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与人物研究，始终是政治史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自1840年鸦片战争和1850—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以来，受内忧外患的冲击，清朝政局发生急剧变动。最近十年，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多有一些新的探索。

在道咸政局研究中，有的对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重治吸食”禁烟政策重新作了考察和评价，指出这一政策既遭英国政府的极力抵制，又遭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的破坏和阻止。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注]有的通过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的考察，透视清朝中央政府的战后反应及在追责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指出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对战败责任所进行的道德和法律追究，目的是要强化政权固有的合法性，以直接当事人责任追究方式来转嫁战败的后果，寻找替罪羊，并由此重申和坚守国家之根本，将对战败的反思转变成对具体责任人的道德评判。而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则与朝廷存在差异，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在责任追究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所表现出的这一矛盾，实质便是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冲突。[※注]沈渭滨的专著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问题如何从中国内政演变成中英之间的两国战争，提出许多新见解。[※注]张宏杰的著作《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注]对曾国藩京官时期及与曾国藩同时代或稍晚时代的一些官员的收支和生活状况所做的考察，为我们观察这一时期清朝官员群体经济生活特点及财政制度、官场潜规则，提供了感性认识。

对于太平天国期间清朝政局的演变，有的对清廷和湘军集团在筹建长江水师过程中在水师统帅人员的调配任用、饷需和船炮军械的购置管理诸方面所展开的权力争夺作了考察，认为清廷虽在争夺中占居上风，但长江水师采用经制的绿营体制，导致其迅速衰弱，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历程也因此被延误。[※注]有的通过对1860年7月至1861年5月曾国藩于安徽所设祁门大营的考察，揭示晚清省区军事化加强，地方势力坐大，“勇营”正规军化，国家权力下移，内轻外重格局，满汉权势变迁局面的形成。[※注]有的对咸丰朝重臣肃顺作了重新评价，认为面对当时每况愈下的时风、政风，肃顺在咸丰帝支持下，果断敢为，维护了本朝家法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风气。引发重大关注的耆英、柏葰之死，并非出于肃顺的挟私报复，而是清政府高层的共同决定。肃顺是咸丰的忠实臣子，受到咸丰倚重，但肃顺树敌过多，特别是长期与懿贵妃结怨，加之咸丰帝临终安排失当，肃顺最终在皇权政治旋涡中成为牺牲品。[※注]龙盛运的著作对咸丰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清军江南大营作了专题研究，内容涉及江南大营的将帅、兵勇与粮饷、战争与战略，由此揭示江南大营这一经制军主力绿营失败的原因，指出虽然江南大营时期向荣及一些官僚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转变不利形势，但治标不治本，在组织、管理、兵源补额、粮饷筹措与发放等一系列问题上，仍旧把陈规旧套视为不容改变的祖宗成法，思想僵化，生活腐败，最终导致江南大营的两次大败；江南大营的覆灭从反面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借鉴和机会。[※注]

在咸同政局与人物研究领域，学界加强了对湘淮系统治集团之外问题的研究。如有的对咸同之际两宫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进行考证，认为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不准确，指出至迟在同治九年六月，两宫太后召见大臣时即已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除了养心殿的明殿或东暖阁，后来又有养心殿西暖阁、乾清宫西暖阁、西苑勤政殿的东暖阁、颐和园仁寿殿之北楹。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注]顾建娣的专著《吴棠与咸同政局》[※注]对以往不被关注的封疆大吏吴棠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吴棠是咸同“中兴”时期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权力鼎盛时期，以漕运总督节制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掌控着淮安、扬州、徐州诸府，在曾国藩、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而总督两江或巡抚江苏之时，吴棠成为清廷在江苏境内与湘淮集团抗衡的地方势力。吴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关系，体现了清廷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争夺地方权力的复杂关系；吴棠得到朝廷青睐，一定程度上缘于朝廷视吴棠为牵制曾、李势力的一个筹码。崔珉的著作通过对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团练大臣”和“督办团练大臣”的考察，具体揭示咸同之际代表中央的“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事权之争，以及这一事权之争背后隐含的官员与绅士、外省与本省之间的竞争，指出：随着督办团练大臣的陆续撤回，实施十年之久的“团练大臣”策略宣告终结；相应地，团练办理模式亦完成了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这一结局意味着咸丰初年以来利用在籍绅士加速社会动员和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失败，标志着“地方官僚系统”和“督办团练大臣系统”并行的“双轨制”社会控制体制在晚清的昙花一现。[※注]他的另一篇专题论文对咸同之际山东团练的兴办及致乱之由作了考察和分析，指出引发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的原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注]张研的著作则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案例，生动再现和分析了清代知县对乡村的控制。[※注]

