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体系中，戊戌变法史从时间上通常是指从1895年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爆发为止，历经三年多的历史。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变法维新，在一场政治改革兴起的同时，也伴随着一次规模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引起过深刻的社会震荡。可以说，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期间，戊戌变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50年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到80年代拨乱反正、恢复唯物史观科学研究方法，再到90年代后研究视角和史学方法的多元化，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变化，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代史学发展演化的基本脉络。

第一节 研究概述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如此，在学术、文化上也是如此。就史学研究来说，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近代实证史学；下半叶的主流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逐步为大多数学者所学习和接受，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展开的。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近代史，使学界拥有了共同的尺度和评判标准，有了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事实上，1947年刊行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作为第一部近代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在学术界已经很有影响。它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要线索，给予戊戌变法正面的评价。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开始超越了单纯宫廷派系斗争的层面，将其置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研究，开始探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并用阶级斗争理论对戊戌历史予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戊戌研究正是承续了这些理论和观点。

1953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共4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这是史学家翦伯赞与一批学养深厚的专家从大量公私藏家所集有关戊戌变法的中外历史资料中精选出来的，包含173种文献。这套资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基本史料。内容包括少量官方档案史料、外国传教士回忆录和外国政府外交文件，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当事人的政论、奏议、回忆录等（对于康有为在戊戌年的变法奏议，这次编辑直接采信康有为及其门人在日本编辑的《戊戌奏稿》）。1958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选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按照举荐新政人才、添裁机构与官制改革、文武科举改制、办学堂、编练新军、开矿筑路、设报馆等类别，选录了戊戌期间京内外各级官员及举贡生监等所上的折件、条陈，以及清廷对各项改革建议的讨论、辩驳情况，内容远远超过《戊戌变法》资料丛刊选录官方档案的数量，弥补了过去以当事人的追忆和私家著述为主进行研究的缺憾，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同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收入张岂之、李学勤、杨超等学者撰写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论谭嗣同》《关于康有为“大同书”思想实质的商榷》等文章。该书对戊戌变法的思想和人物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肯定“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页里程碑。百日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以谋维新中国的先进者。他们代表了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哲学的各个角度，表白了这个阶级的态度、理想、观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曾经起过觉醒人民的作用，他们是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注]。这个结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戊戌研究的基本看法。同时，北京学界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吴玉章、范文澜、刘大年、戴逸、邵循正等学者撰写的论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等重要报刊，后汇编为《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出版（中华书局1958年版）。这次讨论会，再次肯定戊戌变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虽然属于改良主义范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性质。

戊戌变法60周年前后的资料编纂和学术讨论对戊戌变法史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50年代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先后出版的有关戊戌研究的著作有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1960年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胡滨《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版）；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这些著述代表了1949年后戊戌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平。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戊戌变法研究的停顿（1967—1979）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整个学术思想界万马齐喑，处于病态的沉寂之中。极左理论禁锢了学术自由，戊戌研究也处于停滞状态。不仅如此，既有的研究也遭到了粗暴的否定。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称“《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病态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文章以批判影片《清宫秘史》为手段，却有现实政治目的，这是当时的特定环境所决定的。文章称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崇帝、亲帝、恐帝”，而实行变法的目的是“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论断是片面的，反映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开创了颠倒黑白、随意践踏历史乃至歪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恶例。历史学的正常研究状态就此中断，学者们的科研活动也无法进行，历史研究被“儒法斗争”等影射史学所取代，戊戌变法史研究自然也跌入了低谷。

三 戊戌变法研究的繁荣时期（1980—1999）

十年浩劫时期的历史研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影射史学大肆流行，严重影响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声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学术领域也带来了勃勃生机。学界也开始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史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80年代戊戌变法史研究成果丰硕，专家辈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推进，社会现实对学者们转换视角，更新观念，从不同层面、不同主题切入，重新认识戊戌维新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起了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受其影响，戊戌研究的对象、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学者们开始从近代民族觉醒、民族国家与近代化、思想启蒙、近代文化转型等不同角度，对戊戌变法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同样，对康有为经学、儒教、孔教思想的研究也都跨越了康氏变法活动理论基础的界限，进入了一个更深厚的学术史研究领域。

首先，学术组织活动有力促进了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广东省是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家乡，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1983年，为纪念戊戌变法85周年，广州举行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85周年和康、梁思想研究学术讨论会”；1988年戊戌变法90周年之际，在南海、新会举行了第二次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1993年11月在广州举行“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1998年又举办“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连续几次大型学术会议后都有文集出版。[※注]特别是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之际，各地学界有不少学术活动，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联合中国史学会举办了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使得学界对戊戌的会议研讨达到了顶峰。会后出版了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注]纪念性质的学术会议连续举行，为学界建立了可以就共同话题展开讨论的平台，同时也扩大了戊戌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其次，资料文献的整理出版成绩斐然。从1979年到1999年，一些历史人物的函电、书牍、笔记、日记、年谱、回忆录得到整理刊行，为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保障，新材料的发现和出版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动因之一。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选收反映康有为政治、学术思想的重要论文、信函、序跋、诗歌等，约86万字。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康有为后人捐赠的遗稿中选出部分未刊手稿和抄件，编辑出版了“康有为遗稿”系列之《康有为与保皇会》《戊戌变法前后》《列国游记》及《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96年版），还影印了《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为研究康有为生平及其政治活动与思想提供了更完善的资料。1984—1992年，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由楼宇烈整理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10种，包括《论语注》《孟子注》《礼运·中庸注》《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诸天讲》《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民功篇》《春秋董氏传》《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等，这套丛书编选精审，翔实可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8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一次将《杰士上书汇录》及《日本变政考》序跋、按语等整理刊布，使广大研究者得以看到康有为在戊戌年当时的真实思想。由姜义华、吴根樑编校的《康有为全集》也出版了前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92年版）。成书于30年代的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在1987年再次由中华书局重印，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所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未刊油印本），经赵丰田补充后，也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此外，还有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

