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晚清历史上一场十分独特的农民运动。它既是19世纪末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家园的一场战争，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盲目的排外运动；它既曾打出拥护清朝统治的“扶清灭洋”口号，又曾打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扫清灭洋”口号。这场运动没有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辛亥革命那样具有统一组织和领导，它基本上是在19世纪末特殊的民族和社会矛盾背景之下从下层民众中迸发的运动，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由于义和团运动所独有的复杂性、多面性及其世界影响，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和评价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对它的研究不但受研究者的立场的影响，而且深受研究者所处时代背景——国内的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本章以时间为经，以专题史研究为纬，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作一回顾。

第一节 研究概述

义和团运动作为晚清历史上一场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它在新中国的革命史观和中国近代史学科之下，曾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辛亥革命一道，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之一而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随着时代的演变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大致经历了1950—1966年、1967—1976年、1977—1990年和1991—2012年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66年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发表的与义和团有关的文章和论文近200篇，包括195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由史学双周刊社编辑的《义和团运动史论丛》和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出版的小册子近10种，其中重要的有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9年第2版）和骆承烈的《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在史料的搜集和出版方面也取得可喜成绩，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主编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主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为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奠定了基本史料。

这一时期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受当时国际冷战格局和国内掀起的反帝斗争的影响，强调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中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性。在这方面，最具有指导性和代表性的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大会上对义和团所作的经典评价，他将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新中国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称赞“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注]。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义和团的评价基本都持与周总理相同见解。如范文澜称赞义和团运动“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坚强的反抗精神”“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翦伯赞称赞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注]。刘大年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称赞义和团的“爱国热忱，它的赴汤蹈火的斗争精神，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反侵略斗争的先河”[※注]。

不但如此，这一时期的国内学者还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农民反封建斗争，指出“以农民为主力的民族解放斗争自然不能不同时也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支柱，因为不和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就不能展开和推进民族解放运动。义和团对清朝统治集团和封建地主阶级也曾有过斗争和冲突”[※注]。或指出义和团反抗清朝统治的原因，一是“反抗满清政府卖国”，二是“反抗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恢复汉族的政权”，三是“反抗满清封建统治”。[※注]

从反帝和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国内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义和团所持的各种否定观点也加以纠正和批判，指出那些将义和团运动看作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看作中西文化的冲突，看作中国传统盲目排外和愚昧迷信的结果，看作野蛮与文明的战争等观点，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都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缓和反殖民主义斗争，是极端反动的；指出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注]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还是保留了一份学术理性，并未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义和团运动完全肯定，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义和团作为农民运动也存在落后的一面。如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指出由于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运动，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这种现象，表现在它的组织形式上，表现在它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上，也表现在它的革命信条上”。荣孟源则在《义和团的揭帖》一文中批评义和团的反对机器生产表现了“农民的保守性、落后性”，并指出“正因为义和团有这一种落后性，这一点落后和清朝政府极端顽固的官僚地主有相同之处，所以义和团反帝运动可以被顽固派所利用”。此外，范文澜、刘大年、李时岳等在论著中也都指出由于义和团自身的局限，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只能以失败告终。

再者，配合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在充分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同时，国内学界还着重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侵华政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和论文几乎一半都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主题。以这一时期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来说，《义和团运动史论丛》共收录论文15篇，除1篇论文外，其余均以侵略和反侵略为主题；而在14篇论文中，专门揭露义和团时期美国侵华政策的占了4篇。同样，《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共收录论文16篇，全部以侵略和反侵略为主题，并指出本论文集收录论文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共六篇，主要是发扬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论述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第二部分共十篇，主要记录各地义和团斗争的英勇事迹。”[※注]而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学者一定程度上又将美国看作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凶恶敌人，称“美帝国主义是参加这次武装镇压的主要刽子手之一”，“滔天的罪行证明美帝国主义一贯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注]

第二阶段，1967—1976年为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遭受挫折阶段。这一时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陷于停顿状态，虽然发表文章和论文约40篇，但这些成果偏离学术轨道，缺乏学术性，沦为“影射史学”的奴婢和工具。

首先，受极左思潮影响，历史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义和团的性质和历史作用进一步被拔高，强调义和团不但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将义和团的“灭洋”举动与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有理联系在一起。[※注]为此，许多报纸杂志将义和团特别是本来并不重要的红灯照，描绘成与红卫兵风暴相似的“革命群众运动”，宣传造反有理，将义和团运动中两个并不太重要的人物王聪儿和林黑儿塑造成革命精神的代表，称女红卫兵为“毛泽东时代的红灯照”[※注]。有关义和团局限性的评论，则在学术界被当作反革命言论而销声匿迹；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完全是赞美之词。

70年代初，为配合“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一些报刊又将义和团运动说成一场“反孔”运动，声称义和团运动“用革命暴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尊孔亡华、瓜分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清王朝尊孔卖国的活动，横扫了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反动同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注]。

此外，伴随中苏关系的紧张，国内学者在揭露和批判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中转而着重揭露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并对一些苏联学者否定义和团和美化沙俄的观点展开批判。如有的学者批评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渲染义和团的“迷信和无知”“保守和落后”“神秘主义”“蒙昧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耻背叛”；批判齐赫文斯基之流如此卖力地诽谤义和团运动，“无非是反对第三世界广大人民起来造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反”“直接影射和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承了‘排外’的历史‘特点’”[※注]。有的批判苏联学者诽谤义和团是“替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护”，是当时“苏修反华大合唱的重要组成部分”[※注]，等等。

