利，但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是日方势穷力尽、率先逃离战场的，而且中方顺利完成既定的出行任务，日本舰队聚歼清舰的目的则遭到破产，单就这场海战本身的结局来看，可谓胜负未决。[※注] 不过，更多的论者认定北洋舰队在此次海战中是失利的。如有学者从三个方面反驳了戚其章的说法：第一，单以中日双方舰队是否实现各自出航黄海的目的来评判其得失，欠妥；第二，以日方先行脱离战场证明其是败逃者，是缺乏必要的军事观念；第三，应将北洋舰队的损失与整个中日战局的变化结合起来分析。[※注] 或曰如果把这次海战的结局放到整个战局上去考察，称之为“大败”或“惨败”也是可以理解的。[※注] 还有学者称，就中日双方海军的损失情况来看，北洋海军无疑是海战的失败者，但一开始中方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直至不久之后才意识到败绩。[※注] 相较之下，《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罗列的史实，似乎更足以说明问题：“在这次海战中，双方参战的军舰均为12艘，但中国方面投入的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日本方面投入的是联合舰队的主力。结果，北洋舰队有4艘军舰被击沉击毁，另有1 艘自毁，牺牲官兵600余名，实力折损近半；日本舰队则一艘未沉，仅有4 艘受重伤，整体实力基本上没有削弱。而北洋舰队遭此重创之后，损失的战舰和官兵已无从补充，从此无力也不敢再与日本海军争夺黄海制海权，使日军得以从海陆两路侵入中国本土。”[※注]

关于北洋海军此役失利的原因，迄今为止，主要存在政治制度腐败、战术运用失误、战场指挥中断、战场纪律差、技术装备落后、管理训练松懈、官兵素质差、缺乏实战经验、后路保障不足（主要涉及炮弹供应、煤炭补给、装备维修）、综合因素等种种说法。不过，新近“炮弹供应不足说”，引起若干研究者的质疑。如有学者通过考察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对于北洋舰队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北洋海军的弹药储量相当可观，其中一部分还是在黄海战前就交付北洋海军的，所谓机械局或军械局没有给北洋海军供足弹药的说法，不过是揣测和传闻，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之战中弹药不足的原因，完全是丁汝昌没有带足弹药。[※注] 还有学者指出，此说主要出自当时的几个来华西人，然证诸丁汝昌等中方参战将士的说法，并不成立，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数量不足，而是质量低劣。[※注]

三 关于威海海战

尽管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完全丧失机动作战能力，其最具威慑力的“定远”“镇远”两舰犹存，所以日本海军还不敢肆无忌惮地向渤海湾输送日本陆军。因此，歼灭移驻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就成为黄海海战后，日本舰队的最大作战目标。就军事形势而言，旅顺与威海卫同样重要，北洋海军为何弃旅顺而守威海？一些学者将之归罪于李鸿章、丁汝昌的“避战自保”政策；另有学者则援引丁汝昌的分析，认为当时日军以长驱之势入辽东，旅顺之失只是旦夕之事，海军若守此港，瞬息即有受水陆加攻之危，而旅顺尚无敌踪，还可暂时保全，尽管其战斗力已十去其七。[※注]

关于北洋海军在此战中全军覆灭的原因，戚其章、何力的初步研究认为，是由于清政府一意求和、李鸿章执行“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方针、北洋舰队官兵的求战积极性遭到打压，以及内部敌人的破坏，倘若北洋海军主动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有可能与日军一决胜负的。[※注] 但有学者很快提出异议，认为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所谓“主动出击，尚可与日舰决一胜负”的说法，完全脱离实际，而且依据日军的作战部署，如果我方出港作战，一定会坠入敌人圈套；威海防御战最主要的失败之处在于南北岸炮台失守，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注] 另一些学者也认为，当时北洋舰队的机动力和攻击力都远逊于日本舰队，根本不存在进行机动攻击作战的可能性，退守威海卫军港，虽属下策，却是唯一可能保全自己的选择，只是未料到山东半岛的守军不堪一击，援军也迟迟不至，导致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灭。[※注] 杨志本、许华的看法与以上学者都有所不同，他们将责任归结到丁汝昌的战场指挥失误上，认为株守军港，等待援兵，实为最下策；以袭击战战法打击敌方登陆输送队，在近海区域，在海岸炮火的掩护下，积极机动，寻机击敌，可谓上策。理由是：海军舰队就是一支海洋上的野战军，它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海上机动作战，它的主要威力是攻击。所以即使是在防御作战中，舰队也应积极寻找敌人的弱点，捕捉有利战机，以袭击战战法和机动的攻击去打击和歼灭敌人的海上力量。反之，如实行消极防御，就必然会使舰队丧失机动力和攻击力，其结果只能是失败，这是被海战史屡验不爽的一条真理。[※注] 此外，有学者概括了威海之败的四点原因：第一，清廷重京畿轻山东的错误战略，造成威海后路空虚；第二，清军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第三，陆路守军缺装备，少训练，多不能战；第四，北洋舰队株守待援，错过了突围时机。[※注]《中日甲午战争全史》对威海之役做出的总结论述是：北洋舰队自黄海之战后损失惨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舰船素质上，都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但是面对日舰的围攻，他们并没有“避战保船”，而且不畏强敌，英勇奋战，屡次挫败对方的正面进攻，最后在没有援军解围，以及清政府指挥失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才遭到失败。[※注]

四 关于陆路战役研究

北洋海军的战况，惨淡如上，陆战方面，中方同样是节节失利。不过，相较于海战史，陆战牵扯的战线更长、头绪更加纷繁，涉及平壤、辽东、辽南、辽海、山东半岛几大战场，十余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学界对陆路战场的研究不及海战研究深入。目前来看，争议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平壤战役、海城战役及旅顺大屠杀上。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首次较大规模的陆战。孙克复、关捷介绍了平壤战役的经过及其失败原因，指出守城清军与进攻日军的兵力相差无几，装备亦无大的差异，其之所以遭到惨败，主要是由于清军素质低下、纪律败坏，将领指挥无能，以及李鸿章采取消极避战方针。[※注] 另有学者认为，仅就清朝官军的表现，尚不足以说明平壤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应从双方战略态势的形成、战役目标的实施，以及战斗的客观进程，加以认真的分析。[※注] 戚其章提出，日军发动平壤战役，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中日双方各有其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清军平壤之败，与其说是败在力量不敌，不如说是败在战争指挥者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敢于胜利的勇敢精神。中方的失误，还表现在“有将无帅”、对于平壤之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消极防御思想、布防上的缺陷和主将的失败主义。[※注] 而最系统深入的研究当推《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2 卷，该书对清军在平壤的布防、日军的推进及具体的交战环节，均有详细交代；对于平壤战役失败的原因，也提出独到见解。著者从中日双方实际战斗力的比较出发，认为将日军进攻平壤说成冒险行动，是值得商榷的，日军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多大阻力，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着实悬殊。[※注]

海城战役为甲午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动用兵力最多、波及地区较广的一场战役。张玉田分析日军的战略目的，是守御其在奉天的既得成果，牵制清军，以确保它在山东战场上的顺利进攻；清军从整个战略上看处于防御，而在具体战役上属于进攻。[※注] 孙克复认为，日军进攻海城是由于山县有朋的军事冒险，并非有计划的牵制作战；清军五复海城失败的原因，在于清军将领指挥无能，各军互不统属；战前准备不充分；军纪败坏，训练废弛，编制不足；武器窳劣，后勤落后。[※注] 关捷等否认清军统帅存在准备不足、指挥无能、纪律松弛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将着眼点放在整个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军队抽调艰难、枪炮落后上。他们并以“析木城之战”为例，指出清军虽来自各部，没能协同作战，却不能因此简单地说清军“毫无战斗力”，“军纪荡然”，也不应该称丰升阿、聂桂林“闻风即溃，骚扰不堪”。[※注] 另有学者分析了日本在海城之役中的军事冒险主义，以及指挥上的一些失误。[※注]

关于旅顺大屠杀，尽管日本方面始终矢口否认，中国学界的研究却给出了确切证明。戚其章依据西方船员、记者的记载，中方目击者的口述及日本参战人士的日记和记述，证实日军占领旅顺后，曾连续四天屠杀清朝军民（后者占六分之五）2万余人，其最高指挥官大山岩是此次大屠杀的元凶，日本政府的辩解纯属一派谎言。[※注] 孙克复、关捷也通过举证旅顺“万忠墓”中清理出的老幼遗骨和大量百姓日用品，证实日军屠杀了众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注]《旅顺大屠杀研究》一书更是详细论述了“旅顺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情景，断定它是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屠城暴行。[※注]

此外，还有学者专文考察了鸭绿江江防之战、金州保卫战、成欢之战、盖平之战、辽阳保卫战、营口之战、缸瓦寨之战、白马河之战、羊亭河之战等，不再一一展开。

五 相关将领研究

与相关战役研究相关，国内学者还就相关清朝将领在各个战役中的表现及其责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这些争议较大的将领主要有“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直隶提督叶志超、甘肃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钦差督办北方军务大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

关于方伯谦，早在方氏被杀后不久，社会上就存在两种对立说法，一谓罪有应得，二谓实属冤案，百年来一直聚讼不断。20 世纪80年代，以季平子、徐彻为代表，主张肯定方氏在黄海海战中的功绩，理由有二：1.方氏在激战基本结束后，才率舰退出战场，其首先逃走的罪名不成立；2.方氏最终保全了“济远”舰，且在逃遁途中仍能击伤日舰“吉野”[※注]。不过，戚其章很快撰文反对，认为：1.《冤海述闻》出于方氏亲信何广成之手，真假掺杂；2.方在黄海海战中首先逃跑，以致将队伍牵乱。[※注] 随后孙克复、关捷也纷纷撰文声援，反对为方翻案。不过，随着方氏后裔及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加入，为方伯谦翻案的势头还是越来越猛，《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集中反映了这一趋向。

