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为晚清历史上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但受国内政治形势及学术思潮的影响，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同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20 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90年代之后的守望及拓展四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1965年，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历史纪念周年”的影响，曾出现两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受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 周年驱动；第二次热潮则受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驱动。在这两次热潮推动下，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注]，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时期，即1966—1976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受挫折阶段。196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00 周年，本应该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大年”，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特殊政治气氛下，是年除周恩来、董必武、何香凝三位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纪念会上的三篇讲话和《人民日报》刊载的宋庆龄、程潜两篇纪念文章外，学术界居然没有发表一篇学术性论文。自兹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冰冻时期，直至1971年底，出版界和报刊上有关研究辛亥革命的论著一直保持“零”纪录。在1972—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后5年里，虽然出版了20来种与辛亥革命史研究有关的著作、译述和资料书，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和论文，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受影射史学的影响，几乎被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辛亥革命史研究被纳入“儒法斗争”史的叙述范畴，学术研究横遭践踏。

改革开放初期，即1977—1991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崛起和繁荣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逐年增加：1977年16篇，1978年22 篇，1979年57 篇，1980年156 篇。经过4年的恢复，辛亥革命史研究于1981年迎来空前繁荣局面。是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除10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自治区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当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200 余篇。此后，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在1982—1991年的10年里，发表的论文平均每年450篇。在1977—1991年的15年里，国内总计发表论文6000篇，著作200 多种，特别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二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三部大型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而1991年出版的三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即章开沅、刘望龄、严昌洪、罗福惠、朱英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注] 和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注]，以及李喜所、凌东夫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一览》[※注]，不但对1990年以前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做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具体反映了80年代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

1992年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守望和拓展阶段。在经历80年代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进入90年代之后虽然继续受到重视，但较诸80年代明显有所冷却。自1992年开始，直至2011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减少，每年200 篇左右，并且论文学术质量也有所下降，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增多。同时，研究重心亦多有转变。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一个明显转向是，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及革命派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研究。这在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的论文、著作和资料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发表的论文来说，1992年之前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的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 ∶ 2 和1990年达到10 ∶ 3 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 ∶ 1左右，平均为10 ∶ 1.3（1.267）。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 ∶ 10上升到1998年的6.3 ∶ 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 ∶ 10。[※注]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发生的另一转向是，由单纯的政治事件史转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许多学者在他们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中多将此作为一个拓展方向。如严昌洪、马敏在2000年发表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中在最后谈到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点展望时，即建议要自觉加强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注]

在辛亥革命史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转型方面，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主持的商会与绅商研究最为典型。其中，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注]、《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注] 和《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注] 三部著作，经由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进而以商会为中心探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注]（与朱英合著）和《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注] 两部著作，经由对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进而扩大到探讨中国近代现代化过程中官、商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注] 则通过对商会组织、功能及其活动的考察，既具体揭示商会组织的自身现代化历程，同时也展示商会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推动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此外，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注] 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注] 两部著作，分别对辛亥时期新知识界社团的组织和活动，以及辛亥时期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发展及他们的思维、行为倾向和政治活动等做了具体考察和分析，从中揭示辛亥时期新知识界社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以及新式学堂学生群体在清末民初知识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则是这时期该研究领域的一部综合之作。该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6月出版，2011年列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该著从晚清、民国两个时期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官、绅、商、学的相互关系及其角色和功能，内容涉及“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的人事嬗递与群体角色”“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从商会看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社会功能”“近代官绅商学与宗教”八个论题。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研究。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另一转向是，明显加强了“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种“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根据其内容，又分为两个不同的路径。第一个研究路径基本上是以往有关辛亥革命历史地位、影响和意义讨论的一个自然延伸，只是从一个更长时段，同时结合现代化史研究视角，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及社会和文化历史进程的影响。如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注] 一书，从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心态的演进和孙中山先生的继续探索、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主编的另一部著作《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注] 则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影响，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 “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民初议会政治”“辛亥革命与北京临时政府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与民国政权建设”“训政与宪政——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辛亥革命与中国政党政治”“辛亥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辛亥革命与祖国统一大业”等政治论题。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注] 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舆论、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农村社会等方面，综合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时期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舆论政治倾向的变化”“辛亥革命与近代教育变迁”“辛亥革命与商界商会的发展”“辛亥革命与近代城市变革”“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等论题。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探讨和认识。

“后辛亥革命史”的第二个研究路径与前一路径不同，它更多地系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和启发，或不自觉地暗合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着重探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重大史事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对前一突出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具有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固有的“解构”和“颠覆”作用。如张海鹏的《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和《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和评价》（《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两文，分别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里大陆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纪念活动如何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意义，指出这些纪念活动固然出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敏通过对“《苏报》案”的再研究，不但揭示了这一事件中两位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真实表现，并对《苏报》案发生后一百多年间中外报刊、政治宣传读物及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对章太炎和邹容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从而说明《苏报》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赋予各种政治意义并被意识形态化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又是如何被神圣化的。[※注] 南京大学的陈蕴茜更是自觉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发表系列论文和专著，从中山公园、中山路、中山纪念堂、中山装、奉安纪念、总理纪念周、总理遗像、谒陵仪式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国民政府如何通过这些活动，构建孙中山崇拜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注]

罗福惠、朱英主编的四卷本《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和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新代表性成果。该著第一卷对辛亥革命之后各政府和党派如何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各自赋予辛亥革命特殊意义，以为本政府和本政党服务的过程作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具体揭示在辛亥革命之后近百年间，为达到各自的政治诉求，不同政府所展现的辛亥纪念的内涵和时间长度及所赋予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主要从“共和”角度纪念，强调辛亥革命对于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意义，意在淡化“革命”意义，排斥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故其纪念的时间范围仅限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广东革命政府为了确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为建构起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便有意强化辛亥革命记忆，纪念从制度到内容都得到扩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进一步将各项纪念活动制度化，将各项纪念活动与确立领袖权威和宣传国民党党国理念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个体现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辛亥记忆。1949年之后台湾“两蒋时代”的国民党，基本沿袭此前的纪念制度和内容，将辛亥记忆打造成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人的纪念活动则始终将辛亥革命视为孙中山领导的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肯定其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批评辛亥革命存在局限，它的道路走不通，从而论证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故其纪念活动主要集中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至191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所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和维护共和、反对军阀的斗争，并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该著第二卷对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主要为基督教界）、海外华人华侨等不同界别及社会团体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和诠释，以及大众传媒对辛亥革命的书写和评价，作了初步考察和探讨。作者认为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和诠释，以及相关方面的思想和活动，与官方、政党、政派相比较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民间社会虽然也从政治上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加以阐释，但更多的是紧密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知，包括对革命结局的失望与不满。

该著第三卷《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对百年来国内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实际上是一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术史著作，内容涉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与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以及百年来日本、美国、法国和俄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该著第四卷《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对历史上辛亥革命纪念空间的建设，诸如烈士祠、纪念碑、墓地、纪念馆或博物馆、名人故居和革命活动旧址，以及日常生活中大量以革命先烈名字特别是以“中山”命名的公园、道路、建筑物和一些城市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具体揭示这些纪念空间除对塑造辛亥革命记忆和对一些城市的发展及城市认同产生影响外，还充满着各种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所出现的上述三个研究转向，既是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和深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史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但同时也折射了作为政治事件史的辛亥革命研究所遭遇的学术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