第三阶段，1977—1990年是作为事件史和政治史的义和团运动研究趋于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失败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与义和团相关的问题都得到探讨，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在1977—1990年的14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文章总计900余篇。国内相关学术单位和组织编辑出版论文集5部，第一部论文集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山东大学于1980年出版的《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辑》，收录专题论文9篇、1篇回忆录和1篇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内容涉及山东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问题；此外，还刊载徐绪典的《义和团运动史西方参考书目》和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论著（英文、日文本）简介》两文，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齐鲁书社编辑部编辑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出版社1982年版），系1980年由山东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吉林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5家单位共同举办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的论文选编，共收录33篇高质量的会议论文。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主编的《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则收录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2年国内31篇有代表性学者的论文，书后还附录了吴士英编辑的《义和团运动史报刊文章索引》。路遥主编的《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义和团运动》按义和团研究中所争论的问题，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6篇专题论文，涉及以下6个专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和团运动研究回顾、义和团运动性质与评价、组织与源流、政治口号与思想、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主编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系1986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收录会议论文39篇，涉及以下7个专题：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义和团运动的组织基础、教案与义和团运动、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与“东南互保”、义和团的思想及其他、清方人物与武卫军的作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趋向和史实辨析。这些论文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80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最新进展。

除论文外，国内学者还出版了10部比较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其中，由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义和团运动通史性著作，历时3载，共有13位学者参加撰写，全书共分13章，对义和团兴起的原因、组织源流和成员，以及在山东、直隶、京津等地区的发展状况和义和团时期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李文海、林墩奎、林克光合编的《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则以编年体方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历史顺序，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活动逐日做简要叙述，并于正文之后选择若干典型资料，以按语形式加以具体说明，时间起于1896年3月山东曹、单大刀会酝酿起义，讫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对义和团发生、发展、进入高潮直至最后失败的过程作了具体完整的反映，与《义和团运动史》一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除上述两本综合性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著作外，国内还出版了多部比较有学术价值的专题研究著作。陈振江、程歗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整理和研究义和团本身文献资料的专著，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上编为“义和团文献辑注”，将各种义和团文献加以汇集，按类条分，并作考证和诠释，共辑义和团文献179件，计分“揭帖、告白类”“书信类”“碑文类”“坛谕、乩语类”“诗歌类”“咒语类”“旗书类”和“其他类”8个类别。下编为“义和团文献研究”，依据义和团文献，同时与有关史乘、口碑等资料相参证，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内容涉及义和团反帝舆论宣传的形式和义和团的阶级结构、风俗信仰、爱国和排外、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等问题。

路遥、程歗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系两位作者对60年代以来他们所作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着重就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难点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内容涉及义和团运动首先从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爆发的原因、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义和团运动中的民众意识。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则将义和团研究的视角移向区域性考察，聚焦于直、东交界的几个县在直隶威县辖区内形成的被称为“飞地”的村落群，对从1887年梨园屯所爆发的反教会斗争，进而发展为“十八魁”的出现，1898年又发展为以威县沙柳寨赵三多的梅花拳为核心的义和拳起事，至1902年再由赵三多率领拳民参加景庭宾起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不但揭示了直、东交界地区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就义和团起源和发生原因提出富有说服力的见解。陈贵宗的《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就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及政治口号的演变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论述，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合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系统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历史的著作，全书共分11章，37万余字，依次论述了八国联军侵华的背景和列强策划武装干涉、西摩联军的出动与溃败、联军夺取大沽口炮台、八国联军进犯天津与津城蒙难、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与京都悲剧、列强的新矛盾及《英德协定》、联军的骚扰报复和扩大侵略、《辛丑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该著征引资料翔实，直接利用的中外文档案材料多达800多条，迄今仍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一部代表作。

除以上专著外，这一时期国内学界还出版了一些区域性义和团运动史著作，如黎光、张璇如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力的《四川义和团运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公孙訇的《义和团运动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四阶段，1991—2012年为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拓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义和团运动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作为政治事件史的义和团运动研究继续得到学界重视，这一时期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多达千余篇。[※注]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会议论文集。其中，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和齐鲁书社主编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系199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义和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收录会议论文69篇，大致涉及以下6个主题：义和团运动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义和团运动和秘密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西方在华教会和教案、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治、义和团运动和世界。苏位智、刘天路主编的《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会议论文81篇，其中内地学者论文62篇，香港地区学者论文4篇，外国学者论文15篇；论文主题与90周年会议论文相近，大致涉及以下8个专题：义和团运动评价和影响、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和教案、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义和团运动与清政府、义和团运动与世界、义和团运动百年研究述评、义和团人物及史料。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主编的《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会议论文50篇，论题主要涉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性质和影响，人物个案及群体派别，基督教会与反教运动，报刊舆论和话语转换，史料挖掘与史实重建以及军事等内容。

除三次由史学会组织编辑的义和团逢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之外，学界还出版了具有地域性的义和团专题讨论会议论文集。如王广远主编的《义和团廊坊大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系1991年6月在河北廊坊市举办的义和团廊坊大捷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收录论文39篇，主要涉及廊坊大捷的称谓、史实、特点、历史地位及评价。黎仁凯、成晓军等主编的《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系1996年10月在保定市河北大学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收录论文39篇，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义和团运动和华北社会、直隶总督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和政协山东省平原县委员会主编的《义和团平原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系1999年9月在山东平原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会议论文34篇，主要涉及平原起义的历史背景、史实、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专题会议论文集从地方史研究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

除论文外，伴随出版事业的繁荣，学界继续出版了多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陆玉芹《穿越历史的忠奸之辨——庚子事变中“五大臣”被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与此同时，一些国外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优秀著作也在这一时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比较有影响的译著如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俊义、王栋译）、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杜继东译）、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刘天路、邓红风译）和日本学者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宋军、彭曦、何慈毅译）及德国学者狄德满的《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2011年版，崔华杰译）。