几十年来研究和讨论的结果，方氏当初被杀的三条罪状之二——牵乱船伍、撞伤“扬威”似乎已被学界不少人否定，但对其是否系临阵脱逃，学者们依然说法不一。2000年戚其章曾就此总结称：就目前情况看，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1.《冤海述闻》《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两书在关键问题上的记述有多大程度是可信的？2.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是否首先驶逃？如果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对方氏的评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注] 不过，就其2009年的最新观点来看，戚氏仍倾向于认定方是临阵脱逃。[※注] 刘申宁的看法是：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被清廷处以极刑，并不冤枉，人们之所以对其报以过多怜悯的眼光，主要是因为他独自一人做了那个时代北洋海军诸多弊端的牺牲品。[※注] 另有一些学者称，方伯谦固然触犯了军法，但罪不容诛，是李鸿章、丁汝昌出于自保和转移朝廷注意力的目的，故意夸大了事实。[※注] 还有学者也认为，方伯谦的罪名未经查核就被处决，实在太过草率，所以在当时就引起北洋海军部分官兵，尤其是“济远”舰的反弹。[※注] 目前来看，要进一步澄清相关史实，还有待于新史料的挖掘和新视角的介入。

关于刘步蟾，一些学者采信英国人泰莱、张百熙、姚锡光、罗惇曧等人的说法，认为刘平时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在黄海海战中畏缩怯懦，为了躲避炮火，贪生怕死，擅自下令改变阵形，致使北洋海军陷入不利地位。[※注] 另一些学者则肯定刘步蟾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为国家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将领，力主为其恢复名誉。他们指出，泰莱、张百熙等人的说法不足凭信，尤其泰莱，平时因谋夺北洋海军权力，遭到刘的反对，故在其回忆录中对刘肆口诋毁；刘同英人总教习琅威理及泰莱的斗争，具有反对洋人控制北洋海军的意图，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北洋舰队虽在黄海海战中改变过队形，但并非刘擅作主张，而是遵照提督丁汝昌的命令；在黄海海战中，“定远”舰位置居前，并且当先迎敌，所谓刘“企图居中躲避炮火”的罪名不成立；在战斗过程中，刘多谋善战，率舰冲锋在前，立下卓越战功，最后与船偕亡，英勇牺牲。[※注] 就目前来看，后一种观点基本获得史学界的认同。

关于丁汝昌，新中国成立之初，学者们因其自杀殉国，对其多持肯定态度。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两派不同声音：一派褒扬丁是一位有气节的爱国将领，自北洋舰队筹建到其全军覆没，先后十余年与舰队相终始，尽管他对于北洋海军的惨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相当程度上是受当时政治体制的制约，其本人毫无怯敌惧战、擅离职守的表现[※注]；另一派则谴责丁在战场指挥上犯有许多严重错误，没有尽到保卫国家的责任，不应当作爱国将领加以颂扬。[※注] 而具体到丁汝昌在金旅战役期间的表现，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丁主张积极援救旅顺，然受制于李鸿章的命令，被迫束手远观[※注]；另一种认为，丁对援救旅顺始终态度消极，无所作为。[※注] 此外，学者们争议较多的还有丁汝昌作为海军统帅的资格。一些学者认为丁以陆将出任海军统帅，对于海事不精通，并犯有军事指挥上的诸多失误。另有学者则认为，丁虽然在海军专业方面存在某些局限，但能够团结年轻的海军将领群体，率军迎战强敌，并在最后关头宁死不降，有值得肯定的大节。[※注] 或曰应切实考虑到丁所处的时代境遇，历史让一个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担起了他无法承受的重任，以致最终自杀了结，但这绝不仅仅是丁的个人悲剧。[※注]

关于丁汝昌之死，学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看法。当年丁氏死后，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奉旨查明其死事情形，曾据主降的经办官员牛昶昞所呈，谓1895年2月12日下午，丁先降后自尽。但不久就有人出面为丁辩冤，并获得朝廷昭雪。20世纪80年代，张凤翔又旧事重提，指出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丁氏死后，其余将领冒写，而是出自丁氏亲裁；待收到日将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丁又作书回复，待送信人启程后，才自杀。[※注] 但这一说法随即遭到戚其章的驳斥，他利用新发现的《丁汝昌传》《丁氏族谱》及其他中外史料，证明丁是在得知刘步蟾殉国后，于2月11日凌晨自杀，北洋舰队与敌议降，和丁无关。[※注] 目前来看，学术界多数都认为丁是英勇殉国的。

关于叶志超，他在朝鲜战场上怯敌畏战、指挥无能，造成平壤溃败，这在史学界几成定论。不过，20 世纪80年代之后，以廖宗麟为代表，主张重新评价叶志超。他认为，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不足凭信，整个平壤战役中，叶力疾视事，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他和诸将商议冒围北归，是在左宝贵牺牲之后，而非左氏战死之前；叶之所以主张冒围北归，是由于军中缺乏枪炮子弹、粮草，为了保存实力而撤退，并非胆怯畏敌。[※注] 郭毅生也认为清军在牙山、成欢等战役中处于劣势，叶的撤退在一定意义上保存了清军实力。[※注] 但曾明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1.叶最早提出弃城北退，确为日军总攻平壤前夕；2.左宝贵派亲兵监视叶以防其“遁去”，确有其事；3.所谓“枪炮子弹粮草均无”，完全是叶编造的谎言。结论是：叶志超畏敌如虎，是毫无抗敌决心的懦夫，清军在溃退中死二千余，被伤被俘五百余，叶不能辞其咎。[※注]

关于卫汝贵，他作为逃将而被清政府斩杀长期以来并无争议。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戚其章首先撰文为卫汝贵翻案，列举其三大战功：1.抢先进入平壤，避免了该城提前陷落；2.在1894年9月12日的战斗中，指挥果决，粉碎了日军的冒险进军计划；3.在9月15日之战中，打得英勇顽强，取得重大成果，唯其赞成叶志超放弃平壤，却是错误的。他还指出，盛军的纪律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糟，问题主要出在后路押运的弁勇身上。[※注] 廖宗麟也断言：“在甲午战争中，卫汝贵勇赴国难，力挫强寇，不失一个爱国军人的本色，其功不可没，应予肯定。他的死，完全由于清政府推卸战败责任和受盛宣怀兄弟倾轧诬陷的结果，是一桩冤案。”[※注] 陈悦同样认为卫无罪，并将他的死归结为主战派借故打击李鸿章所致。[※注] 另有学者也指出，清廷仅凭宋庆一面之词和刑部想当然的做法，就给卫汝贵定罪，的确有些轻率。[※注] 张剑的意见，则与以上各家相左，认为卫虽然在平壤之战中立有战功，但也负有“城池失陷”之责；刑部定谳，理由虽大多不合实际，但盛军军纪败坏，实无异议；卫汝贵被杀虽有种种政治原因，但归根结底在于他统兵无方，罪有应得。[※注]

关于刘坤一，早期学界对他的表现往往不甚关注而且评价颇低，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日吸鸦片二三两”、闻风丧胆的胆小鬼。20 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一些同情论调。如有学者指出，刘坤一在受命督办东征军务期间，未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集中军权，以致湘军在辽东陆战中节节溃败，但是牛庄失守后，刘主张对日持久作战，又表态支持刘永福抗日，应该予以肯定。[※注] 或曰刘坤一在节制关内外军务期间，恪尽职守，为抗击日军尽了最大努力，包括归并各路行营，建立营务处；调兵遣将，巩固山海关防务；亲临山海关指挥前敌军事等。此后，刘又反对签署《马关条约》，反对割台，支持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注] 窃以为对刘坤一的评价，既不能过度拔高，也不该全面否定，关键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李秉衡，主要涉及他在山东半岛战役中的表现，如其在战役之前是否着力于增强山东半岛的防务？在战争中的指挥调度如何？对于援救北洋舰队持何种态度，等等。张红军认为，李秉衡先是极力加强山东半岛防务，继而调兵助守威海，后又力争援救北洋舰队，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其在兵力调度上存在失误，但功过相较，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注] 简珺则通过考察李秉衡对于烟台守将孙金彪部的使用、调遣情况，以及山东河防营副将阎得胜被杀事宜，批评李持有畋域之见，没有及时救援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注] 另有学者通过罗列史实，也证实李秉衡在山东半岛之役中仅派兵扼守威海西路，对于威海的战事不闻不问。[※注]

此外，围绕湖南巡抚吴大澂、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帮办北方军务宋庆、牛庄守将李光久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学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再详细展开。

第三节 甲午战争与国际关系研究

一 甲午战争的爆发与西方列强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单纯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与交锋，而是与欧美列强在东亚的利益和矛盾紧密联系着。它们的表现，从不同方向和角度，左右着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卿汝楫指出，甲午战争，就日本来说，是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战争；就其他欧美列强来说，又是两次鸦片战争的继续，是这些侵略者利用日本来达到其侵华目的的战争。[※注] 戴逸等认为，甲午战争不仅与中、日、朝等当事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也调动了英、俄、美、德、法等主要西方强国的神经，配置着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组合，给20 世纪东亚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以直接影响。[※注] 夏良才分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与列强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相互算计，有时比中日之间的交涉和军事较量更为复杂。复杂、紧张和诡谲多变的国际关系，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经过和结局，起了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注] 戚其章总结甲午战争虽然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但西方主要列强几乎都介入了这次战争，为了各自的利益，施展外交手段，不重视甲午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是绝对不行的。[※注] 还有学者强调日本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任何特权，西方列强都可以凭借“最惠国条款”，均沾其利。[※注]

