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长期被“左”倾思想禁锢，“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冠以“洋奴哲学”与“崇洋媚外路线”而遭批判的洋务运动，在史学界被提上了重新探讨和认识的日程，特别是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与带动，从1979年起，洋务运动史研究始获新生，并呈现出厚积薄发的姿态，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政治史领域逐渐成为“热门”议题。不仅十几年前被迫中断的洋务运动研究小高潮再次以理论争鸣[※注]的形式活跃一时，拓展了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促使洋务运动跻身晚清政治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另外，洋务运动专史[※注]及相关专题新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形成蔚为大观的研究局面。正如前文显示，“文化大革命”前洋务运动虽列入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序列，但就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而言，却几乎是敬陪末座，然而到1984年后，它已经跃居第2位，仅次于辛亥革命。[※注]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79—1999年的20年中，学界发表洋务运动史的专论不下623篇，[※注]综合性专著、论文集（包括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集中反映学者洋务运动史研究体系的论文结集以及论文选编）、史料资料集、工具书，等等，举凡也有数十种之多，如果加上洋务企业、洋务人物、洋务思潮等相关的论著资料等，数量则更为壮观。此外，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的相继召开，也对推进和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980年12月在长春召开首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后，致力于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学者们基本形成两年一聚的学术传统，直至1994年福州第7届亦首届国际洋务运动史学术研讨会才基本告一段落。

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时间主题论文集第一届·长春1980年12月16—19日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论文结集《洋务运动讨论专辑》作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2辑”于1981年出版第二届·上海1982年10月26—30日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三届·兰州1985年8月26—31日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第四届·汕头1987年12月12—16日洋务派及其反对者第五届·东营1989年10月23—26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论文结集《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于1992年出版第六届·宜昌1992年5月4—11日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第七届·福州1994年12月2—4日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演变

整体而言，在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洋务运动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并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洋务运动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重新评价，并对研究范式进行了再探讨。毋庸讳言，姜铎、黄逸峰1979年的《重评洋务运动》，其相对保守的“两点论”观点是引发这一时期学界围绕洋务运动展开“商榷”热潮的导火线，但真正将洋务运动的讨论引向理论高度，特别是将其纳入近代史发展基本脉络从而进一步引发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大讨论的则是李时岳，他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对之前否定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人民和统治者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进行了检讨，认为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简单而不加分析地贬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这些“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他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寻找到评价洋务运动新的突破口，即把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观察，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是“前后紧相连接”的四个重要政治活动阶段，这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都是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方向沉沦。救亡亦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时代主题，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注]李时岳“四个阶梯论”中对洋务运动的肯定，与稍后徐泰来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强调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注]前后呼应，大大充实和发展了李达、何干之等前辈学人肯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将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整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随后展开的围绕洋务运动历史地位、作用、性质的大讨论中，研究者从洋务运动的目的与结局、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洋务企业、洋务人物、洋务思想等专题，对洋务运动史展开新一轮多方向、多角度深入的探究，既有宏观的概述式综合研究，也有具体的个案式实证研究。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大致形成以李时岳、徐泰来、胡滨、余明侠为代表的基本肯定派，以黄逸峰、姜铎、张海鹏、张国辉、樊百川为代表的基本否定派，以及以夏东元为代表的发展论派。这些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和不同角度的学术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的认识，推动了新时期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发展。