戊戌时期是近代报刊兴起发展的重要阶段。1991年中华书局陆续影印出版了戊戌时期著名的报刊《强学报》《时务报》《昌言报》《集成报》《实学报》及《清议报》；《知新报》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96年影印出版。这些报刊的集中出版对于研究戊戌启蒙思想和近代社会史、新闻史都有极大的促进。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光绪朝朱批奏折》120册，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连同50年代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将有关戊戌变法的上谕、奏折等官方文献基本上被搜罗殆尽。1998年，朱育和、蔡乐苏、王宪明主编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年》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逐日排比史事，裁剪精当，通过史料系年的方式揭示了涵盖广泛的戊戌变法背景。

此外，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追忆梁启超》对康、梁传记文献作了较为广泛的收录[※注]；陈义杰整理的《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6册，也在戊戌变法百周年之前出版。[※注]同年，由翁同龢后裔、旅美学者翁万戈辑录的翁同龢文献第一编《翁氏家藏文献·新政变法》也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该书集中收入与戊戌维新关系密切的一些未刊文献，诸如翁同龢所录康有为《第一书》之原件，就曾引起学者的关注。此外，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张荫桓的戊戌日记，经收藏者王贵忱整理，在澳门出版。[※注]

最后，研究著作和人物传记大量出版。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中国一部全面论述戊戌维新的论著，肯定戊戌维新是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作者的主要学术观点。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着重以维新救亡向西方寻求真理为标志的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并把它概括为“戊戌思潮”，同西方启蒙思潮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是戊戌维新研究的新收获。郑海麟著《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把黄遵宪的思想和活动置于近代中国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对其早年的外交经历、变法活动、著书立说及其在近代诗歌革命中的突出作用，都进行了扎实缜密的论述。1994年，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中译本出版，介绍了海外学界研究晚清政治史（包括戊戌变法）的基本看法。[※注]1998年，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所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注]，关注到维新变法方案的多样性及百日维新时期中央高层、地方士绅与维新志士三者之间的分化、结合、排斥的复杂关系。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晚清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将戊戌维新放在晚清三次改革高潮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戊戌维新放在中西改革的多角度比较中进行定位，无疑为戊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90年代后，一些前辈学者也相继推出自己的新作和旧作修订本。汤志钧出版文集《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及《维新·保皇·知新报》，前者收入了作者根据在日本、新加坡等地新发现的资料所做的最新研究。[※注]1997年，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这本完成于1948年的研究生论文，当年是由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指导，历经沧桑，得以重新发现并出版。[※注]该书将戊戌变法放在晚清政局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予以研究，虽史料条件与认识水平都不免有时代的局限，但传统的治史传统和优良学风对学界启迪尤不可小视。此外，中国台湾前辈学者王树槐、黄彰健等人研究戊戌变法的力作《外人与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史研究》也在大陆先后出版[※注]，这无疑对促进戊戌变法史研究大有助力。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人物传记出版多。仅康有为的传记就有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董士伟《康有为评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新的传记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新资料，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有关梁启超的传记，主要有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刘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度（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人物传记同样是了解和研究戊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21世纪的戊戌变法史研究（2000—2012）

进入21世纪后，戊戌研究仍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2003年，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出版[※注]，作者吸收了在海外访查获得的新材料，重申了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见解，是对50年戊戌研究的一次总结。2007年，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其中马勇所著《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第8卷吸收了近年来的新成果，为近年来研究戊戌的一部力著；郑大华主编的《戊戌变法与晚清思想与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0年版）则汇集了从思想史和文化史视角研究戊戌的最新成果。人物研究与传记的新成果包括：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钟家鼎《李端棻评传》（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贾维《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左鹏军《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论丛》（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立人《康有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王莲英《张荫桓与晚清外交》（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馥的《戊戌时期康有为议会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同时，国家清史工程的启动也推动了一批资料书的出版，如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全3册，中华书局2002—2005年版），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上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康有为全集》（全1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全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全3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杨琥编《夏曾佑集》（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相继出版。此外尚有任青、马忠文整理的《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汪林茂编校的《汪康年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维新变法档案——〈校邠庐抗议〉百官签注》（全30册，线装书局2011年版）等。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为推动戊戌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研究

一 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历史评价问题自50年代起，学界就有争论。但通常是将其早年的维新活动与民国初年的复辟活动关联起来说的，评价颇为复杂；而且康、梁在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其落后性不言而喻。也有论者主张分阶段评价康有为。[※注]不过，90年代的研究已经大大推进了一步，用更加实证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的讨论，当时颇具影响。

一般论者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是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康氏门生徐勤更是将康比拟成王安石，将光绪帝比拟为宋神宗，将戊戌变法比拟为熙宁新政。邝兆江对这种戊戌变法研究中流行的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解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康氏在戊戌年只是六品主事，在朝的地位根本不能与入朝拜相的王安石比；康有为奏议与变法上谕的关系，也不能仅从内容的相似性去分析，还应注意到清廷处理公文和制定决策的程序，康的建议经过军机处和总署大臣的复议，是否还能完全视为康的主张？何况，有些主张早已是戊戌时期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士的共识，未见得出现在康的条陈中，就是康氏的创始建议；而康有为替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人代拟奏折的做法，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外，光绪帝对康有为是否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也是可以再讨论的；历来认定光绪帝与康有为紧密合作的看法，其实包含不少推想、假设的成分。当然，上述意见并不是否定康对戊戌变法的贡献。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变法活动中，康有为代表了一股来自既有权力构架外缘的政治势力，他们试图开辟途径，直达当政的光绪皇帝，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康党甚至采取了操纵言官等超越常规的举措，并导致敌对势力的反扑，后来文悌、许应骙参劾康有为与杨崇伊吁请慈禧重行训政，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而来的。因此，邝兆江认为，康有为与百日维新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表现于他身膺高位，统筹变法，也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光绪帝要大用他。但康氏的言论和活动对戊戌新政的进程及政变的发生确实都有直接关系。政变后康有为在英国人营救下逃往香港，实由当时环境促成，与康氏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活动无关，更不是英国人出于对康的偏袒或好感。当时外国人对康的态度都基于一个假定，即康在新政期间曾是皇帝的亲信谋臣，终因位高势危，遭到顽固派、亲俄派的倾轧。遭到通缉的康有为正是利用外国人对中国内情的隔阂，极力树立自己皇帝近臣、流亡政要的形象。康有为从吴淞口被英国人营救的那一刻开始，便急于整理出一套有关中国政情的解释，用以说服英国人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继续庇护，从奉诏求救的说辞到保皇宗旨的确立，使康有为找到了他日后政治活动的基本方向，这也是他能够得到华侨捐款并游历列国、周旋于国家元首、政要中间的原因。[※注]邝兆江还以康有为《请开制度局折》的议复过程为例，说明康氏只是在外围利用上书、人事关系等途径，试图影响清廷的最高决策，然而成功与否，却不是他能够预知和掌控的。百日维新一定程度上说，是康派与清廷的行政、权力结构接触、相互作用出来的结果。康的积极活动不应是戊戌维新唯一重要的线索。[※注]