甲午战争不仅造成中、朝两国命运的转折，对于日本而言，也有着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它是近代日本由“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的转捩点，也是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标志性事件。针对不少学者认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即以大陆政策为其基本国策的看法，傅玉能分析，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由以政治联合政策为主，向以军事侵略政策为主的转变，直至甲午战前，“大陆政策”才被确立为其基本国策。[※注] 金基凤强调，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得到其他列强援助与支持的，并从俄国的挑拨、德法的怂恿、英美的支持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注] 此外，针对日本学界对于“陆奥外交”存在的四种不同见解，即“二元外交说”“和平外交说”“时代外交说”“开战外交说”，戚其章通过分析甲午战前日本在朝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指出陆奥外交的精髓和灵魂是“运用权变策略”或“采取狡狯手段”，而“压” “拖”“稳”“拉”四个字，是其分别对付朝、中、俄、英四国的主要手法。[※注]还有学者强调了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取得的军事胜利，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外交策略的成功。如戴逸指出，19 世纪后期的东北亚，存在着中、日、英、俄四种力量，和中日、英俄两对矛盾。日本巧妙地利用英俄矛盾，并得到美国支持，遂很快趁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向中国挑起战端。[※注] 另有学者概括了日本外交策略的几个层面，包括战前违反《天津条约》，寻找借口派遣大量兵力进驻朝鲜；之后以改革朝鲜内政案为名，制造事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同时又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化列强干涉于无形；开战以后，分别对欧美各国，尤其是英、俄两国，进行拉拢利用，争取列强的同情，几度避免了列强对其行动的联合干涉。[※注]

对于此前长期在中国乃至远东独大的英国而言，甲午战争的爆发，显然也给予其巨大触动。大陆学界早期曾有过一流行看法，即认为英国出于牵制俄国和维护自身远东利益的需要，在甲午战争前后，始终纵容日本的侵华政策，并以英国在1894年同意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其纵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证据。[※注] 洪邮生则对此提出反驳，认为英国并非一开始就支持日本，因为一则它担心俄国借战争之机趁火打劫，二则当时俄国在远东的侵略还处于酝酿期，英国也未曾指望通过支持日本发动战争来达到钳制俄国的目的。至于英日修约事件，更是酝酿已久，也不能作为英国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证据。他的看法是，英国出于维护其远东利益的需要，一开始曾极力阻止战争爆发，但当劳而无功时，便转而采取坐视旁观的消极态度了。[※注] 王银春也强调英国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政策，经过了一个由不希望战争爆发到调处中日矛盾，再到支持日本发动战争，这样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注] 王晓秋分析，在整个甲午战争中，英国的基本态度，是既不愿战争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又通过偏袒日本，压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注] 戚其章也通过查阅英国外交部档案，证实英国转为倾向日本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其远东政策的根本点，是维护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尽一切努力防止俄国南下的扩张政策的实现。无论它起初反对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也好，还是之后支持日本提出媾和条件也好，都不违背其远东政策的根本点。[※注]

相较于英国，俄国与中、日、朝三国有着更加密切的地缘关系在远东的利益更加直接。围绕俄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其对日态度上，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一种认为俄国对日本发动战争，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注]；一种认为俄国采取了“抵制”“干涉”乃至“反对”的政策[※注]；一种认为，俄国对日本既有支持、利用的一面，也有反对、抵制的一面；还有一种认为，俄国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戚其章认为以上这些见解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研究者的结论仅是从过程的某个阶段引出来的，反映的只是整个事物的某个部分或片断，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俄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成熟的对日方针，俄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在很长时段内也并不一致，直到《马关条约》签订前，俄国政府才就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问题作出最终决定。所以，笼统地说俄国支持或反对日本，都是不恰当的。[※注] 戴逸则认为，俄国对日本的扩张虽有顾虑，但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筑成，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不足，而且它一开始曾低估了日本的作战能力和高估了清朝的抵抗力，所以对于战争的爆发听之任之，直至清朝战败，日本企图割取中国的辽东半岛，严重触犯俄国的利益，它才慌忙纠结法、德两国出面干涉。[※注]

此外，不可不提的还有美国。美国当时在远东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虽然无法与英、俄两国媲美，却因其高调标榜的中立立场，在甲午战争中发挥了其他列强未曾起到的作用。围绕美国与甲午战争的关系，早期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甲午战争是美国利用日本人打中国人[※注]；另一种批评美国充当了日本的帮凶；还有一种认为就美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战略重心来看，尚不能称之为日本的帮凶，它对中日双方均无明显的倾向性。崔志海的最新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始终声称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却偏袒日本。在中日两国正式开战前，美国政府一方面以日本不会发动战争和本国奉行中立政策为由拒绝斡旋，同时又欣然接受战时保护人角色，这说明它当时已经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并且乐于看到中日交战。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的委托，代为保护中日两国在对方国家的侨民，但美国外交官一再逸出国际法范围，曲意保护日本在华间谍，进一步暴露了其袒护日本的立场。战争后期，美国政府一方面以保持中立为由，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达成发动战争的目的。而美国所以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而美国的国内舆论和偏见，也影响到该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注]

围绕甲午战争前后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趋势，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阐述。丁名楠总结称：甲午战前，中、日、朝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桎梏，都是半殖民地，这个地区国际形势的显著特点是英俄的争霸以及它们的尖锐对立，而英国占据上风；甲午战后，日本的国势直线上升，中、朝两国的地位急遽下降，俄国加强了在远东的侵略，德国开始参与到这一地区帝国主义的角逐，美国也独立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凡此种种，破坏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国际形势，也削弱了英国传统的优势地位。[※注] 张寄谦指出，甲午战后，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领袖，国际事务的天平向日本倾斜，以后历史发展就是英、美等国庇护日本，共同欺压中国。[※注] 臧运祜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取得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注] 还有学者指出，甲午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原有格局，使得日、俄争夺东北亚的斗争更加突出，日俄矛盾遂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在东亚角逐的主要矛盾”[※注]。崔志海认为，随着日本跻身东亚霸主，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被彻底解除。从此，东亚进入一个新的多事之秋，各国围绕争夺东亚展开新的角逐，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东亚地区才重新达成新的均势。[※注]

二 关于列强与马关议和

1894—1895年冬春之交，随着清军在海陆两路的节节溃败，对日议和问题随之提上议程。为此，清政府先后有过三轮尝试，即德璀琳东渡，张荫桓、邵友濂广岛求和，以及李鸿章马关议和。德璀琳奉使日本出自李鸿章的策划。王芸生认为，李之所以选中德璀琳，是鉴于日方气焰方盛，若遽派大员赴日，易为所轻，遂以德璀琳前往，开中日议和“非驴非马”之一幕。[※注] 关于张荫桓等广岛求和被拒，戚其章认为这是日方精心策划的预谋，其目的一是等待日军占领刘公岛，并最终消灭北洋舰队；二是迫使清政府改派更高级别的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前往，以举行一次“真正能够实现对中国最大限度地掠夺的和谈”[※注]。季平子也认为张荫桓等无功而返，是日方蓄意制造了令谈判失败的借口，以争取更加优厚的媾和条件。此外，他还专文论述了马关议和前夜清政府与列强的表现，包括政府高层对于割让土地的态度，他们之间的争论和为此进行的求助强援交涉，列强间分占中国领土的商谈，以及日本为避免列强干涉而进行的外交活动等。[※注]

美国作为中日两国唯一的调停者，对于议和进程曾有过重大影响。戚其章指出，日方最初虽拒绝了美国单独调停的建议，却又感到美国有可用之处，这便使美国政府居间成为可能：一则日本可借机排除其他列强的介入；二则可通过美国探听欧洲列强的动向；三则可利用美国人科士达等的亲日情绪，促成和约的达成。[※注] 崔志海的研究揭示，在中日议和过程中，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单独调停，除了为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转达信息外，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科士达以私人身份，对于清政府都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帮助，反而在许多方面帮了日本政府的忙，缓解了日本来自欧洲国家联合调解的压力，为日本继续按计划发动战争、实现侵略要求，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清政府和李鸿章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割地条件上，作为调停者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还单方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注]

此外，崔丕考察了《马关条约》的形成过程，指出日方媾和草约的准备工作，分两条线索进行，一由陆奥宗光主持，二由伊藤博文主持，这两条线索共同构成日方炮制《马关条约》的基本过程。而在条约炮制过程中，朝鲜独立，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群岛和赔偿军费这几则，尽管在顺序和内容上有所调整，但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特别是有关割占旅顺口、大连湾的核心腹地，不论在哪一方案中都置于首要地位。反之，有关获得在华通商行船、陆路贸易特权的条件，在内容上则被不断充实和扩大。这种演进趋势，昭示了日本外交企图谋求的最大利益所在，同时也说明，在19 世纪末远东错综复杂的国际帝国主义角逐中，日本为确保向东亚大陆扩张的战略，在外交策略上是企图以绥靖英国来防止列强争夺其已到口的肥肉。[※注] 还有学者分析了马关议和期间中日全权大臣的交涉术，指出日方倚仗战场上的绝对优势，颐指气使，漫天开价，间以战争恫吓，胁迫中方就范；中方代表李鸿章则鉴于战场上的劣势，奉行“委曲求全”的“软弱外交”，希冀以“少失为赢”的原则，“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努力与之辩争，但最后，仍不得不屈从伊藤、陆奥的步步进逼，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注]

三 关于三国干涉还辽问题

尽管甲午战争期间，列强们曾多次商议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各怀鬼胎，始终未能联合成功。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割占辽东半岛意图的显露，俄、德、法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终于结成联合阵线，共同干涉日本还辽。与之相对，英国则持旁观态度，并在事实上支持日本。王翔分析了三国同盟成立的动机，指出：沙俄视中国东北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因此决定不惜一战也要把日本逐出辽东，同时也可借此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与控制；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不断增长，唯恐辽东一旦落入日人之手，日本将由岛国一跃而为陆上强国，危及其在华利益，同时也想借此将沙俄的注意力移向东方，以及趁机离间俄法同盟；法国在远东的政策视俄国为转移，兼且也想借此向清政府邀功索偿。[※注] 戚其章指出，英国之所以拒绝参加干涉还辽，一是基于抵制俄国南下的远东战略；二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误以为日本一定会拒绝俄、法、德三国的提议。[※注]

围绕中、日两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的应对及其得失，就中方而言，主要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说认为中国始终处于受人摆布、宰割的地位，以此为由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兴起了；[※注] 另一说则强调“三国干涉还辽”毕竟在客观上暂时挫败了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阴谋，算是清政府“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一点成果，尽管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清政府是“以夷制夷”反而“为夷所制”[※注]。就日方而言，戚其章总结了日本反干涉的三项措施：一是离间俄、德、法之间的关系，试图拆散三国同盟；二是拉拢英、美、意三国，构建反干涉的联合阵线；三是以退为进，变相实现永久占领辽东半岛，唯最终皆未奏效。[※注] 另有学者解释了日本最终屈从三国干涉的原因，一则当时的日本已经十分疲惫，不堪再战；二则三国干涉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真正干涉，势头咄咄逼人。[※注] 还有学者注意到日本在与三国谈判过程中的态度演变，认为其经过了由部分让步到完全让步的曲折过程。[※注]