在对洋务运动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国内学者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还从方法论角度对洋务运动史研究现状，特别是研究者们热衷于洋务运动的定性与评价之争这一现象进行反思，承认目前的成绩只能表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这片亟待深入开拓的处女地，仍有许多问题，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国际关系等方面，缺乏相应的研究或揭示得不够，从而呼吁要加强史料整理的工作和多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注]这表明部分研究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新的突破。有研究者在对洋务运动史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检讨后指出，打破洋务运动史研究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既有的“两条路线”“三次革命高潮”“四个阶梯”等所谓“线性发展观”的束缚，进行研究方法和思想形式上的进一步开拓和调整，是实现洋务运动史研究新的突破的关键。[※注]这种检讨和意见与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界“告别革命论”思潮相呼应，代表了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种新动向，即摆脱传统“事件史”“革命史”的研究路径，转向“社会史”“专题史”研究的路径。1989年东营第五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便是展示这种新动向的标志。从前文我们列出的各届讨论会主题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整体上是围绕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在进行总体研究—个案研究—总体研究这样的往复循环，此次会议则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洋务运动与近代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全面探讨。[※注]鉴于此，有研究者不无见地地指出：“这表明洋务运动史研究已开始突破以政治评判为价值指向，以描述事件本身因果关系为主要旨趣，以‘短时段’式的研究方法分析和处理人的历史活动这样一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而转向对与事件、运动、人的活动相关的社会环境作‘中时段’‘长时段’的整体综合性研究。由于这种研究的目标指向不是指出‘是什么’而是探究‘为什么’，因此，它从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热衷于给人物、事件贴标签、戴帽子的简单化研究倾向，而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引向规范洋务运动产生、发展趋向的深沉力量——中国传统和近代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作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等多方位的思考和探索。”[※注]

洋务运动史研究的这种新动向在进入90年代以后终于形成趋势。在1992年宜昌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如何推进洋务运动史研究提出了切实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洋务运动史推向深入的两个方向：一是彻底摆脱“事件史”的传统研究框架，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二是重视跨学科的研究，在发扬历史学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有研究者呼吁在研究洋务运动的社会环境时，应注意从城市文化史的视角切入，研究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对洋务运动的认同和制约，以及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的带动作用。还有研究者倡议从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视角来观照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把洋务运动放到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放到整合的世界史视野中，对洋务运动所达到的近代化水平进行整体把握和考察。[※注]

研究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这些见解，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史研究，甚至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向，也明确了洋务运动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更新，洋务运动社会史、区域史、专题史的研究得到明显重视和加强，90年代召开的两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体现出研究者深化洋务运动史研究的自觉与努力。[※注]在加强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方面，夏明方有关自然灾害群发期与洋务运动的一系列专论是其中颇有参考价值的代表性成果，为认识洋务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对之前被批判的统治集团及其人物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力图从统治集团派系纷争的角度揭示晚清政局的走向等议题，更加引人注目，并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洋务企业、洋务人物等个案实证研究在稳步推进的同时，研究视野也进一步拓宽。[※注]

其二，出版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著。第一部为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是系统反映李时岳、胡滨等人[※注]基本肯定洋务运动观点的著作，旨在系统讨论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从兴起、发展到衰微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讨论洋务热兴起的原因和随之产生的新式工业、新式海防、新式教育以及它们的特点、作用、意义等问题。全书除导论、结束语之外，共分7章23节，即第一章讨论“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包括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太平天国战争和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外和好”；第二章“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重点剖析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六个典型局场以及军事工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第三章“洋务派倡设的民用企业”，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漠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铁政局为中心，考察官督商办企业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第四章“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海军”，重点讨论从早期购买船舰、筹议海防和设立海军，及至洋务派建立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的历程与意义；第五章“洋务派与兴办的教育事业”，对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求实堂艺局、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这几所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以及幼童赴美留学、船政学堂留欧等留学教育进行讨论，兼及探讨洋务学堂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第六章“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从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的关于同文馆、制造轮船以及修筑铁路三次大争论入手，分析其斗争的性质；第七章“洋务思想”，从爱国和卖国、官办和民办以及君权和议院三个层面讨论洋务思想的特点，并重点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历史的考察。

作为基本肯定洋务运动派的代表，作者在书中对其关于洋务运动总体评价的观点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

质言之，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低层次的体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从单纯农民战争向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注]

