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推翻清朝统治和专制制度的革命，虽然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它同时也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曾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反响。因此，研究辛亥革命与列强的关系也就成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纵观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列强的态度研究，直至80年代，基本上立足于批判，认为列强对辛亥革命采取了干涉和破坏活动，是绞杀辛亥革命的帮凶，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吴乾兑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所作《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一文在综合考察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后指出：“帝国主义绞杀辛亥革命的方法，与它们绞杀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方法有所不同。它们虽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武装干涉的直接行动，但却在所谓‘中立’的幌子下，积极地进行干涉和破坏的阴谋活动，显得十分狡猾、阴险和毒辣。它们在革命爆发后，首先考虑的是起用袁世凯来镇压和破坏革命以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到了革命的火焰燃遍全国时，为了保存封建帝制，还搞了一‘君主共和立宪国’的阴谋。到再无法阻止中国人民建立共和时，就利用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来代替清政府，并要挟革命方面接受让出政权的条件。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假共和’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辛亥革命被帝国主义绞杀了。”[※注]余绳武在考察辛亥时期列强的对华政策后也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和破坏是造成这次革命失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为着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保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为着继续保持和扩大它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恶毒的干涉。它们利用当时革命党人幼稚软弱的缺点，在革命过程中一手举着‘中立’的旗帜，借以欺骗中国人民，躲避革命洪流的冲击，另一手则紧密勾结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买办势力，采用各种形式的压迫手段（政治阴谋、经济压力和军事威胁）来破坏革命运动，胁迫革命党人向反动势力屈服。”[※注]

时隔20年，卿斯美提交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用不同的表述传达了与吴乾兑和余绳武相近的观点，指出：“列强出于资本输出的巨大压力，必然要牢牢控制中国而不放，必然不会容许中国建立共和政体，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和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包括后来没有清王朝的清王朝——袁世凯专制政府）愈来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年的民主革命家，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欧美议会制国家竟然支持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反对志在共和革命的革命党，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把建立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支持上面。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辛亥革命的悲剧，也正在于此。”[※注]相关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在论及列强与辛亥革命关系时基本都持与此相近的观点。国内学界有关列强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论述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难免过于笼统和简单化，有失偏颇，尚需要做更为全面和更为客观的评价。

就辛亥革命与各个列强的关系来说，以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最为密切。整个辛亥时期，日本都是革命党人的一个聚集地。因此，学界对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关注，研究成果也最多。除相关论文外，还出版了多本有学术分量的专著，如赵金钰的《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廷江的《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及赵军的《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等。

综观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日本民间诸如日本浪人、志士、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日本舆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二是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

就日本民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说，赵金钰认为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少数人真正同情并热忱支持中国革命和革命党人，如宫崎滔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和梅屋庄吉等人；另一种是大多数人虽然在金钱和生活上热情援助和接待过留学或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但日本民间人士怀有以此手段来获得中国权利的长远目标。[※注]其他学者大体也持相同观点，但在对个别日本友人判断上又有些差异。如俞辛焞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指出，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日本浪人及犬养毅、宫崎滔天等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在中日间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中产生的，因此具有两面性，既有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一面，但在本质上他们的活动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只有像梅屋庄吉这样的极个别日本人士基于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观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没有从事过有利于日本侵华的活动，并强调明治、大正年间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友人具有一种舍己救人的侠义精神，这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注]李吉奎在系统考察孙中山与日本民间的关系后也指出：“虽然从民间来说存在友善的一面，但由于当时两国是处在不平等时期，因此，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令人愉快的。”[※注]

就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来说，俞辛焞认为日本政府与英美等国有很大不同，并没有采取“中立”政策，而是试图出兵干涉，以武力镇压革命；对袁世凯的态度，日本也和英美截然不同，反对袁上台掌权；在中国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出于吞并东北和内蒙古的侵略目的，向革命党人提供武器和贷款援助，主张南北分治，以此削弱中国。[※注]李廷江在考察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的动向后也指出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无一不试图乘中国动乱之机，强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进而向中国本土扩张势力”[※注]。中国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由于误判辛亥革命前夕的情势，经历了一个由革命初期的保皇外交到权利外交的转变过程。[※注]还有学者对辛亥期间日本政府在华利益的执行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侵略活动进行了考察和揭露。[※注]

关于英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国台湾学者王曾才从英国在华利益概况、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等三方面，探讨了英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英国在辛亥革命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一如往昔，系以保护和扩展英国在华利益为出发点。英国政府在革命中所采取的基本政策为等待尘埃落定和极力支持袁世凯。他们之所以未介入民、清争端的真正原因，系恐支持一方“其结果会引起另一方的排外，而迄今革命尚无排外色彩”。他们之所以坚持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其未来的国体问题，系恐外力干预会导致南北分裂从而损及英国的利益。总之，在辛亥革命中，英国政府大体遵守了中立，避免了干涉，安排了上海南北议和会议，坚持新的贷款必须以革命党人的同意为先决条件，并拒斥日本主张干涉的建议。同时，他们也劝阻东北的分裂活动。这些都对辛亥革命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而有助于让中国人民得到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注]杨天石认为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开始时压迫清政府停战，企图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后改变主张，赞成南北“共和”，并拒绝日本干涉主张，但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英国则支持袁世凯，并指出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这一对华政策是由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注]林海龙也认为在辛亥南北议和中英国为了操纵未来中国的政局，极力扶植袁世凯，在财政和外交上压制南方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凯攫取革命的胜利果实，使辛亥革命半途夭折。[※注]廖大伟认为英国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企图干涉“不干涉”的转变过程，英国的不干涉政策是以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前提的，而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英国则明显偏袒袁世凯，向革命党施加压力，为袁世凯爬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创造了条件。[※注]在对英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上，国内学界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无本质分歧。