三国干涉还辽的后果不仅影响到当时的东亚格局，也影响到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走向。杨遵道指出，三国干涉还辽是清政府在政治上由英国控制变为主要由沙俄控制的转折点，是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它为1896年中俄密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更进一步刺激了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注] 张富强分析，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德国虽然成功诱导俄国的对外政治轴心从巴尔干转向远东，但是并未达到离间俄法同盟的目的，而且还为该两国将政治、经济合作扩大到亚洲创造了机会。[※注] 冯玮提出，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深刻认识到扩充军备的必要，而中方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则为此提供了可能，因此日本在战后开展了以大规模扩军备战为核心的“战后经营”，推动其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注] 此外，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三国干涉还辽与日俄战争的重要关联，认为俄国是三国干涉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则蒙受了莫大耻辱，此后十年，日俄两国围绕争夺中国东北进行的明争暗斗，就成为远东地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旋律，而日俄矛盾的日益激化，也促使日本逐渐与英国相攀援，并最终缔结了日英同盟，为其发动对俄战争，提供了重要帮助。

第四节 清廷政局与相关人物研究

一 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问题

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后党争，直接关系到清朝对日战略的确定，与战争胜败关系甚大。早期论著大多认为，以光绪帝、翁同龢为代表的帝党主战，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党主和，二者界限分明，“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是一回事。不过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的关系问题，学界出现三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在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主和，在某种意义上，清廷内部的和战之争，可以说就是帝后两党之争[※注]；一说认为甲午战争时期确曾存在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不过帝后党争演变为和战之争是黄海大战后至清政府遣使议和这段时间的事，在此前后的两个时期都难以称得上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斗争[※注]；一说认为不宜将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混为一谈。光绪帝、翁同龢等主战是其主流，但战中有和的因素，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主和是其主流，但和中亦有战的因素。不但光绪帝等的主战可以依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转为主和，慈禧太后等人的主和亦可依内外条件的转化而变为主战，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水火不容。[※注] 2005年又出现第四种不同声音，即认为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概括得了的。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然出现主战、主和两种言论。帝后党争则是在战争爆发后，围绕枢臣与疆臣的人事去留问题才公开化的，并以和战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甲午年底，帝后党争以帝党的失败告一段落，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并随着对日乞和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达到高潮。[※注]

与之相应，围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评价问题，也存在三种不同说法。一说认为，当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已不可避免，除了发兵反抗，别无出路，帝党主战虽然有争取人心、提高自身地位，以摆脱后党控制的企图，却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相比之下，慈禧太后、李鸿章，却更多着眼于个人权利的考虑，总是不愿开罪外国侵略者，力主避战求和。[※注] 另一说认为，帝党虽然主战，但不能做到知己知彼，一味只讲进攻，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克敌制胜方针，而且不大讲究斗争策略，乱加攻击，甚至天真地认为换掉几个人即可解决问题，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后党则主张单纯防御、消极防御，而不讲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同样只能导致失败。[※注] 还有一说认为，帝后两党在和战问题上既有互相对立的一面，也有相通统一的一面。光绪帝、翁同龢等更多看到战胜日本侵略的有利因素与可能，因而立足于战，但不排斥议和；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更多看到了中国积弱不振和失败的可能，因而立足于和，但也不是无条件地排斥战，其最大的悲剧或错误在于过分相信、依赖外国的调停，而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导致、加剧了军事上的失败。[※注]

紧扣帝后党争的问题，有学者曾详细考察了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894年7月28日—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9月17日—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和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10月27日—12月28日，是帝后党争走向激化的阶段。[※注] 在帝后两党奉行的外交路线上，学者们也发表过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后党倡导“联俄拒日”，固然无异于引狼入室，而帝党主张“联英伐俄”，也并不比前者高明；[※注] 另一种认为，帝党求助于英德，虽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出发点是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较之后党一味依赖列强保持和局，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注]；还有一种指出，“联英伐倭”与“联俄伐倭”二策，不能单从字面上来看，而是要具体考察所处的历史背景。当战争爆发之初，帝党是反对依赖列强调停的，而其提出联络英德的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上旬，乃是针对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议和行动而发的，目的仍然是着眼于“战”，与后党一味着眼于“和”，有着根本区别。[※注]

围绕帝后党争的性质，历来学者也是多有评说。传统观点往往将其归结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反取得胜利。”[※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反对将帝、后两党等量齐观。他们认为，帝后两党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主和问题，固然包含宫廷内斗的成分，但从当时国内外斗争的基本形势、两党的具体分歧，以及其对于战争过程的影响和结局来看，和战之争的本质是投降与抵抗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是维护或放弃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此外，他们还引入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光绪帝代表地主阶级中的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要求，本质上是爱国的、追求变革的；后党则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对内因循守旧，对外屈膝投降。[※注] 新近出版的《甲午战争中的和战之争》一书，已经抹去了以上学者有关阶级分析的说法，而强调帝后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关键在于对待侵略者和侵略战争立场的不同。[※注]

在主战与主和的问题上，学者们基本上认同，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党多为主战论者，后党成员则多为主和论者，不过在对主战、主和二者的评价问题上，却意见不一。或曰翁同龢等主战派仅凭虚骄之气，不能做到知己知彼，纯属误国；或曰所谓“主战误国”实属本末颠倒，甲午战败的原因并不在主战，而在于战而不力，缺乏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注]；或曰无论主战、主和，战争都已不可避免，但对于主战抵抗也要具体分析，其中的一些消极成分不能一概予以肯定[※注]；或曰无论主战、主和，都是针对国家忧患而提出的挽救之方，唯前者着眼于近忧，后者放眼于远患[※注]；或曰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判断其性质对错，须考虑到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效果作为标准[※注]；或曰甲午“主战”舆论取向，虽然存在缺失和阴暗面，但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基本正确的对日态度和社会意见，应该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不仅如此，它还是戊戌维新思潮的重要源头。[※注]

关于和战之争的性质，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或曰两派观点本质上都是统治者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手段，没有什么爱国与卖国之分；或曰面对日本的战争侵略，主战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爱国行动，反之则是卖国的；或曰对于和、战两派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是非不分，各打四十大板，也不能将帝、后两党简单地以主战、主和划线；或曰甲午和战之争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和战之争也确实包含争权夺利的成分，但后者是手段，前者才是目的”，不能把帝后两党的和战之争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之争。至于说和战之争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这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方法也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首先，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主和都是错误的。甲午战争爆发前，聂士成主张班师回朝，李鸿章主张和平解决中日争执，都是正确的。但当日本已经挑起战端之后，尤其两国宣战之后，还去奢求和局，则是异想天开。[※注] 此外，还有学者综合分析了主战派的三种论点：速战论、暂时相持论、久持论，认为唯有第三种，才不失为正确的战略思想。[※注]

二 相关政治人物研究

甲午战争中，中方的表现如此之被动，战败的后果如此之严重，作为当权者的清朝高层，显然责有攸归。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翁同龢。

虽说甲午战争爆发时，慈禧太后已然撤帘归政，但作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与甲午战争的成败依然有着重大关联。学界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的问题，慈禧六十庆典，以及其对待甲午和战的态度。

关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的问题，早期学者如梁启超、池仲祜、张荫麟、萧一山等一度认为海军衙门用于颐和园工程之费，达二三千万两，是造成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质疑这一数额的准确性。邹兆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移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的类项及其数额，估计其挪用军费的总数为1200万—1400余万两。[※注] 王庆成通过查阅清宫档案及相关史料，指出慈禧太后修造颐和园总共花费银五六百万两，而这五六百万两白银是在1886—1895年陆续支出的，对于海军建设影响不大。他认为，与其说修颐和园影响了海军建设，还不如说她对李鸿章的疑忌影响了海军建设。[※注] 还有学者注意到与修造颐和园同一时期的、另一规模更大的“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修缮工程，指出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起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止的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工程）共计挪借海军经费436万余两，占同期海军经费收入的10%略多些，所以不应过分强调挪借海军经费所造成的影响。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海军经费被挪用，而是整个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注] 陈先松的最新统计也表明，甲午战前海军衙门可能挪用的海防经费总额约为175万两，且大部分从各省土药税厘项下得到偿还，对于北洋海军的发展谈不上有多大的负面影响。[※注]

甲午战争的爆发，几乎与慈禧太后光绪二十年的60 寿诞如影随形，学界都普遍公认慈禧太后的大兴土木、铺张挥霍，对于甲午战争的进程和士气军心，曾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李鹏年依据清宫档案指出，当年慈禧太后表面上虽然也曾明降懿旨，要求“务当撙节”，但实际上此次庆典她总共挥霍的白银总数不下1000万两。纵使对日战事激烈之时，她仍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专供庆寿所用；还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290多万两供其挥霍。为她做寿应用的龙袍、衣物、缎疋、金辇照做不误，宫廷点缀、陈设和修缮工程照常进行，铺面修葺、街道点景加紧施工，贺礼筵宴、演乐唱戏如仪举行。正因为如此，慈禧祝寿之举在当时就激起广大民众的唾弃。可以说，慈禧的60庆典，是凝聚着前线将士和劳动人民血泪的庆典，也是一场一人庆寿、举国遭殃的灾难的庆典。[※注] 王庆成统计，抛开万寿之前长达两年余的种种筹备不提，仅从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各地开始呈进万寿贡物，至十月十七日庆典表面上结束，前后将近一个月，就耗去白银541.6万余两，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供给前线的战争筹款却仅有250万两，不足庆典的一半。[※注] 此外，很多学者也都指出，慈禧太后的避战主和态度与她的60寿诞有着重要关联。

