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政各项改革中，根据“为政之道，首在得人”的思想，教育改革迈出的步子最快，成效也最显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清末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并且大力兴办学堂，鼓励留学，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初步实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与此相应，国内学界对清末教育改革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论著。

一 关于废科举

国内学界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不同角度对清末科举制由改到废的过程和背景作了深入的考察和论述。有的从文化史角度探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变化及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清末科举制改革产生的影响。[※注]有的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角度，指出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变革和废止是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同步的，是中国近代新式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注]有的从科举制存在的固有矛盾和困境，并从“科举累人”和“人累科举”两方面揭示科举制在清末遭废除的历史必然性。[※注]有的从晚清政局角度，探讨了地方督抚和中央官僚及政局的变动在推动清末科举改革和废除中所起的作用。[※注]有的探讨了晚清科举经费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过程对废科举的影响[※注]。有的认为清末废科举与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赌博现象泛滥、走私活动猖獗、社会混乱不安、仕途壅堵不堪、科场作弊成风、考生人格扭曲等，有着直接关系，使得科举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荡然无存，走上不归路。[※注]有的指出清末废科举大致经过了从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到及第人数渐减和完全废除三个阶段。[※注]有的批评清末的废科举并不彻底，仍旧沿用了科举制的一些做法，影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与新政教育改革政策相矛盾，滋长了“以学干禄”的风气。[※注]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末废科举后仍保留科举出身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做法。[※注]

其二，对废科举的影响和意义作了多角度探讨，并大致形成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对废科举持积极评价，认为废科举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均产生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使得清末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提高了向上流动的人员素质，而且扩大了社会流动的途径，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准备和提供了大量的、多样的人才，并使清政府文官录用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呈现出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开始由儒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化，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参政意识，改变了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其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注]另一派学者则强调废科举对清政府和中国社会及政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有不少学者指出骤停科举制给应试文人带来了心理与切身利益的双重危害，增强了对清政府的离心力，使传统的社会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激起强烈的社会震荡，加深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迫使传统与新式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最终成为不满清统治的“叛逆者”；废除科举制使清政府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力都有所削弱，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注]还有学者认为清末废科举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指出废除科举制导致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城乡逐渐分离，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掌握政治权力，乃至“游民”和“饥民”这类边缘社群也加强了对政治军事的参与，从而为民初的军阀政治埋下祸根。[※注]还有学者批评废除科举制对中国乡村社会也产生了恶性影响，导致乡村教育退化和衰败，乡村社会趋于“土豪劣绅”化，拉大了城乡社会发展的差距，严重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注]

二 关于兴办学堂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肯定新式学堂在清末取得了重大发展，成果显著，指出新式学堂在清末最后10年的发展不但就其增长比率和绝对数而言是空前的，而且在结构和功能方面与此前相比也有了重大变化，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普通教育的发展第一次受到重视并取得显著成果；实业教育、师范教育获得长足发展；高等教育也获得较大发展；女子教育开始受到政府注意。[※注]对各类教育在清末的发展及教育改革在清末各省的执行情况，国内相关论著多有探讨，兹不作具体介绍。

对清末兴办学堂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仍保留浓厚封建色彩，以“忠君”“尊孔”为指导思想，继续以各种科举功名奖励学堂学生和留学生，把科举遗毒传给新式学堂，对以后新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其次，学生数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过低，且受地方督抚人为因素的影响，学堂地域分布很不均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兴学基础的脆弱。最后，新式学堂质量与数量的增长不同步，存在严重问题，缺乏合格的生源和合格的教师，教育经费拮据。[※注]

围绕清末兴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内学界还专门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如有的学者对清末各地毁学现象作了比较多的考察和分析，认为毁学现象主要是教育改革超出了当时社会承受力，损害了民众切身利益。[※注]有的对清末庙产兴学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和民变作了具体探讨。[※注]有的对清末兴学过程中乡村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之间的冲突和调适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指出清末乡村教育冲突不仅给刚刚起步的中国乡村教育近代化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近代乡村社会危机局面的形成。[※注]还有学者不但对清末兴学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具体考察，同时还详尽探讨了清末近代学堂兴起对清末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指出清末数以万计的“洋”学堂和数以百万计的“洋”学生的涌现，强制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注]