其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逐渐由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文化史和地域史研究转向，这在1986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举办的义和团运动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两次会议都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为主题。而就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来说，程歗教授可谓其中一位领军者。他在80年代后期发表的《论晚清教案中的多层矛盾》[※注]《民族意识与晚清教案》[※注]和《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注]等文，就开始从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角度解读义和团运动现象。进入90年代，程歗教授又作了进一步探索，如他的《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注]一文，从天运观念与“灭洋”意识、全神崇拜与集群意识、附体时尚与传播意识、拳民禁忌与防御意识四个方面，论述了华北地区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的《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注]和《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注]两文，从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和习俗文化角度探讨了19世纪民教冲突的缘由。他的《时代与信仰的困惑——晚清华北基督教民政治意识浅析》[※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注]和《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注]等文，则反映了一直作为反面群体的中国教民信仰状态和政治意识的真实状况。这些研究成果最后都汇集在他的论文结集《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版）一书中。程歗指导的博士论文、张鸣和许蕾合著的《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则对义和团时期团民和教民的意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论述。此外，黎仁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上篇从区域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探讨了直隶义和团的起源；下篇从社会史和心态史角度，对清朝统治集团、士绅、团民和教民的社会心态分别作了考察和论述。刘洪的博士论文《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义和团的迷信事象及非团民众、清廷守旧派、一般官绅和报刊舆论对义和团迷信的认识和态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姚斌的博士论文《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则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从跨文化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美国人心中的拳民形象及拳民形象对美国人中国观的影响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和分析，同时该著也是国内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极大地拓宽和深化了作为单纯政治史和事件史的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

其三，随着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日趋成熟，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还加强了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了对义和团历史作用和影响的再研究；二是加强了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学术总结和回顾，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是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一书；三是加强了报刊舆论及各政治派别对义和团运动的观察、反应和评价的研究。

当然，以上对国内义和团运动史各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但其中的一些基本趋势和特点还是客观存在的。为了更好地展现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成果，以下我们从专题史维度，就60年来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择要作一介绍。

第二节 关于义和团组织源流和兴起原因的讨论

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事关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及历史评价，因此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及神秘性，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长期成为学界的一个不解之谜。

大致说来，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可能是为了证明义和团系农民革命，国内学者多沿袭1899年吴桥县令劳乃宣所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所谓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源出于八卦教之离卦教”的说法，认为义和团源于具有反清传统的白莲教，如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即据此推论，指出：“大家都知道义和团是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而来的，而白莲教就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的秘密组织。义和团在组织上就是继承八卦教的形式，例如八卦教是按照具有神秘意义的八卦来编制它的队伍，义和团也是如此。”[※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也均采此说。虽然邵循正、陈庆华在1964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中指出清朝官员劳乃宣等将义和团与白莲教联系在一起，是出于怂恿清政府进行严厉镇压的政治目的，“他们报告的内容许多是不可信的”，义和团“和八卦教是有区别的”[※注]，但在当时国内学术界犹如空谷足音，没有引起反响。

1979年之后，国内学者就义和团组织起源问题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探讨，形成许多种不同观点。

有的坚持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并做进一步具体分析。如李世瑜利用故宫所藏乾嘉时期的档案，根据乾隆年间清水教起义的领导人王伦和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领导人冯克善均为梅花拳拳师，而梅花拳与义和拳实为“一个拳种的两种称谓”，由此说明义和团系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注]也有学者根据调查和档案资料，指出义和团源于八卦教外围组织的“武场”，其信仰和风俗与白莲教多有继承关系。[※注]

有的认为义和团为民间秘密结社，与白莲教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其理由是两者在组织、宗教信仰和斗争目标上都不相同，而义和团时期发生的义和团屠杀白莲教事件也说明了义和团不是白莲教，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系统。[※注]

有的认为义和团组织起源于民间习武团体。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即谓“义和团是以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仰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陈振江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1898年在直、东交界普遍建立的义和团或义民会，是“以村落为基础的习武团体，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注]。

有的认为义和团为农民结社和民团的结合。如陈贵宗和冯士钵即持此说，认为义和团系在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民团这两种本来性质不同的组织广泛结合而成的一个新型的反帝爱国团体。[※注]

在以上诸说的基础上，有的学者另辟蹊径，认为义和团是各种宗教化拳会或具有教门信仰的众拳会的混合。此一观点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家路遥和程歗教授为代表，他们在1988年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上，任何一种单一不变的组织形式，都不可能容纳像义和团那样庞杂而广泛的反侵略人群。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义和团组织源多流杂，最后汇聚于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团体之中”，是传统农民战争中教门和拳会相结合的结果。具体言之，在义和团运动初期阶段，它上承白莲教余绪，下与诸拳会及八卦教分支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旧式农民斗争特征；后来随着义和拳的发展，其组织进一步扩大，来源也更复杂，既有秘密宗教、会社，又有许多习拳练武的自卫团体，甚至还有为统治阶级所允许的私团进入；进入北京后，义和团的成分虽然更加复杂，但仍不难看出有的拳团依然具有秘密宗教和会社的特征。[※注]

程歗教授在200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而作的《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一文中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义和团起源问题具有“地区性”和“多源性”，“义和团不仅是带有不同地区特色的多种民间组织的总汇合，而且在某一特定地区（如直、东交界），也是当地的多层组织和多种文化因素撞击交融的结果”，并进而提出那些以士绅、商人、体制内外的民间组织领袖及各村镇能人为代表的“社区精英群”，在促进义和团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不失为进一步勾画义和团起源的一个“衔接点”[※注]，断言义和团并非既往的某一种社会组织的直线延续，“联系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和义和团之间的中介，是那些在变动了的晚清政治秩序中参与反洋教的乡土社会的精英群。他们的联合和行动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并经由相互关系的复杂错动，通向了义和团的起源并进而规定了运动自身的逻辑”[※注]。

在有关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的讨论中，路遥和程歗教授所提出的“多源说”既建立在他们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吸收了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注意到义和团组织的地区性，同时也注意到义和团组织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以往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了一个总结，并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已经或正在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

