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法战争的时段，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多将之定格在1883年12月山西之战到1885年6月中法签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但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应以1873年12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法军发生的第一次纸桥之战作为中法战争的起点，指出如果不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清朝政府的历史，那么，刘永福领导的中国民间武装力量完全有资格在第一次纸桥之战中代表中国政府，开始了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战争。[※注]乍一看来，这一观点颇为有理。但正如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纸桥之战的性质只是法越之间的战争，当时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受雇于越南国王，与越军一同作战，系为越南而战，而与10年之后发生的刘永福配合清军抗击法军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为法越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后者则为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并且，从1873年第一次纸桥之战到1883年中法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10年里，黑旗军和清军与法军都未发生过战斗，将第一次纸桥之战与10年之后的中法战争联系在一起，未免过于牵强。[※注]应该说，后一种观点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的相关历史可当作中法战争的历史背景，而不宜混同于中法战争；否则，我们就很难对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严格和客观的分格。

关于中法战争的性质，国内学界虽有不同表述，但认识实际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中法战争是中国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早在1955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时，国内学者就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作了定性，指出“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战争”[※注]。这一定性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为国内学者普遍接受。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越南和国外学者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中法战争说成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发生的不义之战[※注]，这是有悖学术客观性的。正如国内学者所批评的，这一观点违背中、越、法三国关系基本历史事实，即19世纪后期清军援越抗法，系基于中越传统宗藩关系，受越南阮氏王朝之邀，维护阮氏王朝统治，避免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并非出于占领越南领土，而事实也未占领越南领土；越南学者出于政治目的，将中法战争说成是中法为争夺越南而进行的“狗咬狗”之争，这是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注]

对于法国发动战争的背景和战略目的，国内学者有不同观点。传统观点根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简单和机械地将法国发动中法战争的背景归咎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垄断阶段，认为法国发动中法战争的战略目的，旨在变越南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略中国，以迎合法国大资产阶级掠夺原料和输出资本的要求。[※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国发动中法战争的背景与法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与当时法国的政局有密切关系，主要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政的甘必大、格列维、茹费里等共和派领袖亟思建功立业，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海外殖民帝国，洗刷普法战败之耻，以重振法国民心和国威。[※注]也有学者指出，法国固然有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的战略目的，但当时法国政府并没有直接把侵略中国作为战略目标，当时法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状况都不允许法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以中国为直接目标的侵略战争，而事实上法国政府也没有进行战争动员，在中法战争中实际动用的兵力和军费都十分有限，根本无意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

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及评价，国内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是“不败而败”，清政府于战争后期在越南陆路东、西两线战场上分别取得打败法军的战果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和约，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这是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个恶果，“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不是败在军事上，是败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求和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上”[※注]。或曰“中国在这一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罪恶政策，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注]。这种观点如果再具体一点地说，就是中国在军事上胜利，外交上失败了。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也以失败告终，或者说从战争全局而言，中国在军事上并未取得胜利，这成为外交上妥协的重要原因。[※注]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中法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赔款，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注]

至于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则存在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在于列强的干预，指出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是西方国家既争夺又勾结的一次恶劣表演，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从中国的身上割取一块肥肉，帮助法国打败中国。[※注]有的学者认为阮氏王朝的投降附敌是抗法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指出清王朝在援越抗法过程中确有动摇妥协、贻误战机等严重错误，这固然出自封建王朝的腐朽本质及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但促使清廷妥协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阮氏王朝萎靡不振，首鼠两端，以致投降附敌。[※注]有的认为李鸿章的和局思想是导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的直接原因，不过李鸿章不是真心卖国，而是无心误国。[※注]

关于中法战争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它加剧了中国的边疆危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时也催生了改良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变法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注]近年有人提出新观点，认为中法战争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政局，1884年的甲申政变，撤换了以奕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经济上开始借用外债支持战争；军事上影响了海陆军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海军建设，清政府及时加强了台湾防务；外交上出现了新变化，打破了中国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创立了以战争解决藩属国被侵的模式；思想上树立起刘永福、冯子材、刘铭传等爱国英雄的形象。[※注]有人认为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先进的中国人更加急迫地在黑暗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王朝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了新式海陆军的建设，特别是扩建现代化海军。[※注]有学者就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作了考察，认为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与中法战争的催化有密切关系，清政府在中法战后普遍的边疆危机面前加强了全方位的国防建设，结合对周边形势的分析，正确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主要的、直接的威胁，将战略重点转向北方、转向海防，设立海军衙门，加强海防建设，而且不再固守传统的耕战思想，大力发展工商业。虽然中法战后国防政策的改变还停留在表层、有限的方面，还缺乏对国防体制等本质问题的思考，但它对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后建设新型国防的高潮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注]有学者探讨中法战争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认为中法战争的失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的欺凌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投身“少年中国党”，开始进行以改造中国为宗旨的政治活动。[※注]

中法战争不仅对中国全局产生影响，对毗邻越南的中国西南地区和台湾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撰文探讨中法战争后法国对云南的侵略，指出中法战争后法国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大门，控制了云南重镇蒙自、思茅及滇越交通孔道——河口，扼住了云南进出口的咽喉，而且掌握了滇越铁路，方便了法国对云南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面侵略。[※注]有学者从近代化的角度分析中法战争对广西的影响，指出中法战后法国势力大规模向广西渗透，并由此引起列强间的竞争，广西的大门被打开后，列强以通商口岸为基地，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肆向广西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近代商业网络开始形成，轮船运输业兴起，为广西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又促使广西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由闭关自守到自强求富，为近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列强侵入广西的目的是把广西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但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广西近代化的发展。[※注]有人认为中法战争使广西原有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外国商品涌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金融势力进一步深入。但是，这一变化是初步的、不全面的，桂东南地区变化较显著，桂西北地区变化有限；进出口贸易发展不平衡；战后几年间变化较快，以后趋于和缓；外国列强对广西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注]另有学者通过台湾建省探讨中法战争的影响，指出中法战后清政府在吸取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对加强海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设立海军衙门和台湾建省就是两个直接的结果。台湾建省是在中法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与其他和平时期的分官设治不同，带有明显的筹防性质；台湾建省也不是单一的闽台分省，而是与筹防、建设紧密相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