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事关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及历史评价，因此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及神秘性，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长期成为学界的一个不解之谜。

大致说来，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可能是为了证明义和团系农民革命，国内学者多沿袭1899年吴桥县令劳乃宣所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所谓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源出于八卦教之离卦教”的说法，认为义和团源于具有反清传统的白莲教，如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即据此推论，指出：“大家都知道义和团是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而来的，而白莲教就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的秘密组织。义和团在组织上就是继承八卦教的形式，例如八卦教是按照具有神秘意义的八卦来编制它的队伍，义和团也是如此。”[※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也均采此说。虽然邵循正、陈庆华在1964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中指出清朝官员劳乃宣等将义和团与白莲教联系在一起，是出于怂恿清政府进行严厉镇压的政治目的，“他们报告的内容许多是不可信的”，义和团“和八卦教是有区别的”[※注]，但在当时国内学术界犹如空谷足音，没有引起反响。

1979年之后，国内学者就义和团组织起源问题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探讨，形成许多种不同观点。

有的坚持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并做进一步具体分析。如李世瑜利用故宫所藏乾嘉时期的档案，根据乾隆年间清水教起义的领导人王伦和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领导人冯克善均为梅花拳拳师，而梅花拳与义和拳实为“一个拳种的两种称谓”，由此说明义和团系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注]也有学者根据调查和档案资料，指出义和团源于八卦教外围组织的“武场”，其信仰和风俗与白莲教多有继承关系。[※注]

有的认为义和团为民间秘密结社，与白莲教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其理由是两者在组织、宗教信仰和斗争目标上都不相同，而义和团时期发生的义和团屠杀白莲教事件也说明了义和团不是白莲教，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系统。[※注]

有的认为义和团组织起源于民间习武团体。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即谓“义和团是以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仰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陈振江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1898年在直、东交界普遍建立的义和团或义民会，是“以村落为基础的习武团体，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注]。

有的认为义和团为农民结社和民团的结合。如陈贵宗和冯士钵即持此说，认为义和团系在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民团这两种本来性质不同的组织广泛结合而成的一个新型的反帝爱国团体。[※注]

在以上诸说的基础上，有的学者另辟蹊径，认为义和团是各种宗教化拳会或具有教门信仰的众拳会的混合。此一观点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家路遥和程歗教授为代表，他们在1988年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上，任何一种单一不变的组织形式，都不可能容纳像义和团那样庞杂而广泛的反侵略人群。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义和团组织源多流杂，最后汇聚于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团体之中”，是传统农民战争中教门和拳会相结合的结果。具体言之，在义和团运动初期阶段，它上承白莲教余绪，下与诸拳会及八卦教分支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旧式农民斗争特征；后来随着义和拳的发展，其组织进一步扩大，来源也更复杂，既有秘密宗教、会社，又有许多习拳练武的自卫团体，甚至还有为统治阶级所允许的私团进入；进入北京后，义和团的成分虽然更加复杂，但仍不难看出有的拳团依然具有秘密宗教和会社的特征。[※注]

程歗教授在200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而作的《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一文中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义和团起源问题具有“地区性”和“多源性”，“义和团不仅是带有不同地区特色的多种民间组织的总汇合，而且在某一特定地区（如直、东交界），也是当地的多层组织和多种文化因素撞击交融的结果”，并进而提出那些以士绅、商人、体制内外的民间组织领袖及各村镇能人为代表的“社区精英群”，在促进义和团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不失为进一步勾画义和团起源的一个“衔接点”[※注]，断言义和团并非既往的某一种社会组织的直线延续，“联系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和义和团之间的中介，是那些在变动了的晚清政治秩序中参与反洋教的乡土社会的精英群。他们的联合和行动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并经由相互关系的复杂错动，通向了义和团的起源并进而规定了运动自身的逻辑”[※注]。