与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相关并同样吸引学界关注的是，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大致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一般都从民族和阶级矛盾角度解读，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华北地区的侵略和民教矛盾的加深，以及清政府的残暴统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华北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等因素有关。如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第八章第一节绪言中就指出“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无疑是甲午战后的外国侵略和满清暴政”，认为甲午战后列强在华北地区的领土和经济掠夺、享受特权的教士和教民，以及清政府对华北人民的无情搜刮和广泛的水旱灾等，都是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具体因素。廖一中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也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视角分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将“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洋教侵略的加深”“清廷的内部矛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斗争”等，列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这种从民族和阶级矛盾对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所作的解读，总体来说不无道理，但同时又过于笼统和表面，是有欠缺的。例如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华北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一些洋教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更为强大的地区？而就山东义和团运动来说，它为什么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势力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一方面继续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角度进行解读，但更多地从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探讨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如程洪从19世纪末直鲁豫三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及不平衡发展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它们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指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动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本原因，社会的文化结构则规定了义和团运动采取的方式，而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政治结构又决定了义和团的归宿。几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标志，也导致义和团运动最终成为一场悲剧”[※注]。周育民具体剖析了19世纪末山东嘉祥县社会结构中家族组织的松散对该地民教冲突的影响，指出由于山东农村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强有力的家族组织，山东地区乡村的家庭血缘关系因社会贫富分化而相当松弛，使民教冲突得以在家族内部乃至家庭内部这样深刻的社会层面上展开。[※注]张思则从19世纪末洋纱、洋布等洋货对直鲁农村传统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揭示其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注]胡绳武和戴鞍钢也通过他们的研究，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江南地区之所以没有发生像华北地区出现的义和团反帝风暴，实与南方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注]也有学者探讨了由灾荒和社会经济变动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如何影响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注]另有不少学者考察和分析了华北地区特殊民俗、文化及社会心理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注]

除了这些专题论文外，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从地方史角度，同时运用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知识，对直、东交界的几个县在直隶威县辖区内形成的被称为“飞地”的村落群进行深入和多方面的解剖，从中揭示义和团运动在该地爆发的内外原因及相互关系，指出“义和拳运动所以能在冠县十八村酝酿发端，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仅为这场运动所出现的阶级力量配备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而诱致运动的爆发，则是植根于外国天主教会势力的压迫及其所引起的民、教矛盾，又由于民间秘密结社的组织、发动以及发生胶州事变这样特定历史契机的刺激，才演化形成为义和拳运动”[※注]。

黎仁凯、姜文英等合著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则在上篇“19与20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中，从“灾荒、社会变迁和流民”“民间社团和秘密社会”“基督教在直隶的传播与分布”和“中西文化差异”四个方面，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作了综合分析，指出直隶是基督教传播与分布范围较广、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省区，也是民间社团、秘密社会层出不穷的省区，这使得这一地区的民教矛盾特别尖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既与晚清直隶社会变迁特别是基层社团和秘密社会密切相关，也与直隶地方官、士绅的对策和心态休戚与共，并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从断断续续的仇洋、仇教风潮演变成规模宏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既是外国教会势力在直隶加紧侵略、冲击渐趋加深和直隶民众仇洋、仇教势力逐渐发展壮大的结果，也包含燕赵文化对西方文化在世纪之交的激烈碰撞和冲突”[※注]。

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义和团发生原因所作的探讨，很大程度弥补了前一时期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使我们清楚看到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在鲁西南、鲁西北和直、东交界等地，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教矛盾这些大背景之外，实与这些地区脆弱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家庭结构，以及这些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生态和地理环境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然，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因此，国内学者在讨论义和团爆发的原因时，各种观点彼此并不完全排斥，分歧在于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孰轻孰重，这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局关系研究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地域文化及国际背景之外，它与中国国内政局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又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国内史学界比较一致的共识。

就清朝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来说，大致说来，在1950—1966年义和团研究起步阶段，国内学者从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出发，强调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对立关系，比较倾向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开始就采取镇压政策，只是在义和团力量越来越大、剿不胜剿的情况下，清政府才改剿为抚，不赞同清政府在反对西方列强中与义和团存在同盟或合作关系。[※注]

与此相一致，国内学者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也极力作正面诠释，认为这个口号具有策略意义，“是农民善于用计策的高度表现”，利用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吸引反教群众加入，便于进行斗争，“是革命人民解决当时最主要的民族矛盾在斗争策略上的大胆创举，它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人民反帝斗争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注]。

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指导意义的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颇有见地地将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具体细分为以下几派：1.以袁昶、许景澄等为代表的反对派；2.以载漪、刚毅、徐桐等为代表的赞成派；3.以荣禄和奕劻等为代表的反复派；4.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动摇派；5.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实力派疆吏。但站在义和团农民阶级立场上，范著与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一样，对各派清朝统治者都持否定态度。[※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的观点发生明显转变，趋于客观，比较一致倾向于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开始时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政策，或认为清政府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或谓实行“一种有限度的镇压”政策，或曰摇摆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或曰奉行“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的政策。并且，国内学界在讨论中还比较一致地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前后有所变化，经历了由剿抚兼施发展到招抚，最后又转向坚决剿办的演化过程。[※注]围绕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国内学界还就慈禧太后，山东巡抚毓贤、袁世凯、荣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清朝官员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讨论。因限篇幅，兹不做具体介绍。

而在如何看待清政府剿抚政策及清朝官员对义和团态度的问题上，国内学界也趋于理性和客观，不是站在义和团的立场上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从统治阶级政策的动机和后果进行判断，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进行具体分析。如林敦奎和李文海在1981年发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以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判断当时某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是非好恶的唯一标准。不能认为，凡是支持义和团的，都是爱国的、进步的；凡是反对并主张镇压义和团的，都是卖国、发动的。当然也不能反过来，如解放前大多数论述和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那样，认为支持义和团的一律都是昏昧顽固之徒，而反对义和团的则统统都是明达有识之士。历史的真实要比这个远远复杂得多。”[※注]