在慈禧太后的和战态度上，早期论者往往将其定性为“主和派”，谴责其对待外国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避战求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慈禧太后对待甲午和战的态度经历过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及战争初期，她也曾有过主战的表示，并命臣下“不准有示弱语”。但对其之所以主战的原因，学者们却说法不一：或曰由于轻敌思想的影响，慈禧太后开始是主战的，当清军在朝鲜战场上连连失利后，她才倾向于主和；或曰慈禧太后是迫于主战派和全国舆论的压力，故意耍弄两面手法；或曰慈禧是要维护其封建统治、上国尊严和个人面子，加之不了解日本的实力，初期主和是真心的。[※注] 但无论如何，学界都普遍认定，慈禧太后对于和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发展进程。

作为甲午战争中中方的主要决策者和军事统帅，李鸿章与这场战争的成败有着莫大关联。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从不同角度反复研究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其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李鸿章的主和问题；二是李鸿章对于北洋舰队的战时指挥；三是李鸿章执行的外交路线，以及其与马关议和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左倾”思想影响，史学界一致将李鸿章定性为“主和派”、“卖国贼”，进行全面否定。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李不能算是纯粹的主和派，他和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总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都寄希望于谈判，但在战局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又很快通过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注] 不过这一说法随即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或曰判断李是否为主和派的标准，首先要看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实践与基本倾向，李在战前幻想列强调解，战争中避战求和，战后死心塌地签约，所以不能轻易否定李的主和派身份[※注]；或曰从档案记载来看，李在甲午战争中绝不是一个要真正抗击日本侵略的人物，而是与清廷中部分主张避战求和的权贵们一脉相通，否认李在甲午战争中主和的事实，是违背历史本来面貌的[※注]；或曰李在战争中虽然也有抵抗的一面，但其妥协性大于抗争性[※注]；或曰李在甲午战争中的指导思想，大体经历了“一意主和”“以战促和”“罢兵乞和”三个阶段，而“和”是占主导地位的[※注]；或曰李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是他和局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和局思想本身来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注] 关于李鸿章主和的原因，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一是基于对中日军事实力对比而做出的判断；二是对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战略意图和侵略野心迟迟没有摸透；三是寄望于西方“调停”及迷信“万国公法”；四是秉承清廷圣谕的结果；五是为了保存实力。[※注]

关于李鸿章对于北洋舰队的战时指挥问题，争执点主要集中在“避战保船”的方针政策上。早期学者大多谴责李鸿章畏敌如虎，为保存北洋舰队的实力而“避战保船”，致使北洋舰队一味消极防御，处处受制于人，卒致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就此提出质疑，认为李鸿章主张“避战保船”之说，见于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等私家著述，而非与当事人相关的第一手资料，综观甲午中日海战的全过程及《李文忠公全集》等相关史料，可以发现，李鸿章在海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未指示过北洋舰队通过“避战”而“保船”，反而一再命令北洋舰队主动“出击”“截击”敌舰，即使在威海被围，北洋舰队危急存亡之际，李鸿章还数次命令丁汝昌迅速修理战舰，与敌舰“拼死一战”，因此主张“避战保船”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注]另有一些学者反对将责任归诸丁汝昌，认为丁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能用“避战”来概括，在战争中，他是主张积极出击的，只不过在旅顺战役那种特殊情况下，执行了保船的命令而已，李鸿章才是“避战保船”之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注] 或曰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宣扬的“保船制敌”，实质就是“避战保船”的代名词，毫无疑问是消极恶劣的，其原因要归结到北洋舰队发展后期，李鸿章所奉行的消极防御政策，致使北洋舰队被日本舰队迅速超越。[※注] 笼统来看，造成双方见解歧异的原因，既牵涉他们各自对于李鸿章、丁汝昌的不同评价，也牵涉他们对于史料的不同解读。既有成见的打破和新史料的发掘，才是解决双方分歧的钥匙。

李鸿章奉行的外交路线，直接影响到他对于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时指挥。整体来看，学界的意见仍以批评者居多：或曰李鸿章在甲午战前一意求和，专恃外国公使调停，不作积极战备，是造成甲午战败的重要因素；[※注] 或曰甲午之败，首先败于李氏外交，而李氏外交的发生，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典型的半殖民地型的外交[※注]；或曰战前一味依仗强俄、低估日本的力量和决心，特别是战争爆发后“有武器而不能战”的失败主义指导，才是李鸿章真正误国之处。[※注] 围绕李鸿章在马关议和中的表现，学者们起初一致斥之为“卖国贼”，而后又转为一定程度的同情。如有学者通过分析李鸿章此期致总理衙门的电报，指出李当时签订《马关条约》，的确是情势所迫，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并非甘心卖国。[※注] 还有学者指出，马关谈判是在大军压境的局势下开场的，《马关条约》是在日本作出较大让步后签订的，而且是在清廷的授意下签订的，不能因此斥责李鸿章是“卖国贼”[※注]；另有学者认为，签订《马关条约》的主要罪责在清政府，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来承担，李氏无罪、无错、无责，罪在国弱，错在清廷，责在当权。[※注]

总之，围绕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关系问题，学者们的看法逐渐由“卖国说”转向“误国说”，在分析方法上也由阶级分析法转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整体评价上由全面否定转向有条件的肯定，都普遍认为李鸿章应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也都普遍认为他是甲午战争中的一个悲剧人物。

帝师、户部大臣翁同龢是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领袖，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光绪帝的主战立场及其政治表现。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翁被定性为“封建官僚”基本遭到否定。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对翁的研究才真正展开，不过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异词：或曰翁昧于形势，却为了维护帝党利益，又误信一班放言高论的书生的意见，一味盲目主战，是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或曰翁主战夹杂着攻击政敌和私人报复的心理，是欲借机与李鸿章为难，动机不良，兼且还有从个人名节考虑的成分；或曰翁等主战首先是基于爱国主义的正义立场，同时也从当时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方面考虑，认为尚可一战，这较之不战求和，总是上上之策，只是没料到清军如此不堪一击，将这样一场如此重大的战争的发生和失败都归咎于翁，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或曰对翁的表现要一分为二，既要肯定其主战的基本立场，也要分析其时代局限性，实事求是地指出翁身上存在的种种失误和不足。[※注]

具体到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表现，肯定者认为翁在甲午战争期间积极主战，并且向光绪皇帝提出一系列意见和建议，如建议起用恭亲王奕；建议加强海防，与外商洽购新式战舰；大力筹措战费，开拓饷源，甚至犯颜进谏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支持湖南巡抚吴大澂请缨杀敌行动；建议裁撤练军，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式军队等；战败之后，又为《马关条约》的签订与台湾的割让，抱恨不已。[※注] 反对者则谴责翁处事圆滑，当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遭到举世唾骂时，他却因未直接参与，显得清清白白，甚至因为反对签约，获得不少赞誉。[※注] 还有学者通过查阅翁同龢档案，发现翁当时摘录了许多“速战论”者的主张，而唯独不涉及“持久战”的言论，翁的这一思想倾向，对战争初期清廷的御日方针产生决定性影响。[※注] 亦有学者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期间，作为中国外交官的伍廷芳与日本人交谈的档案资料，披露了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政见分歧。[※注] 此外，不少学者都谴责翁在北洋海军创建过程中曾在财政环节予以掣肘，认为甲午战败，翁无从辞其咎。

第五节 甲午战后相关问题研究

一 关于对日赔款问题

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究竟捞到多少好处？一般认为，《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 亿两；其《另约》规定，赔款未付清前，日军驻守威海卫，清政府每年向其支付军费50 万两（共3年）。又，《辽南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三项合计共库平银2315亿两。然而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简单。

1993年谢俊美通过查阅翁同龢未刊档案，指出日本借支付问题，采用各种手法，将中国赔款由2.3亿两变成2.8亿两，加上它对军事占领区及台、澎地区的抢掠搜括，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掠夺的财富至少在3.3亿两白银以上。[※注] 随后戚其章也根据从翁同龢档案中查到的日本公使林董致总理衙门函，指出日本为从中国多勒索赔款，曾采取过两种手法：一是以“库平足色”为名，强行将库平银每千两定为纯银988.89两（而非清政府默认的935.374两），从而变相地多勒索银1325万两；二是要求用英镑在伦敦支付赔款，也由日方定镑银折价标准，又变相地多勒索库平银1494 万两。这样，中国的实际赔款数不是人们熟知的2315亿两，而是2597亿两，相当于日本实际军费支出（不超过1.5亿日元，即折合库平银1亿两）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赔款以外，日本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及金银货币等，价值约为库平银8000 万两，折合日金1.2 亿元。这样，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得到的现金及财物，总计库平银3.4 亿两，折合日金5.1亿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注]

新近又有蒋立文通过结合甲午战争前后与赔款有关的几种货币兑换关系，并综合考虑战争前后日元的币值变动，日元与中国库平银、英镑的比价关系，对赔款数额提出修正：从甲午开战到马关议和前，日方军费开支总额不超过1.25亿日元，约合库平银8000余万两；中国被勒索战争赔款实足库平银2.315 亿两，折合38082881 英镑，相当于康熙库平银2.597亿两或战前的日金3.895 亿日元；日本实际得到战争赔款38082881英镑，折合已升值的日金3.5836 亿日元；扣除战争所用军费开支1.25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资金高达2.3336 亿日元，相当于其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注] 潘家德则通过查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中有关清朝支付、日方接受战争赔款的相应记载，得出《马关条约》及赎辽费二项，共计36575121 镑，合库平银约221783300余两，比条约所定还要低出820 余万两。[※注] 不过该项统计依据的只是收录进这两种史料集的交割记录，所得结论难免以偏概全。

二 反割台斗争研究

面对战无一胜的惨淡败局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清政府最终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在中国国内造成的震动，较之巨额赔款，来得似乎还要激烈。反对割让台湾，几乎成为中国朝野的一致呼声。而在台湾岛内，则掀起旷日持久的反割台抗日斗争。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台湾民主国、台湾义军的统领问题及对刘永福、丘逢甲的相关评价展开。

