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受20世纪90年代以降史学界研究范式与学风转向之影响，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整个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大气候已大不如前，近代史研究领域重心后移引起“民国热”的勃兴，“到民国去”“民国范儿”成为研究时尚，加之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方兴未艾，致使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渐趋沉寂。其次，晚清政治史领域内亦出现重心后移，清末新政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伴随历史研究中“历史周年意识”的强化，学界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的注目程度，仍持续不下。再次，洋务运动史研究自身的消解与分化。以事件史为中心研究取向的式微，以及专门史研究取向的加强，导致本身从“八大事件”分析框架中产生出来的洋务运动史本身被解构成两方面的意蕴，一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历史”，即洋务运动从兴起、发展到结束30多年的历史，包括洋务派的各种洋务举措、与顽固派的各种论争，等等；二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历史”，即19世纪60—90年代清廷开展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军事等。重视实证性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历史”的研究渐成为新的趋向，而对洋务运动本身的研究，却在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洋务“热”就已呈现出消退的迹象，定期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的学术传统，继福州第七届讨论会之后中断，首届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亦成为时代绝响。为研究洋务运动奉献毕生的姜铎，在1997年时殷殷期许的三个愿望，即召开天津第八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筹建研究洋务运动的正式组织，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最终成为未竟之事业。[※注]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洋务运动史方面的专史著作除了夏东元的修订版之外，几乎付诸阙如。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热”的消退并非代表洋务运动史研究走向了尽头，恰恰是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以一种更加冷静、更加学术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的距离和契机，并以扎实的实证研究切实推进这一专题的进展。检视21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史研究，在新的起点重新出发，取得的成绩亦是有目共睹，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对洋务运动的整体认识取得较一致的共识。研究者们普遍倾向于使用现代化叙事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视角考察洋务运动，即将洋务运动放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并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观察洋务运动，特别是其失败的结局。如夏明方指出：“洋务时期的中国近代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在遭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围绕着如何回应外国列强挑战这种中心线索而展开的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改造传统社会的历史实践。”[※注]郭世佑、邱巍从学术史的梳理与总结中，将洋务运动视为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石。[※注]《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将1865—1895年的历史命名为“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现代化尝试，主要是早期工业化的尝试，或称为早期工业化的开端，而且是一种缺乏前提条件的工业化尝试，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现代化尝试。[※注]彭正波认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因为固守传统文化，过分迷恋科学技术，忽视制度的变迁与革新，无法突破传统轨迹的路径依赖，导致其必然失败。[※注]

其二，伴随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淡化和边缘化，重视清朝统治集团派系及权力之争对洋务运动时期内政外交和晚清政局的影响，成为学者普遍关心的议题。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又取得了新的进展。马平安从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角度，剖析同光之际地方督抚专政和清廷“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及其影响，指出咸同后的督抚专政仅是造成中央政令不行的局面，但同光之际随着地方督抚在创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军事、政治、外交、财政、教育等权力的不断膨胀，他们对清末朝局的影响与日俱增，最终形成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而此局面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又是肇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曾国藩的湘系势力。[※注]戴东阳以晚清驻外使臣群体为研究个案，对晚清政治派系对驻外使臣群体的影响予以了观察和探析，指出，在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晚清政局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湘军、淮军、清流以及满人统治集团。其中湘系在曾国藩去世后已经大为沦落，政坛主角的纷争是以主张洋务的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与以反对洋务的李鸿藻为核心的清流集团的对峙。这种政治派系的角力，在驻外使臣群体政治身份的认同上有很明显的反应。甲午之前对出使大臣影响最大的就是淮系李鸿章，早期清流派对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注]王瑞成从“权力转移”的视角检讨了1855—1875年中国内部纵向上下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对同一时期外部势力冲击之下产生的体制内外之间横向权力的关系变动进行了整体性考察，指出从湘、淮集团到洋务集团的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以总理衙门成立为代表，呈现出权力外移的主导趋势，最终形成以整合了由内转外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的洋务体制，与王朝旧体制并存，这种双轨制结构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注]王维江等学者有关“清流”人物的新近研究，丰富、深化了学界对清流党或清流派与晚清政局的认识与了解。[※注]大陆出版印行的台湾学者林文仁从地缘关系和派系分和的视角观察1861—1898年晚清政局走向的两部大作，势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学术对话与交流的趋势，并引发大陆学界对洋务运动史研究进行新的思考。[※注]