此外，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清末教育经费问题作了专门探讨，如有的考察了清末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的经费来源，认为有四种途径：将旧有机构经费充作校产费用；截取寺庙观庵经济款收；官款公集；私捐自立等。[※注]有的探讨了鸦片税收增减对清末兴学的影响。[※注]其中，商丽浩的《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一书从教育财政学角度，对清末中央、省级和县乡教育经费的来源和配置情况作作了系统的论述，具体揭示了清末在由传统教育财政向近代教育财政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及对中国教育财政近代化的影响，是目前国内探讨中国近代教育经费问题的一部代表作。该书指出，清末在中央教育财政方面出现的变化是，临时的专项筹款措施取代定项定额的传统教育财政，地方控制国家教育财政经费态势取代国家拨发地方教育经费的传统教育财政。虽然国家教育财政经费额不断扩大，但中央教育经费占国家教育财政收支的比例较封建国家时期缩小。中央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在京中等以上学堂的经费、部分旗学经费及在京的各教育行政机构经费，中央教育财政尚未承担起对普通国民实施初等教育的职责。总之，清末在扩大国家教育财政过程中，国家失去了对国家教育财政进行制度化管理的能力和集中管理的能力，失去了国家以财政经费控制教育收益率的能力。就清末省教育经费来说，其特点是全国各省教育经费来源不一，各有特点；各省教育经费差距甚大，教育经费较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和长江沿岸，内陆和边疆省份教育经费严重匮乏；各省教育经费以省地方财政中的教育拨款即官款为主，省政府控制教育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就清末县级地方教育经费来说，除学费外，主要由地方劝学所和地方自治机关以征收地方公共捐税和公产为主，用于兴办初等教育，并实行专款制，教育经费往往由一校或一区独立收支，地方财政统一拨发教育经费的制度尚未形成。总之，在教育近代化早期普遍采用的以各地之财供各地兴学之用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分别由中央、省、县三级负责办理的分级分区筹款制度，在清末教育改革期间已渐露端倪。[※注]

三 关于清末留学教育

国内学界着重对清末教育作了比较多的考察和论述，比较一致地认为清末留日教育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留学运动。对于清末留日教育热潮产生的原因，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除受民族危机的鼓荡，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政策，以及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接近等因素之外，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提倡和鼓励是其中一个首要原因。而1907年之后留日学生人数发生锐减，除了受日本政府整顿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影响外，也与清政府留学生派遣政策发生转变，对赴日留学由积极提倡和鼓励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办法，有着直接关系。[※注]

关于清末留日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有的学者从教育史角度，强调其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清末留日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既表现在宏观方面，也体现在微观方面；既在参与现实的、改革传统旧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又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长远发展做了理论上、队伍上的积蓄和准备”[※注]。有的从留日学生与清末预备立宪、留日学生与清末教育改革、留日学生与清末新军编练、留日学生与清末法制改革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清末留日教育对清末新政的影响。[※注]有的从革命史角度，探讨了清末留日教育对推动辛亥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注]。

除了留日教育外，国内学者还对1909年清政府开始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派遣留学生赴美游学运动的缘起及性质进行了探讨，并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传统观点将清末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游学看作清政府的主动行为，特别是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努力争取的结果，并将美国的庚款兴学看作一种文化和教育侵略加以否定。[※注]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对清末庚款留美教育的缘起和性质作了不同评价，认为清末美国退款兴学系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并非出于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的倡议；美国退款兴学不但是对列强勒索庚子赔款正当性的一个自我否定，而且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是晚清中美关系史上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注]应该说，后一观点代表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值得重视。

四 关于近代学制的建立

国内相关教育史著作着重对《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两部学制尤其是后一部学制的制定过程、内容、特点和意义等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们透过对这两部学制制定过程和内容的考察，一方面承认《癸卯学制》学习和模仿了日本学制特别是1900年前后的日本学制，将学校系统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和通儒院三级，并且指出《癸卯学制》在指导思想、立学宗旨和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上，以及在课程设置和重视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师范教育和大力发展实业教育等方面，对日本学制多有借鉴和模仿。但同时指出《癸卯学制》并非完全照抄日本学制，又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在立学宗旨上虽强调国家、社会本位，但没有日本那样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在课程设置上，突出读经讲经的地位，这是日本学制所没有的；《癸卯学制》在女子教育、奖励出身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中国封建教育固有的顽疾也是日本学制所没有的；此外，《癸卯学制》在设学方式、学校管理和教育经费等方面，也有不少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举措。

对于《癸卯学制》的意义，他们则予以充分肯定，认为《癸卯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它不仅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三足鼎立的近代学制系统，把学习西方教育的意识落实到学制的课程设置中，而且根据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确立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点。并且，《癸卯学制》的颁行还直接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催发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使学校摆脱了附庸、婢女的地位。因此，“其历史地位应得到充分肯定”。或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总结，是清末学堂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推动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晚清以来教育发展的重点，促进了教育内容的改革，凝聚了许多当时中国有识者的智慧，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注]