在有关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的讨论中，路遥和程歗教授所提出的“多源说”既建立在他们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吸收了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注意到义和团组织的地区性，同时也注意到义和团组织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以往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了一个总结，并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已经或正在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

与义和团组织源流问题相关并同样吸引学界关注的是，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大致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一般都从民族和阶级矛盾角度解读，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华北地区的侵略和民教矛盾的加深，以及清政府的残暴统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华北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等因素有关。如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第八章第一节绪言中就指出“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无疑是甲午战后的外国侵略和满清暴政”，认为甲午战后列强在华北地区的领土和经济掠夺、享受特权的教士和教民，以及清政府对华北人民的无情搜刮和广泛的水旱灾等，都是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具体因素。廖一中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也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视角分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将“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洋教侵略的加深”“清廷的内部矛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斗争”等，列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这种从民族和阶级矛盾对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所作的解读，总体来说不无道理，但同时又过于笼统和表面，是有欠缺的。例如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华北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一些洋教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更为强大的地区？而就山东义和团运动来说，它为什么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势力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一方面继续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角度进行解读，但更多地从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探讨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如程洪从19世纪末直鲁豫三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及不平衡发展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它们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指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动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本原因，社会的文化结构则规定了义和团运动采取的方式，而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政治结构又决定了义和团的归宿。几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标志，也导致义和团运动最终成为一场悲剧”[※注]。周育民具体剖析了19世纪末山东嘉祥县社会结构中家族组织的松散对该地民教冲突的影响，指出由于山东农村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强有力的家族组织，山东地区乡村的家庭血缘关系因社会贫富分化而相当松弛，使民教冲突得以在家族内部乃至家庭内部这样深刻的社会层面上展开。[※注]张思则从19世纪末洋纱、洋布等洋货对直鲁农村传统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揭示其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注]胡绳武和戴鞍钢也通过他们的研究，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江南地区之所以没有发生像华北地区出现的义和团反帝风暴，实与南方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注]也有学者探讨了由灾荒和社会经济变动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如何影响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注]另有不少学者考察和分析了华北地区特殊民俗、文化及社会心理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注]

除了这些专题论文外，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从地方史角度，同时运用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知识，对直、东交界的几个县在直隶威县辖区内形成的被称为“飞地”的村落群进行深入和多方面的解剖，从中揭示义和团运动在该地爆发的内外原因及相互关系，指出“义和拳运动所以能在冠县十八村酝酿发端，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仅为这场运动所出现的阶级力量配备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而诱致运动的爆发，则是植根于外国天主教会势力的压迫及其所引起的民、教矛盾，又由于民间秘密结社的组织、发动以及发生胶州事变这样特定历史契机的刺激，才演化形成为义和拳运动”[※注]。

黎仁凯、姜文英等合著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则在上篇“19与20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中，从“灾荒、社会变迁和流民”“民间社团和秘密社会”“基督教在直隶的传播与分布”和“中西文化差异”四个方面，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作了综合分析，指出直隶是基督教传播与分布范围较广、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省区，也是民间社团、秘密社会层出不穷的省区，这使得这一地区的民教矛盾特别尖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既与晚清直隶社会变迁特别是基层社团和秘密社会密切相关，也与直隶地方官、士绅的对策和心态休戚与共，并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从断断续续的仇洋、仇教风潮演变成规模宏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既是外国教会势力在直隶加紧侵略、冲击渐趋加深和直隶民众仇洋、仇教势力逐渐发展壮大的结果，也包含燕赵文化对西方文化在世纪之交的激烈碰撞和冲突”[※注]。

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义和团发生原因所作的探讨，很大程度弥补了前一时期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使我们清楚看到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在鲁西南、鲁西北和直、东交界等地，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教矛盾这些大背景之外，实与这些地区脆弱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家庭结构，以及这些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生态和地理环境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然，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因此，国内学者在讨论义和团爆发的原因时，各种观点彼此并不完全排斥，分歧在于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孰轻孰重，这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