其三，洋务企业、洋务人物等研究渐趋成熟。对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运动中的典型企业，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盛宣怀等人物的研究，一直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重头戏，研究成果丰硕而突出。21世纪以来，在轮船局史研究会（2004年成立）、曾国藩研究会（2006年成立）、李鸿章研究会（2005年成立）的支持下，这些企业与人物的研究继续风生水起，渐成规模。[※注]新编《李鸿章全集》、新版《曾国藩全集》《张之洞全集》《左宗棠全集》[※注]等煌煌史料巨著的问世，在引发知识界学术“地震”的同时，也为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人物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与崭新的视角，相关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借助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的整理与披露，21世纪以来夏东元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盛宣怀的研究成果[※注]，对洋务运动时期盛宣怀的事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肯定。朱浒的研究则将盛宣怀的人物研究纳入社会史的脉络，通过对学界较少注意的盛宣怀在光绪四年（1878）办理河间赈务的探讨，认为盛宣怀正是通过河间赈务为后续的洋务事业积累了必要的社会资源，成为其洋务事业脱困的序曲，由此才有了光绪七年（1881）办理电报事业扭转洋务事业颓势转机的出现，进而揭示了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注]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既弥补了学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又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深入。

其四，洋务运动史研究向社会史领域进一步渗透和扩展。上述朱浒的专论已经是这方面很好的代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则聚焦在洋务企业中一个活跃的群体——江南绅商上。通过对江南绅商（还有与之关系密切的郑观应）在“丁戊奇荒”中义赈举措的梳理，指出江南绅商借由义赈参与到洋务企业建设，涉足矿业、纺织业、电报业以及航运业等，并成为其中坚力量。朱浒的研究在对以往关于中国近代绅商阶层和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进行某些拾遗补阙贡献的同时，其学术价值还在于为学界提供了观察这两个历史事件新的视角与反思。[※注]邱捷以同光之际广东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为主要史料，以一个知县的视角，窥视同光之际清朝吏治、地方行政机构和晚清官场规则运作，特别是广东开展洋务运动的若干细节，指出杜凤治的日记中有其大量参与“洋务”的记载，主要体现在跟随督抚查看机器局、炮台、军舰，以及以首县知县的身份参与同外国人的交涉活动。[※注]此外，刘慧君在考察了制约洋务运动历史进程的灾荒后指出，洋务时期的灾荒虽成于洋务期间，但却是封建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既是天灾，亦是人祸，并同当时社会法律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注]

其五，洋务运动制度史研究得到重视和加强。夏东元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撰写教育制度变革、军事制度改进、政府机构变化等专史著作的设想。[※注]伴随21世纪以来晚清政治史领域制度史的回归，关注洋务运动时期的制度建设与顿挫亦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周建波运用现代企业和管理学理论分析了官办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股份融资、技术人才引进、经营理念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对洋务运动官办企业制度建设思想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考察。[※注]王小侠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官督商办”的制度框架进行解析，认为其在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企业的效率以及近代化进程方面的缺陷，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注]谢俊美从近代政治制度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考察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认为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军队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陆、海军两个兵种，同时表明清朝在军事制度建设方面有了历史性突破。[※注]

其六，洋务运动专题史研究继续深化与拓展。以洋务思想为例，贾小叶认为指导洋务运动的纲领并非学界惯常以为的“中体西用”，而是遵循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时间上“中体西用”产生于甲午战后，内容上突破了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技西艺”的限度，容纳了学习“西政”的内容，所以与其说它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毋宁说是清末新政的思想先导。[※注]邹小站从思想史的脉络中梳理国是、议论、风气三者对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影响，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输入运动，是在国是未定，议论、风气未变的情况下展开的，西学输入仅限于局部，传统的取士制度阻碍洋务人才进入政府高层，高级官僚结构的固化，使得洋务人才的建言无法真正成为影响政府的决策，西学大规模、全社会性的输入，直到庚子后始得实现。[※注]谢放注意从“自强”含义的演变及时人议论“自强”的语境中对曾国藩的自强观进行重新审视，指出“自强”一词在同光之际经历了前期的侧重“制外”与后期侧重“治内”的变化，因此曾国藩的自强观亦在同治年间多表现为强调“师夷长技”，以练兵、制器为先，光绪年间开始强调以修政事、求贤才等“治内”举措为自强之本。从这个视角亦可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举措给予同情之理解。[※注]李彬彬则从洋务时期士林的儒学观角度对洋务派与守旧派文化论战的中学根源进行剖析。[※注]夏明方的研究指出，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修建铁路的论争，除了学界通常认为的军事因素外，源于大灾奇荒的残酷现实刺激，提升救荒能力的交通条件，将铁路建设和救济灾民有机联系起来的民生思想，亦是洋务派据理力争的利器之一，然而这种民生思想亦仅限于一种思考，并未付诸有效的实践，最终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立论依据。[※注]此外，李青的研究围绕洋务派法律思想及实践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注]

通过以上评述的这些成果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就洋务运动研究洋务运动的局限，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综合、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一些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问题得到研究者的注意和讨论，从而使洋务运动史研究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昭示了未来洋务运动史大有可为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