作者在尽量充分占有、客观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对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存在的史实误解作了力所能及的澄清，如洋务运动并非“华洋会剿”的产物，还没有任何具体事实材料可以证明是英国侵略者策动发生了“辛酉政变”；福州船政局实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徐润并非轮船招商局的最大股东；郭嵩焘的《条议海防事宜》在筹办海防和筹建海军的“廷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等。作者还就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建立近代海军的目的、与外人的关系，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的关系等，与相关论者展开学术对话，多有新义发明，自成一家之言。特别是作者用“从闭关到开放”来概括洋务运动时期社会变化总体特征的观点，亦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这些努力对于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部代表性著作为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9年修订版）[※注]。该书是作者积近40年之功，在完成《郑观应传》《郑观应集》《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盛宣怀传》等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系统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佳作，也是集中反映其“洋务运动发展论”观点和研究体系的代表性著作。

夏东元对洋务运动的认识，既不同于基本否定派，也不同于基本肯定派，而是自成体系。虽然他同徐泰来等人一样，也是从经济入手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认为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条件下兴起，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发展，在清政府受到英法入侵和太平天国革命两重压力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但他强调要将洋务运动放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观察与评价，即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却掀起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促进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迅速发生，从而又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19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起义被镇压，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军事上大办海军海防和装备新式陆军以御外寇，经济上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与洋商争利，这一时期也是具有进步性的，但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反动目的并未改变；当80年代资本主义有所发展需要变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以与它的发展相适应时，洋务官僚却仍坚持封建专制的反动政治制度，并将其渗透到洋务企业和新式海军内部，从而违反了历史潮流而失败了。总之，夏东元认为从“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价洋务运动，它是“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开始，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结束”，要分时期、分层次地评估其贡献与弱点。此即其所谓洋务运动“发展论”[※注]。

该书即是按照这一观点和体系进行系统阐发。除前言、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以及后记外，共分19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借师助剿’及其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三方面讨论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其背景。第四章至第六章，以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及兰州机器制造局为个案，探讨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和作用。第七章分析“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第八章综论“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第九章至第十六章，则具体讨论洋务路线改变后的洋务举措，包括轮船、电报、采煤、金属的开采与冶炼，以及铁路修建、纺织工业等能源、冶金、交通、电讯行业的创办与发展，其中第十四、十五两章，专门探讨了近代海军海防和陆军的改造与加强。第十七章讨论为了适应新式工矿、交通、电讯等事业的需要而举办的以科学技术为主的务求实用的“洋务教育的发展”。第十八章综论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中国资本主义、洋务派、外交、中法中日战争以及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六个方面的关系。第十九章论述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走向“尾声”，1901年总理衙门的撤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结束。

和李著相比，该书在讨论的主要内容和题材方面并无太大超越，框架方面则较为完整和系统，对史实的解释，如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脉络、成败得失以及李、曾、左等重要人物的论析等，则自成体系。最重要的是在史料利用方面，因为作者对郑观应和盛宣怀的研究用力最勤，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盛档资料和作者多年搜集所获的未刊资料等，成为该书最大的亮点。如果说1985年的论文集《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是将“走进死胡同”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救活”的话[※注]，《洋务运动史》以其成熟且平实的研究，将此专题领域的学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部代表性著作为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樊百川先生之遗作，虽然出版于2003年，书稿实际上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反映了80年代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水平。樊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对中国轮船航运业史、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等问题素有研究。虞和平根据樊先生生前设计的章节结构，在保持其原有思路的前提下，将其未完成的3卷本书稿改编调整成现在2卷本的框架与内容。[※注]除序言和结语外，该书共分10章29节，约计125万字。第一卷分别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洋务派的产生和形成”“洋务派的主体”“洋务派思想及其与清流派之争”“总理衙门的设立和洋务新政的推行”五个主题详细阐述“洋务新政的兴起和推行”；第二卷重点讨论“洋务新政的半殖民地军事设施”，依次从“陆军的采用西方近代武器与近代兵制的变革”“近代海军的筹建与覆败”“北洋舰队的建立与覆灭”“半殖民地近代军火工业的畸形建设”以及“近代船舰制造工业的兴衰”五个方面展开。此外，结语部分对“半殖民地的官办近代工业”进行了专门探讨。

