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甲午战争的起因

甲午战争是日本为满足本国利益，蓄意对邻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点在大陆学界毫无疑义。关于战争爆发的起因，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2.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政策，是其武力扩张的理论根据；3.开拓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是日本挑起战争的经济动因；4.1890年起发生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刺激日本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5.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以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舆论，是促成日本率先开战的直接契机。[※注] 具体观之，王美平着重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认为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政府及精英舆论有关中日两国之对比评估的逆转，是日本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的精神驱动[※注]；戚其章通过解析陆续发现的日本“征清”方案，否定了日本部分学界和政界人士所宣扬的甲午战争“偶发说”[※注]；戴东阳澄清了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与金玉均被刺没有事实上的关联[※注]；吴松芝通过解读《马关条约》，指出领土扩张、谋取霸权地位以及缓和国内的经济及社会矛盾，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机与目的。[※注] 另有学者详细介绍了日本自1879年以来，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总体备战，包括军事演习，制订作战计划，思想、物力、兵力各方面的动员，等等。[※注] 总之，这场战争绝不是如日本方面所宣扬的“文明与野蛮之战”、拯救亚洲之战，而是对邻国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和欺压。

那么甲午战争究竟始于何时？迄今大陆学界主要存在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另一种认为始于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以“七二三”事件，即1894年7月23日日本围攻朝鲜王宫，建立朝鲜傀儡政府，作为甲午战争的起始时间。就目前来看，学者们大多赞成第一种意见。戚其章还从学理和法理的角度做了系统论证，他逐一反驳了日本与西方史学界对于甲午战争开战时间存在的6种不同说法，指出“日本对朝鲜的实际战斗只是甲午战争的序幕，而日本对中国的实际战斗才是甲午战争的主体”，日本应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直接责任。[※注]

二 关于甲午战败的原因

甲午战败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始料未及的巨大冲击，未来的历史走向更很快证明，这场战争将会给中日两国的前途命运乃至整个东亚的国际格局注入怎样全面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变数。由此也促使人们百余年来一直反复不断地追问：一个拥有广袤国土、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为何会被其一向目为“蕞尔小国”的东邻日本打败，乃至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

就整体观察而言，学者们普遍认定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过在具体观察视角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戴逸强调，日本厉兵秣马、运筹已久，清政府却漫不经心、自大轻敌，导致其在甲午战争中处处被动。[※注] 姜铎总结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犯有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仍无备战决心；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五误于大连、旅顺口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注] 或曰国力上中强日弱，中国利在久战，却未能坚持下去，以致失败。[※注] 或曰和战两歧、消极防御是中国战败的缘由。[※注] 或曰轻视日本，政治上的二元体制，高层腐朽、主和避战，和军队不堪一击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注] 还有学者援引梁启超、胡燏棻等时人著述，指出学习西方而不明根本，变法而不知本原，决定了中国甲午战败的历史命运。[※注] 另有学者分门罗列了四大项，认为：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兵将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战败的直接原因；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是甲午战败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注]

就军事政治原因而言，学者们曾从多方面进行过反复检讨。或曰清朝武器装备的落后，是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或曰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有优势的，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军的腐败和缺乏训练，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不利因素，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以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缴获了清军大量武器，使双方的装备发生了逆转，清军不断削弱，日军逐渐加强，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注] 或曰清政府在影响战争的六个重要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失误或缺陷，即国防发展战略失误，战备工作迟缓，战略谋划不善，海军使用不当，军官素质低下及国防体制陈旧，没有健全的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机构，最终导致了其在甲午战争中“战无一胜”的惨败。[※注] 还有学者从军队的编制和领导体系、官僚作风、军火供应、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等方面，检讨了导致军事战败的浓厚封建成因。[※注] 或着重探讨了清政府战备思想的失误，包括缺乏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海防上“以守为防”而非“以战为防”，既欲保护朝鲜又疏于援朝的军事准备，既不研究敌情又不制订作战预案等。[※注] 或重评了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守陆攻”战略，认为“海守陆攻”汲取了以往反侵略战争的教训，注意发挥（对清军海军而言）陆军的相对优势，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在朝鲜是对的，但清军在实际作战中并未真正执行该战略方案，而且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犯有许多致命性失误。[※注] 或着重分析了清政府作战指导思想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寄望于外国“调停”，忽视战争准备；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忽视侦察敌情，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指挥不统一，水陆不协同；习惯于分兵守点，不善于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提出持久战思想而无法实施等。[※注] 又，清军缺乏谍报机制，也是不少研究者提及的因素。

