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清宫档案的系统整合与利用

自从50年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出版后，有关戊戌的基本档案已经被提供出来，可惜，在当时的环境下大陆学界并未认真利用。台湾学者黄彰健在1972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康有为在1910年出版《戊戌奏稿》有编造的嫌疑，强调使用档案研究戊戌的重要性。沿着这个思路，80年代，大陆学者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康有为《上光绪帝第三书》及《杰士上书汇录》等珍贵文献，推动利用档案研究戊戌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房德邻也是这一时期利用档案研究戊戌的学者之一。[※注] 进入90年代后期，茅海建开始对戊戌变法进行研究。他不仅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期间的清宫档案做了全面梳理，还利用了台北故宫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藏的清代档案，彼此参照，实现了先前学者无法做到的档案整合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从2001年至2008年，他先后完成了《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注]、《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与郑匡民合作）[※注]、《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注]、《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注]、《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注]、《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注]、《“公车上书”考证补（一）》《“公车上书”考证补（二）》[※注] 等一系列论文，后收入《戊戌变法史事考》与《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注] 这些文章以翔实的档案文献，重新核订旧说，研究戊戌年政治改革的环境、康梁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清廷高层内部的决策程序及帝后关系、光绪试图摆脱传统外交束缚、拓展自己权力的努力等。由于材料的扩充和细化，戊戌研究的面相得以扩大，相关细节得以澄清。

同时，康有为及其活动仍然是茅海建研究的重心。作者利用档案文献和其他私家著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的不同抄本，对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康有为《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手稿本进行了细致的鉴注。[※注] 这本著作同样体现出材料丰富、考辨细致的特点。康有为的变法奏疏也是学者始终关注的对象。关于康氏奏疏的真伪及代拟条陈的问题，黄彰健编有《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一，1974年版），孔祥吉编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注]，后来又出版了《康有为变法章奏辑考》一书[※注]，茅海建结合自己的发现和研究对该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注]。概言之，这个时期研究者对清宫档案的研究更加系统、全面，像内务府档案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早事档等小种档案都得到充分使用。

二 国外新史料发掘与应用

首先是对以日本档案文献的系统发掘。学界利用的国外新史料主要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及日本政治家的私藏文献。其中外交史料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史料中存有不少涉及中日关系及戊戌变法的材料。中日学者合作，利用这些日文材料，与中国史料互证，取得了学界注目的新成就。

2004年，茅海建和郑匡民合作发表《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对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关注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长，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等情况作出深入探讨。认为当时的改革派，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还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张之洞等官员，思想上都有很大变化，大多倾向于联日。

在研读日本外交文献的基础上，邱涛、郑匡民认为，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发生前夕，日本联华势力在中国展开了多方活动，其内部各支力量在华联结活动及其工作对象之间虽存在区分，但同时也有交流、协作和整合；中国维新力量在呼应日本联华活动中也存在区分和异同，并逐步形成一个颇为广泛的、复杂的日中结盟的组织圈。以此为核心开展的日中结盟活动，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形成针对现行体制的激烈指向，中日结盟观对光绪皇帝产生影响并为其所接受，以及维新势力与日本关系的互动与演变等情况，日益引起慈禧及清政府部分官员的警惕，对戊戌政变的发生产生影响。[※注]

孔祥吉和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作，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清国兵制改革》《清国亡命政客渡来之件》《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支部）》及中岛雄所著《随使述作存稿》等文献研究了刘学询受命前往日本暗杀康梁的种种内幕；戊戌期间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的确立情况；翁同龢被罢官的原因；戊戌前后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演变等问题。引用材料有不少是日本驻华使馆给东京的各类报告，直接反映了当时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政局的判断。[※注]

此外，德国学者费路利用德国外交档案研究了戊戌变法期间及政变后德国外交官对中国政局的观察，指出德国公使海靖对中国的改革有自己的判断。海靖认为戊戌年最重要的两个新政措施是创办京师大学堂和成立京师路矿局的。他向总理衙门提出京师大学堂必须要有三名德国教员。在德国人看来，中国改革派的主要人物都是广东人，他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欧洲化的自由主义”，这个强有力的广东帮的首领到政变发生时可能一直是张荫桓。不过，海靖对改革派的态度与英、日外交官不同，当英、日公使希望他一起干预中国人处死张荫桓的行动时，遭到海靖拒绝。英国人的营救康有为、干涉张荫桓的死刑判决，表明张荫桓就是英国人在清政府中的代理人。[※注]

三 私家档案的利用

茅海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对甲午至戊戌时期的史实进行了系列研究。这批档案共计490 多函，2000多册，作者将其中关于戊戌变法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力图展示戊戌变法的另一个侧面。其研究成果包括：1.通过对档案中所藏张之洞之子张权，侄子张检、张彬由京中发来的密信，以及张之洞发出的密电底稿，揭示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2.根据档案所藏电报、信件，全面考察了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至戊戌年八月，杨锐即常住北京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提供政治情报、办理各种交待事务的详情。同时指出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并非李焜瀛（符曾），而是杨锐。3.根据档案中所藏往来电报，考察了张之洞戊戌前后搜集政治情报的情况，奉命或受雇为他提供各类情报的，除了杨锐，还有在京的至亲至朋，以及部分入京的湖北官员。其亲信赵凤昌则坐镇上海，搜罗各类情报。由此不仅可见当时的政情与舆情，也可见作为地方督抚的张之洞行政决策的一个面相。4.围绕《时务报》《昌言报》对张之洞与汪康年、黄遵宪等的关系，以及康梁争夺《时务报》前后的情况进行了钩沉。因为利用了张之洞档案中的机密电报、书信，还原了不少内幕，展示了许多以往不清楚的细节，并说明黄遵宪政治地位的盛衰与张之洞甚有关联。5.考察了戊戌时期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交谊，认为陈、张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学术、政治思想也大体一致。在干预《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事件中，陈宝箴与张的立场是一致的。两人共同上奏了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折，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注] 上述研究以张之洞应对时局的视角，通过机密电报、家书等珍贵文献，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丰富了学界对戊戌变法史的认知。

