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的专门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起步的，而此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洋务运动这段史事展开过评述。目前学界公认最早对洋务运动进行历史考察与评议的是梁启超。早在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后不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就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的上谕批注中对同光年段的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简要的描述：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维新的思想脉络下，以中法战争为界，把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时段构成了其构建的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变法”历程“四界”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以说，梁启超的“四界说”是明确将洋务运动置于近代中国接受西学、变法图强的思想启蒙过程之中加以肯定，甚至视其为维新运动的先导。

同样在近代思想启蒙意义上讨论洋务运动的还有何干之。在1937年12月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何干之形塑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谱系，洋务运动则被置于这个谱系的起点，被认为是“最初的思想运动”。书中何干之用一专章讨论“新政派的洋务运动”，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使用“洋务运动”这个概念，同时对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王韬、薛福成等人的洋务思想也作了梳理和探讨，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国主义的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不论他们的眼光是如何短视，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观念。”[※注]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作品，他从思想运动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形态相结合的角度，对洋务运动及其洋务派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与分析，既指出洋务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客观存在的不足，又肯定了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作用。故而今天重新审读这部著作，仍会引发我们不少有启发性价值的思考。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近代中国尤其是洋务运动这段历史的学者，何干之并不是第一位。早在1929年，李达就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及其发展趋势的特殊性问题。他指出：

这个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入侵的时代，就是洋务运动时期，也是李达认为的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发达”的时期。李达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创办军用工业与官办事业、官督商办事业两个时期。这就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企业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洋务企业的结果都是失败的，成绩“很不足观”。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一文中，李达又从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角度出发，通过论述洋务时期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揭示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兴办军用工业时期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是试图反抗的，及至官营事业和官商合办事业时期，则进入了“封建势力开始投降于资本主义而自动的兴办新式产业的时代”[※注]。

同样也是将洋务运动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则与李达截然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中，邓拓将洋务时期的经济表现用“新工业的畸形发展”来概括。他认为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军事工业“完全表现出封建的军事工业的性质，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方法，仍然没有发生直接的变革作用”，“实际上都只是旧的‘官局工业’的延续，它和一般正常发展的大机器工业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新式的军事工业的兴起，完全是清朝封建政权受鸦片战争失败教训和内战经验的刺激的结果”；洋务活动没有使中国发展起商品性工业，“官局工业”仍占优势地位，“就是一般官督商办的工业经营，仍然也是包含浓厚的封建作用在内”，“中国新工业的基础，始终还没有建立起来”。[※注]进而，邓拓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活动并未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过促进作用：

虽然前述何干之已经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史的谱系中强调了洋务运动作为最初的思想运动的开端意义，但他的这一见解并未得到当时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与响应。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吕振羽，在比何著稍晚一些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中，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时期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与批判。他指出，在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方面，“洋务运动时，一部分官僚认为只须把‘西洋’的自然科学贩运进来，给‘天朝’封建主义糊上一点‘物质文明’的颜色，中国就会‘富强’”。进而犯了文化贩运主义的错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则又属于文化“半闭关主义或半国粹主义”的偏向范畴。[※注]

吕振羽的这篇文章写作并发表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学过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所写，主观上并试图从一个角度来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文章对毛著所提出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旧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和阐发，指出“作为民族民主革命一个构成部分的文化革命运动，也显示为‘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之前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戊戌运动、辛亥革命诸时期，其斗争的对象是或基本是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所谓新文化则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注]。可见吕振羽在从革命的角度建构近代中国的文化运动谱系时，是以戊戌运动为起点的。正是根据这一前提，吕振羽提出了洋务运动是“自救运动”这一著名论断：

吕振羽在20世纪40年代就能够如此中肯地评价洋务运动，不可不谓富有远见卓识。他的这一论断，基本上也为现代很大一部分学者所赞成或是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吕振羽在论证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还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状况作了初步的探讨与反思。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化”与“革命”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中，洋务运动又是如何被历史学者所书写的呢？

深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西力冲击与中国回应”分析框架模式影响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便属“近代化”典范的表率。陈著成书于1934年，是以中西冲突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嬗变为轴心，论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近代史著作。其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同光时期“内政外交”的历史，对于总理衙门之设立、机器局招商局之成立、铁路之兴筑、电报电话邮局之设立以及新教育等，凡此洋务新政事业都有所言及，进而肯定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顺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潮流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也认为，所谓“中兴期内之政治”，实际上仍毫无进步可言，“依然使人失望”[※注]：

以“近代化”作为核心概念来诠释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在1938年问世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里得到进一步发挥。蒋氏在全书开篇的总论问道：“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注]走向近代化成为贯穿蒋著全书的主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廷黻惋惜同光之际的改革发生得太晚，如果移至道、咸年间，则“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注]。蒋氏将“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视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近代化运动，也是国防近代化的开始，在“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这是蒋氏对洋务事业积极方面的肯定。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所以自强运动这个近代化运动很不彻底，仅是实现了低度的西洋化、近代化，最终在甲午海战时败在高度西洋化、近代化的日本人手里。[※注]蒋廷黻“近代化”话语体系中有关洋务运动的见解，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学者的意见，在今天来看，仍不失为持平之论。