具体说来，国内学界对载漪、刚毅、徐桐等顽固派支持义和团运动基本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鼓动义和团排外，完全出于私利，达到拥立载漪之子大阿哥继承皇位目的，不但不是爱国者，反而是中国历史的罪人[※注]；或认为他们鼓吹和崇尚迷信，与中国近代进步潮流背道而驰。[※注]对于袁昶、许景澄等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反对派，不但不再简单斥为帝国主义的“奴才”或“卖国贼”，并且认为是出于理性，“应属于近代爱国主义的范畴”“应归于爱国者行列”，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理性与激情。[※注]对于如何看待清政府政策和慈禧太后态度的反复与变化，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基本都认同系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受义和团运动发展状况及清政府和西太后对义和团认识的影响；2.受西太后在训政和废帝立储等问题上与列强矛盾的影响；3.受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影响，承认清政府和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一定程度上也有抵御外侮的动机。[※注]这较诸80年代之前一味强调义和团与清政府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一个重大进步。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国内学者在前期的研究中多站在义和团的革命立场上，比较笼统地批评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持轻蔑和敌视态度。[※注]而在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趋于客观和全面，有的学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和评价其实并不一致，既有持肯定或同情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一概持否定态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注]；有的学者则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前后有所变化的，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初期和高潮时采取了敌视和批判态度，但在义和团遭列强和清政府残酷镇压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义和团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肯定，并指出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和批评义和团的反洋教，并非他们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和危害缺乏认识或不思抵制，也不存在所谓对帝国主义软弱或仇视人民群众的问题，而是由于义和团本身浓厚的反维新色彩及其宗旨的盲目性和落后性，由于维新派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已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和落后意识的束缚及影响，由自发的因应抗拒转变到了较自觉的调适和斗争，因此，维新派批判和否定义和团反洋教，不但不具有反动性，而且恰恰相反，表现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维新派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的进步性。[※注]

此外，学界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发生的“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又称自立军起义）也分别作了较为深入和持久的研究。

对于在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等策划的“东南互保”，国内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

一派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刘、张等人策划“东南互保”，投靠侵略者，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个人及小集团权势，是十分卑鄙无耻的行为，是刘、张等人推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路线的一个必然结果，不但严重阻碍了东南地区各地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而且为列强集中兵力入侵华北、镇压义和团，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给华北地区义和团斗争带来严重困难。[※注]

另一派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刘、张策划的“东南互保”，不但没有丧失新的国家主权，而且以地方外交形式阻止了列强对东南和长江流域的武装入侵，这在一定程度上既维护了中国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也在客观上对稳定东南社会秩序、维护东南和沿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表示对“东南互保”“应该予以正确的正面评价，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注]。有的虽然承认“东南互保”对列强集中兵力镇压华北义和团运动有负面影响，但同时不赞成将“东南互保”完全看作卖国和分裂中国之举，指出刘、张等策划“东南互保”的目的主要为维护东南地区免受战乱之苦和力保国土再遭列强践踏，不能一概以对外“主战”和“主和”作为区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注]有的则对“东南互保”进行中性分析，认为刘、张等策划“东南互保”，源于对清廷“招抚”政策的彻底失望、外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及来自东南社会精英阶层的强烈要求；指出“东南互保”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萌发的一种自觉的集体政治行为。[※注]

大致说来，前一派的观点代表了9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对“东南互保”的认识水平；后一派观点代表了9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的最新认识，折射了不同时期学界两种不同史观。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发生的“勤王运动”或“自立军起义”事件，国内学界主要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存在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立军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都是从维新派中分化出来的革命分子和兴中会会员，它的基本队伍是具有反清传统的哥老会，它的政治纲领为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起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注]

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立军起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是戊戌变法的继续或尾声，他们的理由是自立军起义受康梁保皇派领导，它的直接目的是“勤王”，迎光绪复位，抵制当时势如燎原的义和团运动和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注]

第三种观点认为，自立军起义是当时政治局势、阶级力量、社会意识的综合产物，既有保皇勤王色彩，也有反清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由保皇走向革命的过渡性事件，革命或保皇都不足以准确概括其性质，它具有复杂的两重性。[※注]

鉴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国内的许多先进分子的思想正处在改良和革命的抉择之中，革命和改良的分野尚不像稍后那样泾渭分明，同时也鉴于革命和改良两派的政治势力都参与了对自立军起义的领导，以及自立军起义表现出来的矛盾纲领和主张，上述第三种观点应该说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

而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自立军起义研究中，桑兵教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以详尽的史实，揭示了这场运动远较我们认识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对这个复杂历史事件进行简单定性所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并从庚子前后中国政局的演变对这一事件作了重新定位，认为勤王事件是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包括海外华侨）在南方发动的一次变政救亡努力，它与北方义和团的本能反抗斗争不但相辅相成，而且更代表了中国救亡的方向，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该著代表了国内庚子勤王运动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关系问题研究

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外战争。因此，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一直以来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涉及八国联军侵华和各国对华政策两个方面。

关于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在这一研究领域，由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三位同志编撰的《八国联军侵华史》一书代表了目前国内学者所达到的最高水准。该书根据各国扮演的角色，将八国联军从酝酿组建到最后撤军过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1月至5月底，即从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第一次严重照会到决定联合出兵，这是八国联军的酝酿组建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法国是倡议列强进行武装干涉的带头者，英、美、德、意是附和者，俄国和日本则未参加列强对清政府的抗议行列。第二阶段从1900年5月底至6月中旬，即从列强“使馆卫队”进京到西摩联军北犯，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初期。在这一阶段里，英国在进京的“使馆卫队”和西摩联军中均起了主要作用与领导作用。第三阶段从1900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即从联军大规模驶抵大沽至攻克天津，这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第一高潮。在这一阶段里，俄国不仅出兵最多，而且是炮轰大沽口炮台的主谋者、镇压天津外围义和团的主力军、攻陷天津城的急先峰和统治天津的决策人，其作恶之甚和影响之坏，超过了联军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第四阶段从1900年7月中旬至8月14日，即从联军计划进军北京到攻克北京，这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第二高潮。在这一阶段里，俄国退居次位，起先锋和主力作用的是代之而起的日本。第五阶段从1900年8月15日至1901年9月，即从北京沦陷到联军最后撤兵，这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尾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德国是扩大武力侵略的主谋和元凶。