具体到北洋海军连遭败绩乃至全军覆没的原因，郭毅生等认为，中国海军之败，根本上不是败于海军本身，而是败于清朝腐朽统治集团失败主义的领导，败于北洋大臣与海军衙门对海军的钳制和束缚。[※注] 另有学者谴责李鸿章推行的消极防御方针，是甲午战争中海军兵力运用的最大失策。[※注] 皮明勇提出，北洋海军之所以接连战败，确有清政府战略指导失误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其海战理论准备不足。[※注] 王家俭分析，北洋海军之败有内、外两层面的因素：内在层面为中国重陆轻海的传统保守思想，外在层面为建立一支具有高科技装备与专业训练的近代化海军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此外，清廷在创建海军时还犯有政策性错误，主要体现在海军未能中央化、任用统帅失当、经费滥拨滥用三个方面。[※注] 还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制海权的问题，认为正是由于北洋海军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将制海权拱手让人，才落到招招落后、被动挨打的境地。[※注] 孔祥吉通过研读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家书，指出当时弥漫在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的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注] 苏小东检讨了北洋军队管带群体作为军事指挥官的素质缺陷[※注]。此外，还有学者从海军制度的滞后、舰船建设的缺陷、作战指挥与后勤指挥互相脱节、经费困扰、作战训练不足、派系集团制约、战时医疗保障不力、伤亡恤赏标准过低、备补兵勇数额不足、煤炭弹药供应不足、海军官兵劳务繁重等方面，分别探讨了影响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原因所在。

就外交上而言，学者们的立论角度也有所不同。或曰清政府对朝鲜的“干涉政策”，是其外交上最大的失策。[※注] 或曰袁世凯战前的种种错误判断和错误措置，与甲午战败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注] 或曰清朝当局一味依赖列强调停，不知依靠本身的努力和发挥自身的潜在优势，以致迁延时日，走上步步挨打的地步。[※注] 还有学者逐一分析了清朝外交上的四大失误：一是朝鲜“东学党事件”基本平定后，未听从聂士成的撤军建议，以争取主动和堵塞日方的借口；二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估计不足；三是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四是不敢采取持久战，求和心切。[※注]

此外，学者们也从财政、灾荒、民众动员、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文化传统、满汉矛盾、民族心理等角度，检讨了甲午战败的原因，不再一一展开。

三 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1840年以来，中国虽然迭遭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洗礼，被迫割让土地、赔偿战费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总的说来，列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和沿边数省，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尚未撼动国家的根本。甲午战争给予中国的打击却是空前沉重和全面深刻的，其遗患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清除。正因为如此，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不同角度反复剖析这场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巨大影响。

就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而言，学者们大多采用历史辩证的方法，既强调这场战争带给国人的巨大灾难，也肯定其振聋发聩的巨大激励作用。戴逸指出：甲午战争比中国此前经历的历次对外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但另一方面民族危机又带来新的转机，它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民族自救的觉醒。[※注] 茅家琦等认为，甲午战败虽然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却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契机，中国在此后短短几年内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比战前半个多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还要丰硕得多。[※注] 另有学者总结道：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加剧了中国的财政枯竭和人民的生活贫困；但另一方面，它也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加速了中国改革（维新）和民主革命的进程。[※注] 还有学者分析称，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一次深重的民族灾难，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精神上的刺激，促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群体的觉醒，并促使落后的中国加快了走向近代的步伐。[※注] 金冲及则概括为：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奋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注]

甲午战后，最触目惊心的是民族危机的急遽加深。在这点上，学者们的看法并无多大分歧，基本上都可以囊括为如下几点：1.帝国主义群起瓜分中国，中国面临亡国危机；2.攫取中国铁路的筑路权，控制交通运输；3.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控制中国矿业；4.大量投资以控制中国全部经济命脉。[※注] 就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内政的影响而言，曾琦指出，甲午战后的中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各种新兴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展开角逐，清流势力的重新崛起、帝后分歧突出、淮系失势、新兴势力出现等变化，给晚清社会带来了极大影响。[※注] 吴心伯概括称：甲午战争刺激了以光绪帝、翁同龢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官僚士大夫，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呼应之势；帝后两党之间的分野与对立，引起朝局极有意义的变革，而时局的发展，又赋予它新的内涵，即以帝党为核心的革新派与守旧派的形成和抗衡，最终促成戊戌变法的出台。[※注] 此外，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官绅士大夫们为反对《马关条约》而发起的拒和运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阵容最为齐整的一次政治动员。王如绘集中探讨了马关签约后清朝官员的谏净活动，指出多数封疆大吏、前敌将领和京官遥相呼应参加谏净，由此而出现的集会议政之风，为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注]茅海建提出两种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成功上书，数量多达31件，签名举人约1555 人次；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角色，并非举人，而是各级官员；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各省封疆大吏上奏拒和者也已过半。[※注]

