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
第五节 义和团运动史实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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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意见认为前两种意见均不可信,义和团得以进城主要是负责把守城门的八旗亲贵主张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他们趁慈禧太后限制对义和团使用武力之机，有意放宽门禁，任义和团随意进出。传统观点都强调义和团在阻击西摩联军和在天津反侵略战斗中的作用，将阻击西摩联军进京的功劳主要归于义和团，指出“义和团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斗中最为出色的一役，当推京津路上的廊坊大捷了”，并认为义和团是天津战役的主力军, “大沽陷落之前。国内学界所做的这些史实考证,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破除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种种神话，还原历史真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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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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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学者 使馆 联军 大捷 诏书 传统观点 战争 列强 清廷 发源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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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义和团运动史实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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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分散性、地域性，并涉及中外关系，相关史实的考证也是既往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义和团的发源地问题。传统观点都将义和团的发源地与山东联系在一起，认为义和拳最初兴起于山东，然后蔓延至直隶。[※注]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发生在1899年10月山东平原县的朱红灯起义并非义和团运动的开端，发生在1898年10月直、东交界区的冠县十八村的赵三多起义才是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而在赵三多起义之后，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拳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因此，直隶和山东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注]
关于庚子战前义和团实力问题。为了展现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国内学者长期来对义和团的实力多有夸大之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恢复，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开始对庚子战前义和团的实力提出质疑。如有些学者在考证后指出，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赵三多起义根本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聚集了十余万拳民，这只是代理知县曹倜事后为夸大自己解散起义功劳而进行的有意杜撰，实际上此次起义持续时间很短，前后总计不过十天，斗争规模也不大，人数至多千人左右，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相关论著关于1899年10月18日朱红灯领导义和团取得“森罗殿大捷”的描述，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并无大捷的情况，相反，却是战败，不能称平原起义为义和团运动趋于成熟的标志。而所谓的1900年5月22日义和团“涞水大捷”，也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是役清军计70 余人与义和团交战，死3人，伤5人，并没有像6月1日《新闻报》报道所说的那样“全军覆没”[※注]。
关于1900年6月间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的原因。国内学者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这时清政府已决意招抚义和团，以之抵御洋人，因而默许义和团进城。[※注] 第二种意见认为因为这时义和团力量已十分强大，清政府无力或不敢阻止义和团进入北京。[※注] 第三种意见认为前两种意见均不可信，义和团得以进城主要是负责把守城门的八旗亲贵主张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他们趁慈禧太后限制对义和团使用武力之机，有意放宽门禁，任义和团随意进出；换言之，默许义和团进城的并不是慈禧太后，而是掌管城门的八旗亲贵。[※注] 以上三说，比较而言，第二种意见应该说不大可信，过于夸大义和团的力量。第一、第三种意见比较可信，并且这两种意见实际并不完全对立。固然慈禧太后并没有亲自默许义和团进城，但她对义和团的态度无疑对掌管城门的八旗亲贵擅自默许义和团进城起了关键作用。
关于中外开战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将中外开战的原因归咎于清政府怂恿义和团排外，“肆意玩火”，认为“对于战争的爆发，慈禧等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第二种观点则反对将中外开战的责任归咎清政府，指出中外开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企图用对待殖民地的方式对待中国”，清政府并没有公开支持义和团，事实是八国联军进犯迫使清政府考虑利用义和团抵御外敌，而不是清政府“肆意玩火”促使八国联军侵华。[※注] 第三种观点将开战的原因归咎中外双方的误解，指出之所以爆发义和团中外战争，原因在于“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整个冲突的核心恰恰在于慈禧太后新政权的合法性”，当时列强并没有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帮助光绪皇帝复位的考虑，而外交团的所作所为误导了清廷，以为列强有推动光绪皇帝复辟的意图，同时各国政府也对中国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将中国国内的偶发事件视为中国政府的排外阴谋，作出派兵进京的决定，由此引发义和团中外战争，“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不在义和团运动本身，而在于中外关系”。[※注]
关于中外宣战问题。对于1900年6月21日清廷发布的“宣战”诏书，国内许多学者都指出这道被称为“宣战”诏书的上谕，实际上只是对国内发布的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战争动员令，并不是宣布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书”。至于6月21日清廷发布这道“宣战”诏书的原因，国内学者则有多种说法。主流或传统观点认为受列强勒令慈禧“归政”的“假照会”的刺激，慈禧太后决定对外宣战，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和牟安世、廖一中等均持此说。[※注] 一说清政府因受到义和团的强大压力，被迫对外宣战，以转移视线，将义和团提到与外国军队作战的第一线上，胡绳、邵循正、金家瑞等学者均持此说。[※注] 而第三种意见认为以上“假照会”说和义和团压力说两种说法均不可信，指出最初促使慈禧考虑对外抵抗的是西摩联军的进犯，而最后促使慈禧下决心“宣战”的则是列强强索和进攻大沽，关于宣战原因的其他解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注]
关于庚子年围攻使馆事件。国内学者在80年代之前出版的相关论著中，多将1900年6月下旬发生的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描绘成义和团发动的一场战斗，并为义和团攻打使馆的行为辩护，指出“义和团向各国使馆进攻，是在帝国主义者为了立即实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标而进一步发动武装侵略的情况下才开始进行的。……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挽救民族瓜分危机的正义行动”[※注]。
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对这一史实作了纠正，认为攻打使馆的并非义和团，而是清政府。如廖一中等著《义和团运动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明确将标题改为“清政府围攻使馆”，指出“清政府组织围攻使馆事件，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并将清政府组织围攻使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6月20日到24日，西太后支持载漪等主战派围攻使馆，妄图实现废帝立储心愿；第二阶段从6月25日到8月14日，西太后支持荣禄、奕劻等主和派对使馆明攻暗保，作为他们向列强求和的媒介。[※注] 李德征和丁凤麟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持相同见解，指出发动和领导围攻使馆的并非义和团，而是被慈禧太后控制的清政府，是西太后一伙为实现废帝立储夙愿而策划的一个新阴谋，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顽固派的极端愚昧和腐朽。[※注]
林华国在《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始终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他认为清政府围攻使馆的时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持续了4天时间，之后便转为明攻暗保，而是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0日至14日）；而西太后发动攻打使馆的原因，既不是达到列强支持她废帝立储的目的，也不是愚弄和陷害义和团，借刀杀人，而是要使各国使臣陷入危险、绝望的境地，达到“逼迫列强同意停止战争”的目的。[※注]
关于清军和义和团在阻击西摩联军和天津战役中的作用问题。传统观点都强调义和团在阻击西摩联军和在天津反侵略战斗中的作用，将阻击西摩联军进京的功劳主要归于义和团，指出“义和团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斗中最为出色的一役，当推京津路上的廊坊大捷了”，[※注] 并认为义和团是天津战役的主力军，“大沽陷落之前，义和团在天津县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已经打响了”[※注]。对此，近年国内学者也有所修正，指出在1900年6月10日至26日阻击西摩联军进京过程中，清军和义和团共同发挥了作用，义和团对粉碎西摩联军乘铁路进军北京计划起了关键作用，而清军则在杀伤敌军和迫使西摩联军放弃由水路进军北京计划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注] 还有学者指出在6月17日至7月14日的天津战役中担任中方主力的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只是在最后时刻，即7月13日马玉崑率部逃跑后，才担当起主力的任务。[※注]
国内学界所做的这些史实考证，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破除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种种神话，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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