关于台湾民主国。尽管有大量史料确切证明，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为了避免让日本有所借口，导致朝廷为难，以及争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绝非意在脱离祖国而独立。但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台湾民主国视为独立国家，甚至将其鼓吹成台湾民主独立运动的“先驱”。新中国成立之初，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大陆学者也一度对台湾民主国做出过不公的评价，认为它不过是以唐景崧、丘逢甲为首的一群官绅统治阶级导演的一场欺骗人民的丑剧。20 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问题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肯定台湾民主国的存在价值。或曰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为了保全国土，而非创立新国。[※注] 或曰这是在台湾成为朝廷弃地的情况下，为守土保疆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爱国行动，其国号“永清”，正是为了表明台湾隶属清廷，正是忠于国家的标志。[※注] 或曰所谓“民主”，是取“台民自主”之意，是在台湾被清政府许诺割让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以“暂行自主”来抗日保台的临时应变措施，其动机是爱国的，作用是基本积极的，绝不是搞分裂。[※注]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台湾民主国所发表的各种宣言乃至其具体行动，褒扬台湾民主国实际是抗日保台的战旗。[※注] 另有学者通过比较“自立”“自主”与“独立”的原则性区别，指出成立台湾民主国的目的，正是为了拒日割台，以待挽回之机。[※注]

关于台湾民主国的性质，主要有过两种不同意见：一说认为它依然是地主阶级政权，另一说则认为它带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色彩。如有学者断言，台湾民主国是资产阶级化的绅民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它是作为清廷与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的妥协外交路线的对立面来到近代历史上的，是中国乃至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注] 还有学者指出，台湾民主国不仅基本上按照“由民公举”原则产生，而且其政权机构大体拟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残缺不全地建立起来：设有最高行政机构总统、副总统；设有最高立法机关议院“以议军国大事”；最高司法机构未能设立。尽管当时这个想法还很粗糙，很不完备，还只是一个雏型，但就其政治制度的实质方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注]。不过，柯平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台湾民主国”之改官制，主要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或改变一下衙门名称，或改变一下官员职称，并不意味着原先封建衙门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而所谓“议院”，也不过是企图对外争取列强的同情，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未真正成立起来。[※注]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学者们各执一词。一说对其评价甚低，认为台湾民主国的寿命不过12 天，“实在是一幕滑稽戏”[※注]；或曰台湾民主国覆亡后，后面的抗日斗争已与之无关。[※注] 另一说则对台湾民主国的存在作出较高评价。或曰台湾民主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时，最先出现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第一个有组织、有影响的直接对立物，在集结抗日力量、动员抗日斗争方面起到某些推动作用。[※注]或曰台湾民主国实际上是抗日保台的战旗，在安定人心、组织领导台湾人民抗日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纵然这杆战旗随着台南的陷落而倒下了，但它所播下的斗争火种，却继续鼓舞着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注] 还有学者总结台湾民主国曾在四个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是维系人心、稳定局势；二是使台湾抗敌的新体制得以形成；三是充当了台湾义军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并建立了义军与清军联合作战的体制；四是播下反抗的种子，促成了全岛的抗日武装斗争。[※注]

台湾义军的统领究竟为谁，学界的说法长期不一：一说称台湾义军编成后，推徐骧为首领[※注]；一说丘逢甲是义军统领，或曰“义军大将军”[※注]；一说则推吴汤兴为统领[※注]。戚其章通过综合分析以上三种说法，指出徐骧为义军首领的说法，不能成立；吴汤兴则只是台湾府（台中地区）的义军统领，而非台湾全省的统领；丘逢甲可称为台湾省的义军统领，然而“义军大将军”这一称谓并不存在。[※注]

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学界的认识分歧主要集中于他在抗日保台期间的表现。一则是刘永福主动向日军提出议和的问题。早期研究者多认为，这是刘经不起考验、胆怯投降的表现。20 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们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少学者认为，当日军被阻于新竹之初，刘曾严词拒绝日方的劝降，显示出可贵的民族气节，后来刘之所以主动向日方下书议和，是迫于当时反割台斗争败局已定，为官民利益着想，才以有条件（要求日军厚待百姓及将刘部人等安全送回内地）的“和”，换取最小程度的牺牲，并非乞降。[※注] 二则是关于刘最终离台内渡的问题。一说批评刘临阵脱逃，认为这对台湾的抗日斗争造成很大损失，不可原谅[※注]；另一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刘氏只有壮烈牺牲、投降日寇、内渡大陆三条路可走，他最终选择内渡，实属被逼无奈[※注]；还有一说称，在当时除内渡外，还有进入台湾内山一条路可走，那样台湾抗日运动可能呈现另外一种局面，因此对于刘最终选择内渡，虽不必过分苛责，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他的一次“重大失误”。[※注]

围绕丘逢甲“未战先走”及其挟持巨款的问题，学界同样有过不少争议。早期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多认为丘氏内渡是其封建绅士阶级的局限性使然，是缺乏真正与台湾共存亡决心的表现。20 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反驳。或曰丘氏是在遭到日寇重赏严索，又有奸细告密的恶境中，知道事不可为，才接受部将的建议，被迫内渡的，与唐景崧的内渡不能一概而论。[※注] 或曰丘若真存内渡之心，有很多机会，不必等唐景崧等人内渡数日之后，才离台内渡，其离台实属形势所迫。[※注] 与之相应，丘内渡之际“卷饷十万”一说，也流布颇广。汪叔子通过考察乙未保台之役中台省军饷源流及战后台省军饷下落情形，指出丘“卷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 戚其章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证实当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接手时，藩库中有银40 万两，劫余后存24 万两。其余16万两，便是被指为丘内渡所挟之款。但实际上这16 万两已由唐景崧汇往日本，换成银票。唐内渡时，又被定海营统领王佐臣索去，与丘毫无关系。[※注] 近来还有学者通过解读丘逢甲在抗日保台期间撰写的19封信稿，披露了丘在组织义军抗日保台初期的一些情况。[※注]

此外，还有学者分别探讨了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甲午战争时期朝野内外保卫台湾的努力、台湾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张之洞在反割台问题上的表现等。

三 关于甲午战争与钓鱼岛问题

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大发战争横财，攫取了中国的台湾岛及澎湖列岛，还趁清政府节节败北之际，于1895年1月14日擅自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这一问题在当时中国虽然反响不大，却牵涉到未来数十年中日两国的战争历史，关乎中日两国当下的现实利益及地缘政治、资源能源、台湾问题、民族感情等种种敏感问题，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学界、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碍于主题所限，本文不便在此作过多展开，而只紧扣甲午战争与钓鱼岛的关系作一简要说明。

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大陆学者一致认定属于中国，不过在论证视角上还是各有侧重。其中不少学者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论证，如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注]，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注]、《钓鱼岛正名》[※注] 诸书，依据我国历代以来有关“钓鱼岛列屿”的相关史料，以及中国各朝代及西方各国（包括日本）所绘海图，雄辩地证明了是中国（而非琉球、日本）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并对该岛进行了适度有效的管辖。另有学者援引国际法原理，反驳了日本方面宣称的所谓“无主地先占”的原则。他们指出，在甲午战争之前，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在相当时期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干扰，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占领不具备“无主地先占”的权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将钓鱼岛划归日本之际，也没有向中国及世界作出公开声明，不符合“无主地先占”的前提；当《马关条约》签订生效后，日本政府也没有按照先占的规则，走完公示“先占”钓鱼岛的必要程序。所以日本趁甲午战争之际窃取钓鱼岛，不构成先占，是非法的、无效的。[※注] 至于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一书，则是将历史学、地理学与国际法原理等结合研究的。[※注]

针对日本方面宣称的，当其1885年调查后确认钓鱼岛没有“清朝统治的痕迹”一说，刘江永依据《日本外交文书》，指出早在甲午战争前10年，日本已知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注] 李理也依据日方记载，指出迟至1894年，不论日本中央政府，还是冲绳县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否属于日本，还均不确定。[※注] 白皋也披露，1885—1894年日本内务省两任大臣和冲绳县三任知事用了10年的时间，也始终未能找到能够说明钓鱼岛属于日本或是无主岛的证据，相反，各种史料都证明钓鱼岛是中国所属岛屿。这是长期以来日本当局迟迟未敢对钓鱼岛公然侵夺的重要原因。[※注] 刘江永还指出，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与日本吞并琉球后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有关，其远因可以追溯到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然后向中国扩张，其直接原因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注]

在《马关条约》与钓鱼岛被占二者的关系问题上。1972年日本外务省曾发表声明称：“该列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列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但这一说法在中国学者看来完全立不住脚。首先，日本声称的钓鱼岛列屿属于琉球，没有任何史实根据。其次，当年日本在处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问题上，就曾刻意作了模糊处理，这种别有用心的态度，其一，是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它无法阻止台湾所属岛屿领属的变更，以及钓鱼岛属于台湾的事实；其二，是避免中国方面发觉和干扰，确保马关谈判从速进行；其三，钓鱼岛列屿由于台湾渔民经常出没作业的关系，习惯上将该列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这是一种历史的自然形成，中日两国的文献史料对此皆有反映；其四，钓鱼岛列屿在行政上虽从未划入台湾附属岛屿的范围，但从中方的官方文献来看，事实上是将其置于东南沿海军事管辖的行政管制之内，也即丝毫不会改变列屿领土属于中国的性质；其五，从地理位置和地理构造上看，钓鱼岛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也可以获得现代科学的验证。其六，在对于“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的理解，自1895年《马关条约》生效后，中日双方长期都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注] 因此，依照1941年中国政府宣布废除《马关条约》，以及《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有关战后处置日本的相关公告，都意味着钓鱼岛应该回归中国。

第六节 关于甲午战争起因、战败原因和影响问题

一 关于甲午战争的起因

甲午战争是日本为满足本国利益，蓄意对邻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点在大陆学界毫无疑义。关于战争爆发的起因，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2.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政策，是其武力扩张的理论根据；3.开拓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是日本挑起战争的经济动因；4.1890年起发生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刺激日本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5.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以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舆论，是促成日本率先开战的直接契机。[※注] 具体观之，王美平着重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认为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政府及精英舆论有关中日两国之对比评估的逆转，是日本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的精神驱动[※注]；戚其章通过解析陆续发现的日本“征清”方案，否定了日本部分学界和政界人士所宣扬的甲午战争“偶发说”[※注]；戴东阳澄清了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与金玉均被刺没有事实上的关联[※注]；吴松芝通过解读《马关条约》，指出领土扩张、谋取霸权地位以及缓和国内的经济及社会矛盾，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机与目的。[※注] 另有学者详细介绍了日本自1879年以来，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总体备战，包括军事演习，制订作战计划，思想、物力、兵力各方面的动员，等等。[※注] 总之，这场战争绝不是如日本方面所宣扬的“文明与野蛮之战”、拯救亚洲之战，而是对邻国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和欺压。