汪荣祖不赞成邝兆江对戊戌变法所做的翻案观点，批评邝氏观点受到黄彰健的影响，逐一予以反驳。他认为，戊戌年的康有为官职虽小，并不妨碍其开风气之先，成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仅此即可与熙宁变法中的王安石相比拟；康氏未居高位，除了体制约束、保守派的阻力，以及光绪权力不足外，还因康在新政前已是极具争议的人物，涉及非圣（反孔）与以夷变夏等文化层面的纷争。另外，再次强调《戊戌奏稿》不能视为伪作，从康氏思想的整体性和一贯性看，即使戊戌年的奏折原件也不能完全反应康的变法思想。一贯主张民权的康氏，在戊戌年为了推行变法，不得不强调君权，暂时不谈议院，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论运用，到辛亥年编辑《戊戌奏稿》时回到民权主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奏稿对于康氏变法思想研究之价值并未“锐减”。作者又批评“光绪对康的态度暧昧不清”的说法，认为光绪派康办《时务报》是政局紧张的情况下令其脱离险境，出于保护康氏的考虑。基本而言，作者仍维护传统看法，认为戊戌政变后康成为第一号政治流亡分子与其政变前官位的高低、身份的尊卑，毫不相干，而与其对戊戌变法及政变的重要性相应。[※注]

房德邻也对邝兆江“重新评估康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的观点提出异议，坚持康氏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认为虽然新政来自多源，“绝非康有为一派所能垄断”，但强调那些不出洋务范畴的新政诏令是否出于康氏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关键是康有为提出的先开制度局以变法律这种政治层面进行的变革才是贯穿变法始终的一条主线。无论建议开设制度局，还是议政处、议政院、立法院，或懋勤殿，虽名目不同，实质则一，都是从权力分立角度设计的议政机构；而光绪皇帝对这种可以任用新人、摆脱慈禧“懿旨”和守旧大臣“议复”束缚的机构，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自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建议后，新旧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他身上，他也就成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康通过上章奏和进呈所著书籍，为皇帝统筹变法大局，影响了变法的步骤和进程，甚至影响了皇帝的思想和性格。虽然不能说光绪皇帝的变法思想都来自康的影响，也不能说他对康言听计从、全无分歧，但比较而言，他受康有为的影响最大最深，对康的意见最为重视。光绪帝是变法的主持者，康则是他的主要顾问。房德邻认为，康氏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地位及其影响在变法时期已经形成，并获得社会的承认，即使政变发生时也将康作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祸首，可见政变后康在海外活动时产生“流亡政要”的影响并非偶然，康的作用和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全数归结于康利用（改窜、假造）密诏在海外的宣传。[※注]

二 关于公车上书的争论

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史上的重大事件。自1998年以来，围绕“公车上书”的真伪等问题，学界屡有争论。1999年7月，姜鸣在《光明日报》撰文，根据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等质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问题的研究成果，指出当时举人上书也未受到阻碍，康有为所说都察院拒收其万言书不实，康有为根本没有去上书，而且当时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有影响力的主体。因而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注]同年12月，汤志钧针对姜鸣的观点，引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天津《直报》等材料，指出当时确有康有为领导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一事。[※注]2003年，汤志钧出版《戊戌变法史》（修订本），对于“公车上书”，坚持自己在初版本中的观点，认为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上书。2006年，姜鸣著《天公不语对枯棋》出版，[※注]仍然不同意汤志钧的观点，坚持认为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的观点。

2005年，茅海建在分析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等研究的基础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的角度，对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重新进行了考察，认为当时的“公车上书”可以分为两种理解。一种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的、文廷式等京官组织的上书，上呈的折件达31件，签名的举人有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对政治决策有所作用；另一种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省举人的联名上书，那是一次半途而废的上书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只是后来康有为混淆视听，将后一种意义上的“公车上书”夸大，将自己描述成上书活动的领袖，才造成了不少误解。[※注]2007年，房德邻撰文对此作出有针对性的辩驳，认为茅文所说翁同龢、李鸿藻等高层人物通过向外泄露消息、鼓动京官和举人上书反对议和、利用舆论逼迫皇帝拒和再战的观点，并没有直接的史料支撑；“公车上书”也非京官策动和组织的，第一批举人上书系由康有为鼓动而起，时间比其他京官大规模上书略早，后又联络18省举人上书，是“公车上书”当之无愧的领袖；康氏到都察院上书被拒是有可能的，都察院曾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而拒绝康氏的理由可能是万言书言辞过激。[※注]贾小叶也根据刘坤一、王文韶的电奏提出了与茅文不同的商议。[※注]对此，茅海建又撰文回应，从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的角度，引用《退想斋日记》《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等材料再次申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注]

三 关于强学会、强学书局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

强学会、强学书局、京师大学堂与北京大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1998年北大校庆百周年之际，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又深入了一层。闾小波从各类文献的异同出发，梳理了强学会成立前后名称的变化及原因。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八月间康有为倡议设立强学会时，拟议中称为“会”，但是其他京官唯恐有干禁令，极力避免称会，待康有为出京南下，十月正式成立时是强学书局，以译书、办报为主。但康、梁后来的文字中仍称强学会，而不提“局”，故“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康有为受张之洞支持在上海设立变法组织，直接称上海强学会，正反映了康的本来意图。后来强学书局被查封，官书局正是接续强学书局而恢复的机构。因此，从官书局和戊戌年梁启超奉旨办理的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事实，可以看出北京大学的源头所在。[※注]

