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历史评价问题自50年代起，学界就有争论。但通常是将其早年的维新活动与民国初年的复辟活动关联起来说的，评价颇为复杂；而且康、梁在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其落后性不言而喻。也有论者主张分阶段评价康有为。[※注] 不过，90年代的研究已经大大推进了一步，用更加实证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的讨论，当时颇具影响。

一般论者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是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康氏门生徐勤更是将康比拟成王安石，将光绪帝比拟为宋神宗，将戊戌变法比拟为熙宁新政。邝兆江对这种戊戌变法研究中流行的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解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康氏在戊戌年只是六品主事，在朝的地位根本不能与入朝拜相的王安石比；康有为奏议与变法上谕的关系，也不能仅从内容的相似性去分析，还应注意到清廷处理公文和制定决策的程序，康的建议经过军机处和总署大臣的复议，是否还能完全视为康的主张？何况，有些主张早已是戊戌时期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士的共识，未见得出现在康的条陈中，就是康氏的创始建议；而康有为替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人代拟奏折的做法，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光绪帝对康有为是否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也是可以再讨论的；历来认定光绪帝与康有为紧密合作的看法，其实包含不少推想、假设的成分。当然，上述意见并不是否定康对戊戌变法的贡献。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变法活动中，康有为代表了一股来自既有权力构架外缘的政治势力，他们试图开辟途径，直达当政的光绪皇帝，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康党甚至采取了操纵言官等超越常规的举措，并导致敌对势力的反扑，后来文悌、许应骙参劾康有为与杨崇伊吁请慈禧重行训政，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而来的。因此，邝兆江认为，康有为与百日维新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表现于他身膺高位，统筹变法，也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光绪帝要大用他。但康氏的言论和活动对戊戌新政的进程及政变的发生确实都有直接关系。政变后康有为在英国人营救下逃往香港，实由当时环境促成，与康氏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活动无关，更不是英国人出于对康的偏袒或好感。当时外国人对康的态度都基于一个假定，即康在新政期间曾是皇帝的亲信谋臣，终因位高势危，遭到顽固派、亲俄派的倾轧。遭到通缉的康有为正是利用外国人对中国内情的隔阂，极力树立自己皇帝近臣、流亡政要的形象。康有为从吴淞口被英国人营救的一刻开始，便急于整理出一套有关中国政情的解释，用以说服英国人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继续庇护，从奉诏求救的说辞到保皇宗旨的确立，使康有为找到了他日后政治活动的基本方向，这也是他能够得到华侨捐款并游历列国、周旋于国家元首、政要中间的原因。[※注] 邝兆江还以康有为《请开制度局折》的议复过程为例，说明康氏只是在外围利用上书、人事关系等途径，试图影响清廷的最高决策，然而成功与否，却不是他能够预知和掌控的。百日维新一定程度上说，是康派与清廷的行政、权力结构接触、相互作用出来的结果。康的积极活动不应是戊戌维新唯一重要的线索。[※注]

汪荣祖不赞成邝兆江对戊戌变法所做的翻案观点，批评邝氏观点受到黄彰健的影响，逐一予以反驳。他认为，戊戌年的康有为官职虽小，并不妨碍其开风气之先，成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仅此即可与熙宁变法中的王安石相比拟；康氏未居高位，除了体制约束、保守派的阻力，以及光绪权力不足外，还因康在新政前已是极具争议的人物，涉及非圣（反孔）与以夷变夏等文化层面的纷争。另外，再次强调《戊戌奏稿》不能视为伪作，从康氏思想的整体性和一贯性看，即使戊戌年的奏折原件也不能完全反应康的变法思想。一贯主张民权的康氏，在戊戌年为了推行变法，不得不强调君权，暂时不谈议院，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论运用，到辛亥年编辑《戊戌奏稿》时回到民权主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奏稿对于康氏变法思想研究之价值并未“锐减”。作者又批评“光绪对康的态度暧昧不清”的说法，认为光绪派康办《时务报》是政局紧张的情况下令其脱离险境，出于保护康氏的考虑。基本而言，作者仍维护传统看法，认为戊戌政变后康成为第一号政治流亡分子与其政变前官位的高低、身份的尊鄙，毫不相干，而与其对戊戌变法及政变的重要性相应。[※注]

房德邻也对邝兆江“重新评估康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的观点提出异议，坚持康氏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认为虽然新政来自多源，“绝非康有为一派所能垄断”，但强调那些不出洋务范畴的新政诏令是否出于康氏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关键是康有为提出的先开制度局以变法律这种政治层面进行的变革才是贯穿变法始终的一条主线。无论建议开设制度局，还是议政处、议政院、立法院，或懋勤殿，虽名目不同，实质则一，都是从权力分立角度设计的议政机构；而光绪皇帝对这种可以任用新人、摆脱慈禧“懿旨”和守旧大臣“议复”束缚的机构，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自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建议后，新旧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他身上，他也就成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康通过上章奏和进呈所著书籍，为皇帝统筹变法大局，影响了变法的步骤和进程，甚至影响了皇帝的思想和性格。虽然不能说光绪皇帝的变法思想都来自康的影响，也不能说他对康言听计从、全无分歧，但比较而言，他受康有为的影响最大最深，对康的意见最为重视。光绪帝是变法的主持者，康则是他的主要顾问。房德邻认为，康氏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地位及其影响在变法时期已经形成，并获得社会的承认，即使政变发生时也将康作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祸首，可见政变后康在海外活动时产生“流亡政要”的影响并非偶然，康的作用和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全数归结于康利用（改窜、假造）密诏在海外的宣传。[※注]