那么甲午战争究竟始于何时？迄今大陆学界主要存在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另一种认为始于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以“七二三”事件，即1894年7月23日日本围攻朝鲜王宫，建立朝鲜傀儡政府，作为甲午战争的起始时间。就目前来看，学者们大多赞成第一种意见。戚其章还从学理和法理的角度做了系统论证，他逐一反驳了日本与西方史学界对于甲午战争开战时间存在的6种不同说法，指出“日本对朝鲜的实际战斗只是甲午战争的序幕，而日本对中国的实际战斗才是甲午战争的主体”，日本应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直接责任。[※注]

二 关于甲午战败的原因

甲午战败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始料未及的巨大冲击，未来的历史走向更很快证明，这场战争将会给中日两国的前途命运乃至整个东亚的国际格局注入怎样全面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变数。由此也促使人们百余年来一直反复不断地追问：一个拥有广袤国土、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为何会被其一向目为“蕞尔小国”的东邻日本打败，乃至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

就整体观察而言，学者们普遍认定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过在具体观察视角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戴逸强调，日本厉兵秣马、运筹已久，清政府却漫不经心、自大轻敌，导致其在甲午战争中处处被动。[※注] 姜铎总结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犯有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仍无备战决心；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五误于大连、旅顺口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注] 或曰国力上中强日弱，中国利在久战，却未能坚持下去，以致失败。[※注] 或曰和战两歧、消极防御是中国战败的缘由。[※注] 或曰轻视日本，政治上的二元体制，高层腐朽、主和避战，和军队不堪一击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注] 还有学者援引梁启超、胡燏棻等时人著述，指出学习西方而不明根本，变法而不知本原，决定了中国甲午战败的历史命运。[※注] 另有学者分门罗列了四大项，认为：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兵将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战败的直接原因；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是甲午战败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注]

就军事政治原因而言，学者们曾从多方面进行过反复检讨。或曰清朝武器装备的落后，是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或曰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有优势的，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军的腐败和缺乏训练，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不利因素，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以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缴获了清军大量武器，使双方的装备发生了逆转，清军不断削弱，日军逐渐加强，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注] 或曰清政府在影响战争的六个重要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失误或缺陷，即国防发展战略失误，战备工作迟缓，战略谋划不善，海军使用不当，军官素质低下及国防体制陈旧，没有健全的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机构，最终导致了其在甲午战争中“战无一胜”的惨败。[※注] 还有学者从军队的编制和领导体系、官僚作风、军火供应、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等方面，检讨了导致军事战败的浓厚封建成因。[※注] 或着重探讨了清政府战备思想的失误，包括缺乏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海防上“以守为防”而非“以战为防”，既欲保护朝鲜又疏于援朝的军事准备，既不研究敌情又不制订作战预案等。[※注] 或重评了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守陆攻”战略，认为“海守陆攻”汲取了以往反侵略战争的教训，注意发挥（对清军海军而言）陆军的相对优势，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在朝鲜是对的，但清军在实际作战中并未真正执行该战略方案，而且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犯有许多致命性失误。[※注] 或着重分析了清政府作战指导思想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寄望于外国“调停”，忽视战争准备；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忽视侦察敌情，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指挥不统一，水陆不协同；习惯于分兵守点，不善于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提出持久战思想而无法实施等。[※注] 又，清军缺乏谍报机制，也是不少研究者提及的因素。

具体到北洋海军连遭败绩乃至全军覆没的原因，郭毅生等认为，中国海军之败，根本上不是败于海军本身，而是败于清朝腐朽统治集团失败主义的领导，败于北洋大臣与海军衙门对海军的钳制和束缚。[※注] 另有学者谴责李鸿章推行的消极防御方针，是甲午战争中海军兵力运用的最大失策。[※注] 皮明勇提出，北洋海军之所以接连战败，确有清政府战略指导失误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其海战理论准备不足。[※注] 王家俭分析，北洋海军之败有内、外两层面的因素：内在层面为中国重陆轻海的传统保守思想，外在层面为建立一支具有高科技装备与专业训练的近代化海军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此外，清廷在创建海军时还犯有政策性错误，主要体现在海军未能中央化、任用统帅失当、经费滥拨滥用三个方面。[※注] 还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制海权的问题，认为正是由于北洋海军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将制海权拱手让人，才落到招招落后、被动挨打的境地。[※注] 孔祥吉通过研读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家书，指出当时弥漫在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的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注] 苏小东检讨了北洋军队管带群体作为军事指挥官的素质缺陷[※注]。此外，还有学者从海军制度的滞后、舰船建设的缺陷、作战指挥与后勤指挥互相脱节、经费困扰、作战训练不足、派系集团制约、战时医疗保障不力、伤亡恤赏标准过低、备补兵勇数额不足、煤炭弹药供应不足、海军官兵劳务繁重等方面，分别探讨了影响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原因所在。

就外交上而言，学者们的立论角度也有所不同。或曰清政府对朝鲜的“干涉政策”，是其外交上最大的失策。[※注] 或曰袁世凯战前的种种错误判断和错误措置，与甲午战败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注] 或曰清朝当局一味依赖列强调停，不知依靠本身的努力和发挥自身的潜在优势，以致迁延时日，走上步步挨打的地步。[※注] 还有学者逐一分析了清朝外交上的四大失误：一是朝鲜“东学党事件”基本平定后，未听从聂士成的撤军建议，以争取主动和堵塞日方的借口；二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估计不足；三是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四是不敢采取持久战，求和心切。[※注]

此外，学者们也从财政、灾荒、民众动员、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文化传统、满汉矛盾、民族心理等角度，检讨了甲午战败的原因，不再一一展开。

三 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1840年以来，中国虽然迭遭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洗礼，被迫割让土地、赔偿战费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总的说来，列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和沿边数省，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尚未撼动国家的根本。甲午战争给予中国的打击却是空前沉重和全面深刻的，其遗患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清除。正因为如此，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不同角度反复剖析这场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巨大影响。

就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而言，学者们大多采用历史辩证的方法，既强调这场战争带给国人的巨大灾难，也肯定其振聋发聩的巨大激励作用。戴逸指出：甲午战争比中国此前经历的历次对外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但另一方面民族危机又带来新的转机，它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民族自救的觉醒。[※注] 茅家琦等认为，甲午战败虽然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却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契机，中国在此后短短几年内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比战前半个多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还要丰硕得多。[※注] 另有学者总结道：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加剧了中国的财政枯竭和人民的生活贫困；但另一方面，它也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加速了中国改革（维新）和民主革命的进程。[※注] 还有学者分析称，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一次深重的民族灾难，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精神上的刺激，促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群体的觉醒，并促使落后的中国加快了走向近代的步伐。[※注] 金冲及则概括为：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奋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注]

甲午战后，最触目惊心的是民族危机的急遽加深。在这点上，学者们的看法并无多大分歧，基本上都可以囊括为如下几点：1.帝国主义群起瓜分中国，中国面临亡国危机；2.攫取中国铁路的筑路权，控制交通运输；3.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控制中国矿业；4.大量投资以控制中国全部经济命脉。[※注] 就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内政的影响而言，曾琦指出，甲午战后的中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各种新兴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展开角逐，清流势力的重新崛起、帝后分歧突出、淮系失势、新兴势力出现等变化，给晚清社会带来了极大影响。[※注] 吴心伯概括称：甲午战争刺激了以光绪帝、翁同龢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官僚士大夫，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呼应之势；帝后两党之间的分野与对立，引起朝局极有意义的变革，而时局的发展，又赋予它新的内涵，即以帝党为核心的革新派与守旧派的形成和抗衡，最终促成戊戌变法的出台。[※注] 此外，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官绅士大夫们为反对《马关条约》而发起的拒和运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阵容最为齐整的一次政治动员。王如绘集中探讨了马关签约后清朝官员的谏净活动，指出多数封疆大吏、前敌将领和京官遥相呼应参加谏净，由此而出现的集会议政之风，为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注]茅海建提出两种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成功上书，数量多达31件，签名举人约1555 人次；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角色，并非举人，而是各级官员；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各省封疆大吏上奏拒和者也已过半。[※注]

清政府的对立面——革命派的诞生，当然也是战后中国的一件大事。不过，相较于革命派，维新派在战后几年间所造成的声势和影响显然更为巨大。围绕甲午战败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学者们曾发表过不少看法。或曰甲午战败和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是维新运动兴起发展的强大动力。[※注] 或曰正是甲午战败，才使得中国的改良思潮和革命浪潮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迅猛发展。[※注] 或曰甲午战败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堪称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使近代以来就涌动不息的维新思潮由思想启蒙的形态向政治运动发展，对维新变法起到了催化和催生的作用；甲午战争促成了民族的深刻反思内省，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并选择了突破口；甲午战争从反面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转机，为维新变法运动造就了一批实践者和广泛的支持者。[※注] 还有学者专门分析了甲午“主战”舆论与维新运动的关联，认为甲午“主战”舆论，始终贯穿着雄浑的爱国主义旋律，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传导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甲午“主战”舆论广泛而深切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情形，极大地渲染了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从而制造了必须改弦更张且刻不容缓的社会紧迫氛围与舆论导向；甲午战争后期的“主战”舆论，提出了不少变法自强主张，为不久以后勃发的维新思潮，做了初步的思想准备。[※注]