夏良才对1911—1914年日本和英国的对华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与国内学者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和英国的对华政策是有所不同的：日本政府倚仗它的军事实力和邻近中国的地理环境，在辛亥革命期间往往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和赤裸裸的干涉行动。日本这种赤裸裸的侵略野心和动辄要用武力干涉的做法，不仅对中国政局发生影响，也使它与列强之间产生矛盾。英美等国有时不得不联合起来，对日本的过分行动采取抵制和压制的态度，这又反过来使日本大为不满。而英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在华商业和贸易利益，以维持它在华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武昌起义后，英国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客观的，认为革命党人并不排外，能尊重外人在华利益，与义和团骚乱不能相比，所以它不主张武力干涉，而提出中立政策，看形势发展再作决定。[※注]

就美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说，卿斯美探讨了1908—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政局特别是对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影响，认为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三次拒绝支持清廷抵制日俄的请求，同时又逼迫清廷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出卖利权，阻止了预备立宪的进程，加速了清朝的覆灭，指出预备立宪的失败“不仅仅是清王朝与立宪派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而且亦是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急剧发展的产物”[※注]。夏良才也认为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国际背景和导火线，并对这两个借款合同签订的过程作了具体考察。[※注]崔志海则利用美国国务院档案文件，从中美关系史角度对1910—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及其原因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辛亥前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虽然意识到中国国内发生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但鉴于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和民众的反抗斗争都被清朝政府所镇压，以及革命党人缺乏统一领导等弱点，同时鉴于塔夫脱政府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发展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因此，并没有预见到清政府会在不久的辛亥革命中很快被推翻，对中国爆发全国性的革命尚缺乏认识。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对辛亥革命有不同态度，尽管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但由于美国政府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反清革命，而没有将它定性为“义和团”性质的排外运动，因此直至清帝逊位始终奉行中立政策，并没有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行干涉和破坏，也未偏袒袁世凯，而是听任清帝逊位，主张等待一个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新政府的产生。他还指出美国政府当时之所以在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严格执行中立、采取不干涉政策，这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与当时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及革命党人采取的保护外人生命和财产的策略有着直接关系；其次也有国际因素，防止和避免少数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乘机单独干涉，谋取特殊利益；再者，既与美国外交上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有关，同时也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结果，此外还受了美国国内价值观念和舆论的影响。[※注]张小路也认为美国对辛亥革命采取了与列强合作下严守中立的政策，既没有干预中国国体问题，也没有武力干涉中国的打算和准备。[※注]中国台湾学者张忠正对1908—1911年孙中山与美国人荷马利和布司、艾伦联络，策划“中国革命计划”的内容、经过及其结局作了具体考察，指出这一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既由于美国商人现实利益的考虑，不愿冒风险投资孙中山的中国革命事业，也由于支持中国革命在当时违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注]此外，郝平著《孙中山革命与美国》[※注]详细论述了孙中山在美国的革命活动，以及他为争取美国政府及民间支持所做的努力，并探讨了美国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是一部专门研究美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综合性著作。

关于俄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4卷下册作了详尽的论述，认为由于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和俄国的侵略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俄国政府自始至终持反对态度，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干涉，同时利用当时中国的动荡局势，在长城以北展开大规模的领土掠夺活动，带头掀起又一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该书还对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趁机对东三省、新疆和蒙古的侵略活动分别作了具体考察和揭露，指出“沙俄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机推行肢解中国的政策、抢到赃物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注]。

关于法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张振鹍对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法国的原因活动及意义作了具体探讨，指出孙中山在巴黎接触的主要是法国在野人士，目的主要是以中国革命指导者的身份，就即将提上日程的建国任务及对外关系的某些原则作出说明，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法国的财政支持；孙中山与法国官方的接触则授意其代表胡秉柯、张冀枢具体执行，孙本人并未见过法国官员。[※注]吴乾兑则从法国对华外交政策角度，探讨了1911—1913年辛亥革命从爆发到结束期间法国政府的态度与反应，认为辛亥革命之初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反对共和、力图挽救清朝统治，并为此支持重新起用袁世凯和给予清政府贷款支持，拒绝向孙中山提供贷款和外交支持；在南北议和中，法国政府则拒不接受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主张由袁世凯来恢复中国秩序，并向袁世凯提供善后大借款，以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注]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注]

关于德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肖建东认为德国是当时干涉中国政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它一方面为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竭力反对革命，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并在南北议和中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又为袁世凯统治的确立输血打气，支持提供善后大借款，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德国为维持列强在华均势，联合美国和英国反对和抵制日、俄两国单独干涉中国和趁乱独吞中国的阴谋和企图，客观上为维护中国领土现状起了积极作用。[※注]赵入坤对德国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看法与肖建东稍有不同，他认为在南北议和、对华武装干涉、善后借款与承认民国等问题上，德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与其他强国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德国的反应相当迟缓，它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政策都是在列强改变政策后被迫制定的，因而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注]

纵观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研究，除日本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外，主要聚焦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但如所周知，1911年的武昌起义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高潮，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非在1911年一夜之间成功的，而是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因此，对列强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仅局限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这是很不够的，有必要进一步比较系统地考察自1894年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以来列强的态度和反应及其变化，这可以说是目前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和一个有待开垦的研究领域，值得国内学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