二 关于公车上书的争论

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史上的重大事件。自1998年以来，围绕“公车上书”的真伪等问题，学界屡有争论。1999年7月，姜鸣在《光明日报》撰文，根据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等质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问题的研究成果，指出当时举人上书也未受到阻碍，康有为所说都察院拒收其万言书不实，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递上，而且当时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有影响力的主体。因而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注] 同年12月，汤志钧针对姜鸣的观点，引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天津《直报》等材料，指出当时确有康有为领导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一事。[※注] 2003年，汤志钧出版《戊戌变法史》（修订本），对于“公车上书”，坚持自己在初版本中的观点，认为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上书。2006年，姜鸣著《天公不语对枯棋》出版[※注]，仍然不同意汤志钧的观点，坚持认为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的观点。

2005年，茅海建在分析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等研究的基础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的角度，对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重新进行了考察，认为当时的“公车上书”可以分为两种理解。一种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的、文廷式等京官组织的上书，上呈的折件达31件，签名的举人有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对政治决策有所作用；另一种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 省举人的联名上书，那是一次半途而废的上书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只是后来康有为混淆视听，将后一种意义上的“公车上书”夸大，将自己描述成上书活动的领袖，才造成了不少误解。[※注] 2007年，房德邻撰文对此作出有针对性的辩驳，认为茅文所说翁同龢、李鸿藻等高层人物通过向外泄露消息、鼓动京官和举人上书反对议和、利用舆论逼迫皇帝拒和再战的观点，并没有直接的史料支撑；“公车上书”也非京官策动和组织的，第一批举人上书系由康有为鼓动而起，时间比其他京官大规模上书略早，后又联络18省举人上书，是“公车上书”当之无愧的领袖；康氏到都察院上书被拒是有可能的，都察院曾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而拒绝康氏的理由可能是万言书言辞过激。[※注] 贾小叶也根据刘坤一、王文韶的电奏提出了与茅文不同的商议。[※注] 对此，茅海建又撰文回应，从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的角度，引用《退想斋日记》《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等材料再次申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注]

三 关于强学会、强学书局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

强学会、强学书局、京师大学堂与北京大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1998年北大校庆百周年之际，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又深入了一层。闾小波从各类文献的异同出发，梳理了强学会成立前后名称的变化及原因。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八月间康有为倡议设立强学会时，拟议中称为“会”，但是其他京官唯恐有干禁令，极力避免称会，待康有为出京南下，十月正式成立时是强学书局，以译书、办报为主。但康、梁后来的文字中仍称强学会，而不提“局”，故“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康有为受张之洞支持在上海设立变法组织，直接称上海强学会，正反映了康的本来意图。后来强学书局被查封，官书局正是接续强学书局而恢复的机构。因此，从官书局和戊戌年梁启超奉旨办理的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事实，可以看出北京大学的源头所在。[※注]

汪叔子研究了文廷式与京师强学书局成立的关系，指出文氏虽居副董之名，实为强学书局的实际领袖。书局仿照近代股份制公司制度，又采取西方议院“公举”“公议”“择众而从”的原则，以政治维新为宗旨，拟建立包括博物院、图书馆、译著局、学校、报馆为一体的文化企业，招集股友，以京官为主，同时不拘官生，股友除了通信议事外，可以到局看书、观器，参加会课、讲求学问，已经具备了政治社团的意义。[※注]

王晓秋分析了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呼吁变法、兴学校、育人才社会思潮及其影响，对京师大学堂从酝酿倡议到创办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强调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创办京师大学堂的重要作用。[※注] 巴斯蒂通过对创办大学堂的奏折、大学堂章程中对科学给予的地位，以及大学堂实际的科学教学活动的考察，指出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中，科学并不与西学相等同；科学被当作同属中学和西学、本身不能分割的一门学问；而且教学实行专业分科，每科内部又实行基础知识与应用技术的结合。这些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求知目的与知识标准的一次彻底变革。[※注] 此外也有学者对孙家鼐、李盛铎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考察。[※注]

四 有关保皇会研究

对康、梁在戊戌后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保皇会研究的深入是90年代戊戌研究的一大特点。既往对保皇会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层面予以评判，对于其内部运作及分歧关注不够。90年代，由保皇会成员谭良保存下来的有关康、梁与保皇会活动的资料的刊布，改变了这种情况。由谭氏后人谭精意提供的这批资料，先由《近代史资料》发表部分内容[※注]，后由方志钦、蔡惠尧编辑为《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注] 他们还依据上述资料，研究了康有为在美洲利用华侨捐款进行保皇政治活动的同时投资实业、经商盈利的活动，如谭良负责经营的琼彩楼及欧榘甲、叶恩等负责的振华公司即是保皇会名下的商务机构。但是，由于康、梁师徒、党徒渐为利欲所迷，钱财纠纷接二连三发生，在内讧外患困扰之下，康有为和保皇会在海内外华人心目中的声望江河日下，最后蜕变为时代的落伍者。[※注] 谭精意则研究了流亡海外的康、梁筹措经费，派遣保皇会子弟出国留学，以培养将来改革中国的领导力量的宏图远虑，并具体考察了保皇会会员动用各种资源，安排学生出国、办理移民、择校、选择专业的各个环节，虽然少数学生担负暗杀慈禧与“贼党”的秘密任务，但总体上保皇会派遣留学生的进步意义是可以肯定的。[※注]

迟云飞考察了康、梁在“己亥建储”事件中与地方实力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联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与清廷大臣端方、戴鸿慈、善耆、溥伦等人的联络，在倒袁斗争中与少壮亲贵集团成员载涛、载询等人的联络。过去的研究认为，康、梁等人与清政府官员的关系，是他们在政治上倒退和堕落的标志。迟云飞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与清廷官员的联络，基本上是为了促进维新，推动改革，加快实行立宪和开设国会的步伐，这种联络对清末政局、清政府的政策及某些官员的政治态度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