在同光政局研究领域，围绕清朝中央朝政，有的通过考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三个阶段奏折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清朝高层政治权力的分配及影响，指出：在垂帘听政阶段，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再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譞因宫廷关系的微妙和敏感，不愿意光绪帝完全亲政，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奕譞这种扭曲成法先例、不按祖制的制度设计，导致后来高层权力和施政的扭曲，最终激化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导致后来的宫廷争权，影响了晚清的政局走向。[※注]有的重新考证这一时期北洋海军军费遭挪用问题，对以往认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防经费，进而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发展的观点加以修正，指出颐和园工程经费约为8145148两，主要出自海军衙门经费和总理衙门经费，分别为7375148两和770000两，而“挪用”的海防专款数额不会超过668265两；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虽无直接关联，但清政府挪用大量海军衙门经费、总理衙门经费修建颐和园而非补贴北洋海防建设，显然不利北洋海军的发展。[※注]有的还对1875—1894年北洋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问题作了考察，指出在这20年里李鸿章因种种原因共挪用海防经费842875两，相对于北洋海防经费4321万余两来说，仅占1.9%，无须过于苛求。[※注]有的通过比对《随手登记档》《清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文献，对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作了探析，认为光绪帝在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这些朱批并非如之前学者推断的那样，是慈禧太后的手迹，而是出自少年光绪皇帝之手。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是光绪帝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这种训练起自光绪八年至光绪十三年光绪帝亲政为止。奏折内容包罗官制、农业、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难度上由浅入深。朱批内容，反映了光绪帝早年的教育实况，也提示着他日后思想的部分源头。[※注]

对于同光时期湘淮系的研究，学界出版了三部相关专著。徐锋华的著作考察了李鸿章1862年率淮军东下成功抵御太平军进攻，作为上海地方官开展的各项除旧迎新活动，揭示李鸿章崛起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关系及其对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注]邱涛的著作研究了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清廷通过“扶淮抑湘”到“湘淮互制”，确立了“湘淮分立”的调控路径，与湘淮集团在行政人事、财政税收、军队控制、司法外交等权力问题上展开激烈争夺。清廷与湘淮集团博弈的结果，导致湘淮集团由同治元年的全盛时期逐步进入光绪二十一年之后的全面衰落状态，并最终呈现地方实力集团从湘淮集团向北洋集团转换的格局。[※注]董丛林与徐建平的合著分三个阶段，考察了清季北洋势力的崛起过程及其差异和特征，以湘系大员刘长佑、曾国藩先后任直隶总督为北洋势力崛起的“前奏”，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北洋势力正式奠基和发展时期，以袁世凯北洋集团为其“新篇”，并探讨了北洋势力崛起对直隶社会变动的影响和作用。[※注]

此外，王维江的著作对同光年间著名政治派系“清流派”的政治主张和功过是非及与清廷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作了综合考察，反对将“清流派”归入朝廷内特定的政治派别，认为清流派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或团体，不是朝廷中党争的工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注]汤仁泽的著作将同光年间经办外交和洋务的“反面”的重要政治人物崇厚放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重新作了考察和评价，指出“崇厚遇上了‘渐图自强’、实现近代化的关键时期，他有效地把握住向西方学习的机遇，做过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事，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其作用也应肯定”。“从崇厚的个案中，可看出中国走向近代化初期的坎坷和艰辛，可认清当时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罪恶及本质，寻求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也能给今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注]