五 关于教育行政机构改革

教育行政机构改革既属于清末官制改革范畴，也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末10年教育改革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学部、提学使司、劝学所等新式教育机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其中，学部是清末新政期间设立的统筹全国学务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相关论著比较一致肯定它在中国教育行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认为学部的建立使全国的教育事务有了归口管理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使近代中国教育迈向专门化和法制化，极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为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该书从学部渊源、机构设置和职能扩展、人事与决策、与各方权限的关系、经费统筹与督查、教育统筹与推进、规范管理和加强控制、学部与宪政、学部与近代文化事业九个方面，对学部的创立和活动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具体揭示了学部在晚清政治与教育变革中的地位和影响。[※注]

关于清末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相关论著着重对学务处和提学使司机构的设置、职能、隶属和官员的任免等作了考察和勾勒，并对提学使司设立过程中枢臣、部臣、疆吏、学政及在野舆论的角力及学政与提学使职能衔接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清末裁撤学政、在各省设提学使，体现了清代社会由以科举为重心向以教育为重心的转变，亦是晚清由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的主要一环，但对学务处和提学使司在推动地方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尚缺乏具体和深入的考察。[※注]另有学者以直隶为例，对晚清查学和视学制度作了深入考察，并与日本进行比较，指出近代中国地方视学制度虽源于欧美、日本，但省视学的职权范围又超出监督的一般定义，体现了清政府试图通过地方视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控制的目的。[※注]

关于清末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相关论著对劝学所在清末的推广情况及其活动作了比较多的研究，既有综合考察和分析，也有个案研究，并且，一般都对劝学所作用持肯定评价，认为劝学所作为管理地方教育的专职机构，是清末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它在清末最后数年间在改良私塾、规范学堂、筹措地方教育经费及推广社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地方教育事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注]但最近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注意到劝学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指出劝学所督办地方学务带有很强的自治性，但“劝学所在实际运行中既无法成为完全的自治执行机构，也没有被纳入行政体系之中”，它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劝学所制度设计的矛盾“使其在运行中的负面效应大于其正面效果”，毁学群体事件即是例证，最终成为清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注]

对于清末社会改革，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禁烟运动和化除满汉畛域政策两个问题上。对于清末禁烟运动，国内学者基本都持肯定评价，认为清末禁烟取得了重大成功。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发表的与清末禁烟运动有关的论文数十篇，论题涉及禁烟运动的背景、源起和经过，清末地方禁烟运动，禁烟运动与英、美等列强的关系，等等。[※注]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禁毒史的著作，如王宏斌的《禁毒史鉴》[※注]、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注]和《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注]、秦和平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注]和《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注]等，均对清末禁烟运动历史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和论述。

关于清末化除满汉畛域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发表的论文有20余篇。有的对清政府推出平满汉畛域政策的原因作了考察和分析。[※注]有的对清政府化除满汉畛域政策的确立过程进行了梳理。[※注]有的就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清廷颁布化除满汉畛域上谕的背景和经过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注]。有的对端方和张之洞等清朝官员调停满汉畛域的主张和努力，分别作了考察。[※注]有的对平满汉畛域政策的内容及执行情况作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清末平满汉畛域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项：第一，满汉通婚；第二，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东三省裁旗官用汉官；第三，旗人自筹生计；第四，旗民同法。其中，第一、第四项的执行较为彻底，而第三项因清廷的缓慢拖延少见成效，第二项因皇族集权彻底失败。[※注]有的探讨了化除满汉畛域政策在清末预备立宪中的积极意义，指出化除满汉畛域政策虽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应抹杀的，[※注]等等。

此外，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新政期间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诸如清政府的新闻出版政策、兴办近代图书馆、对学堂和留学生的思想控制、基督教管理政策等，认为新政期间清政府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失败是导致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对清政府管控意识形态失败的原因作了探讨和分析。[※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但丰富了清末社会改革政策的研究内容，并且有一定的现实关怀。

在肯定清末教育和社会改革研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同样有必要注意这方面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其他改革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将这方面的改革纳入新政改革史的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和分析。以清末教育改革来说，虽然我们肯定它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从整个新政改革的成败来说，清政府将教育改革放在各项改革之首及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否超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是否与新政的其他改革相脱节并对新政改革带来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察和思考了。同样，清末禁烟运动无疑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改革，但考虑到禁烟运动当时所造成的财税损失和社会问题以及对新政其他改革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清政府发动禁烟运动的时机和步骤加以重新评价了。总之，只有将各项改革纳入新政整个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和分析，才能在研究中避免出现类似盲人摸象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