在论述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过程中，国内学者还对列强特别是英俄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进行了探讨，其看法出现一些分歧。李德征认为列强在侵华过程中虽然形成了以英、美、日为一方和以俄、法为另一方的两大侵华集团，但勾结仍是其主流，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并一直服从于它们镇压中国军民的反抗和讹诈中国的需要。[※注]胡滨则更加强调列强之间的矛盾，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以致后来爆发日俄战争，重新划分它们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存在以英、美、日为一方和以俄、法为另一方的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况，事实是俄法结成一伙和英日结成一伙的倾向比较明显，而德、美两国则不然，态度并不固定，各列强之间始终是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

在关于谁是组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元凶和组织者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说俄国起了主导作用，认为俄国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主角”“元凶”或“祸首”的角色。[※注]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八国联军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各国实力的消长不断变化，谁也无力总执牛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始终如一的主谋和元凶，事实是法、英、俄、日、德分别在不同阶段扮演主要角色。[※注]也有学者指出，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俄国完全可以成为联军的主角，充当元凶，然而俄国政府却自动采取有限干涉政策以保持“行动自由”，这里主要是出于与英国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考虑。[※注]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各国对华政策，国内学者的研究受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同时也受语言和资料条件的限制，很不平衡，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美、俄两个大国的对华政策作了较多探讨。

就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者多站在反对美帝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将美国看作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凶恶敌人，称“美帝国主义是参加这次武装镇压的主要刽子手之一”，“滔天的罪行证明美帝国主义一贯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注]。同时，对这一时期美国推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凶狠毒辣的政策”[※注]，“是美帝国主义为最后独占中国开辟道路的政策”[※注]。七八十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国内学者就如何重新评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展开热烈讨论。一些学者指出“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是根据美国需要提出来的，但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不宜完全否定其历史意义。[※注]进入90年代，一些学者又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新的诠释，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不同于19世纪欧洲旧殖民主义的新的扩张方式，目的在于谋求美国的大国地位。[※注]也有学者对义和团时期美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分歧和不同进行具体考察，指出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对列强来说，它采取独立的、不合作的立场；对中国来说，避免她被进一步瓜分成势力范围；对美国自身来说，它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并认为这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注]有的学者认为在1898—1901年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美国对华政策承上启下的转变时期。[※注]另有学者从跨文化学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美国人心中的拳民形象及拳民形象对美国人中国观的影响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尽管拳民形象在美国延续与演变的过程中大众想象与学术研究之间有着不断对话的关系，美国的中国学专家为澄清大众有关拳民形象的误解作了不懈努力，也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历史，但植根在美国大众中的模式化和妖魔化的拳民形象迄今仍然深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仍然有待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化解这一负面形象，以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注]

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既往研究除对俄国与英国的矛盾作了较多分析外，着重对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和东北军民的反抗斗争作了充分的论述，内容涉及沙俄出兵东北，制造海兰泡事件，血洗江东64屯，先后占领齐齐哈尔、吉林和奉天，揭露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在东北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及侵略野心，指出沙俄武装占领东北，只是为把中国东北变为其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但激化了俄国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同时也激化了俄国同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注]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还就中俄围绕交收东三省所进行的艰难和错综复杂的交涉过程及英、德、法、日、美等国的态度等作了深入的探讨，既肯定1902年4月8日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挫败了沙俄吞并东北的图谋，俄国终于同意从东三省撤军，同时也指出该条约的某些条款为俄国后来拒绝撤兵，引发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注]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国内学者认为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它在策动对华侵略和镇压义和团运动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有的则对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动向，特别是英国在策划“东南互保”中的角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英国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英国一贯以来对在长江流域特殊利益的关心及将长江流域看作英国势力范围的意图。[※注]另有学者还对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考察，指出该政策实由英国最先于19世纪末向列强提出，但由于英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和参与瓜分活动的双重身份，导致英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面临破产，于是它转而向美国施加影响，促使出面争取各主要侵华国家承认“门户开放”政策，著名的海约翰照会便由此而来。[※注]

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国内学者既指出19世纪末德国在山东的殖民侵略和传教活动对义和团兴起的影响，以及德国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德国是八国联军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其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无数爱国同胞死于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德国还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同时也对德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加以肯定。[※注]

对于法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对华政策，国内学者一是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北京主教樊国梁的侵略活动作了揭露和批判；[※注]二是对法国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法国作为在中国传教势力最大的国家，它在最初促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曾扮演了元凶的角色，在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作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同时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并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并始终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注]

对于日本，国内学者揭露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通过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取得充当欧美列强承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进而确立其在东亚的霸权，指出日本侵略军在大沽，特别是在天津、北京的战役中，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从而取得了列强公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第一次加入帝国主义侵华的国际“俱乐部”[※注]。有的学者进一步揭露日本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但将入盟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看作日本“脱亚”进而“入欧”的跳板，而且试图利用义和团运动之机单独出兵占领福建厦门，作为其推行“大陆政策”的新起点，并通过放弃占领厦门，赢得英美的支持，由此进一步奠定日本在列强中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注]

关于中外议和谈判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国内学者对议和谈判的出台及列强围绕议和条件的矛盾和争吵作了具体考察和探讨，并且一般多认为所谓议和谈判只是列强之间的分赃会议，议和谈判并不是在列强与中国之间进行的，而是由列强自行商定，无所谓中外互议，《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一个空前的大屈辱。但个别学者对此虽然也完全认同，而为说明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却将议和谈判看作“瓜分危机已经缓解”的一个标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实践已经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否则，他们在京、津沦陷以后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开一个会，讨论一下那一块土地属于那个强国的势力范围，由那个强国来统治，成为那个强国的殖民地也就够了，这样的分赃会议根本用不着重开中外议和谈判”，这说明“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中国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作为谈判的一方对待”[※注]。该观点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外议和只是列强将通过战争所攫取的各种侵略要求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瓜分危机的缓解或对中国主权国家的尊重。