汪叔子研究了文廷式与京师强学书局成立的关系，指出文氏虽居副董之名，实为强学书局的实际领袖。书局仿照近代股份制公司制度，又采取西方议院“公举”“公议”“择众而从”的原则，以政治维新为宗旨，拟建立包括博物院、图书馆、译著局、学校、报馆为一体的文化企业，招集股友，以京官为主，同时不拘官生，股友除了通信议事外，可以到局看书、观器，参加会课、讲求学问，已经具备了政治社团的意义。[※注]

王晓秋分析了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呼吁变法、兴学校、育人才社会思潮及其影响，对京师大学堂从酝酿倡议到创办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强调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创办京师大学堂的重要作用。[※注]巴斯蒂通过对创办大学堂的奏折、大学堂章程中对科学给予的地位，以及大学堂实际的科学教学活动的考察，指出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中，科学并不与西学相等同；科学被当作同属中学和西学、本身不能分割的一门学问；而且教学实行专业分科，每科内部又实行基础知识与应用技术的结合。这些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求知目的与知识标准的一次彻底变革。[※注]此外也有学者对孙家鼐、李盛铎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考察。[※注]

四 有关保皇会研究

对康、梁在戊戌后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保皇会研究的深入是90年代戊戌研究的一大特点。既往对保皇会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层面予以评判，对于其内部运作及分歧关注不够。90年代，由保皇会成员谭良保存下来的有关康、梁与保皇会活动的资料的刊布，改变了这种情况。由谭氏后人谭精意提供的这批资料，先由《近代史资料》发表部分内容[※注]，后由方志钦、蔡惠尧编辑为《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注]他们还依据上述资料，研究了康有为在美洲利用华侨捐款进行保皇政治活动的同时投资实业、经商盈利的活动，如谭良负责经营的琼彩楼及欧榘甲、叶恩等负责的振华公司即是保皇会名下的商务机构。但是，由于康、梁师徒、党徒渐为利欲所迷，钱财纠纷接二连三发生，在内讧外患困扰之下，康有为和保皇会在海内外华人心目中的声望江河日下，最后蜕变为时代的落伍者。[※注]谭精意则研究了流亡海外的康、梁筹措经费，派遣保皇会子弟出国留学，以培养将来改革中国的领导力量的宏图远虑，并具体考察了保皇会会员动用各种资源，安排学生出国、办理移民、择校、选择专业的各个环节，虽然少数学生担负暗杀慈禧与“贼党”的秘密任务，但总体上保皇会派遣留学生的进步意义是可以肯定的。[※注]

迟云飞考察了康、梁在“己亥建储”事件中与地方实力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联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与清廷大臣端方、戴鸿慈、善耆、溥伦等人的联络，在倒袁斗争中与少壮亲贵集团成员载涛、载询等人的联络。过去的研究认为，康、梁等人与清政府官员的关系，是他们在政治上倒退和堕落的标志。迟云飞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与清廷官员的联络，基本上是为了促进维新，推动改革，加快实行立宪和开设国会的步伐，这种联络对清末政局、清政府的政策及某些官员的政治态度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注]

第三节 相关人物研究

一 翁同龢开缺原因

翁同龢在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被开缺回籍，对戊戌政局影响至为重要，但是，究竟翁氏开缺是慈禧还是光绪决定的一直有所争论。谢俊美根据翁氏家藏文献中所藏翁斌孙撰《翁同龢列传》及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指出翁同龢因援引维新派、支持光绪帝变法而被开缺，其次也有刚毅衔怨报复的因素。[※注]在1994年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学界在关注翁同龢与甲午战争研究的同时，也对戊戌年四月翁氏遭到开缺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戴逸对萧一山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认为翁氏开缺出于光绪帝旨意的说法提出异议，以为证据不充分。除了翁日记曾经删改的因素，翁氏与其他后党重臣关系不洽也是事实。因此，翁同龢开缺仍是由于后党排斥和遵循慈禧的旨意。

俞炳坤也认为，罢黜翁同龢是慈禧一手策划和决定的。当戊戌年三四月间光绪帝向慈禧摊牌索权，慈禧表示“不内制”后，康、梁发动保国会活动，引起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并将矛盾指向同情维新派的翁同龢、张荫桓。因此，翁氏开缺代表了慈禧的旨意，光绪帝颁发朱谕是无奈之举，是慈禧用以欺世惑众的计策；选择在翁氏生辰这天将其罢官，更是后党的卑劣伎俩。

侯宜杰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翁氏开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举荐康有为，或归咎于刚毅陷害。其实，翁与康在思想认识上原有差距，并不认同康派激进的政治主张，戊戌年四月翁氏屡次抗命，不遵旨意，并遭到中外官员参劾，光绪帝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才将翁氏开缺。[※注]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则根据日本外交档案中所存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的密谈记录，研究翁氏开缺的内幕，认为导致翁被开缺的原因是他在甲午中主战，随后办理内政外交活动中又出现种种失误，其“专权骄恣”引起了其他官员的反对；在接待德国亲王访华过程中反对皇帝与外人握手等礼节，表现出守旧的态度，也引起了皇帝的不满。[※注]

杨天石也认为，不能从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出发认定慈禧是守旧的，便认定翁氏开缺出于慈禧的决定。其实，慈禧并非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只是后来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慈禧的权威，才导致慈禧的干预。晚清文献中有关翁氏开缺出于慈禧旨意的各类记载，多出于传闻或猜测，并无确据。相反，由于翁氏办理借款及中德交涉举措不当遭受官员弹劾，以致舆情不洽；而积极变政的光绪皇帝也觉得翁同龢过于持重，故将其开缺，并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注]

二 袁世凯告密问题

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很少，相关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学者对于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各有解释。相比而言，政变因袁世凯告密而起的观点由来已久，并成为评价袁世凯历史功过的重要依据。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提出与传统说法不同的观点，认为政变发生与袁告密无关；房德邻、孔祥吉、林克光等大陆学者也认为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因御史杨崇伊呈慈禧太后的密折，慈禧一派已经开始行动，而刘凤翰仍坚持旧说。90年代后，大陆学者又对此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骆宝善认为，八月初六政变起于袁世凯告密有悖于史实。慈禧训政经过了周密的部署，政变借八月初三杨崇伊疏请训政为契机而发；引发政变的导火线并非袁世凯告密，但袁的自首作为硬证据，坐实了维新党人的罪状，在深层意义上改变了政变的性质。袁世凯戊戌日记的内容基本可信。[※注]赵立人则重申袁世凯告密是慈禧训政、政变发生的原因，不能过于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注]戴逸认为，袁世凯在变法期间一度倾向维新派，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作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又不敢作出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回津尚未告密，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发生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败露，为保全自己遂合盘端出围园劫持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六君子被杀。袁的告密是被动告密。[※注]