该书的观点大致还是属于较为保守的基本否定派。如称买办是依附外国侵略者为生存条件的新的反动阶级力量，是“中外反动统治者之间进行勾结、出卖中国利益的桥梁”，进入中国政治舞台后，扮演的是“亘古未有的反革命角色”。[※注]诸如此类的判断俯拾皆是。根据樊先生的研究，洋务派的所谓“洋务新政”，几尽为西方“冲击”“刺激”的结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海军的建立等，“差不多都是靠外国侵略者诱导以至逼迫出来的”。在如何看待洋务运动这一关涉宏旨的问题上，樊先生在全书首篇代序的《洋务新政正名议》一文中，开宗明义便对“洋务运动”这一学界约定成俗的概念提出质疑。他在追溯“洋务”一词出现、使用、嬗变的历史脉络后指出，“洋务”是指“外国侵略”或“外国侵略事情”，并不含有“借法自强”等向西方学习的词义，二者一指外事，二指内政，不能混为一谈。再者，洋务派因办理外国侵略事情，即“办洋务”而引发的“借法自强”活动，无论从执行者的危机感、主动性，活动的规模乃至群众性方面，都没有造成“运动”的形势，加之洋务派借法30余年并未使中国或清朝统治者“自强”或“富强”起来，用“自强”来概括其“借法”活动也是不妥。因此，他主张将因“办洋务”而引发的“借法”活动定名为“洋务新政”[※注]。

樊先生所论或有可商榷之处，最简单的反证便是他通篇使用的“洋务派”这一词汇按照他的观点就已大成问题，这一点他反而轻易地给忽略了。但他注意从概念本身意蕴的演变以及时人使用、议论“洋务”的历史语境中，区分“洋务新政”“外事”与“内政”的不同层面，这种思考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

樊先生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见长，书中对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具体建设用力甚勤，提供的各种统计数据如“总理衙门经费估算表”“洋务新政人才培养和雇用经费统计”“陆军改用近代装备统计”“兴办海军统计”等，对研究者亦极具参考价值。

其三，新专题的拓展。由于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外交等相关研究在经济史、思想史等领域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仅就和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专题，即洋务运动时期派系纷争与晚清政局进行重点评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对洋务派和顽固派斗争的讨论较为充分，但基本也是集中在对这两个政治派别在洋务活动方面的论析，以此讨论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对由此引发的晚清政局的演变却较少涉及。即便是一些讨论同光之际派系的研究论著，多数也是以考察洋务事业的主要内容为核心，对政局发展规律与特点的检视和论析只是居于附从地位。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开阔，将洋务运动时期统治集团的派系纷争与政局联系起来考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学者较为关注的议题。宝成关的《奕慈禧政争记》是80年代较早系统讨论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的专著，其中对同光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权力分配和人事变动也有很具体的揭示与剖析。宝著紧紧抓住奕与慈禧这两个晚清统治集团内部重要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之间长达40年的明争暗斗为主线，揭示了这一时期纵横交错、互相利用、互相排挤的各种政治势力之争。如奕集团、慈禧与肃顺集团之间的矛盾，奕集团与慈禧之间的矛盾，洋务集团与顽固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奕与奕譞两党之间的矛盾，清流派与重臣、慈禧之间的矛盾，湘淮系之间的矛盾，等等。特别是对同光之际各个政治势力、政治集团的兴起，各个政治势力间的政争过程、各自得失以及对政治格局的影响等内容，作者都有很明确的梳理和交代。作者指出，洋务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派系矛盾体现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上。慈禧作为最高统治者，基本上是超脱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她是以最高决策者的身份驾驭、利用各个派别。奕是洋务派的有力支持者，慈禧一方面利用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操纵顽固派对奕及洋务派进行牵制。顽固派之所以气焰嚣张，是因为有慈禧当后台，洋务派能针锋相对，一半是由于他们有一定的实力，另一半是引奕为奥援。宝著中对此间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相互牵制的剖析，颇见功力。[※注]

