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沿袭两千余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革命党人一派之功，而是清末各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因此，有关清末会党、新军、华侨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就成了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国内学者大致有两派不同观点。一派比较强调它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会党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积极参加武装斗争，“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在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发挥了颇大作用”，“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军”[※注]。或说会党是“革命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并在辛亥革命时期趋向统一组织，趋向民主革命，趋向接受资产阶级领导，其功绩不在新军之下。[※注]或将会党的作用归纳为组织群众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辛亥决战和募饷筹款等四个方面。[※注]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应该为会党立一块历史丰碑——‘辛亥革命时期民族民主革命旗帜下的马前卒——中国会党’”[※注]。

另一派学者认为，对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不宜估价太高，指出从整个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来看，1908年之前主力是会党，但之后则是革命化的新军，“在对封建政权的最后一击中，主力军是革命化的新军，而不是会党”[※注]。有些学者还以会党在辛亥革命后投靠立宪派、旧军人和袁世凯北洋势力而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坐实会党缺乏历史进步性。[※注]也有学者认为会党对辛亥革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种二重性贯穿始终。[※注]

在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讨论中，国内学者还曾就会党的性质及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是否可看作革命党人与农民的一种特殊结合或联盟，进行过讨论。一派持肯定意见；另一派则持否定意见。[※注]现在看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说是个伪问题。这不仅在于会党不能代表农民，而且更在于整个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始终未曾发动过农民，对清末的民变加以领导。

并且，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既往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多从革命党人方面立论，在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有意或无意地预设了一些前提和评判标准，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领导和被领导、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这种研究视角是存在问题的，它很可能遮蔽了辛亥时期会党与革命党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双向关系，由此影响了我们对会党作用的评估。如能从会党或秘密会社角度，平等反观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对革命的影响，或许可为研究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供一些新的识见。

在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新军和会党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依靠的现成力量，都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新军与会党作用高低的评估上，有的学者倾向会党是革命的主力军，有的学者则认为革命的主力军应该是新军，会党只起了辅助作用。此外，国内学者还对新军转向革命的原因作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有的强调革命形势发展对新军的影响及新军具有转向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内在因素”；有的强调革命党人所做策反工作所起的关键作用；有的强调新军在选募、编制、训练等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对新军可能转向革命的影响；有的归咎于清政府对新军的失控，[※注]等等。以上诸说，虽然人言言殊，但实则并不矛盾，只是讨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既往国内有关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的盲点在于，对于截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国内新军的人数迄今未有定说，有说30万人左右的，也有说16万人之多的；有说24万人的，也有说约17万人的。而对于武昌起义爆发后到底有多少新军转向革命更是一头雾水，迄今未有一个具体数字。此外，在肯定新军对辛亥革命贡献的同时，对新军在维护清朝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及对晚清政局影响的研究多有忽视。既往国内学者研究中存在的这一不足，势必影响关于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的讨论。至于国内学者争论新军与会党贡献的大小及谁为革命的主力军，容易陷入盲人摸象、各持己见的窘境。历史的实际情况是，新军和会党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他们的作用和地位是各不相同的。简单、笼统地断论新军与会党贡献的大小、高低，难免会与实际的历史脱节，受人诟病。这不是一个可取的研究路径。

关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能是受孙中山曾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影响及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国内学者基本上多是正面论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认为华侨是辛亥时期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并从组织革命团体、参加武装起义、制造和宣传革命舆论及捐款助饷等四个方面，具体阐述和论证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注]

既往国内学者在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方面所作研究固然有其历史根据，但其中存在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忽视了华侨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海外华侨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所面对的不只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同时还有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势力及当时更为强势的清朝政府的争夺，单向度强调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可能并不符合海外华侨的真实情况，至少是一种简单化。再者，既往国内学者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的研究也不深入，只是作了粗线条勾勒，而且公式化，缺乏翔实史料支撑，内容多有重复，不但对美洲、南洋、澳洲和日本等不同地区海外华侨的革命网络没有一个清晰的勾勒，并且对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也缺乏足够的研究。总之，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辛亥革命与立宪派的关系，国内学者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有变化。大致说来，在辛亥革命研究的起始阶段，国内学者普遍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立宪派看作革命的对立面加以否定，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矛盾和斗争看作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注]与此相一致，国内学者对立宪派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他们与清朝政府虽然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立宪派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站在封建主义方面的”，他们在清末发起三次国会请愿活动，目的是“抵制即将爆发的革命运动”；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附和革命，完全是一种“伪装”和“投机”行为，是以响应革命的名义“来腐蚀革命”，是“企图站在革命方面来抵制革命”，“不使旧秩序遭到震撞”，从而达到“破坏革命”“窃取革命果实”的目的。[※注]

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其评价多有改变。固然有些前辈学者依然坚持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对立宪派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立宪派是一股“保清力量”，他们“不企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的改变，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他们与革命派是“根本对立的”，是清朝政府的“同盟军”，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的方向“很难认为是真确的”[※注]，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并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立宪派固然在革命道路和政体方案的选择等方面与革命派存在分歧，一个主张合法斗争，一个主张暴力革命，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主张民主共和，但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目标最终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立宪派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具有敌我性质，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因此，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之后转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并非“投机”行为。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立宪派的历史作用也作了重新评价，充分肯定立宪派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立宪派在辛亥时期的政治宣传和立宪活动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思想启蒙和组织动员作用，清朝的覆灭是立宪和革命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立宪派在辛亥时期创办民族工商业，发动和领导抵制外货和外债、收回路权运动，从事兴学和出版工作，也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注]有的论著则对上述两种对立观点加以折中，主张对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应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指出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抵制和破坏革命的一面，也有要求抵抗外患、宣传民主、瓦解清朝统治的一面。[※注]

在有关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及评价的讨论中，前一观点显然更多站在革命派一边，从立宪派的动机进行立论；而后一观点更多从立宪派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国内学界尚未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统一的定论或共识，但后一派的观点实际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逐渐成为一个没有定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