2002年，郭卫东发表文章，提出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并推测袁世凯告密地点不在天津而是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注]刘路生则认为，袁世凯八月初四没有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推测徐世昌初四告密说也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并未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氏后来的飞黄腾达，正是慈禧对其告密的酬劳。[※注]

与该问题相关，2000年，房德邻发表《戊戌政变之真相》对戊戌政变原因和过程提出了一个重要思维，即“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注]。茅海建利用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决定离开颐和园是八月初三戌时（晚上八点半至九点钟之间）。[※注]马忠文认为，这是在收到杨崇伊奏折后作出的决定。而此前，慈禧已知道八月初五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太后对皇帝是否会再次作出越格的事情——聘请伊藤为顾问官，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让她放心。可以断定，慈禧不仅决定初四回宫，同时也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初五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初六慈禧便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可见，训政上谕与逮捕康有为兄弟的密旨也不会是初六日才会起草的，训政的理由与康有为的罪名很早已经是慈禧及后党人物关注的问题了。总之，政变是在充分准备后发生的。[※注]

三 梁启超、黄遵宪、严复的办报活动

甲午战后维新运动的兴起与近代报刊的诞生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近年有关《时务报》《国闻报》及维新派办报活动与政局的关系，都得到关注。

崔志海针对既往研究突出梁启超、黄遵宪在《时务报》办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有意无意贬低汪康年地位的做法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汪氏作为报馆名副其实的总理，在募集款项、物色人才、确定体例，乃至文字宣传方面都作了大量工作，所谓“投间伺隙、窃取权力”的说法并不公允，不足为凭。汪康年虽然是张之洞的幕僚，但与张在改革思想和政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并非属于洋务派阵营，而是维新派的一员。《时务报》内部的汪梁之争属于维新派内部因地域和门户之见的权力之争。[※注]

黄升任研究了黄遵宪在《时务报》创办、发展及其在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作用与影响，认为黄氏开始与汪、梁全面合作对报纸的开办至关重要，后来由于理念不同，在报馆管理上与汪康年发生严重分歧。黄遵宪有意将三权分立的法治理念应用到报馆管理中，提议设立董事，议政、行政分开，以图报馆的长久发展。但汪康年误以为是要夺取其总理的职权，终于导致《时务报》内部分裂，梁启超离沪前往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戊戌年康、梁又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维新阵营彻底分化，折射出晚清倡导变法维新的知识群体自身的矛盾性和悲剧性。[※注]

马勇认为，《时务报》创刊伊始黄遵宪以政界大员的身份掌控大局；汪康年协调内外，负责经营和运作；梁启超则以笔端常带感情的如椽之笔负责政论文字，堪称最佳组合。然而，随着戊戌政治进程的展开和《时务报》声名鹊起，黄、汪、梁三人的处境开始变化，丢弃了共患难的创业精神，导致关系发生逆转，最终分道扬镳，使刊行两年的《时务报》就此结束。从维新运动的宏观进程观照《时务报》创立、发展及消亡的历史，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特征。[※注]

潘光哲则从《时务报》读者群体的反映予以考察，注意到每位读者在阅读报刊时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和《时务报》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提出《时务报》作为传播媒介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质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晚清以降中国“公共空间”的打造、公共论域之形成，抟成中国国族的“想象共同体”之过程，正是以《时务报》为重要的起点。[※注]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则利用日本外务省藏外交档案，研究了《国闻报》由严复等维新派出资创办，到被迫挂上日本人旗号，再到最后完全卖给日方的曲折历程。同时，说明清朝统治者与新闻自由格格不入，和中俄在中国的争斗对《国闻报》的影响，其中揭示了以往很少注意到的细节。[※注]段云章则研究了新加坡华人维新志士邱菽园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与国内维新人士相呼应，宣传维新救亡思想，和政变后批评顽固派、同情康、梁，以及参与支持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活动，指出《天南新报》不仅对研究戊戌变法有所助益，而且对于研究海外华人报刊史也具有重要意义。[※注]

四 康有为奏稿的篡改问题

7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与康有为的著述进行比对研究后，推断康有为在戊戌年并非主张“开国会、行宪法”，现在看到1910年出版《戊戌奏稿》中的相关奏折内容曾篡改过。[※注]黄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大陆学者的响应和重视。80年代，果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列国政要比较表》及《波兰分灭记》进呈本，都是康有为戊戌年间奏折与呈书的原本或原始抄件。陈凤鸣认为，《戊戌奏稿》所载部分奏稿都不是康有为当时呈递的真折，“其中有的可能是当时的草稿，或后来根据当时的提纲、摘记等追记重写的，有的则是后来适应新的形势伪作的”[※注]。稍后，孔祥吉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康有为《上光绪帝第三书》原折。为此，孔祥吉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原始资料，考订异同，认为《戊戌奏稿》“在许多地方有原则性的改篡，不能反映维新派在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立宪”的内容，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并竭力掩饰其尊君思想，不能代表戊戌时期康有为政治思想的真实面貌。[※注]这是对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成为8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孔祥吉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注]，进一步澄清了康有为刊布《戊戌奏稿》这桩学术公案的原委，以康氏多次向清廷上书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了戊戌维新的曲折进程。林克光、房德邻也就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此后，充分利用档案文献成为戊戌研究的重要方向，康有为“作伪”的内情逐步得到澄清。