在中日甲午战争与人物研究领域，学界也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如关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问题，尽管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为两亿两，但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消耗的实际军费开支、中国的实际支付、日本的实际接收等，中日学者之间一向存在较大分歧。蒋立文通过对中日两国现存的相关档案文献和主要论著进行分析考释，同时结合战争前后与赔款有关的几种货币兑换关系，并综合考虑战争前后日元的币值变动，以及日元与中国库平银、英镑之间的比价关系，对甲午战争赔款数额进行重新计算，确定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陆续折换成日元，却总计达3.5836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的资金高达2.3336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注]在人物研究方面，尚小明为甲午战败后长期受谤于世人的洪述祖辩诬，认为各种关于洪述祖甲午“丑史”的记述都是不实的。甲午期间的洪述祖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其对时局的认识颇有眼光，其遭遇颇有值得深思之处，不能因其所为多为人所不齿便忽略乃至扭曲他在甲午期间的表现。[※注]又如传统观点认为甲午战争标志洋务运动的终结，张海荣通过对1895年5月互换《马关条约》之后清朝执政集团内部关于改革问题的大讨论及津芦铁路修筑过程的考察，提出相反观点，指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并没有停止，而是再启。[※注]

在戊戌变法与人物研究领域，茅海建、马忠文和贾小叶三位学者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茅海建的《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就康有为所著《我史》从甲午（1894）至戊戌（1898）的5年记录，逐条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新厘清史实，并对康有为作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读者澄清了以往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也为研究者正确地使用《我史》乃至其他戊戌变法史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注]收录作者5篇专题论文，内容依次为“戊戌变法的时间、过程与原委”“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和反映”。《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注]收录作者9篇专题论文，依次为《“公车上书”考证补》《“公车上书”考证再补》《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记忆与记录——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注]包含新做的六个专题研究：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张之洞与杨锐；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前后诸政事。这些专题研究以翔实的史料、精深的考据，展现了康、梁之外一些历史人物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马忠文利用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分别就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之间的关系，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间的关系，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的政治境遇，甲午至庚子时期荣禄与晚清政局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对戊戌维新时期人物研究多有补证。[※注]贾小叶围绕戊戌政变前后“康党”这一概念的复杂流变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康党”指涉的流变与戊戌政局的变动有复杂关联：在变法的视野下，“康党”最初是指康门师徒，时人判分“康党”的标准主要是康门师徒由“公羊”学而来的变法理论（时人称之为“康学”或“康教”）及其结党做派；随着康门师徒影响力的扩大，“康党”的指认对象逐渐向康门师徒的支持者扩张。戊戌政变后，“康党”的判分标准与指认对象再度发生变化。政变之初，政治上的“谋逆”与否，成为清廷判定是否“康党”的主要依据；之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本来被清廷判为“逆党”的“康党”却出现了与“新党”混一之势。另一方面，又对“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关系的离合作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造成“康党”与其他政治势力离合转变的关键在于“康党”有着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变法理论和结党做派，且影响延及己亥政争。[※注]她的研究成果，深化和拓宽了对戊戌前后康梁维新派的研究。此外，陈忠平的论文利用在北美新发现的档案、碑文等资料，对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建人、诞生地、分会总数、会员构成和主要活动等作了有益的订正和补充。[※注]桑兵对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作了考察和分析，指出尽管梁启超不喜欢康梁并称，却不得不一直笼罩在康有为的身影之下。[※注]

在庚子事变与人物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在以往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有的学者利用中、日、英档案史料，对庚子事变中肃王府的战斗作了重新考察，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在这场战斗中荣禄系严格遵照慈禧意旨指挥围攻使馆，并非假攻，而是真打，战斗异常激烈，但这些战斗均服从并服务于慈禧“以战逼和”的政治决策及其变化，因此严重影响到清军进攻的路线和效率。此外，围攻使馆之役具有城市街垒攻坚战的特点，清军不具备这样的近代军事素质，军纪、训练差，对先进武器掌握差，清军自身优势难以发挥，火炮的种类和性能不利于城市街垒战，也造成使馆久攻不下。[※注]有的对庚子年北京城失陷后留守京官群体的政治、外交活动和心态作了具体考察，揭示了这一群体和国人在面临国难时的众生相。[※注]有的利用新发现的中外交往信函，探讨了庚子之役中总理衙门对外交涉情况，说明总理衙门在庚子之后被裁撤的历史必然。[※注]还有学者就义和团运动中亲庆王奕劻和清朝官员李秉衡两位历史人物的表现和评价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奕劻的表现并非以往学术所认为的那样，因主张“剿团”而与慈禧太后关系十分紧张，以至后者欲杀前者，相反，事实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奕劻一直为慈禧出谋策划，对慈禧言听计从，并因此一直受到慈禧的器重，在光绪二十九年荣禄去世后成为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权倾中外的领班军机大臣。[※注]另一派则持反对观点，坚持认为奕劻、载漪处于“同一阵营”，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所谓慈禧在用人态度上亲奕劻而疏荣禄的观点缺乏说服力。[※注]在李秉衡人物评价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在决定对列强宣战后急切召李秉衡进京，缘于守旧势力的荐举；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为，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宜将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为看作爱国之举，加以肯定。[※注]另一派持相反观点，认为李秉衡以“纾君父之难”为要义，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极力主战，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明显拉开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所谓李秉衡“庇拳仇洋”未必是历史事实。[※注]