对于辛丑议和，有的学者还从国际法角度指出其非正义性，批评列强发动大规模的持久的对华战争，却不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又要按战争法迫使中国议和，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这些都是违犯国际法规定的，充分表现了它们凭恃强权、蔑视公理的可耻面目；批评列强提出的赔款和“惩凶”等要求，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注]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国内学者对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虽然作了一定的研究，有些不乏新见，但由于受资料和语言条件的限制，比较而言，还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领域，高质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鉴于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外战争，加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第五节 义和团运动史实考析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分散性、地域性，并涉及中外关系，相关史实的考证也是既往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义和团的发源地问题。传统观点都将义和团的发源地与山东联系在一起，认为义和拳最初兴起于山东，然后蔓延至直隶。[※注]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发生在1899年10月山东平原县的朱红灯起义并非义和团运动的开端，发生在1898年10月直、东交界区的冠县十八村的赵三多起义才是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而在赵三多起义之后，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拳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因此，直隶和山东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注]

关于庚子战前义和团实力问题。为了展现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国内学者长期以来对义和团的实力多有夸大之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恢复，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开始对庚子战前义和团的实力提出质疑。如有些学者在考证后指出，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赵三多起义根本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聚集了十余万拳民，这只是代理知县曹倜事后为夸大自己解散起义功劳而进行的有意杜撰，实际上此次起义持续时间很短，前后总计不过十天，斗争规模也不大，人数至多千人左右，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相关论著关于1899年10月18日朱红灯领导义和团取得“森罗殿大捷”的描述，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并无大捷的情况，相反，却是战败，不能称平原起义为义和团运动趋于成熟的标志。而所谓的1900年5月22日义和团“涞水大捷”，也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是役清军计70余人与义和团交战，死3人，伤5人，并没有像6月1日《新闻报》报道所说的那样“全军覆没”[※注]。

关于1900年6月间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的原因。国内学者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这时清政府已决意招抚义和团，以之抵御洋人，因而默许义和团进城。[※注]第二种意见认为因为这时义和团力量已十分强大，清政府无力或不敢阻止义和团进入北京。[※注]第三种意见认为前两种意见均不可信，义和团得以进城主要是负责把守城门的八旗亲贵主张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他们趁慈禧太后限制对义和团使用武力之机，有意放宽门禁，任义和团随意进出；换言之，默许义和团进城的并不是慈禧太后，而是掌管城门的八旗亲贵。[※注]以上三说，比较而言，第二种意见应该说不大可信，过于夸大义和团的力量。第一、第三种意见比较可信，并且这两种意见实际并不完全对立。固然慈禧太后并没有亲自默许义和团进城，但她对义和团的态度无疑对掌管城门的八旗亲贵擅自默许义和团进城起了关键作用。

关于中外开战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将中外开战的原因归咎于清政府怂恿义和团排外，“肆意玩火”，认为“对于战争的爆发，慈禧等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第二种观点则反对将中外开战的责任归咎清政府，指出中外开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企图用对待殖民地的方式对待中国”，清政府并没有公开支持义和团，事实是八国联军进犯迫使清政府考虑利用义和团抵御外敌，而不是清政府“肆意玩火”促使八国联军侵华。[※注]第三种观点将开战的原因归咎中外双方的误解，指出之所以爆发义和团中外战争，原因在于“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整个冲突的核心恰恰在于慈禧太后新政权的合法性”，当时列强并没有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帮助光绪皇帝复位的考虑，而外交团的所作所为误导了清廷，以为列强有推动光绪皇帝复辟的意图，同时各国政府也对中国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将中国国内的偶发事件视为中国政府的排外阴谋，作出派兵进京的决定，由此引发义和团中外战争，“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不在义和团运动本身，而在于中外关系”[※注]。

关于中外宣战问题。对于1900年6月21日清廷发布的“宣战”诏书，国内许多学者都指出这道被称为“宣战”诏书的上谕，实际上只是对国内发布的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战争动员令，并不是宣布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书”。至于6月21日清廷发布这道“宣战”诏书的原因，国内学者则有多种说法。主流或传统观点认为受列强勒令慈禧“归政”的“假照会”的刺激，慈禧太后决定对外宣战，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和牟安世、廖一中等均持此说。[※注]一说清政府因受到义和团的强大压力，被迫对外宣战，以转移视线，将义和团提到与外国军队作战的第一线上，胡绳、邵循正、金家瑞等学者均持此说。[※注]而第三种意见认为以上“假照会”说和义和团压力说两种说法均不可信，指出最初促使慈禧考虑对外抵抗的是西摩联军的进犯，而最后促使慈禧下决心“宣战”的则是列强强索和进攻大沽口，关于宣战原因的其他解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注]

关于庚子年围攻使馆事件。国内学者在80年代之前出版的相关论著中，多将1900年6月下旬发生的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描绘成义和团发动的一场战斗，并为义和团攻打使馆的行为辩护，指出“义和团向各国使馆进攻，是在帝国主义者为了立即实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标而进一步发动武装侵略的情况下才开始进行的。……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挽救民族瓜分危机的正义行动”[※注]。

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对这一史实作了纠正，认为攻打使馆的并非义和团，而是清政府。如廖一中等著《义和团运动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明确将标题改为“清政府围攻使馆”，指出“清政府组织围攻使馆事件，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并将清政府组织围攻使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6月20日到24日，西太后支持载漪等主战派围攻使馆，妄图实现废帝立储心愿；第二阶段从6月25日到8月14日，西太后支持荣禄、奕劻等主和派对使馆明攻暗保，作为他们向列强求和的媒介。[※注]李德征和丁凤麟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持相同见解，指出发动和领导围攻使馆的并非义和团，而是被慈禧太后控制的清政府，是西太后一伙为实现废帝立储夙愿而策划的一个新阴谋，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顽固派的极端愚昧和腐朽。[※注]

林华国在《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始终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他认为清政府围攻使馆的时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持续了4天时间，之后便转为明攻暗保，而是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0日至14日）；而西太后发动攻打使馆的原因，既不是达到列强支持她废帝立储的目的，也不是愚弄和陷害义和团，借刀杀人，而是要使各国使臣陷入危险、绝望的境地，达到“逼迫列强同意停止战争”的目的。[※注]