第四节 史料与史实研究

一 对清宫档案的系统整合与利用

自从50年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出版后，有关戊戌的基本档案已经被提供出来，可惜，在当时的环境下大陆学界并未认真利用。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在1972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康有为在1910年出版《戊戌奏稿》有编造的嫌疑，强调使用档案研究戊戌的重要性。沿着这个思路，80年代，大陆学者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康有为《上光绪帝第三书》及《杰士上书汇录》等珍贵文献，推动利用档案研究戊戌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房德邻也是这一时期利用档案研究戊戌的学者之一。[※注]进入90年代后期，茅海建开始对戊戌变法进行研究。他不仅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期间的清宫档案作了全面梳理，还利用了台北故宫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藏的清代档案，彼此参照，实现了先前学者无法做到的档案整合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从2001年至2008年，他先后完成了《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注]、《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与郑匡民合作）[※注]、《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注]、《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注]、《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注]、《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注]、《“公车上书”考证补（一）》《“公车上书”考证补（二）》[※注]等一系列论文，后收入《戊戌变法史事考》与《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注]这些文章以翔实的档案文献，重新核订旧说，研究戊戌年政治改革的环境、康梁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清廷高层内部的决策程序及帝后关系、光绪试图摆脱传统外交束缚、拓展自己权力的努力等。由于材料的扩充和细化，戊戌研究的面相得以扩大，相关细节得以澄清。

同时，康有为及其活动仍然是茅海建研究的重心。作者利用档案文献和其他私家著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的不同抄本，对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康有为《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手稿本进行了细致的鉴注。[※注]这本著作同样体现出材料丰富、考辨细致的特点。康有为的变法奏疏也是学者始终关注的对象。关于康氏奏疏的真伪及代拟条陈的问题，黄彰健编有《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一，1974年版），孔祥吉编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注]，后来又出版了《康有为变法章奏辑考》一书[※注]，茅海建结合自己的发现和研究对该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注]概言之，这个时期研究者对清宫档案的研究更加系统、全面，像内务府档案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早事档等小种档案都得到充分使用。

二 国外新史料发掘与应用

首先是对以日本档案文献的系统发掘。学界利用的国外新史料主要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及日本政治家的私藏文献。其中外交史料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史料中存有不少涉及中日关系及戊戌变法的材料。中日学者合作，利用这些日文材料，与中国史料互证，取得了学界注目的新成就。

2004年，茅海建和郑匡民合作发表《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对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关注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长，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等情况作出深入探讨。认为当时的改革派，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还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张之洞等官员，思想上都有很大变化，大多倾向于联日。

在研读日本外交文献的基础上，邱涛、郑匡民认为，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发生前夕，日本联华势力在中国展开了多方活动，其内部各支力量在华联结活动及其工作对象之间虽存在区分，但同时也有交流、协作和整合；中国维新力量在呼应日本联华活动中也存在区分和异同，并逐步形成一个颇为广泛的、复杂的日中结盟的组织圈。以此为核心开展的日中结盟活动，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形成针对现行体制的激烈指向，中日结盟观对光绪皇帝产生影响并为其所接受，以及维新势力与日本关系的互动与演变等情况，日益引起慈禧及清政府部分官员的警惕，对戊戌政变的发生产生影响。[※注]

孔祥吉和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作，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清国兵制改革》《清国亡命政客渡来之件》《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支部）》及中岛雄所著《随使述作存稿》等文献研究了刘学询受命前往日本暗杀康梁的种种内幕；戊戌期间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的确立情况；翁同龢被罢官的原因；戊戌前后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演变等问题。引用材料有不少是日本驻华使馆给东京的各类报告，直接反映了当时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政局的判断。[※注]

此外，德国学者费路利用德国外交档案研究了戊戌变法期间及政变后德国外交官对中国政局的观察，指出德国公使海靖对中国的改革有自己的判断。海靖认为戊戌年最重要的两个新政措施是创办京师大学堂和成立京师路矿局的。他向总理衙门提出京师大学堂必须要有三名德国教员。在德国人看来，中国改革派的主要人物都是广东人，他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欧洲化的自由主义”，这个强有力的广东帮的首领到政变发生时可能一直是张荫桓。不过，海靖对改革派的态度与英、日外交官不同，当英、日公使希望他一起干预中国人处死张荫桓的行动时，遭到海靖拒绝。英国人的营救康有为、干涉张荫桓的死刑判决，表明张荫桓就是英国人在清政府中的代理人。[※注]

三 私家档案的利用

茅海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对甲午至戊戌时期的史实进行了系列研究。这批档案共计490多函，2000多册，作者将其中关于戊戌变法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力图展示戊戌变法的另一个侧面。其研究成果包括：1.通过对档案中所藏张之洞之子张权，侄子张检、张彬由京中发来的密信，以及张之洞发出的密电底稿，揭示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2.根据档案所藏电报、信件，全面考察了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至戊戌年八月，杨锐即常住北京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提供政治情报、办理各种交代事务的详情。同时指出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并非李焜瀛（符曾），而是杨锐。3.根据档案中所藏往来电报，考察了张之洞戊戌前后搜集政治情报的情况，奉命或受雇为他提供各类情报的，除了杨锐，还有在京的至亲至朋，以及部分入京的湖北官员。其亲信赵凤昌则坐镇上海，搜罗各类情报。由此不仅可见当时的政情与舆情，也可见作为地方督抚的张之洞行政决策的一个面相。4.围绕《时务报》《昌言报》对张之洞与汪康年、黄遵宪等的关系，以及康梁争夺《时务报》前后的情况进行了钩沉。因为利用了张之洞档案中的机密电报、书信，还原了不少内幕，展示了许多以往不清楚的细节，并说明黄遵宪政治地位的盛衰与张之洞甚有关联。5.考察了戊戌时期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交谊，认为陈、张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学术、政治思想也大体一致。在干预《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事件中，陈宝箴与张的立场是一致的。两人共同上奏了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折，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注]上述研究以张之洞应对时局的视角，通过机密电报、家书等珍贵文献，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丰富了学界对戊戌变法史的认知。

汤志钧先生则利用新加坡邱菽园家藏文献研究了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新加坡从事保皇活动的一些细节。[※注]茅海建又据张之洞档案，分析了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新加坡侨领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的原因，指出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迫于压力，邱菽园被迫选择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注]