在庚子事变与人物研究中，学界还对“东南互保”事件作了比较多的探讨。戴海斌就“东南互保”期间清朝中央政府与东南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海中外官绅”和上海制造局在1900年“东南互保”中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以及“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等问题，分别作了重新考察和论述，认为“互保”之创议和实行固然为东南自行其是，但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是，当时中央政府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向地方发号施令。因此，不能将“东南互保”看作中央与地方的割裂。“东南互保”最终没有“议定”所谓的约款，而是以互换照会的形式确立了某种和平性质的原则，从而达成中外保护的谅解。因此，“东南互保”的局面虽然基本维持了下来，但这一格局却并不稳固，不断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冲击。[※注]刘芳对庚子事变期间“东南互保”的范围作了探讨，认为“东南互保”的范围以两江、两湖为中心，包括12个省份。[※注]冯志阳的著作对庚子国变期间东南各省官绅商民及当时朝廷重臣与疆吏领袖，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对滞留北方险境之中的东南各省官绅商民展开的救援行动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具体揭示救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与角力，以及浮现出的“省籍”意识，认为这一救援行动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直接影响了清朝的覆亡，间接造就了北洋时代的社会和政局。[※注]

关于清末最后十年政局，在过去10年里继续受到学界重视。如有的对辛丑回銮之前政务处的新政举措进行了研究，试图重建政务处在设立初期的历史图景，管窥其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注]有的考察了1902年载振出访与1903年商部设立的关系，指出比对《英轺日记》和商部奏折、章程可以发现，唐文治的商部设计一方面源自于他在外务部的施政经历，另一方面也源自于1902年其在外访问的见闻。此次游历和其后的商部设立，是一次全球性知识中国化的最好体现。[※注]有的考察了1904年铁良南下的动因及影响，认为铁良南下是为筹款练兵，但各方的反应折射出满汉矛盾加剧及清廷统治陷入困境与合法性危机。[※注]有的重新考察1907年清朝地方官制改革，指出清朝有意通过改革地方官制，扭转自咸丰朝出现的“外重内轻”倾向，但朝廷与督抚几经博弈，直到清亡，也未能在全国实行。[※注]有的以中央与直省官员在清末“裁撤驿站”改革上不同的态度，展示在清末制度转型中中央政制设计与直省新政施行之间不同步的现象及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注]有的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改革与清朝灭亡的关系，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具有浓厚的“官治”色彩，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注]有的对张之洞的立宪态度作了考辨，认为从张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对立宪始终是持消极保守态度。[※注]有的对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庚子反教至清朝灭亡是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双方受创皆深，促使官教合作，寻求共识，建立起区分矛盾、各负其责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法摆脱条约束缚，但从国家治理角度初步纾解了基督教问题的困局。[※注]有的对醇亲王载沣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作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产物。通过“指婚”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旧案重提，确保了自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继替指明了方向。[※注]有的对1909年1月2日袁世凯遭清廷罢免事件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袁世凯遭罢免，是载沣和隆裕太后双方的共同决定，后来载沣虽倾向于起复袁世凯，但遭到隆裕阻止。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正式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默许，而非列强施加的压力。[※注]有的对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作了详细考辨，揭示袁世凯与清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展开的博弈，认为袁世凯于1912年1月19日刊布《请速定大计折》，目的是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起釜底抽薪的作用。[※注]此外，学界还就清末10年期间满族官僚和亲贵的政治态度和动向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注]总之，在过去10年里，晚清政局与人物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