比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稍早一年问世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注]不仅是目前所见第一部以“中国近代史”命名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也是最早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专著。虽然李著也是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递嬗变迁为研究主旨，但他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注]。因此，李著紧紧围绕帝国主义侵略这条主线，进而构建出“革命”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对于同光之际的历史，李著以论述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外患为重点，内政变革则较少着墨，如详述日并琉球、俄占伊犁、法夺安南以及英侵缅甸的过程，以便揭示“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注]。但李著在分析戊戌变法的背景时发现“在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在进步的新官僚的建议之下，已经逐渐注意到新的事业之建设”，虽然这种新事业主要体现在军事工业方面，但“此等建设”仍“构成了中国幼稚的资本主义组织之前身”。[※注]从而肯定了洋务运动作为戊戌变法酝酿准备阶段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李鼎声《中国近代史》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更侧重于对帝国主义侵略过程的考察，对人民群众反侵略过程的研究尚不充分的话，1947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册与1948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巨著问世，均以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注]作为解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奠定了以“阶级斗争”“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雏形。在这个叙述框架下，站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的立场上重新梳理与认识洋务运动史成为有关洋务运动书写的基本内容。

相对来说，范著的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内容上更倾向于细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实，以凸显对满族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在叙述同光之际这段历史时有很明显的反映。如范著用相当篇幅描述了洋务派的“自强”“新政”活动，并最终得出结论说，洋务派是从顽固派中转化出来的一个统治派别，是集军阀、买办、官僚成分于一身“与顽固派平分政权的统治者”；洋务派推行“新政”的目的在于壮大本集团的力量、镇压人民革命；他们所谓的“自强”，一个是“满洲自强”，另一个是“军阀自强”，“实际上是分裂割据”；正是“顽固派的愚蠢，洋务派的自强，把中国推进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虽然他们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但其实他们“并不是欢迎资本主义，而是害怕资本主义”；比如同文馆施行的是“崇拜洋人、贱视汉人、放任满人骄傲的教育”，其实质是为满人和外国人的利益服务的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琉球事件是洋务派“新政”事业破产的“第一次宣言”，到中法战争时“新政”事业“破产了一半”，表现“在‘自强’上是不堪一战，在政治上是造成湘淮军阀割据对立，在外交上是割地丧权”，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新政”受到彻底破产。洋务运动的结果，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同时也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裂痕，实质上是一场取得了外国人支持的“反革命”[※注]。

胡著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基本相似，但更加注重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层面，如认为“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可耻可卑的纸老虎”，是“向外国侵略者屈膝”“借外国力量镇压人民”的结果；曾、左、李等洋务派官僚“是想以洋务的皮毛来维持旧社会秩序、旧统治秩序的实质，他们也只是在当时列强侵略者所允许，所给予的范围内从事洋务运动，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李鸿章是列强侵略者“满意的高才生”，“纵然在他的努力下使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但完全在买办的官僚资本控制下，他的官督商办一开始就没有好成绩，成为阻止民间资本自由发展的镣铐”；他在军事上的洋务建设，“完全是靠向外国人买武器，并靠外国军官们直接帮助的”，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加强海防，预防洋人侵犯，实则只是为外国的军火商人开辟了市场，使外国人能控制中国军事”[※注]。这样，洋务运动便被描述成清政府与列强的相互勾结，处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阵营而被完全否定。

应该说，范著和胡著中对洋务运动史的考察，无论是从史料运用还是宏观分析，都是较为全面和充分的，对同光之际军事、外交、经济、思想等层面的内容，均有一定涉及。只是阶级斗争史观下的洋务运动，从政治层面便被定下“反动的卖国的运动”的基调而被全面否定和批判，遑论积极因素可言。

注目近代历史上重要政治事件的递嬗变迁，以此作为叙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基本脉络的叙事方式，几乎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是持进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者所普遍接受与采用，而这种叙事模式一定程度上又是受李剑农之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启发。该书初版于1930，1942年在此基础上补写合刊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注]，进一步接续严复“社会进化论”、梁启超“新史学”的近代史研究路径，系统完整地描绘出鸦片战争至北洋时代终结这近百年内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在其勾勒的外力入侵、新思想酝酿时代，革命势力进展、清皇位颠覆时代以及革命势力与清残余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这三大历史阶段谱系中，同光之际的洋务运动被置于第一阶段的最末环节，“洋务讲求”就是“西法模仿”，也是1864—1894年的政治中心问题，只是这种皮毛上的西法模仿，最终不能发生抵抗外力的效能，而让位于维新变法。[※注]李著从外部世界之刺激与清廷朝局之变化的角度观察洋务运动，既有对外患入侵和时代心态的客观讨论，也有对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翔实分析。几乎同一时代采用这种立论角度观察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的还有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石泉，在其194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中，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过程中清廷内部人事变动、政治因素对事态发展的作用及其影响的阐释与解析，特别强调“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政”构成了洋务运动失败的三大线索。[※注]这样的研究视角与观点，对今天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仍不乏有启示作用。

整体来说，晚清民国时期学者们在不同的叙述脉络中对洋务运动书写了不同的主题，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并未展开。然则，与洋务运动史相关的一些专题类考述文章，此一时期已经出现不少，比如《同治新政考》《同治的中兴》《福建船政厂考》《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江南织造局之简史》、《福州船厂之沿革》《京师同文馆略史》等，[※注]凡此种种，均显示了时辈学人对于洋务运动史最初的专注与兴趣点所在，文中所廓清的一些史实或引人发省的论断，直至今天尤为很多治洋务运动史者常备做基础资料所征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