四 史料文献考订的主要成果

这个研究特点也是从90年代的研究延续而来的。有关文献的版本、形成过程、删改、篡改以及价值评判，都成为研究的课题，并涌现出不少有分量的论著。

（一）《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研究戊戌维新经常引用的资料，事实上也是第一本对戊戌维新从整体上进行描述的著作，他作为当事人的身份，更容易使这本书受到重视。书中以康有为的活动为主线展开的维新运动宏观叙述，迄今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主要观点也被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承袭。不过，很早就有论者对《戊戌政变记》的记载产生过质疑。为此，学界针对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研究了《戊戌政变记》从报章连载到成书印制的复杂过程。梁启超在《清议报》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的部分篇章时，又在《东亚时论》第1号至第4号登载相关内容，彼此内容不尽相同，时间大致相同。后因康有为离日问题，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的部分会员之间发生摩擦，加之文章重复交错，遂停止在《东亚时报》登载。1899年5月下旬，九卷本的《戊戌政变记》出版，其中第5篇“政变后论”的部分内容，采用了《东亚时报》创刊号登载的梁启超的寄稿，并删节了《清议报》上连载时攻击、谩骂慈禧等人的语词。《戊戌政变记》九卷本曾有小的修订，一直到1906年夏季《新民丛报》停刊后不久，才由广智书局出版八卷本的《戊戌政变记》，新版本删去了九卷本的第5卷（第5篇），这部分内容恰恰曾发表在《东亚时论》创刊号上。这些请英国和日本对控制慈禧和满洲守旧派的俄国予以抵制的言论，在日俄战争后显然不合时宜；而称满洲人不具备改革能力、慈禧破坏变法的记述也被删去，因为1906年清政府已经派出五大臣考察欧洲宪政，八卷本的改订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梁向清政府“靠拢”的一个隐讳的证明。[※注]

戚学民则解释了《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过程，证明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和当时舆论的影响。《戊戌政变记》不过是以局内人身份申说戊戌政变的真相，是为康、梁达到争取外援、反击舆论等现实目的一个政治工具。[※注]作者还对《戊戌政变记》从九卷本变为八卷本的时间及背景进行了考察，认为梁启超之所以删削该书，与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袁世凯被罢官后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时康梁上书摄政王载沣，谋求“赦罪复出”，故将戊戌“围园”密谋隐讳不言，全部归罪于袁世凯的虚构，指陈一切所谓阴谋全部是袁世凯为自保而虚构的。而删去的内容多为批评慈禧和攻击满洲人的言论，与此背景也是吻合的。[※注]

汤志钧也比较了《东亚时报》与《清议报》所载《戊戌政变记》的篇目、编次、章节之异同，《东亚时报》作为日文报刊，在发表梁文时，将攻击慈禧、刚毅等人的词句用空格代替，以避免引起清廷的争议；并对梁启超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匆忙刊布《戊戌政变记》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强调近代史研究要注意版本校勘和档案资料的意义。[※注]

（二）《康有为自编年谱》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的说法。马忠文撰文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价值。[※注]

茅海建在对康有为《我史》手稿本进行笺注的基础上，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确定其写作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通过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修改手迹的辨认，发现《我史》已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民苏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注]

（三）《诡谋直纪》

《诡谋直纪》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于日本外交档案中一篇关于戊戌政变的重要文献，是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给外务省寄来的毕永年所写的《诡谋直纪》，涉及戊戌政变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问题。

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毫不承认，而维新党人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劝其带兵围园的内情。房德邻经过研究认为，其实，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注]最早发现该文献的汤志钧则对房德邻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这篇文献反映的情况是可信的。[※注]

有鉴于此，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的，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的一篇文献。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受张之洞的请求，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将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立场并不客观，故不可简单视为信史。[※注]

（四）《翁同龢日记》与袁世凯《戊戌纪略》

《翁同龢日记》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但是历来因翁氏生前曾经删改日记的问题，使得学界对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将信将疑。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将已刊翁氏日记与现藏美国的翁氏日记原稿本进行了比对，对于翁氏自己挖补、修改之处，以及20世纪20年代影印者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对部分内容的遮盖和删节之处，都分别作了细致研究。他们认为翁氏对有关康有为的记载做过一些改动，但都是只言片语，而且非常有限，对整个日记的价值影响并不大。[※注]

另一种极具争议的文献是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因为袁世凯并无记日记的习惯，论者对袁氏仅有的日记性质的《戊戌纪略》可靠性极为怀疑。日记中对戊戌年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节有细致记述，且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所不同。以往由于袁世凯属于被否定的历史人物，这份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的文献虽然离政变发生相隔不远，但还是不如《戊戌政变记》那样更为世人所相信。杨天石研究后认为，其实，袁氏的《戊戌纪略》所记载的内容更符合事实。[※注]

第五节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

一 早期关于戊戌变法评价与性质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初对戊戌研究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对戊戌的整体评价上，即对戊戌变法性质、历史作用等理论问题的具体评价。戊戌变法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是进步和爱国的，在这一点上，学界并无分歧。但是在具体表述方面，学界也有细微差别，并产生了相应的学术争鸣。

对于戊戌变法的性质，邵循正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因为维新派虽然主张在政治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些改革，却不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形式上基本采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逐渐变革。因此，“它是地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企图使自己转化为资产阶级这一事实而发生的政治运动。他们企图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利用原有的政权力量来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就其本质上看，它只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注]。黎澍则强调，“当时中国农村中已有许多征象足以表明农民革命运动可以再起，但维新派是站在反对农民革命立场上的，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这正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必然表现”[※注]。汤志钧在分析了戊戌变法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主张和动态后，也认为甲午战后统治阶级出现分化，由顽固派和洋务派形成的后党把持着政权，而光绪帝身边则聚集了一些没有实权的官僚形成帝党。维新派要求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遂与帝党结合，主张在皇帝的独断下改革某些弊政，基本上还是拥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从本质上看，这是改良主义运动，他是向封建专制要民主，他的目的是要达到君主立宪”[※注]。

刘大年从维新派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构成，论证了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运动的根源。在他看来，维新派的成员是从地主官员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他们不是当权派，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革命的要求，因此，只能选择“在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注]。尽管表述各有侧重，但改良主义的定性是一致的。