苗长青的《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是从官僚派系的角度论述晚清政局的一篇力作，也是讨论同光之际派系纷争的代表性著作。作者首揭“官僚派系”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贯穿自鸦片战争以降，历经同治、光绪两朝，终至宣统初期，由中央到地方，各个派系发展与对抗的历程。集中在同治和光绪朝初期的政治格局中，以肃顺为代表的肃党集团，以奕为代表的恭党集团，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洋务派、顽固派、清流党、帝党、后党，先后粉墨登场。在这些派系的相互纷争与对抗过程中，不少人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个别的还发生派别的转化，对此，作者称之为官僚派系派别的“丰富多彩性”。[※注]

丁名楠的《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一文，围绕慈禧从初次垂帘听政，代掌皇权，到最终登上个人权力最高峰这条主线，论述了慈禧对待奕集团经历了当政之初依靠其巩固地位，后来因其“功高盖主”而对其折辱立威的过程，其中利用蔡寿祺的奏折打击奕，为后来的恭醇之争埋下伏笔；之后，又利用奕譞、李鸿藻打压奕，彻底击垮恭党势力。丁文认为，无论是恭醇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实际上都是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纷争。军机处南北之争的主要分歧，在于政见的不同，实则代表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政争。而秉政几十年的慈禧，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本身既不是洋务派，也不属于顽固派，她只不过是在利用各派的互相牵制来控制整个朝政。[※注]丁先生的分析，代表了当时大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影响了一代学人。但非黑即白的道德评价，明显地留下了学术研究的时代痕迹。限于篇幅，丁文并未对官僚体系内复杂的政治运作进行更深入和充分的剖析。

陈梅龙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洋务派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及其内部矛盾》一文中，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分为洋务派、顽固派和从洋务派自身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作者指出，同光新政时期统治阶级营垒中，呈现的是一幅洋务派、顽固派和早期改良派之间既对立又联系，既斗争又统一，各派自身又充斥着争权揽肥，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的政治图景。在派别的人事分化上，与前述丁文认为奕譞一开始是奕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观点不同的是，陈文直接就将奕譞归入了奕代表的洋务派的对立面——顽固派阵营。即便是洋务派内部，也存在着以奕为首的中央洋务派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之间的矛盾，同时曾国藩的湘系势力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彼此势均力敌，为争夺洋务企业的控制权，充满了竞争与对立。早期洋务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后期洋务派之间资源、权力的争夺，同样构成洋务派内部纷争的一个面相。此外，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有实质性的思想分歧，但还未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注]

陈勇勤通过对清流成员身份、出身、籍贯的考订，指出清流党是一个由进士出身组成的政治集团。但是这个政治集团既无纲领，又无计划，因此并没有确切的形成标志，至迟在光绪三年（1877）时，已经出现在晚清政坛。清流党实际上是“思想保守”的李鸿藻与“洋务派重要人物”沈桂芬权力之争的工具。[※注]赵慧峰探讨了清流派与湘、淮两派之间的关系，认为清流派影响了湘、淮两系的力量消长。在与湘、淮两系的关系中，一般说来，清流对淮系多有不满，特别不满其对外妥协。故清流诸人多与李鸿章交恶，对淮系常有抨击；湘系与淮系相争，对外多主战，清流与之较接近。清流派的亲湘抑淮，对甲午战争中湘军的东山再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注]

以上的研究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研究“热”的繁荣，代表了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深化、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