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
第二节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2019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3 | ||
|
摘 要
：
|
为了说明鸦片战争不只是一场单纯的中外战争，而且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笔者以为, 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和概念上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国内学者对鸦片战争之前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大多为实证研究，出于一些学有素养的学者之手，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已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之后，我们完全可以以更客观的态度、更宽阔的视野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中西贸易状况及关系。 | ||||||
|
关键词
：
|
资本主义 贸易 学者 政策 贸易状况 鸦片 白银 学界 闭关政策 棉纺织 茶叶贸易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研究
字体：大中小
为了说明鸦片战争不只是一场单纯的中外战争，而且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直至80年代，受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的影响，比较一致地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或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经济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从各个研究领域加以具体论证。如钱宏考察了鸦片战争以前江南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广东佛山镇铁器业以及陕西汉中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注]彭泽益考察了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茶业和苏州丝织业及广州轻纺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及特点。[※注]杜黎考察了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布染踹业、棉纺织业、航运业的发展情况。[※注]王明伦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云南铜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注]王翔和彭雨新分别考察了江南丝绸业和苏松地区丝棉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注]傅衣凌和萧国亮分别考察了鸦片战争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湖南洞庭湖流域等地的商品经济状况。[※注]还有学者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情况及阶级关系，从中透视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及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注]但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后，国内不断有学者对鸦片战争之前关于中国社会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出质疑，或批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不能成立，它忽视了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唯生产关系”“倒因为果”；或认为这是个伪问题，等等。[※注]笔者以为，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和概念上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国内学者对鸦片战争之前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大多为实证研究，出于一些学有素养的学者之手，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不能一概抹杀。
第二，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贸易状况。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中外贸易冲突所引发，在西方被称为“通商战争”，因此，对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贸易状况，国内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有的综论鸦片战争前的中英或中外贸易关系，从中揭示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注]有的具体探讨鸦片战争前中外茶叶贸易状况及其与鸦片贸易的关系和影响，认为鸦片战争前的茶叶贸易对维护中国的出超地位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鸦片贸易则破坏了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加重了中国在19世纪的危机，并导致战争的爆发。[※注]有的在考察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中棉花与鸦片的易位后指出，自1820年开始英国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绝不能视为仅是所谓“黑货”与“白货”间的简单互换，而是反映了中西经济关系由单纯的国家经贸关系向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转变，由基本平等向非互利经济关系的转变，以及工业革命开展和美洲开始独立进程后世界秩序的重组及殖民体系的重构。[※注]有的对鸦片战争前的广东洋行制度的产生、演变和衰落作了深入的考察，并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剖析。[※注]有的在考察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贸易后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中国豪商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其商业网络已与国际贸易网络相交织，伸展到欧美各地。[※注]有的研究了在华洋行的发展情况[※注]，有的专门考察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注]等等。
第三，关于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状况及其白银外流。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曾长期根据马士（H.R.Morse）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a Empire），认为1835—1839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35445箱，而最高的一年为1838—1839年度的40200箱。在鸦片战争前的30年代十年间，平均每年白银外流（中外贸易出超额）在1000万两以上。[※注]有的甚至估计高达3000万两。[※注]对此，李伯祥等学者于1980年合作发表文章，加以修正，指出这些数字没有扣除运往东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箱数，显然偏高，应该加以订正。根据他们的推算，鸦片战争前十年（1830—1840）共计输入鸦片约238000箱（平均每年进口约24000箱），总值约163384000元；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七八百万元（合白银五六百万两）。[※注]吴义雄根据《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核心材料所载数据，也对鸦片战争前18年的鸦片贸易额进行了重新估算，认为当时每年仅1万多箱鸦片输入，总计1000多万白银被掠夺。这个数据不如以往研究那么庞大[※注]。龚缨晏的专著《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则对鸦片何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第四，关于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及其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首先对清政府有无实行闭关政策存在分歧。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指出“综观清王朝从入关到鸦片战争前约200年间的海外贸易政策……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关、半闭关状态。与明代相比，清前期的对外态度显然更加封闭、保守。认为清前期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注]。但也有少数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清政府并没有实行过这样的政策，批评持前一观点的学者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去说明乾隆皇帝的所谓“闭关政策”，乃是“用错误的论据去论证错误的命题”，指出针对外国海盗冒险家的行径，清政府将贸易限制在少数口岸进行，无可厚非，各国无不如此。[※注]或曰在清代前期的196年中，海禁不过39年，其余157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并且，即使在海禁期间，东南四省的海关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只是与西洋的贸易被局限在广州一口而已。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清朝前期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注]或曰将清朝前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对外商采取的“防御”政策和贸易制度，说成“闭关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清政府在清代前期只是在外交上墨守成规，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注]
在如何评价清政府闭关政策问题上，国内学者也存在分歧。第一种意见完全否定。他们认为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产物，是清政府加强专制统治的结果，是旧的上层建筑惰性力量的表现，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二种意见倾向于肯定。他们强调“闭关政策”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的一种回应，具有民族自卫性质，因此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第三种意见则综合前两种观点，既肯定“闭关政策”具有反侵略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它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注]
既往国内学界有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研究既宏观，又具体，许多研究成果都出自一流学者之手，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对于统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及鸦片战争性质的认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观点和论述被国内学界普遍接受。但从学术层面来说，既往学界的研究似也存在一些瑕疵。以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问题来说，相关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向，一些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似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贸易和鸦片贸易状况来说，也有待从世界贸易史角度作进一步探讨。总之，在鸦片战争已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之后，我们完全可以以更客观的态度、更宽阔的视野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中西贸易状况及关系。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