清政府的对立面——革命派的诞生，当然也是战后中国的一件大事。不过，相较于革命派，维新派在战后几年间所造成的声势和影响显然更为巨大。围绕甲午战败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学者们曾发表过不少看法。或曰甲午战败和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是维新运动兴起发展的强大动力。[※注] 或曰正是甲午战败，才使得中国的改良思潮和革命浪潮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迅猛发展。[※注] 或曰甲午战败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堪称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使近代以来就涌动不息的维新思潮由思想启蒙的形态向政治运动发展，对维新变法起到了催化和催生的作用；甲午战争促成了民族的深刻反思内省，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并选择了突破口；甲午战争从反面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转机，为维新变法运动造就了一批实践者和广泛的支持者。[※注] 还有学者专门分析了甲午“主战”舆论与维新运动的关联，认为甲午“主战”舆论，始终贯穿着雄浑的爱国主义旋律，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传导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甲午“主战”舆论广泛而深切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情形，极大地渲染了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从而制造了必须改弦更张且刻不容缓的社会紧迫氛围与舆论导向；甲午战争后期的“主战”舆论，提出了不少变法自强主张，为不久以后勃发的维新思潮，做了初步的思想准备。[※注]

就甲午战争对于中国经济领域的影响而言，有学者指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洋务运动破产和人民反帝救亡运动的勃兴，是推动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注] 另有学者通过系统研究晚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这种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与改革措施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制定相关政策，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筑路开矿，发展纺织业，创办银行，整顿官办企业，劝办商会，提倡农工商学等。[※注] 或曰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的主要内容为：维持、改造和扩张国家资本；倡导、宽允和扶持民间资本；推行路矿要政。[※注] 或曰甲午战后清政府兴办企业的指导思想，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转向以“振兴实业”为主，其直接投资开设官办企业出现了新的工业化发展意义，表现为工矿企业数量的较多增加、规模的扩充和产业种类的扩大；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交通通讯产业的较快发展；军用企业的民用化倾向；官办企业的商办（民营）化倾向。[※注] 还有学者分析了甲午战后中国财政领域的深刻变化，指出其一方面表现为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重，表现为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朝统治者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激化；另一方面，财政体制以近代化为取向的改革也在这时开始酝酿。[※注] 也有学者系统梳理了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危机的主要表现、成因及其对内、对外的筹款措施等。[※注] 此外，学者们还分别探讨了甲午战后中国铁路、矿务诸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杭州、湖北等区域性经济的变动，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权益的掠夺等，不再一一展开。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军事领域的冲击无疑也是十分直接和巨大的。有学者指出，甲午战败证明了勇营制度在领导体制、部队编制、军事训练、军官培养、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都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发展的需要。[※注]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军制改革，指出正是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陆军的近代化。无论是官兵的挑选和训练，新军都远较湘、淮军严格，更为重要的是，新军兵种已开始模仿德国炮队、工程队、步队、辎重队的综合编制，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注] 或曰甲午战后清军按照西方模式对军制、装备、训练、战法、管理等进行全面改革，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式的建军指导思想。[※注] 另有学者集中探讨了甲午战后以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和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为起始的清军陆军近代化，认为新军为一些旧式人物所掌握，是导致兵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注] 金冲及强调：甲午战争导致战前30年间用来支撑清朝统治并可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崩解，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迅速蔓延，与此不无关系。[※注] 此外，袁世凯小站练兵，甲午战后军事学堂的大量涌现，国人“重文轻武”观念的转变，也是不少学者着重论述的对象。

对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而言，甲午战争同样为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意义。丁伟志指出，甲午战后，救亡的号召一呼百应，成为最强劲、最有感召力的时代思潮。它的出现，在当时发挥出的激励人心士气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注] 刘桂生认为正是甲午战争的烽火照亮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促使国人找到日本这一面镜子来反省自己，日本也随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海外基地。而在对西学的认识上，国人也由简单的军事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文化等较深层面。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戊戌的新文化以至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意义更为重大。[※注] 还有学者指出，甲午战后，张之洞、陶模、胡燏棻、盛宣怀等后期洋务派人物，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不同于战前的洋务思潮，又有别于同时期维新思潮的“洋务变法”思潮：它从横的方面，与维新变法思潮，共同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从纵的方面，它上承洋务思潮，下启立宪思潮，为20 世纪初期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注] 另有学者研究了甲午战争与战后教育改革、赴日留学的促动，以及其对于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等先进中国人的巨大冲击。

就甲午战争对于日本的影响而言，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作过简要评述，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1.甲午战争使日本一举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夙愿，极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从此它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领袖，国际力量的天平也迅速向日本倾斜；2.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及其捞到的其他种种侵略权益，使日本迅速实现了原始资本的大量积累与集中，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转型，为其跻身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打开了在华投资的大门，为其进一步巩固、扩大乃至独占中国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4.战争的巨大胜利，大大助长了日本上下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情绪，同时军部地位上升，左右政治，为其日后持续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了种子；5.“三国干涉还辽”激化了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日本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扩充军备的必要，从此它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大举扩兵备战，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即将在十年之后的东亚打响；6.相近的对华、对俄立场，以及英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不干涉政策，使日本与英国越走越近，并最终缔结了英日同盟，扫除了日本在外交上的后顾之忧；7.甲午战争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对内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形成和升华的重要标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