汤志钧先生则利用新加坡邱菽园家藏文献研究了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新加坡从事保皇活动的一些细节。[※注] 茅海建又据张之洞档案，分析了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新加坡侨领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的原因，指出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迫于压力，邱菽园被迫选择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注]

四 史料文献考订的主要成果

这个研究特点也是从90年代的研究延续而来的。有关文献的版本、形成过程、删改、篡改以及价值评判，都成为研究的课题，并涌现出不少有分量的论著。

（一）《戊戌政变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研究戊戌维新经常引用的资料，事实上也是第一本对戊戌维新从整体上进行描述的著作，他作为当事人的身份，更容易使这本书受到重视。书中以康有为的活动为主线展开的维新运动宏观叙述，迄今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主要观点也被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承袭。不过，很早就有论者对《戊戌政变记》的记载产生过质疑。为此，学界针对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研究了《戊戌政变记》从报章连载到成书印制的复杂过程。梁启超在《清议报》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的部分篇章时，又在《东亚时论》第1号至第4号登载相关内容，彼此内容不尽相同，时间大致相同。后因康有为离日问题，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的部分会员之间发生摩擦，加之文章重复交错，遂停止在《东亚时报》登载。1899年5月下旬，九卷本的《戊戌政变记》出版，其中第5 篇“政变后论”的部分内容，采用了《东亚时报》创刊号登载的梁启超的寄稿，并删节了《清议报》上连载时攻击、谩骂慈禧等人的语词。《戊戌政变记》九卷本曾有小的修订，一直到1906年夏季《新民丛报》停刊后不久，才由广智书局出版八卷本的《戊戌政变记》，新版本删去了九卷本的第5 卷（第5 篇），这部分内容恰恰曾发表在《东亚时论》创刊号上。这些请英国和日本对控制慈禧和满洲守旧派的俄国予以抵制的言论，在日俄战争后显然不合时宜；而称满洲人不具备改革能力、慈禧破坏变法的记述也被删去，因为1906年清政府已经派出五大臣考察欧洲宪政，八卷本的改订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梁向清政府“靠拢”的一个隐讳的证明。[※注]

戚学民则解释了《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过程，证明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和当时舆论的影响。《戊戌政变记》不过是以局内人身份申说戊戌政变的真相，是为康、梁达到争取外援、反击舆论等现实目的一个政治工具。[※注] 作者还对《戊戌政变记》从九卷本变为八卷本的时间及背景进行了考察，认为梁启超之所以删削该书，与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袁世凯被罢官后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时康梁上书摄政王载沣，谋求“赦罪复出”，故将戊戌“围园”密谋隐讳不言，全部归罪于袁世凯的虚构，指陈一切所谓阴谋全部是袁世凯为自保而虚构的。而删去的内容多为批评慈禧和攻击满洲人的言论，与此背景也是吻合的。[※注]

汤志钧也比较了《东亚时报》与《清议报》所载《戊戌政变记》的篇目、编次、章节之异同，《东亚时报》作为日文报刊，在发表梁文时，将攻击慈禧、刚毅等人的词句用空格代替，以避免引起清廷的争议；并对梁启超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匆忙刊布《戊戌政变记》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强调近代史研究要注意版本校勘和档案资料的意义。[※注]

（二）《康有为自编年谱》。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马忠文撰文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价值。[※注]

茅海建在对康有为《我史》手稿本进行笺注的基础上，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确定其写作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通过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修改手迹的辨认，发现《我史》已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民苏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注]

（三）《诡谋直纪》。《诡谋直纪》是20 世纪80年代发现于日本外交档案中一篇关于戊戌政变的重要文献，是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给外务省寄来的毕永年所写的《诡谋直纪》，涉及戊戌政变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问题。

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毫不承认，而维新党人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劝其带兵围园的内情。房德邻经过研究认为，其实，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注] 最早发现该文献的汤志钧则对房德邻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这篇文献反映的情况是可信的。[※注]

有鉴于此，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的，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的一篇文献。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受张之洞的请求，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将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立场并不客观，故不可简单视为信史。[※注]

（四）《翁同龢日记》与袁世凯《戊戌纪略》。《翁同龢日记》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但是历来因翁氏生前曾经删改日记的问题，使得学界对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将信将疑。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将已刊翁氏日记与现藏美国的翁氏日记原稿本进行了比对，对于翁氏自己挖补、修改之处，以及20世纪20年代影印者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对部分内容的遮盖和删节之处，都分别作了细致研究。他们认为翁氏对有关康有为的记载做过一些改动，但都是只言片语，而且非常有限，对整个日记的价值影响并不大。[※注]

另一种极具争议的文献是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因为袁世凯并无记日记的习惯，论者对袁氏仅有的日记性质的《戊戌纪略》可靠性极为怀疑。日记中对戊戌年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节有细致记述，且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所不同。以往由于袁世凯属于被否定的历史人物，这份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的文献虽然离政变发生相隔不远，但还是不如《戊戌政变记》那样更为世人所相信。杨天石研究后认为，其实，袁氏的《戊戌纪略》所记载的内容更符合事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