就甲午战争对于中国经济领域的影响而言，有学者指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洋务运动破产和人民反帝救亡运动的勃兴，是推动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注] 另有学者通过系统研究晚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这种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与改革措施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制定相关政策，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筑路开矿，发展纺织业，创办银行，整顿官办企业，劝办商会，提倡农工商学等。[※注] 或曰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的主要内容为：维持、改造和扩张国家资本；倡导、宽允和扶持民间资本；推行路矿要政。[※注] 或曰甲午战后清政府兴办企业的指导思想，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转向以“振兴实业”为主，其直接投资开设官办企业出现了新的工业化发展意义，表现为工矿企业数量的较多增加、规模的扩充和产业种类的扩大；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交通通讯产业的较快发展；军用企业的民用化倾向；官办企业的商办（民营）化倾向。[※注] 还有学者分析了甲午战后中国财政领域的深刻变化，指出其一方面表现为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重，表现为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朝统治者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激化；另一方面，财政体制以近代化为取向的改革也在这时开始酝酿。[※注] 也有学者系统梳理了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危机的主要表现、成因及其对内、对外的筹款措施等。[※注] 此外，学者们还分别探讨了甲午战后中国铁路、矿务诸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杭州、湖北等区域性经济的变动，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权益的掠夺等，不再一一展开。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军事领域的冲击无疑也是十分直接和巨大的。有学者指出，甲午战败证明了勇营制度在领导体制、部队编制、军事训练、军官培养、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都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发展的需要。[※注]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军制改革，指出正是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陆军的近代化。无论是官兵的挑选和训练，新军都远较湘、淮军严格，更为重要的是，新军兵种已开始模仿德国炮队、工程队、步队、辎重队的综合编制，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注] 或曰甲午战后清军按照西方模式对军制、装备、训练、战法、管理等进行全面改革，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式的建军指导思想。[※注] 另有学者集中探讨了甲午战后以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和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为起始的清军陆军近代化，认为新军为一些旧式人物所掌握，是导致兵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注] 金冲及强调：甲午战争导致战前30年间用来支撑清朝统治并可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崩解，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迅速蔓延，与此不无关系。[※注] 此外，袁世凯小站练兵，甲午战后军事学堂的大量涌现，国人“重文轻武”观念的转变，也是不少学者着重论述的对象。

对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而言，甲午战争同样为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意义。丁伟志指出，甲午战后，救亡的号召一呼百应，成为最强劲、最有感召力的时代思潮。它的出现，在当时发挥出的激励人心士气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注] 刘桂生认为正是甲午战争的烽火照亮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促使国人找到日本这一面镜子来反省自己，日本也随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海外基地。而在对西学的认识上，国人也由简单的军事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文化等较深层面。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戊戌的新文化以至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意义更为重大。[※注] 还有学者指出，甲午战后，张之洞、陶模、胡燏棻、盛宣怀等后期洋务派人物，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不同于战前的洋务思潮，又有别于同时期维新思潮的“洋务变法”思潮：它从横的方面，与维新变法思潮，共同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从纵的方面，它上承洋务思潮，下启立宪思潮，为20 世纪初期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注] 另有学者研究了甲午战争与战后教育改革、赴日留学的促动，以及其对于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等先进中国人的巨大冲击。

就甲午战争对于日本的影响而言，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作过简要评述，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1.甲午战争使日本一举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夙愿，极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从此它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领袖，国际力量的天平也迅速向日本倾斜；2.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及其捞到的其他种种侵略权益，使日本迅速实现了原始资本的大量积累与集中，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转型，为其跻身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打开了在华投资的大门，为其进一步巩固、扩大乃至独占中国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4.战争的巨大胜利，大大助长了日本上下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情绪，同时军部地位上升，左右政治，为其日后持续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了种子；5.“三国干涉还辽”激化了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日本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扩充军备的必要，从此它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大举扩兵备战，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即将在十年之后的东亚打响；6.相近的对华、对俄立场，以及英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不干涉政策，使日本与英国越走越近，并最终缔结了英日同盟，扫除了日本在外交上的后顾之忧；7.甲午战争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对内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形成和升华的重要标志。[※注]

第七节 未来研究的展望

甲午战争迄今，已经时逾百年，以这场战争为标志，国人从此踏上一条寻求富国强兵、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路，一条迄今还在延伸、延长的路。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历史使命和不甘落后的奋勇追求，注定了这场战争在连接昨天和今天的时间链条上历久弥新的研究价值。综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历程，总的趋势是良好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在注重史料选编、强调学术交流、培养专业队伍等方面，它都走在近代史诸研究领域的前列。不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学术研究仍存在若干层面的不足，资料扎实、观点有力且富有原创性的著作并不易觏，老一辈学者始终都在打前站，年轻学者进取性和创新性不足，还有一些薄弱乃至空白环节，亟须进一步的探索和填补。此外，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趋冷，以及许多学者的研究视野滑向清末民国，也对甲午战争史研究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窃以为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深入开展相关史料的发掘梳理工作。史料建设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就甲午战争史研究而言，无论是《丛刊·中日战争》的出版，还是《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的出版，都对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正是史学家们在这一基础环节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后世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很多关键性问题，也是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才得以柳暗花明。如《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方伯谦亲书《益堂年谱》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冤海述闻》中的许多说法，也使学界对于方伯谦案的研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又如，翁同龢家藏文献的问世，也大大丰富了学界对于甲午战争相关问题（如赔款问题、战后改革问题等）的研究。由此以观，当时的很多官私档案文书还有可能存世，有待有心人留意发掘。此外，甲午战争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性，努力搜集日本、朝鲜及英、俄、法、德、美等国的档案，并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整理，也是未来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

第二，加强对于史料的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又有真、伪、精、粗之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注] 这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同样不乏相关事例。例如，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里诬陷刘步蟾擅改阵形，本属不实之词，却长时间被史学界所采信。又如有人根据牛昶昞编造的丁汝昌先降日后自杀的谎言，断定丁汝昌是投降后自杀，严重诬陷了前人。再如丰岛海战中日本旗舰“吉野”向我舰“济远”发炮攻击的时间是1894年7月25日7时45分，日本海军司令部受命编写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却故意将7时52分我舰“济远”发炮还击的时间说成最先开炮时间，意图将首先开战的罪名嫁祸中国。如果我们继续根据这些不实不真的史料进行研究，显然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我们必须要对史料进行考证辨伪，对于那些不真实、不准确甚或伪造的材料，必须弃而不用。无论是中方材料，还是外文材料，概莫能外。

第三，注意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两种主要方法，不可或偏。所谓宏观研究，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与历史全局的总联系中进行考察，并把历史发展看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不仅要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审视历史事件本身，还要考察与之相关的其他事件，分析其前因后果，进而得出具有规律性的、可供人们借鉴的结论。倘若只是就事论事，急于求成，就很容易得出片面的见解。不过，如果仅仅着眼于宏观研究，所论又极易流于空疏，而且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也往往需要通过细节研究，才能找到突破口。如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坚守岗位，竟长期被看作藏匿在“铁甲最厚舱处”的贪生怕死行为。又如在海战研究中，煤炭问题会直接影响舰船的行驶速度及被敌舰发现的机率。这些细节问题的发现，意义不容小觑。不过微观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为解决具有重大意义的宏观历史问题服务。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全面深刻而又正确无疑的历史结论。

第四，坚持历史主义的治史理念，尤其是在人物研究方面。人物研究向来是甲午战争史领域的重头戏。过去受“左倾”思想影响，学界对于历史人物的考察，往往侧重于定性分析，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对此展开重新反思，推翻了不少成案。如戚其章写的《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一文，以及围绕翁同龢、李鸿章等相关研究所引发的热潮，都有效推动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者为了追新逐异，抑或表彰乡贤、亲族的心理，在人物评价上过度拔高，甚或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这在为方伯谦、叶志超等人所做的翻案文章中，问题尤其突出。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人物研究中，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古人和今人负责的精神，必须坚守历史客观主义的立场，端正态度，实事求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考证，去伪存真，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而绝不能将其看成求名求利的捷径，抑或是有关个人感情、家族名誉的私人问题，既要预防地方主义的偏见，又要克服固执己见的立场，摆脱人物研究中的“脸谱化”“标签化”倾向。此外，各类期刊和出版社也要洁身自爱，谨慎行使出版权利，不为学术不端提供机会和土壤。

第五，进一步扩宽研究范围。甲午战争史研究，不单单是战争史、军事史，也涵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社会变迁、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就目前来看，该研究领域在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上的确呈现不断拓宽的态势，如早期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往往偏重军事、政治和外交层面，后期研究逐步深入经济、文化、社会等更加广阔的领域；早期的军事史研究，往往只侧重北洋海军及海战史的研究，近期研究逐渐强化对于陆战、陆军的探讨，并且延伸到信息、交通、谍报机制等相关层面；在人物研究上，早期研究多拘泥于对邓世昌、丁汝昌、李鸿章、方伯谦等几个热点人物的评价，后期研究则开始发掘其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有过重要影响的中高层乃至下层人物。尽管如此，宏观来看，甲午战争史研究还是有着可供拓展的广阔空间。展望下一步的研究趋向，是否可以考虑从以下两大方面着手：一是继续拓展研究对象的内涵、外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二是转变视角，从新的角度研究旧问题，进而得出新观点、新认识。具体似乎可以考虑以下内容，如日本是如何组织和发动这场战争的，在日本国内产生了怎样的舆论反响，而国内舆论又如何反作用于政府决策？各列强政府驻华、驻日、驻朝的外交官，与其本国政府，在对待中、日、朝三国的态度上是否存在区别，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有何具体表现，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及其作用如何？甲午战争是一场必输的战争吗，清政府在应对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是否真的一无是处？面对这场胜算不大的战争，中国如果早日妥协退让以换取和平，较之战败投降，对于国家利益的损害是否会更小一些？甲午战争同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前三次对外战争相比，是否可以析出一些具体面相，进行纵向比较？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辛亥革命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联，是否可以抓住一些重要线索，进行深入挖掘？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暹罗、缅甸）是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的，其国内舆论和政府反应如何？等等。

第六，加强理论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做到史论结合。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伪，具体史事的考订，固然都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这些层面。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特别是近代史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由于材料丰富，背景复杂，倘若没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简直无从下手。所以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必须随时注意吸收理论思维的最新成果，包括积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且自觉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研究境界，更好地总结和反思历史，使历史的现实借鉴性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