关于清军和义和团在阻击西摩联军和天津战役中的作用问题。传统观点都强调义和团在阻击西摩联军和在天津反侵略战斗中的作用，将阻击西摩联军进京的功劳主要归于义和团，指出“义和团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斗中最为出色的一役，当推京津路上的廊坊大捷了”，[※注]并认为义和团是天津战役的主力军，“大沽陷落之前，义和团在天津县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已经打响了”[※注]。对此，近年国内学者也有所修正，指出在1900年6月10日至26日阻击西摩联军进京过程中，清军和义和团共同发挥了作用，义和团对粉碎西摩联军乘铁路进军北京计划起了关键作用，而清军则在杀伤敌军和迫使西摩联军放弃由水路进军北京计划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注]还有学者指出在6月17日至7月14日的天津战役中担任中方主力的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只是在最后时刻，即7月13日马玉崑率部逃跑后，才担当起主力的任务。[※注]

国内学界所做的这些史实考证，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破除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种种神话，还原历史真相。

第六节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评价，这是新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也由于历史评价固有的主观性，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呈现出更多的歧义。综观国内有关义和团运动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大致涉及以下诸问题：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如何看待义和团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既往研究比较一致承认义和团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对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国内学者存在严重分歧。

一派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不具有反封建性质，不足以称为“农民革命”。他们指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不但如此，义和团还打出“扶清”口号，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拥护清朝统治，是一场“奉旨造反”运动；义和团所发生的抗官事件属于为了开展“灭洋反教”而被迫自卫的性质，不是出于主动对抗官军、反对官府；义和团运动与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样，都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军事压迫的民族战争”，旧式农民战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就宣告终结了。[※注]

另一派主流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具有反封建性的农民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他们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1.不能以推翻封建统治、变革封建制度、改变封建生产方式为判断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标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封建标准。2.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为反清的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它的基本群众为广大农民，同时拥有大量的饥民和流民。3.义和团所进行的抗租、抗粮斗争，以及与官府和官军展开的浴血战斗，均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4.义和团的“扶清”口号含有保中国之意，是为“灭洋”服务的，反映了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拥护和维护清朝统治，义和团不是一场“奉旨造反”运动。[※注]

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国内学者也存在两种不同评价。

一派学者对义和团的落后一面持尖锐批判和完全否定态度，批评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的“灭洋”口号盲目排外，看不出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看不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将反帝斗争扩大到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与“洋”字有关的东西，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这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具有反动性，“是一种历史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注]。

另一派主流学者虽然承认义和团运动存在宗教迷信和盲目排外等弱点，但他们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对义和团的弱点持同情理解态度，并不因此否定其革命性和正义性。他们认为义和团存在的这些弱点虽然产生过消极影响，但义和团不是将宗教迷信作为回避现实斗争的麻醉剂，而是将它作为斗争手段，抗击外国侵略，表现出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义和团的宗教色彩更多地表现为白莲教系统的宗教异端特征，具有旧式农民反封建统治斗争的传统，与以往的一般宗教有所区别，包藏着农民群众要求反抗侵略和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认为不能将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简单斥为“封建蒙昧主义”加以彻底否定，主张称之为“神秘主义”和“异端宗教”更为合适。[※注]同样，他们认为对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举动，诸如拆铁路、毁电杆和仇视洋货行为，也不能全然看作农民的蒙昧落后和排斥先进生产方式而加以斥责，指出这是当时中国人为回击帝国主义侵略所能进行的原始反抗形式，是一种保卫家园的斗争手段，是一种正义的反抗，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一种原始的民族革命思想”，“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不应看作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注]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国内主流观点都认为义和团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的一个首要历史作用就是阻止或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中国免于被瓜分的原因并不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也是以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为前提的，“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注]。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义和团运动虽然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打击作用，但断定义和团运动“粉碎了”“打碎了”“阻止了”“挫败了”甚至还迫使帝国主义从此“放弃了”对中国的瓜分，则又言过其实，与历史不相符合；事实是当时列强没有瓜分中国，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注]其实，揆诸历史，以上两说各有偏颇，当时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应该说是以上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9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探讨义和团的影响，从近代化、民族主义和思想文化的演变等角度对义和团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作了新的诠释。如有的学者考察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激发了清末新政改革运动[※注]，促进了清末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注]，并且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造成了重大影响，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与中国近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注]有的考察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一个界标，促使了从传统“华夷”之辨向近代主权认同的转变，促使了从传统天朝话语向近代国家民族话语的转变，促使了从传统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注]有的认为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国际观念的转变，加深了对国际大势的认识。[※注]有的认为义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注]有的认为义和团运动促进了20世纪初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话语的转换，称“义和团的失败是近代中国思想运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注]。有的认为义和团运动促使了晚清华夷观念的最后崩溃，由极端的攘夷排外走向崇洋媚外。[※注]有的考察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影响，认为从外交史角度看，义和团运动不仅是对此前中国传统外交形式的一次清算，并且奠定了清末最后十年清朝的外交体制，实现了由此前“总署外交”和“地方洋务体制”的双元外交体制向外务部单元外交体制的转变。[※注]而有的学者则强调义和团运动对中外关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指出义和团的失败不但使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加强，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中国人由仇外变为媚外。[※注]有的又考察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响，认为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在对外思想方面普遍存在和、战之争及学习西方与盲目排外之争，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上述思想分歧消失，惧外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和文明抵制思想成为清末中国对外思想的主流。[※注]国内学界对义和团历史作用和影响所做的这些多角度解读，深刻揭示了义和团运动在晚清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值得学界继续探讨。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应该说已取得丰硕成果，特别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过程和影响等方面已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从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转变的过程。既往国内学界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最大欠缺是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和深入，诸如各国对华发动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各国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和动机为何；在发动对华战争过程中列强的彼此关系到底如何，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协调的；各国国内对于义和团运动是如何反应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既往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多数语焉不详，缺乏系统论述，或缺乏可靠的史料。鉴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场中外战争，因此，加强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加强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应该说是今后国内义和团运史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国内的义和团运史研究在进行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拓展之后，有必要重新回到政治事件史的研究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