另一个讨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康有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问题。李泽厚认为，《大同书》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达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注]。汤志钧则认为评价过高，指出该书成书年代较晚，大约在1901—1902年，反映的是康氏晚年“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注]。为此，李泽厚写了反驳文章，继续申述自己的见解。[※注]

二 80年代之后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的探讨

80年代初期学者们回到唯物史观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揭露“文化大革命”中颠倒是非的错误做法，倡导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同时，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忽略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分析方式，动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以及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夸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和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总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作用这些老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又有了新的高度。

首先，学者们纷纷撰文，反对强加给戊戌维新以“改良主义”的恶谥，力主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充分肯定戊戌变法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的冲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爱国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林增平认为，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很不妥当，导致人们对其评价偏低。其实，称戊戌变法为改革、改良均可，称作改良主义则是错误的。[※注]陈旭麓也认为，改良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维新派实行的改革，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触动旧的社会基础，却要求做较大的社会革新，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他们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可说明这一点。[※注]

叶林生也认为，改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一种“恶谥”，用这个概念硬套戊戌变法和维新派，同样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何况，维新派策划杀荣禄、围颐和园等行动多少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注]另外，汤志钧、苑书义等学者，坚持认为将戊戌变法确定为改良主义是适宜的，称其为改良主义，也不意味着会贬低其进步作用；况且，改良主义也非专指工人运动中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潮流，列宁对改良主义特征的论述对研究中国的戊戌变法也有指导意义。[※注]

李时岳的评价更鲜明一些。他认为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绝非改良主义。[※注]杨立强也提出戊戌变法要求君主立宪，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了，将其说成仅仅要求改变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尽管维新人士有过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言论，但事实上变法过程中激烈的斗争已经昭示出它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注]。更有论者认为“戊戌维新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实质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注]。对此，陈锡祺表示异议，认为可以给予戊戌维新以较高的评价，但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还不能令人信服。从理论准备和当时的国情分析，都不具备通常我们所理解的“革命”的意义。[※注]上述讨论在当时颇为热烈。

对于戊戌维新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问题，5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维新派指望光绪皇帝自上而下进行变法来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在近乎幻想，而百日维新自身的彻底失败更加证明“改良主义的破产”不可避免。[※注]到了80年代，仍有类似的评价，而且表述更为严谨全面。胡绳指出，维新派要求变法，要求上层建筑发生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革，但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是肤浅的，也不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进行批判，恰恰相反，维新派面对封建制度的灭亡，抱着一种“无限悼惜的心情”，唱着“绝望的挽歌”。可见，戊戌维新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但主观上不过是想为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而已。[※注]与此相比，李时岳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将戊戌维新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相并列，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认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作用’，更不在于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注]。相比而言，对戊戌变法的评价似乎更高一些。

关于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看法是二者不存在承继关系，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推行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路线，与具有进步意义的戊戌变法不可同日而语。[※注]到了80年代，随着对二者的重新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得到提升，学界开始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既否定又肯定的继承关系；二者是前后交错、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阶段的代表。李时岳、陈旭麓、徐泰来等先后撰文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注]同样，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前过于强调彼此对立的一面，而其相通之处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运动的性质来看，二者有鲜明的继承关系，同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注]

有关戊戌维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50年代普遍一边倒地认为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无计可施，没有把帝国主义视为造成中国贫困的最大根源，相反却把这种侵略活动看作可以刺激中国“奋发图强的一副良药”，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注]这些结论与抗美援朝前后高涨的反帝斗争气氛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然，这样的分析不免片面之处。80年代后，学界主张具体分析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帝国主义当时并未公开反对变法，有些言论还是有利于维新派的；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也还有利于维新运动。即使外国人中也有外交官、传教士的区别，所以，评价也要具体研究，不宜泛泛而论。[※注]至于戊戌时期传教士在西学宣传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一概抹杀。[※注]

关于维新派的政治纲领问题，80年代学界也曾有过讨论。刘大年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戊戌年四月以前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实际上百日维新中康、梁等改良派争取到接近光绪帝的机会后，就抛弃了建立“立宪政体”的政治理想，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注]宋德华则认为“背弃”说有失公允，维新派其实一直坚持“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的政治纲领，其核心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试图依靠君权来推行变法，而非“尊君权”[※注]。房德邻重申“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作为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不容置疑，康有为提出的“设议郎”可视为近代议院的初阶；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提出设制度局是因为受到阶级力量薄弱条件的限制，与“开国会、定宪法”的目标相比，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不同而已，不可说维新派“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注]虽然，上述讨论立论各异，却明确了康、梁曾调整政治纲领和目标的实际情况。

此外，自80年代末，起源于文化评价中的“保守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史学研究领域。有学者一反学界对戊戌的积极评价，认为戊戌时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因而延误了本来可以正常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到底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金冲及以为，恰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近代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他认为，“救亡不是启蒙的对立物。如果没有救亡这种燃眉之急的强烈推动，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可能还要经过漫长得多的路程”[※注]。本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认识到“革命”与“改良”二者既能互相兼容，又可彼此牵动，基本上已经抛弃了关于戊戌变法是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评判，予以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料，又出现了视其为“激进主义”的观点。马洪林认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前有“保守反动”的恶溢，后有“激进主义”的鞭挞，这种反差现象说明，仅仅用现代观念去解释戊戌变法，很容易偏离历史真实、历史文献和学术规则，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不可用简单化、绝对化的“保守”与“激进”来概括戊戌变法。[※注]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以1979年为界，又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就戊戌变法研究而言，80年代及80年代以前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作用、历史地位，以及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理论色彩强，问题讨论集中，形成了热烈的学术争鸣；90年代后，这种活跃的氛围已经很少，研究热点比较分散，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往往很具体细微，缺乏理论关怀，考据与实证研究更加受到推崇。这种现象已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尽管我们对历史细节的了解增多了，并且纠正了不少既往的谬误，但对整体戊戌变法史的宏观思考可能削弱了，对于目前戊戌变法叙述体系存在的偏颇缺乏整体反思。究其原因，或在于既有研究对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影响有夸大的嫌疑；相反，对于清政府在甲午后的整体改革评价过低。如何将康、梁的变法思想及活动与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协调起来，找到其中的契合点和区别，反映一个改革时代真实全面的历史场景，应是今后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